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瑶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成就的发展逻辑和成功密码。研究马克思人本质和孔子人性论的相融性，既是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促进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之举，也是回归与解放人、更好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与孔子的人性论都是从人为逻辑起点，通过否定性的批判和实践，逐渐回归到真正的人的状态，以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理论内部的契合之处，为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创造美好社会意义重大。

一、逻辑起点：“现实的人”和“仁”

对人的关注是马克思和孔子人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构建起人的本质理论的大厦，孔子则从人的“仁”为逻辑起点确立起人性论体系。两者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切入点，筑牢了各自体系的根基。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的架构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创设取得的初步胜利。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建构最早起源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受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试图从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出发解读人，完成个体命运的改变和自由意志的觉醒之任务。而后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相继问世，马克思对人本质的建构逐步推进。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马克思人本质理论正式诞生，马克思也从黑格尔编织的唯心主义圈套中挣脱出来，从社会关系和“变革的实践”中透视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或者说表现形式。因此，这里所指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结果，“是对人本质的反对”[2]的物化形式。“现实的人”的明确提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的人”“类本质”到“现实的人”的转换。“‘现实的人’是人寻求解放的冲动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的矛盾统一体”，[3]是打开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一把钥匙。由此，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正式出场。

孔子的人性论是从“仁”为切入点开出的“人性之花”。“仁”是孔子人性论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标识，它意味着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的“仁”世界。在孔子那里，“仁”的世界首先是“自我”人格和“非我”人格的交互确证。对他人的尊重和欣赏就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自我人格的确立不能离开对“我”之外的人格尊严的肯定与认可。只有当主体意识到自己之外还有真正的人的存在的时候，这个主体才能成其为人，主体的地位才能得到确证和承认。孔子的这一“确证和承认理论”在黑格尔“人和人之间的承认形式”那里得到了延伸和发展。阿克塞尔·霍耐特也用“交往主体性”“主体间相互承认”映照了孔子的“承认理论”。其次，孔子主张从人与人关系中确认人的本质，指出只有从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的本质才能得以确认。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是“仁”，与人亲善是人本质的表现形式。这与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主张从“他者”出发建构人本质的拉康有相似之处。最后，“仁”将万物合为一体，仁爱是万物间的基本品格。万物用爱聚集在一起，用仁去处理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价值目标。在孔子那里，怀有仁爱，是成为真正的人的首要一步。

由此可见，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的人性论都以人为逻辑起点，主张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透视人的本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一环。人的本质和现实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两者融合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出场方式：“实践批判”和“伦理批判”

批判是马克思和孔子人学理论的出场方式，也是马克思和孔子人学理论的逻辑中介。通过对政治经济一系列的批判，马克思拨开了笼罩在人的本质理论中的迷雾，找到了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本质的钥匙，开拓了解读人的本质理论的唯物主义新视野。孔子的人性论也是在人道没落的春秋末年的矛盾运动中得以推行的。孔子借伦理批判之名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无情批判，旨在建立合乎人性的友善的社会制度。以批判为中介的积极入世观成为马克思和孔子人学理论的重要标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根据人本质的表现形式对对象进行批判，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的本质理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进行哲学批判的早期著作，主张“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是马克思批判必然性的初步结论。随后，马克思由对人本质的批判转向对宗教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阐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展开了对宗教的彻底批判，指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宗教的本质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1]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展开对劳动异化批判的重要代表作。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实践确定为人的本质，从而得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结论。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人的本质是历史中行动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人的本质不再是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人的自由本性和异化世界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本质的异化形式”，[5]“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成为马克思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决裂的关键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逻辑取代人的逻辑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异化现象的根源所在。“政治经济批判最终成为马克思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的入口。”[3]

孔子的人性论以伦理批判为中介而展开，伦理批判是孔子批判现实世界披着的外衣。孔子处于春秋末年的大动乱、大变革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是孔子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为了恢复周礼，达到社会稳定、人民安康的目标，孔子借用伦理批判之名大行社会批判之道。孔子认为，礼崩乐坏是天下无道。天下无道，庶人必乱。统治者要力倡“仁治”，仁而有礼，为政以德，化育百姓。正如《论语·八佾》中所言，“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同时，“仁”人要内修为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孔子还通过推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伦理纲常，确立“礼治”规范。孔子正是通过对伦理的批判实现对社会批判的目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的摧残人的社会制度，希冀建立理想的社会。

