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翠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1000 多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生在辽宁，因此辽宁也有“新中国工业摇篮”“共和国长子”的美誉。东北是共和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东北文学中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有着天然的土壤、舆论环境和文化感召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辽宁工业题材文学是其中的重镇、高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作家们在创作工业题材小说时，基本遵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方法，和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由于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辽宁人格基因中携带一种长子必须承担国家意志的观念，因此“长子”也往往表现出有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小说无疑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的人物形象带着时代的表情与印记。纵观辽宁工业题材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长子形象鲜明突出，不同时代风姿不同，但风骨挺立，整体呈现出开拓、奉献、担当、默默付出的特点。辽宁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凝结为一种情怀，这就是信念坚定、勇挑重担的忠诚担当精神，敢为人先、勤劳务实的创新实干精神，不甘落后、拼搏进取的奋斗自强精神。这种情怀就是长子情怀，这种精神就是辽宁精神，在辽宁作家笔下这种情怀和精神化作时代形象，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画廊中的珍贵记忆。

一、勇于自我牺牲的工人英雄形象

20 世纪50 年代，东北作家群主将之一白朗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塑造了一个既普普通通又非同寻常的出身苦难、没有多少文化却有着高尚品德的青年工人邵玉梅的英雄形象。邵玉梅从小便受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少女时期母亲的重男轻女、成年后嫂子的百般刁难、地主的狠、日本人的凶、亡国奴的苦……邵玉梅从旧社会的重重压迫里走来，她有中国妇女隐忍、坚韧的品性。她是一个底层的沉默的受难者，当这样一个被歧视、被侮辱的女人走在新世界的阳光下，她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工友的温暖、党组织的关爱、爱情的悸动，找到了归属感、尊严感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感。“自从走进这个革命的大家庭，就象没有家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她的心情真是无比的愉快，尤其是入党以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有说有笑，再不像以前那样沉默不语了。”这激发了她工作中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穷的干劲儿，为了保护工友、保护国家财产三次受伤，勇于牺牲，无怨无悔。这无疑是新社会、新文明、新思想下的新形象——共和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

草明的中篇《原动力》中老孙头是发电厂的老工人，他勇敢正直、淳朴无私、爱厂如家、埋头苦干、聪明机智，又勇于自我牺牲。草明塑造的是一个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老工人典型。白朗中篇《为了幸福的明天》中邵玉梅谦逊的态度、坚定的信念、好学的劲头、不怕牺牲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这两个人都是在党的指引下不断进步，成长为先进的工人阶级代表。

作家深耕生活，找到最能展示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切口，生动再现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历史，叙述了在恢复工业生产和建设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心理及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作品共同锻造出工业文明大潮中工人阶级品格的基石——自我牺牲精神，那是投身火热建设而非战争背景下的牺牲，从而确立了工业文学中不可替代的优秀基因，并因此领跑工业文学的走向。

二、勇于走出“阵痛”的平凡劳动者形象

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浪潮中，辽宁作家高举着工业题材的旗帜，塑造了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形象，多次闪现其中：孙春平的《分局长的早晨》（1981 年）、《补票》（1981年）、《停车一分钟》（1982 年），邓刚的《八级工匠》（1982 年）、《刘关张》（1982 年）、《阵痛》（1983 年）、《在荒野上》（1983 年）、《沉重的签字》（1985 年）、《小厂琐事》（1983 年）、系列小说《全是真事》（1986年），陈屿的《坐着的和站着的》（1985 年）等，都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品。

