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肖柯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倚天屠龙记》作为射雕三部曲之一，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丰硕，较多的是从爱情、情节母题、周芷若与谢逊两人的善恶、4个女性人物形象、小说所蕴含的儒释道意蕴、侠义情怀、影视改编等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医者”形象出发对小说中的侠义主题进行阐释。“医者”即医生，“医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1]1603。本文强调的“医者”概念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并非单一指向“具有医学治疗能力的人”，而是寓意为救助力量。“医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医学名词，也包括治疗、疾病、新生、死亡等一些衍生概念。“医者”作为一个医学概念，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医者”形象在抒发作者个人情感体验的同时，也起到了“揭示病痛、疗救众生”的效应，反映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人文主义情怀。

金庸将“医者”纳入文学叙事之中，“医者”便成为一种隐喻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这样解释隐喻：“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2]149隐喻成了一种修辞，用他物的名称或特质来命名和解释此事物，随后隐喻逐渐由一种修辞手法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即借助想象性、日常性、普遍性的事物，以大众所熟知的方式，去认识和表达那些陌生而又神秘的事物。金庸将医者角色和内涵扩大化，医者不单能为病人医治身体疾病，还有承担拯救人灵魂、拯救民族危机的神圣使命。他用丰富多元的“医者”形象，表现武侠小说中各类人物的性格品质；借助隐喻的修辞和思维方式表达他对人性的思考，批判正邪两立原则对人性的毒害；也隐喻了佛教对人类心灵的慰藉与救赎作用，重点表达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医者”张无忌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侠义之情怀。金庸在小说中展现人物遭受折磨之痛、心理扭曲、精神匮乏等不和谐的生命状态，国家被异族入侵、民族受压迫的困境，通过“医者”的救治力量，完成“医者”的隐喻：拯救人类身体、灵魂，挽救民族危亡，实现英雄侠义理想。

一、异化医者的批判

宋代文人林逋在《省心录》中写道：“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3]20恒德，是恒久不变的德行，没有高尚的品德，是不可以成为医者的，医者身上肩负着患者的生命。德行是成为一名良医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医者要具有一颗善良无私、兼济天下的善心。一部分人披着医者的外衣，却丧失德行，违背初心，自我和理想丧失，人性扭曲为“非我”，变成了异化、病态的医者。金庸在异化医者中隐藏了一种深刻的批判力量。

“蝶谷医仙”胡青牛拥有高超的医术，却秉持“非明教中人不治”的原则，以“见死不救”称名，他对金花婆婆的丈夫始终不施援助之手。胡青牛受正邪对立观念的毒害，成为了异化的“医者”，他置患者生死于不顾，没有尽到医者救死扶伤的职责，丧失了职业道德。胡青牛虽说“见死不救”，但最终又因医者的善良本性救治了张无忌，并且传授张无忌医术。金庸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医者形象，一方面写胡青牛的善良本性和高超医术，另一方面又表现被异化的医者形象，实则有深层的原因。胡青牛在少年时本潜心学医，立志济世救人，到头来发现救活的人，竟反过来害自己，从此医者仁心的胡青牛便对除明教以外的病人一律“见死不救”。世风日下，患者不再对医者的救治心存感恩，反而迫害医者，医者的仁义之心被恶毒的患者所欺骗、伤害和践踏。金庸借武侠小说隐喻了当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人虽出自名门正派，却做着邪恶之事，枉为君子，表现了金庸对“伪君子”的揭露与批判，也揭露了“正邪两立”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人的毒害，它使得一代医仙胡青牛丧失了医者本心，走上了医者“见死不救”的禁忌之路。

药物本是用来诊断或治疗疾病的物质，却也被“非”化、异化了，不再被用来治病救人，而成了武功比拼之外的另类武器，被用来致病害人，制服敌手。胡青牛的妻子王难姑专门对人下毒，胡青牛专门治疗中毒患者，王难姑一生与丈夫竞争，不在乎人的生命安全，丝毫没有为患者排忧解难之心，最后在丈夫服下“三虫三草”的剧毒后，王难姑才产生疗救之心，第一次为人解毒。药物以及懂毒之人的医者在金庸的笔下充满了异化意味，精通药理的懂毒之人整日研究各种毒物，本应致力于为人解毒，却因争强好胜、固执的人性弱点，违背了治病救人的本意。