三、内在动力：人本质的复归和人性善的回归

人性的回归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和孔子人性论展开的内在逻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马克思学说展开的内在动力。”[2]而性善论的回归是孔子人性论开花结果的重要体现。两者理论体系的内在动力都在于实现人的真正回归。

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是“抽象的人”、人本质的异化和“现实的人”的展开过程。人的本质和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交织生动演绎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发展的脉络。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把哲学看作人的本质的内在精神，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就是内在精神内化与外化的创造过程。创造(实践)成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核心表达。但人的本质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彰显和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无法逃离必然走向解放，人的本质也以各种形式被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自由有意识的本质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中形成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论证。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四种异化”的存在，人的本质只能回到自然的本真状态。直到唯物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同实践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并对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给以规定，得出“社会关系是对人的本质的反对”的结论。人的本质在现实力量中被异化，也在这种异化中得以发展，这种人的本质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马克思人本质的回归过程。总之，“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到人自身”。[6]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是孔子的鸿鹄之志，也是孔子对世人的期许和要求。孔子的人性论从抽象的“仁”为逻辑起点，延伸出对众人的道德要求和规则遵循。一方面，孔子认为，人性中含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人性的回归中，人要努力克服消极方面而发扬积极方面，使人回归自我、回归到“仁”“善”，“为仁由己”“求仁而得仁”。为此，孔子指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见利思义”“行义以达其道”。好礼、好义、好信，道义比利更重要，甚至可以“杀身以成仁”。[7]另一方面，由人的欲望会延伸出两种态度：喜欢和厌恶。比如富与贵，是人之所喜；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厌恶对自己不利的生存环境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面貌。孔子主张消除消极情绪和怨恨情绪，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念，用正确的符合道义的方式获得财富，正所谓“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因此，“克己”守礼是人性善回归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四、方法原则：辩证法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把人从自然当中分离出来，将哲学转向人之生存的终极研究，生动阐释着人的本质的辩证存在，并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演绎着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实质上，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是以辩证法构建起来的整体结构。马克思从“抽象的人”这一正题出发，通过哲学和政治经济批判揭示了处于异化形式的人这一反题，立足唯物主义建构起“现实的人”存在的根基。也正是通过对现实不合理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不能局限于“是其所是”，更多倾向于“非其所是”。因为马克思强调从人之生存的外在关系中透视人的本质，而非直接性地解读、判断“人之所是”。由此可以看出，从“抽象的人”到“异化的人”再到“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鲜明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这一辩证的方法原则，实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回归，使马克思找到了通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相比马克思的辩证法，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辩证法”这一概念，甚至也没有关于辩证法的相关论述。但孔子的人性论中确实有着辩证法的理性之光，蕴含着朴素辩证法的哲学思维。可以说，辩证批判是孔子人性论建立的方法原则。孔子的人性论正是在批判中向对立面发展、最终实现自我与非我统一的辩证过程。正是在这一辩证法的指导下，孔子向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发起攻击，使自己的人性论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仁人”和“大同世界”的构筑是孔子批判现实社会秩序的最鲜明的体现。但孔子的批判未能产生明显效力，孔子理想的“大同世界”和“人人皆圣人”的理想也化为泡沫。因为，批判只是孔子人性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则。孔子批判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化。另外，孔子人性论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仁”和“仁”的外化形式“礼”，其人性论的地基搭建处于虚无状态，造成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孔子的社会批判毫无力量和成效。但批判贯穿孔子人性理论始终，这也是孔子人性论与马克思人本质理论在方法论方面达成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辩证法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论相融合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人本质理论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通过否定现实中异化的人，最终走向自由发展的人的辩证运动。孔子的人性论也是从“仁”这一起点展开的批判现实、成为“圣人”和建立大同社会的历史过程。正是对辩证法的坚持，成为两者关于人本质和人性相融合的根本点。

五、表现形式：“革命的实践”和“道德实践”

马克思在“革命的实践”中奠定了人本质的唯物主义根基，“革命的实践”成为人本质的表现形式；孔子则从“道德实践”中阐释积极入世的法门，“道德实践”是孔子推行圣人之治的现实途径。实践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和孔子人性论的表现形式。

