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功群

(南京晓庄学院 陶行知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7)

陶行知，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影响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关键人物。纵观陶行知的一生，他以伟大的精神品质和人格特质，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老百姓烧心香，致力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是“大先生”的典范与代表。周洪宇教授、刘大伟副教授撰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4卷本)，最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皇皇180余万字，既是著者多年来的陶研坚守，又是陶研的一部扛鼎之作。该著从1891年至1946年，逐年逐事追溯陶行知辉煌而灿烂的一生，史料翔实、考据充分、论述缜密，对陶行知的一生作了全面系统的探究，拓展了陶行知研究的视野，为陶行知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丰富了陶行知研究和教育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集全面性与客观性于一体、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身、兼具考据性与创新性的人物年谱佳作。

一

《陶行知年谱长编》是陶行知研究的又一力作，是著者多年来的学术积累、研究担当和学术使命，亦是著者在多年陶行知研究过程中的不懈追求与不渝之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陶行知研究出版面世了一大批奠基性、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视角多元、方法多样、维度各异，彰显了陶研的活力。但是，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相比，关于陶行知的年谱研究则相对较少，全面、客观、系统的年谱研究则更为鲜见，可以说，这是陶行知研究的缺憾。就此来说，《陶行知年谱长编》是对陶行知研究的继承、深化与拓展，或者说，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一种敬仰、一种使命。诚如周洪宇教授所言：“花这么久的时间为陶行知先生编撰年谱长编，既是对这位教育家前辈的敬仰与纪念，也是尽一份学者的职责，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他的思想、事业和精神得到永久的传承与光大。”作为陶行知研究的重镇，华中师范大学的学派团队在多年的学术传承与研究承继中，不断深化、创新陶研，传承着师陶学陶、研陶弘陶的学脉。自20世纪80年代《陶行知全集》的编纂至当今的《陶行知年谱长编》，自章开沅、董宝良等老一辈专家学者至现代的中青年学者，无一不体现出陶研的学术传承与谱系所在。该书撰著者周洪宇教授、刘大伟副教授，作为师承关系，长期致力于陶行知研究，成果丰硕，是国内屈指可数的陶研专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行知年谱长编》的撰写，是对老一辈陶研学者治学方向与精神的延续，亦是著者多年来陶研的学术积累与不断拓新，深刻体现了著者在陶研道路上的坚守与创新。

综观该著，著者以时间顺序为经，以重要事件或活动为纬，全面、立体地呈现了陶行知的人生轨迹与实践活动，刻画出了“大先生”的成长轨迹及其精神特质，为当今新时代“大先生”的培养提供了鲜活案例与学习榜样。同时，该著无论是体例之缜密、史料之丰富、视角之独特，还是考证之全面、论据之充分，为当今陶行知研究和教育史学研究提供了样板与示范，也为陶行知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二

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年谱，一人之史也。”人物年谱是一种编年体传记，是对记载人物生平事迹和具体活动的详细记载，彰显出人物一生的发展轨迹、成长历程及其功业成就。《陶行知年谱长编》清晰地呈现了陶行知先生的成长、学习、工作经历，以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教育实践的具体活动和为民族解放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突出贡献，展示了陶行知的光辉人生。品味全书，著者将全面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稳健的研究功底相结合，为读者呈现了一套造诣颇高的著作。

首先，研究内容丰富，呈现陶行知生平全貌。该著以年月日的时间维度，全面记叙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该著立足“整体史观”，在撰著过程中将“大而全”与“小而精”相结合，详略有度、旁征博引，研究视角贯通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将其生活、学习、工作、研究等融合为一，并对其重要的思想学说进行了详细介绍，为读者呈现了全貌式、立体化的陶行知形象。与此同时，著者以陶行知的著作、诗歌、书信为载体，“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形成了“著作知其思想、书信观其为人、诗歌见其情怀”的编撰特色。

其次，研究资料翔实，助益陶行知研究实践。该著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发掘了诸多与陶行知有关的新的史料，如近现代著名人物的全集、传记、日记、年谱、书信、档案等，尤其是对《吴树琴日记》、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外资料的搜集，展示了陶行知的爱情生活以及海外求学生活的情状，弥补了陶行知研究的史料缺憾。这些新史料的发掘利用和具体呈现，为“后学”们持续开展陶行知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使该著别具特色，可以说，该著逐步构建了陶行知的全宗档案，为后世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考证细密客观，拓展陶行知研究视野。编写年谱需要丰富的史料，但是史料有真有伪，观点尚有争论，需要撰著者以严谨之态度和科学之方法，进行全面的考证。该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编写和叙述中有效地做到了言必有据，考证扎实可信。对于研究过程中存在争议的观点与论点，著者不仅通过充分论述表明了自身观点，同时对于“存异者”一一列出，既表明了著者的态度与观点，又将争议之论点进行具体展现，使读者清晰地感知陶行知研究尚有诸多空间可以拓展，为陶研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与此同时，著者对于史料进行了详细考证，厘清了诸多史料中对于人物、时间的记载，例如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时间，著者通过对《蔡元培年谱长编》《丁文江年谱长编》《申报》的考证，最终确立了成立时间为1925年4月25日，厘清了《蔡元培年谱长编》中错误的时间记载。这些细而微的考证，在该著中随处可见，不仅充分体现了著者的“求真”精神和严谨的治学风范，同时为拓展陶行知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

“面壁十年图破壁”，该著在发掘新史料、吸收新成果以及考证论据等方面下了“苦功夫”，将陶行知年谱编写摆放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量，并跳出了“就年谱而年谱”的窠臼，将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合而为一，具有绝佳的学术性。一方面，该年谱是在著者对陶行知研究的长期实践和丰硕成果基础上编撰的，以学术研究带动年谱的资料搜集与考证，以资料的搜集与考证助益学术创新，可以说，这既是对陶行知研究的持续创新与自然延伸，亦是著者对构建“陶行知学”的逐步努力。另一方面，年谱的编写并非是人物生平的简单罗列，而是要能够高屋建瓴地用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来驾驭纷繁的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深刻解读、加强体认，方能编写出一套学术性高、信服度高的年谱。而这些，在该年谱中均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陶行知的人生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大先生”的造就培养过程。因此可以说，该著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治、教育功能，不仅有利于推进陶行知研究的纵深化发展，也为当今培养造就“大先生”提供了现实借鉴。在大力加强陶行知研究的今天，需要呼唤更多的像《陶行知年谱长编》这样的学术精品，援古益今，启发时人，嘉慧后学，助力于陶行知研究和当今的教育改革，将行知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