“医者父母心”，“师父”扮演的角色与传统文化中“父”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医者”点燃生命光亮的隐喻力量。灭绝师太为峨嵋派第二代掌门，对无依无靠的纪晓芙和周芷若都有养育和教育之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医者”的作用。可灭绝师太始终认为正邪势不两立，并且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利用纪晓芙杀害杨逍，而纪晓芙性情刚烈，灭绝师太以纪晓芙违反师规为由，将其一掌劈死。为了让弟子周芷若继承掌门人之位，灭绝师太逼她发下毒誓：不得对张无忌有情，却又让她引诱张无忌以盗取屠龙刀的武功秘籍。女弟子成为了灭绝师太实现野心的棋子，甚至在最危急时刻，灭绝师太也不愿接受明教的援助，而自愿摔下高塔身亡。灭绝师太的命运是悲惨的，正是伦理纲常的束缚、正邪对立观念的影响，以及权力欲望使她丧失了人性，亲手杀害了徒弟纪晓芙，也葬送了徒弟周芷若的一生。

峨嵋派祖师郭襄有大侠风范，急人所急，舍己为人，视权力为粪土，她创立的峨嵋派有着行侠仗义的理想追求。传给后世的倚天剑本是用来斩杀邪恶之人，充满了“正义”传统，可到了灭绝师太手中，却成了一把残暴无比、屠杀生灵、赶尽杀绝的“灭绝之剑”。灭绝师太被权力、欲望和偏见异化为“非人”，带领峨嵋派一步步走向邪路，偏离了创派人行侠仗义的品格初心。金庸塑造了心胸狭窄、阴狠毒辣的灭绝师太形象，她的“医者”角色是错位、有残缺的，她虽身居掌门之位，却没有“医者”善良无私、济救苍生的品质，她扼杀爱情，灭绝人性，金庸借此形象，隐喻了理想的走失和渴望冲破人性束缚、呼唤人性的复归。

金庸对“异化医者”形象的刻画，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医者”形象，也显示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一部分人贵为“医者”，却没有尽到拯救职责。金庸塑造的不完美、残缺的“异化医者”形象，隐喻了人性的扭曲，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细致体察和对真实人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对炎凉世态、浇薄世风的针砭。

二、精神医者的内在救赎

“医者”不仅对人的身体起到救治作用，他也是人们的“精神医生”，对人们苦闷、仇怨、愤恨等消极情绪起到抚慰、救治作用。一切具有爱心和使人向善之人只要能给予消极的人希望和阳光，化解他们内心的芥蒂和郁结，治愈消极情绪，改善之前的不良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医者”。宗教和医学相通，小说中金庸从佛教角度写僧人用佛经对步入深渊之人进行灵魂上的救赎，佛教成了治疗心灵巨大伤痛的灵药，佛教僧侣是人们的“精神医生”。佛教存在的意义在于信仰，教化世人向善，它赋予了僧人拯救世人的使命感。金庸在叙事中写到佛教，增加了宗教的神秘色彩，也隐喻了僧人兼医者角色，他们借助佛教的力量来治愈人们的心灵疾病，超越世俗，普渡众生。

谢逊最初人性的复归是因少林寺的空见大师，空见大师为了感化谢逊，甘受谢逊13记七伤拳，他牺牲自己以换取谢逊对其他人的饶恕。空见大师的大智大勇精神感化了谢逊，在谢逊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善良种子。谢逊回到中原后，被擒拿关在少林寺，少林三神僧每天诵念《金刚经》，将谢逊的心间善念全部激活出来，谢逊最后彻悟人生而出家礼佛。谢逊的疯癫病症被佛教“佛法无边，回头是岸”的教义治愈，谢逊最终获救，是僧佛渡了他，也是自己的良知和幡然醒悟救赎了自己。青灯古佛，谢逊的心灵重获宁静，获得了真正的“人性复归”。金庸借助宗教的力量，僧侣在此充当了“医者”角色，唤醒了谢逊善良的一面，使他从一个恶魔变成了一个充满爱心与柔肠的豪杰，最后他散去武功坦然受辱，深度忏悔，身无武功的他，再度成为一个大英雄。金庸塑造了具有宗教色彩的“医者”僧侣形象，完成了对谢逊的救赎，隐喻了宗教对人心灵的教化作用。

