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胜川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在一次相声节目中，德云社创始人郭德纲对一位相声演员的“先锋相声”进行点评，认为当前相声发展的不景气并非它“不现代”和“不先锋”，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的随意丢弃。确实如此，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文化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新启蒙”，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议沿袭的是近代以降普遍意义上“古今中西”之辩的具体化。就中国武术而言，将现代化奉为圭臬的中国人急于将传统武术改良为以竞技武术为代表的“现代武术”，并直接影响了以武术为主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构建与专业方向的设置，从而培养了一大批“现代武术”的专业人才。当创新、现代、时尚改造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关键词后，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坚持了多少，而不是创新了多少？当然，反思并非最终的目的，在实践中反思并继续诉诸实践才能实现解决关于传统的坚守和创新的构思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对此，王晓晨教授在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研究并没有停止，他的新书《壮族武术研究》较好地反思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究。

一、地域武术研究“热”透视

21世纪以来，在以上海体育学院郭志禹教授为首的地域武术文化系统梳理中，他和他的博士生相继完成了《中州武术文化研究》（韩雪，2005）、《巴蜀武术文化探骊》（陈振勇，2006）、《齐鲁武术文化研究》（郭守靖，2007）、《吴越武术文化研究》（丁丽萍，2007）、《燕赵武术文化研究》（申国卿，2008）、《陇右武术文化研究》（张胜利，2008）、《荆楚武术文化研究》（王家忠，2009）、《关东武术文化研究》（徐烈，2010）、《岭南武术文化研究》（李吉远，2010）、《秦晋武术文化研究》（杜舒书，2011）、《滇黔武术文化研究》（郭振华，2012）、《闽台武术文化研究》（张银行，2012）、《漠南武术文化研究》（田海军，2013）等一系列成果；与此同步，200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组织相关学者、专家编写了第一批《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的书籍包括《古越武术》《荆楚武术》《八闽武术》《燕赵武术》《三秦武术》《燕京武术》《巴蜀武术》《齐鲁武术》《三晋武术》《中州武术》。相较而言，前者突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成因，后者重点描述地方武术面貌与概况。

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民族传统体育学冠以“民族”“传统”，但却是以汉族武术研究为主干，对其他民族的体育类型研究较为稀少。以上地域武术研究成果在廓清我国不同地区武术文化特色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专门的少数民族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其他相关性少数民族武术研究多散见于不同的成果中间，并未系统呈现；部分少数民族武术书籍则专注于对武术拳械动作的辑录与整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但是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独特性，即其人—地关系的原始文化是什么等深刻内容鲜有学者深入其中探究。马明达教授认为：“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对创造和发展中国武术做出了贡献。……我们研究武术史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以足够的篇幅加以论述，否则我们的武术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武术史，而仅仅是汉族武术。”①马明达：《说剑丛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武术以西方文明作为参照体系讲述的是“中国武术如何在国际上的安身立命问题”，在持续的追问与碰撞当中，这一困惑武术学界的难题也终将以中西方如何共处以及“今日中国武术如何自立于世”得到解决。从这一视角来看，王晓晨教授的新作《壮族武术研究》为中国武术的分支支撑做出了“完整武术史”的贡献。

二、人类学视角的深入

《壮族武术研究》的第二点可取之处在于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应用。21世纪末，以胡小明、谭华为代表的体育人类学学者开创了少数民族体育的田野调查方式，其学术成果大放异彩，广西南丹白裤瑶“油锅”、纳西族丧葬舞蹈、傣族村寨“马鹿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汉水端公舞与丽江东巴跳、藏羌铠甲舞的战争丧葬祭祀仪式、南部侗族“抬官人”等民族传统体育形式进入学界视野。尽管武术学界部分学者以敏锐的学术嗅觉进行了人类学的探索，并取得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武术人类学研究仅限于某一拳种的理论以及生存发展层面，对少数民族武术较少深入涉及。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视角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并非陷入对奇风异俗猎奇的俗套中。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者往往以“新”为美，以稀有为美，以古老为美，陷入文化猎奇的俗套。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生活化、信仰化的产物，它是日用而不知的。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界，尤其是武术学界早期对少数民族武术的研究多集中在代表性人物的传奇轶事、典型性武术套路的图解以及功法介绍，包括由此对现代生活的价值体现。事实上，这种少数民族武术记录方式的学术性极其有限，它并没有回答少数民族武术与地方的人—地关系问题，无法体现少数民族武术对民族文化的记忆价值，也难以观古鉴今。从人类学视角关注简单的、平淡的、传统的甚至是看似落后和原始的我国不同民族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层次，透视其受到的约束和享受的自由，体会那种“道可道，非常道”的陌生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接受一个遥远的地方和时代的“他者”拷问，进而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移情”②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1页。，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今天所带给现代人难得的“人间清醒”。