邓刚的《阵痛》从一个十分独特而新颖的角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工业战线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及在克服新的矛盾时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的真实图画。主人公是青年工人郭大柱，多年来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他被培养成一个虽然拥有五级铆工职称、实际上对专业知识却一窍不通的“万金油式”的“干部”。他长期“以工代干”，才华毕露，备受称赞，但在整顿改革中，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对于工业现代化建设起不了实际作用的多余的人和落伍的人。他从办公室回到了车间，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虽然令人同情、却不为人所欢迎的无所作为的人。这使他感到痛苦，这既不是他的过错，也并不是他始料所及的。但是，他毕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不甘于自己所陷进的狼狈境地。他终于找到了前进的道路，认清了他所面临的时代潮流，并且进一步悟察到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充满技术性的劳动的美感。只有从实际工作、从头做起才能改变自己的困境，同集体一道前进。他勇敢地迈出了新的一步，立即就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帮助。他终于赶上了队伍，终于战胜了那种新的精神状态诞生之前的不可避免的“阵痛”。

在这时期，邓刚无疑是辽宁工业文学创作的代表。《阵痛》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新的突如其来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勇于走出阵痛的平凡劳动者形象。主人公经历了一个痛苦而又深刻的灵魂蜕变过程，终于惊心动魄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醒悟过来，选择了一条自己应走的新路。

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最终适应了改革，有“改革文学”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将这种“阵痛”之“痛”深深地传递给了读者，为后来国企工人真正面临的坎坷，提前做了心理建设。

更为难得的是，在积极呼喊和造势“改革文学”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如达理那样的作家，开始以普通人的视角写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无声的雨丝》（1983 年）。主人公柳茵是一名水暖工，干着又脏又累、单调乏味的清理工作，这被一些人看不起，也包括她的丈夫和婆婆。当她的丈夫与婆婆以她从事的工作为耻时,她的内心不平静了,她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伤害了。但她能从痛苦中走出来，用自己的汗水维护自己劳动的荣誉,用自己的劳动争得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她在劳动中勇敢站立起来，成了“三八”红旗手，成了先进工作者，她的荣誉使得她在婆母、自己的丈夫面前高大起来。柳茵是平凡的劳动者，她柔弱而坚强，谦逊又自尊，还兼具改革初期开放的气质。

正是艰难的体力劳动，支撑着我们目前的世界,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劳动者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舒适和美。水暖工的那种平凡的劳动成了达理手中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女主人公柳茵的心灵的美丽与善良,还有她勇于走出阵痛的自尊。无数普通劳动者金子般闪光的品质、无私奉献的朴素情怀、任劳任怨的执着坚守、默默无闻的付出与贡献构筑了共和国大厦的精神地基。

三、勇于面对国企转型的“弱势强者”形象

20 世纪90 年代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一方面发挥人口红利，民营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国企职工面临着失业的危机，中国迎来了一次全国性的下岗潮。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工业曾经高度发达，曾支撑起新中国六分之一的家底。因其当时发展的繁荣与热烈，国营大厂的工人被认为是捧着“铁饭碗”的人，工人们对工厂的认同感和生活幸福度都很高。然而时过境迁，到了90 年代，很多国有企业处境日趋艰难，最终或倒闭或被兼并，工人因此下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由于下岗问题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在当时引起了强大反响和广泛关注，并成为90年代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时代大潮的激荡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实丰富性，引发了作家的体悟思考和创作冲动，辽宁作家开始意识到国有企业改革背后的深刻划痕，陆续创作出一系列反映国有企业转型导致工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工业文学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李铁《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中的国企中年女车工杨彤下岗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到乡间的农民企业主那里应聘，这位昔日的“主人翁”一时走不出痛苦的精神状态，诗意地“报告”了一种深邃的人间精神痛苦。这痛苦不是纯个人的，它同时是转型社会复杂精神错位的折射。李铁写杨彤是为了让人们懂得“下岗族”的精神痛苦，是更人性化的对个人的精神关怀。