周芷若也是一个被僧侣救治的对象。周芷若本是一个善良女子，在师父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入罪恶的深渊，她偷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毁了殷离的容貌，不惜自残，栽赃嫁祸于赵敏。她窃取武功秘籍，练就一身阴毒武功，因赵敏中止了她与张无忌的婚礼，便用毒辣的“九阴白骨爪”重伤了赵敏。在武林大会上周芷若轻使长鞭，功夫形似鬼魅，在其准备向谢逊痛下杀手时，黄衫女子使用同一套颇具“正气”的武功制服了她，使她有了挫败和羞耻之心。在比武期间，谢逊一直念《金刚经》，佛理最终唤醒了周芷若的善心，使她明白“因果效应”，种恶因得恶缘而结恶果。佛教教义四谛之一乃求不得苦[4]，使周芷若正确认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能力。再加上周芷若有心魔，时时梦见殷离的鬼魂来找自己报仇，她长久生活在痛苦和恐惧之中。佛教超度了周芷若，使她心有所安，她进入佛门出家为尼，为自己赎罪，并真心向善，担负起光复峨眉派的重任。周芷若的心魔靠着佛理得以解除，自此走向人生正道。

从隐喻的角度讲，疯癫、邪恶、心魔都是一种灵魂病，它们扰乱人的心智。精神医者僧侣用佛理贴近病者心灵，与病者进行心灵对话，劝人行善避恶，疗救人类精神疼痛，净化人类心灵，佛家精神也是人类心灵的净化剂。

三、理想医者的多重内涵

金庸赋予张无忌“理想医者”的角色具有多重内涵。张无忌不仅是现实中的真正医生，他对动物小心呵护、对人细致关怀，这是金庸对人性善良的赞赏和弘扬，而且张无忌还具有“民族医生”的责任和担当，体现了金庸对英雄侠义主题的进一步延伸，从古之侠义精神提升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高度。仁义宽厚、无私奉献、英雄侠义和民族大义是理想医者的内涵体现。

“医者需有济世惠民的仁人之心。”[5]389医生对生命有着透彻的体验，有着敬畏生命、拯救生命的自觉意识，这也是医者最核心的品质。“医者仁心”，就是指医者要心地仁慈、医术高明，要有有医无类、救死扶伤的慈悲之心。金庸突出了张无忌与其他小说中英雄人物的不同，张无忌将宽容博爱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使张无忌不同于其他侠客形象。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张无忌在胡青牛门下学习医术，精读医书，实践医术，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者。张无忌虽然从未以行医为业，但救死扶伤、疗救病痛却成了他一生的追求[6]159，“医者仁心”也成了他最突出的精神品质。

真正的医者对待患者皆一视同仁。张无忌救助了不同派别的人，对门派的联络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张无忌的仁义性格。鲜于通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曾害过医师胡青牛，张无忌对此深表愤怒，但当鲜于通中了金蚕蛊毒时，他仍冒着重伤危险去救治他；昆仑派的何太冲夫妇当年在大殿内间接逼死了张无忌的父母，在他们中了金蚕蛊毒后，他仍不计前嫌，给解药予以救治；武当派宋远桥的儿子宋青书处处针对张无忌，在他深负重伤时，张无忌依然怀着仁义之心去救治他。张无忌以仁爱、宽恕之心对待一切敌人，正是这样的宽仁性格成就了他的“医者仁心”，这也是金庸在复仇主题上的突破。张无忌的医者仁心处处可见，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能放下仇恨，施以援手，这就是真正的“医者”与普通医者的不同之处，真正的“医者”永远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金庸塑造了理想医者张无忌的形象，隐喻了侠义之士时时刻刻把侠义、仁义放在心上，不因他人对自己的恶而改变初衷，而是选择以德报怨。侠是中国古人在危难与困苦情境中的救星，侠在“义”的伦理原则支持下，有一种实现正义的深层动机[7]69，张无忌出于角色本能履行扶危济困的职责，他无私地奉献，毫不在乎别人的回报。

