吏隐文化与宋代文学的中和之美
2022-03-18陈佳慧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陈 佳 慧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77这表明,有宋一朝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之期。此时,中国近世社会的大门逐渐开启,整个国家似乎迈入了现代化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气也随之变动。一切事物,无论巨细,皆呈现出或浅或著的变化。作为中古以来士人社会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隐逸文化,在宋代越发显现出了别样的光彩,其中,吏隐文化更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内涵。它直接承继于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又在儒、释、道三教融汇的时代与思想背景下,在“仕”“隐”之间巧妙地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从徐铉到苏轼,吏隐文化在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并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宋代士人藉此重新审视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存在方式。在“淡泊”“趣远”、“率意”“求真”的审美意识的感召下,文学的创作在无意识之间已经进入了“雅俗互摄”的阶段,并朝着“中和”的境地不断前行。
一、宋代吏隐文化探源
中国的隐逸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时。孔子曾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164孟子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3]215至于庄子,他“放浪形骸”的“心隐”取向则完全是欲求超脱现世的遁隐之念。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隐逸文化总是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兴起而渐渐生成的。……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