下岗工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失去了“饭碗”，也就意味着生活没有了保障。即使再就业，对于上了一些年纪、劳动技能又不高的下岗工人来说，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社会劳动，因此收入也不多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像修车工人、蹬三轮的、保洁工、看护的社会身份都不高，但就是这样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却没有因生活的重担而失去精神世界的美好。他们精神上有苦痛，生存里有艰辛，但却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承担命运，接受社会的重新选择。在历史的大江大河中，他们也许只是细碎的涟漪，却汇聚起创造历史的力量。辽宁作家在关注下岗工人精神苦闷的同时，注重肯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生命价值，彰显他们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闪光的灵魂。他们骨子里葆有工人阶级的尊严和荣誉感，以自救、自尊、自强笑对生活，为国家分担，是生活的强者，是时代的“真心英雄”。

作家孙春平塑造了很多这样感人至深、自尊自强的底层劳动者形象。陈焕义可以称得上是孙春平刻画的下岗工人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陈焕义这个人物身上，作者不仅透过另谋出路的艰辛看到了下岗工人积极的生活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物还表现出美好的心灵境界。陈焕义再就业后从事的是打扫街道的活儿，一天只有十块钱的收入。虽然囊中羞涩，他仍能不为捡来的钱包所动，两次将其送到派出所。在一次晨练中，一位老人突然在街头犯了心脏病，是陈焕义及时将其送进了医院。陈焕义为捡到的名贵小狗寻找主人的过程，更是体现了他金子般的心。面对警察递过来的喂养小狗的人工费、饲料费外加狗主人误将自己当成偷狗贼的精神损失费，陈焕义没有动容，而是追出去将钱还给了狗主人。孙春平笔下像陈焕义这样虽身处生活的艰难境地但道德操守可敬的下岗工人还有很多。《同遮风雨》中下岗工人林振祥与素不相识的同样下岗的翟师傅互帮互助，令人感受到工人阶级身上质朴而美好的人性之光。在用三轮车接放学的学生回家途中，林振祥把被人撞昏在路上的下岗工人送到医院救治……这些下岗工人身上，虽然折射出生活的诸多艰辛和无奈，但同时也体现出一种“骑士精神”，面对困难不抱不怨，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体现出一种“他者意识”，虽身处苦涩和辛酸，却仍不失乐于助人的品质，以古道热肠和工人阶级朴素情感铺设了人性芳草地的美丽风景。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20 世纪80 年代，郭大柱（邓刚《阵痛》）因技术缺失而痛苦，而到了社会进一步转型期，乔师傅却以“最后一个技工”的姿态倒下了。当工人的手艺已被时尚价值给挤堆到灰暗的角落的时候，她对手艺的那份孤独的痴迷，所表达的就更是一种心灵的痛苦了。乔师傅绝不是个“自我主义”者，她无时无刻不在执拗向往着出色地扮演好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李铁以《乔师傅的手艺》写出“不再崇尚技术”年代依然崇尚着技术的工人的挣扎，不是“边缘”私情，而是足以从中透视当时世态的一些显眼问题的精彩“情感切片”。而“铁西三剑客”笔下的父辈仍有着失落阶级的“光芒”，正是对“光芒”的发现，子辈珍藏了带有特定群体属性的荣誉、自尊、质朴及朴素的道德意识，从而得以想象“神性”、抵抗沉沦。即便选择暴力作为最后的抗争方式，却依然可以看到对尊严的坚守。

当新时代到来，相信辽宁工业题材小说在工匠精神与中国故事的形象化表达上会做得更出色，在审美形塑上会更精准。无论哪个历史阶段，辽宁工业题材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身上都呈现勇敢、忠诚和担当的价值追求与精神特质。在辽宁这片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秉持现实主义人文关怀，怀着深厚的审美情感，塑造了邵玉梅、孙怀德、郭大柱、柳茵、陈焕义、林振祥、杨彤等工人形象。他们思想里有长子的责任感，“勇”字当头，骨子里有工人阶级的荣誉感，行动上勇挑重担、朴实无华、默默付出，面对困境时积极乐观、不屈不挠、自尊自强。他们是共和国的建设者、护卫者，把所有心血都奉献给国家。辽宁工业文学中的长子形象是时代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