只有亲情爱意没有世俗纷争的独特生存环境使得张无忌颇具爱心，有赤子心肠而又不通世故。张无忌对动物也很爱怜，在“剥极而复参九阳”一章中，张无忌见野山羊柔顺可爱，下不了手宰杀它；看到猴儿腿摔断心疼不已。他怀着对生命深深的敬畏与挚爱，毫不犹豫地救治动物，看到大白猿腹上的恶疮，心疼白猿，“倘若这坚硬处尽数化脓腐烂，只怕是不治之症了”[5]538。张无忌细心感受着生命，在他心中，动物和人的生命一样宝贵，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张无忌精心医治它们，为它们延续生命。金庸在安排张无忌对动物的关爱情节时，为张无忌的成功之路作了铺垫，正是因为张无忌与动物建立了友好关系，他才能从白猿腹中得到《九阳真经》，练成九阳神功，驱走了身上的寒毒，这对张无忌武功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无忌的形象和“意义存在”是双重的，他的明教教主身份，隐含了他是民间大侠、和平使者和救国者。金庸有意赋予张无忌救国医生的角色，张无忌用侠义之心，号令天下英雄豪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维护民族大义，拯救民族危难，突破、超越了现实的“医者”身份，成为了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的“民族医者”“国家医者”。

在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千钧一发之际，张无忌得知明教的所谓罪恶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误会，他挺身而出、排解纠纷，实际上这是一种救死扶伤的行为，是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一种侠义之情，超越了狭隘的“正邪之分”，他充当了和平使者，疏解了整个武林对“魔教”一直怀有的敌意，拯救了濒临灭亡的明教。张无忌作为“正邪”的结晶，在其中起到修复武林各派关系的连接作用。他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侠义”范围，他是一名真正的“良医”，具有大智大勇的崇高风范。在张无忌被拥立为第三十四代明教教主后，他加强了对教众的约束，带领有“邪教”色彩的明教逐渐走向正路。他以明教教主身份率领明教高手，从蒙古统治者的牢狱中救出了被困的中原武林各派之人，使“邪教”与名门正派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在“和”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合”，和平地解决了民族内部矛盾，共同对付外敌[6]149。

张无忌在民族危急时刻承担了拯救民族的重任，唤醒武林各派人士和英雄豪杰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族入侵，推翻了元朝暴政，完成了大汉子孙的中兴大业。小说最后，众人皆拥张无忌为王，而张无忌却选择退隐，无意称帝为王。作者这样的安排正符合了张无忌重情义轻功业的真实性格，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但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金庸将医者的角色和内涵扩大至政治和社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20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主导叙事。

金庸塑造了思想上具有无私救助意识、行动上实行治疗的医者形象，在人民生活艰难的岁月里，整个民族急需精神上的振奋与支持，行动上的指挥与冲锋，张无忌以自身才德和侠义之气联络武林各派，用自身的爱国行动拯救民心，挽救民族危亡，展现了“先进医者”带来的希望之光。金庸用英雄化叙事展现了张无忌的民族大义，隐喻了侠之大者为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结语

“拯救”是知识分子的永恒追求，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作家把潜藏在内心的拯救意识融入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鲁迅曾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医学与救国相通的文化肌理下，用文字针砭时政，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发出呐喊，以唤醒民智，疗救国民的麻木灵魂，达到“文学救国”的目的。金庸先生本人拥有一种自觉，他曾在许多场合都谈到：“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和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8]

一代有一代之侠义。金庸先生的创作大多集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文学正处于五四以来救亡思潮的影响下，救亡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主题[4]134。金庸先生通过对侠文化现实与幻想的写作，用“医者”形象揭露现实的不足，批判人性自私、黑暗、狭隘的一面，同时，颂扬善良、仁义的大侠精神和为国为民、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表达医者苦心追寻“处方”以建立正义、光明的和谐社会的愿望。金庸以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为依托，通过大侠与英雄的正义与仁义的“药方”来完成“拯救”的神圣职责，用具体的疾病指出人类身体、灵魂的疼痛，民族的存亡，暗示疾病在社会、文化上的隐含意义，隐喻“医者”所起的各种救治力量。这是金庸对“医者”责任感和文人使命感的继承，在当代社会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