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初，刘一川

(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历了数轮变迁，但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全球传播格局也一直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打破现有传播格局，建构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表达了强烈的诉求。然而直至今天，全球传播中“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信息传播逆差依然明显存在[1]。

一、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全球传播格局

全球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不可分，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生产力飞速发展，殖民势力不断拓展，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由西方列强决定。出于对信息的渴求，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借助电报、电话等彼时先进的传播手段逐步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全球扩张，服从于整体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传播格局正式确立。

1870年，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以及美国联合通讯社签订了“三社四边协定”，该协定根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划分不同国家通讯社的采访范围，正是全球传播格局形成初期的典型写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各方力量均意识到国际传播在战争中的价值，在军事行动之外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战。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成为时代主题，两大阵营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渗透，此时的全球传播格局服从于冷战两极对峙的全球整体格局。1953年，美国新闻署正式成立，负责领导包括广播、图书展览、新闻和电影等领域在内的美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2]。与之相对应，苏联的国际传播工作长期处于守势，以消解美国的文化攻势为主要任务[3]。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着全球传播格局。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再次强化，以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与民族偏见主导着全球传播格局。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观察全球传播格局，不难发现，受国际格局这一大环境影响，全球传播格局始终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列强为中心的传播格局。

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经济保障。正如依附理论所揭示的，世界经济是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的体系，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4]。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由核心国家主导，边陲国家被动依附的局面。以此为基础，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在与落后国家的不平等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话语系统”[5]。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全球传播格局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进行全球统治的工具与手段，以文化帝国主义及由此衍生的媒介帝国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媒介传播意识形态、思维体系、行为准则、社会制度、身份人权等手段来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和意识形态，以达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达国家获得利益的目的”[6]。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帝国主义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在媒介帝国主义体系中，“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单独或总体地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例的相对影响力”[7]。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经济层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传播层面体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的依赖。美国大众文化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背后，是美国价值信仰的传递与外部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合法性认同的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难以在全球传播格局中转化为话语权方面的实力。

二、国际社会对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探索与追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反殖民运动令大量殖民地脱离宗主国获得独立，为建设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创设了基本的政治条件，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渴望与其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话语权。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传播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满意世界新闻传播领域内存在的极端不合理现象，要求世界的新闻传播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变革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全球传播格局的有益尝试。

1976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世界交流问题讨论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际新闻新秩序”的口号，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关于全球传播格局问题的觉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探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提供了相对较为开放的空间。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哥斯达黎加首次举行关于传播政策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圣约瑟宣言》强调了国际传播在国家复兴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多次会议，针对全球与区域的传播问题展开讨论。1979年，由爱尔兰外交家肖恩·麦克布莱德任主席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完成了题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的研究报告(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成为追求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里程碑。1980年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肯定了该报告，指明了今后需要采取的行动，并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明确概念和基本思想。

“麦克布莱德报告”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对全球传播格局在基础设施、传播主体、体制机制、媒介内容、从业人员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分析。报告将“更多的正义、更多的公平、更多的互惠，交流流通中要减少依赖、减少自上而下的传播信息、增加自力更生和文化特性、为全人类谋更多的福利”[8]21作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根本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报告认为，应当基于有关方面的广泛磋商，制定“同整个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目标相联系的全面的国家交流政策”[8]350。具体而言，“麦克布莱德报告”从加强独立和自力更生、社会后果和新的任务、职业的正直性和准则、交流民主化和促进国际合作五个方面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提出了共计82条较为全面的建议对策。

应当指出的是，“麦克布莱德报告”描绘了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信息传播的宏伟蓝图，为构建全球传播新格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然而，追求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努力最终并没有改变既有的全球传播格局，新秩序触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引发了美国等国家的强烈不满。1984年，美国以“过度政治化”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英国也宣布退出该组织。作为主要经费来源国的英美两国退出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得不作出让步，使其有条件重返该组织[9]。“麦克布莱德报告”中对国际传播强权的限制成为空谈，新秩序的建立依然遥遥无期。同时，“麦克布莱德报告”在实践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责任评估机制，使关于新秩序的设想难以真正落地执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全球传播生态带来深刻变革。然而，具有技术、资本、渠道等层面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信息鸿沟”非但没能缩小，反而以“数字鸿沟”的新形式加剧了互联网时代国际传播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追求愈发艰难。