与“革命的实践”相链接的是人本质的逻辑起点。“革命的实践”主体只能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现实的人”，“现实的人”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这种改变活动的本质就是实践。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表现出的人本质的异化现象是实践必然性的结果，只有“革命的实践”才有力量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质，让无产阶级不再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因而，人要消灭异化，回归人本质，就要通过实际的“革命的实践”来解决人本质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把人从摧残自己生命的生活方式中拯救回来。因为“革命的实践”首先要消灭以往的生产关系，“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9]只有消灭劳动，实践活动才能超越必然性完成从“现实的人”到“自由个性的人”塑造的转变，“革命的实践”才能实现它的真正而唯一的目的——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孔子人性论的逻辑起点“仁”是孔子“道德实践”的基本道德标准。孔子以“道德实践”践行“内圣外王”之道。其一，圣人的前提是个人的内在品质的提升和达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真正的圣人首先注重的是自己内心的修养，只有自己是圣人，才能推己及人，教化他人成为圣人。其二，把圣人品格推己及人，以安天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是以内安外、由己安民的最好体现。其三，用“三纲五常”规定社会道德的内容和形式。“三纲五常”的仁礼标准是约束社会道德“良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和善是人的本性，伦理道德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人的本性即“仁”。只有当人把礼作为修身法则来实践，以礼约束自己的言行，以礼对待和亲善人，才能开创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对马克思和孔子而言，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性的表现形式。只有实践，人才能得以回归。

六、理想目标：“全面发展的人”和“圣人”

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还原人的真实本质，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是孔子坚持内在诉求、坚守本心和仁者爱人、达到“仁人”状态的终极追求。处于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和处于“大同社会”的“仁人”是人类终极价值诉求的不同表达。

“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逻辑起点即“现实的人”的实践结论和终极追求。随着人类精神抽象的合理化发展，共产主义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演绎着人的解放的精神旨归，是人的本质回归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力图通过批判异化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批判，以期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向，处理好自由与解放的关系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人的自由的实现条件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是人自由实现的重要前提。一个获得解放的人才能完全占有自己作为人的全部本质，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一定是获得解放的人，只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人才能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作为逻辑起点的人是尚未展开的、使人的本质全面复归了的人，是人的本质属性全面展开并最终实现了的人。”[10]当人完全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自我的时候，共产主义将照进人类心灵。但这种“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9]这种普遍性体现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

“仁人”是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内涵和价值目标，是孔子推行“内圣外王”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人性论的逻辑终点。圣人是孔子心中的最高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圣人、“仁人”才能成就自己，获得理想人格。现实中的人要经历一个从成为君子到成为圣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孔子的人性论从抽象的“仁”为出发点，找到了通往人性到理想人格的现实道路，最终达到“仁人”、圣人的目标。而圣人状态的人是集现实的人和理想的人的统一体，它既是孔子理想的人格形象的外化，又是具体的现实中的个体，体现着“仁”与“仁人”的辩证统一和从实践理性到道德律令主体的转化。这种圣人世界是人性自我实现的形式，代表着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顾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这是圣人世界的鲜明特征。孔子力图建立的大同社会是立足伦理等级秩序的之上的社会，社会秩序的正名是孔子勾勒理想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伦理道德的核心是秩序而不是等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此，孔子的大同世界是脱离现实世界的理想化设想，最终将如夏日泡沫一般魂飞烟灭。

但这种思想映射出的人性力量与马克思的人性魅力相契合，前者体现出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精神，后者鲜明彰显马克思“愿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的坚定信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世无马克思，油尽灯枯全殆尽”。两人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依据。

七、现实启示

文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新时代，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2]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继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首先，马克思的人本质与孔子人性论相结合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无论是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还是孔子的人性论，都折射出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美好。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十八大上并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高度凝练了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形态，是对马克思人本质理论和传统文化中孔子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土壤，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把研究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论的融合之处作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结合的突破口，是当前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其次，马克思的人本质与孔子人性论相结合将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开创出一个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历史篇章，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内容。一方面，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民几千年来的文化信仰。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道德层面上转变为民众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才能不断被推进。只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转化，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加快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就要找到两者相融合的核心点，促进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的深度融合，进而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基础，进一步促进其结合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最后，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论相结合将指导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继续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镶嵌在世界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精神宝石。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也要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是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势将在世界历史中成为全球话语。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成为中国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指导。总书记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人类将往何处走的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发展；它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继续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可行方案。

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论的相融性判断，既为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创造了前提和可能性，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完成的重要突破口，也成为继续开辟中国文化新形态的重要抓手。因此，从逻辑起点、出场方式、内在动力、方法原则、表现形式、理想目标方面揭示马克思人本质理论与孔子人性论的可融性本质，成为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推动力，也开拓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