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从来都不是僵死固化的，人们不仅要活在当下还要面向未来，所以，这一历史诉求需要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找到一个链接点，尽管这种链接点在历史文化层面有很多，但是作为显性的民族武术无疑最有代表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知识在民族武术上得到全方位的体现，所以，对少数民族武术的认识远不是套路与功法那么简单，对少数民族武术研究的深入也不只是简单罗列几个非遗拳种代表性传承人和几个典型传统武术套路图片，这也是晓晨教授在《壮族武术研究》中所极力避免的。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向来关注传统，其独特之处在于对‘他者’的关注和探求，并联系着反求诸己的诉求，这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相吻合”③谭广鑫、任占兵：《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年第11期，第133—139页。。体育学界甚至是武术学界关注人类学视角并积极深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吉灿忠教授④吉灿忠、邱丕相：《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3期，第119—122页。、黄聪教授⑤黄聪、邱丕相：《历史人类学视角中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73—76页。都提出了人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结缘问题，戴国斌教授甚至提出了武术人类学的概念与议题①戴国斌：《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第133—138、160页。。人类学视角、方法、理论对民族传统体育乃至于武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反映了学界不满足于对“武术”套路、功法的研究，而是扩展到武术对“人”的研究。归根到底，武术是关于群体运动行为的研究，即特定的族群选定并且发展了这一特定的武术形式；反过来，这一特定的武术形式反映和支持了特定群体的发展。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二者互动过程中的影响是什么，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探索特定武术对特定族群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等等，议题的深入离不开人类学的视角、方法与理论的借鉴。

难能可贵的是，晓晨教授在《壮族武术研究》中还回答了人—地关系的重要问题。

笔者就读研究生期间，有幸现场听到已故武术界泰斗蔡龙云先生对武术的人—地关系思考，蔡先生在一场博士生答辩现场发问：“南方拳术如此刚烈，而南方语言和艺术形式多温婉动听，如果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为何南方武术和其他的艺术形式风格截然相反？”同样的一方水土孕育出不同文化风格，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又真实存在，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也不得其解。多年以后，笔者在读关于葛剑雄先生的历史地理学书籍后，逐渐意识到一方水土孕育不同文化形式的可能合理性。

“人—文化系统—地理环境”构成了地方—文化体系，但是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人，并不总是受地方地理环境的限制，相反，地方人能够主动的改变环境，但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适应环境，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然而，在巨大的地理自然灾害过程中，人力又是渺小的，人类文化的灭绝事件时有发生，活着的地方人总会通过自己的选择产生特定的文化，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经过人的选择，才能在特定环境下制造最佳文化”②赵荣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换言之，自然环境仅仅是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提供了人类某种行为的可能性。③侯胜川、吴丽晶：《当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现状的问题及展望》，《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5 期，第42—46、52页。沿袭这一思路，《壮族武术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广西武术与壮族人民的紧密联系，形成特定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地方百姓的一种文化形式，壮族武术终究是服务于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传承至今。

文化决定技术，技术反映文化。晓晨教授在他的《壮族武术研究》描述了壮族狼兵、昂拳、瓦氏双刀等壮族武术的专有术语以及壮族武术所采用的表演仪式，这些都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的文化选择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地域文化的人地关系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人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生产出不同的文化形式，既可以是温柔可人的吴越侬语，也可以是势短节烈的南派武术。晓晨教授显然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部分西方人类学家将原始、落后、蒙昧、野蛮作为“他者”所表现出强烈的文明阶级倾向，《壮族武术研究》始终带着温情与敬意表达对传统壮拳的怀古幽思之情。

另一方面来看，对壮族武术的研究并非只是要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人类学研究终归是对人的研究。人类学家通过时间和地域两种方法作为“他者”；前者通过知识考古进行逆向回溯，从先人的足迹中找寻先人“为何”，进而反观自我，确立自己当前的“何为”；因此，以“古”作为“他者”的研究旨在形成人类学追求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不仅使我们能在古人那边看到自己，也能使我们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看到他人，从而使我们更加珍惜传统，并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