有学者认为，侧重于政治而非媒介与传播，侧重于辩论本身而非改变媒介现实，未能孕育出经受住政治斗争洗礼的新概念，未能将辩论引向对深层次帝国主义范式的批判，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这场运动留给后人的教训[10]。在互联网环境中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既要将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中对旧秩序的挑战与对新路径的探索作为精神养料，也需要避免仅仅依靠国际政治斗争的势力格局来决定新的传播秩序[11]。由此观之，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应当从人类传播活动本身出发，以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作为指导，在国际格局与传播环境急剧变革的时代探索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的可能性。

三、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全球传播新格局观念体系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说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2]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3]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闪耀着中华文化智慧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全球传播新格局的观念体系提供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基础，使新形势下建构全球传播新格局成为可能。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深层价值基础，二者呈现出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机制和过程，后者是根本目的，二者的结合决定着数字时代新全球化的方向[14]。对于全球传播新格局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且极具包容性，具有成为新的“思想旗帜”的潜力，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潜力，全人类应当将新媒体的链接功能与人类根本价值相结合，真正建立全球福祉[3]。因此，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全球传播新格局观念体系的底层价值，能够理顺各类传播主体及其背后政治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国际事务提供开放的对话空间，使全球传播新格局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有效途径。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内涵深厚，包含人类文明交流的各个方面。同时，对于国际格局这一全球传播格局产生的大环境而言，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处理国际冲突的新思维。因此，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基础构建的全球传播新格局观念体系必然具有多层级、多主体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交往价值、生态价值、责任价值三方面。

就交往价值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类之间展开的信息交往行为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基本的社会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障碍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必须打破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隔阂。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国际传播格局缺乏包容性，其实质是为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目的铺平文化道路。同时，西方媒体以“有色眼镜”看待发展中国家，更使本就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进一步向西方倾斜。因此，在全球传播新格局的观念体系中，交往价值的体现应当以开放包容为核心，实现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明互鉴。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平台，跨国媒体应充分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客观、中立地报道新闻事实，使全球性媒介真正成为全球传播格局中可信赖的信息源。

在生态价值意义上，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全球传播格局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较大。对于传播生态而言，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无法激发依附理论中“边缘国家”的传播潜力，最终导致全球传播生态丧失活力，人类文明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3]。同时，社交媒体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声渠道，此前被传统媒体遮蔽的声音存在着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的可能。因此，全球传播新格局的生态价值应当以平等多元为核心，参与全球传播的各类主体应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尊重文化差异，接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实现人类文明百花齐放的理想局面。

就责任价值言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指导思想的全球传播新格局观念体系在实践过程中，不但需要交往层面的包容开放与生态层面的平等多元，还需要构建责任共同体，通过共享共治的方式保障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推进落实。应当借鉴治理理论关于全球问题多元共治的讨论，在宏观层面通过创设全球传播新格局治理体系，使全球传播格局的发展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保持动态平衡。在主体层面，应当将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公民组织等在全球传播旧有格局中话语权分量较小的主体与发达国家、跨国传媒巨头等一视同仁，共同作为解决全球传播问题的有生力量，明确分配不同主体的责任与权力，最终实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

通过对全球传播格局主导观念演进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全球传播旧有格局的观念体系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霸权为支撑，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形式，借助大众文化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不顾甚至伤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追求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努力虽然在观念体系方面为全球传播格局构建了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美好蓝图，但在实践过程中始终难以打破既有格局。面对新的时代条件，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提出，为全球传播格局的更新提供了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基础。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交往价值、以平等多元为核心的生态价值、以共享共治为核心的责任价值，使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