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少不了田野，尽管多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都尝试或者认为进行了田野，但是“田野”并非是走出书斋那么简单。部分人类学者往往惊喜于在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片石碑、一项不为人知的舞蹈而欣喜若狂，并将之作为田野的最大收获，进行大量知识考古，殊不知，田野的对象并非是“物”而是有感情的人。钱穆先生认为学者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不是行尸走肉，“走进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对活泼的人生无用”①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6—57页。；所以，对人的研究需要俯下身来，深入其中。我国早期的人类学家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林耀华在《金翼》中深入自己的家乡进行本土文化研究，实现了本土的“自我他者”转换，创造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典范。同样，晓晨教授带领自己的团队多次深入壮族武术的田野现场，对民间武术传承人进行了深入访谈，由此，壮族的拳舞、礼敬战神、敬酒、土司检阅等文化象征符号一一呈现出来，它们像是一幅文化互联的壮观画面，在晓晨教授的笔下熠熠生辉。

近年来，戴国斌教授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对人类学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议题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社会变迁、武术的“成人”与“为人”中理解武术，他认为唯有深入田野才能“起步于可见的观察而终于不可见的发现”、概括为“借助有形而对无形的说明”，从而超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普遍的“体育起源说”②戴国斌：《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第133—138页。。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理应在田野中实现案例和问题源于本土而其解释力应具全球性的典范，从而在学科层面改变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解释力不足问题。

三、民间武术传承人口述史

人类学向来关注民间和传统，除了田野调查，在深入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中，人类学家获取了大量的传统与民间的真实资料，但是，随着口述史在国内的兴起，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解释人类学的路径上，口述历史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③张亚辉：《历史与神圣性：历史人类学散论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2页。。口述历史的优点在于还原当地文化，王铭铭认为：“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我们不能光看东西，光考察事件，而缺乏了解当地人的解释。”④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4—25页。所以，“人类学不免就是口述史”。21世纪初人类学开始进入体育学界的视野，部分学者对滇黔地区的体育人类学调查中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少有学者称在成果中运用了口述史学法”⑤侯胜川、赵子建：《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与展望》，《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7—94页。。

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尤其是武术研究中，口述史法的运用和探索是近10年间的事情。2011年开始，戴国斌教授率先带领自己的研究生进行口述史的探索，来自成都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高校的一批学者相继带领自己的研究生进行了口述史学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运用，笔者也曾用口述史法考察民间武术传承人及其所在门户的生活、生存历程⑥侯胜川：《一个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实践考察：一项口述史研究》，《体育与科学》2017年第4 期，第71—77、85页。，使我们得以窥见民族传统体育当中“历史中的人和人中的历史”的二重奏。

尽管部分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口述史法的底层视角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优势给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晓晨教授在《壮族武术研究》中并没有局限于人类学方法的条条框框，在对壮族武术典型个案的研究中，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明代田州府狼兵武技——昂拳传承人进行了历史分析。部分学者曾单纯认为口述就是访谈，或者加上所谓的深度访谈，实际上，口述史与访谈的区别在于史学的学术加工。任何一个概念形成理论并应用于社会实践，都是历史性的呈现，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即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概念最后成为被大家所接受的概念，它是历史演变和相互博弈的结果。通过口述史的知识考古，能更为清晰真实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它能使我们明白“历史并不仅仅是概念上所定义的那种形式”。晓晨教授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对昂拳传承人唐曲先生的口述资料整理中，并未按照访谈所获得资料直接复制粘贴，而是将传承人的生命史与昂拳的发展史融合在一起，将个体生命和壮族武术生命合二为一，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令人读来如身临其境，极具画面感。当然，晓晨教授并不满足于第一手资料的证据，他和他的团队不辞辛苦对古战场事物进行考察，同时访谈了不同层面的群众进行论证，并对昂拳这一壮族武术的代表性拳种进行了概念史的梳理，认为“昂拳并非个人所创，而是千百年来壮族先民在频繁的战争中，用血与火不断淬炼形成的武术技艺”①王晓晨：《壮族武术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学术研究贵在真实，然而，在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个人感情。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当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太极拳源流之争，本是科学的史学考证问题，往往到最后变成神话、道听途说的意气之争。所以晓晨教授在深入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口述史学法，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发展观分析，将拳种归结为集体创造而非武术界惯常的“一人独创”实属难得。

最后，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层面来看，每个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都是该民族文化技艺的表达，这些文化技艺形成了特定的民族信仰并延续至今，对这一问题的持续研究才能形成特定的学术体系，并能够支持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反之，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体系在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规定了学术体系的走向，尤其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背景下，历史研究的追根溯源观照的是现实生活的人以及未来的可能生活，在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及体育的人民性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重新评估被此前否定和不受待见的历史传统，认清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延续性是民族传统体育学术体系构建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