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劭伟，刘卫华，李朱平

（1.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2.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打击日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一过程中，中共发动群众、收编武装以扩大军队，组织训练以强化军队，政治教育以巩固军队，这一系列工作均离不开干部指挥。以王紫峰日记为出发点对干部工作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在一名军队政治干部的眼中，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培养整顿工作如何开展，其个人如何在干部培养工作中得以成长。目前有关中共军队干部工作的研究主要包括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教育、培养机制①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载《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1 期；赵守月、栾雪飞《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意义》，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 期；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载《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等。本文着重以日记作者的视角观察中共对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干部培养与整顿的具体过程，并力求以一部日记为中心发散，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进行考证，对晋察冀根据地军队的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分析，进而对战时军队干部队伍扩大与提升的具体过程有所揭示。

王紫峰，1905 年生，湖南耒阳人，1927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逝世于北京。在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参与过多次干部训练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1928 年王紫峰参加中共湘赣特委党员干部训练班接受干部训练。1932 年4 月到红军总政治部团政委队受训，后分配到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三师九团任团政治委员。1936 年2 月调任红1 军团随营学校政治教育主任，在红1 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培养红军干部的工作。1937 年8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115 师，王紫峰历任115 师教导队政治教育主任、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四分区政治委员、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五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等。②参见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王雁生、王冀生、李永邦、王京生、兵者编《王紫峰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朱德大辞典》，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辞典1921-1949》，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 年版。《战争年代的日记》就是其以政治干部的视角对1937 年后历经的抗日战争进行记述的。这一期间他组织了民众动员，指挥了大小数十场战斗，指导了干部训练，进行了军队整风。不同的工作经历让他成为多面的政工干部，他的经历突出地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军队干部队伍的扩大与提升的过程。他的日记更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干部工作提供了一手史料。

一、扩军备战：展开干部培养工作

1937 年8 月，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王紫峰所在115 师参与9 月平型关战役后，向南开进阜平（山西河北交界处阜平县，属今保定市）、曲阳、娘子关一线，准备在平汉沿线战斗。因战斗伤亡军队减员，为迅速补充有生力量，115 师于10 月27 日指派王紫峰赴完、满、唐、易四县（完县〔今名顺平〕），开展动员民众参军工作。组织扩大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是开辟根据地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中之重，民众动员期间王紫峰通过减租减息、停征税赋、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属等方式，宣传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加上收编土匪与当地人民自卫武装，短短两个月时间，“义勇军现已有1 800 多名”[1]16，抗日义勇军迅速扩大。黄道炫曾表示，“虽然中共在干部培养过程中强调量与质的平衡，但实际工作中多会表现出强烈的效率优先原则，即遵循‘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2]。在军队扩充过程中也是如此，先扩大抗日义勇军的人数，再进行整改，“在义勇军有了相当数目的时候，既要注意扩大，又要注意巩固，要集中训练，统一指挥。由直接扩大八路军，转变为经过义勇军的阶段扩大八路军”[1]16，然后派去党的干部指导军政工作以实现和确保党的领导。

抗日义勇军成立初期，其一部分力量仍有自由主义习气。通过收编加入义勇军中的土匪，“不相信教育，只相信武力；不相信群众，只相信个人”[1]17。王紫峰在1937 年12 月的工作总结中，对抗日义勇军存在的不服从党的领导的问题进行分析，感到有能力的干部很缺乏，工作仍然无法开展。为实现义勇军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王紫峰将其从115 师带去的19 个军事干部分到义勇军中任政治指导员，“首先建立信仰，并同党内破坏集中统一指挥的分子进行斗争”[1]16。伴随着军队日益扩大但干部缺乏的问题在整个晋察冀军区十分突出，“晋察冀军区自成立以来部队有相当的成绩，4 个军分区和直属队已近1.5万人，但干部十分缺乏，训练亦少”[3]18，“红军留下的稍微老一些的战士以及警卫员和勤务员，都当了队长或指导员”[4]377。但终究不能解决干部配备不足和大量收编土匪等地方武装造成的军队内存在不良倾向等问题。

“各军分区成立以来，随着军队扩大，军队成份变得复杂，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习气带入革命队伍，加之干部缺乏，各种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地纠正和克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5]186王紫峰所在的三军分区部队于1938 年1 月起开始从军队中提拔忠诚勇敢的积极分子，培养军事和政工干部。军事方面干部的配备，“主要以红军时期就始终作战的老战士为骨干，连长、营长、大队长等让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红军干部担任，他们既是军事训练的一把手也是作战指挥的骨干”[5]187。政治干部补充方面，大量启用青年知识分子，为随营学校①随军性质的干部训练班，授课对象主要是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积极分子，目的是通过短期的正规训练，提高学员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水平，使其能够胜任相应的领导工作。派来经过短期训练的学生以及阜平当地的部分进步学生做培训，“政委王平作政治工作、指导员工作、时事报告、政治课、发展党员、支部大会、支委会、小组会开展方式的培训，并作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讲述。集训后的新干部们分任团政治处主任、营教导员、连指导员等岗位，经过实践之后又通过总结交流经验教训进行提高”[5]187。

提拔起来并经培训分派下去的干部，为1938 年2 月望都之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望都战役歼敌240 余名，缴获步枪105 支，并致相关地区交通线一度瘫痪。“由于作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带领部队听从指挥，战斗勇敢迅速，整个战斗未发生一点混乱，夜间作战也没有发生误会，更没有侵犯老百姓利益”[1]20。以当时各军分区尤其是平汉铁路沿线战斗的优异战斗表现，聂荣臻表示：“部队已相当巩固，战斗力增强，不但能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动作，而且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大的战斗。”[6]112

党中央了解到前线部队干部配备的困难，为根据地军队派去了干部，“在延安的干部，已大批派出，你们所要的高级干部，待查清后看是否可能派一、二人来，下级干部可再派一些到你处”[7]263。当时的党中央对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队干部高度重视，但仅依靠军队自发地培养干部，难以形成拥有系统理论水平、优越军事素质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需求紧张，所以规范化干部教育迫在眉睫。

二、训练教育：提升干部综合素质

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是实现党领导抗战胜利及完成党的整个历史使命的重要因素，是加强军队政治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内容。为充分扩大干部队伍，提高干部能力，晋察冀军区不仅建立了简易干部训练班，还设立了干部学校，完善了干部教育训练体系。

（一）设置干部训练班

冀中军区 1938 年 5 月成立。1938 年 7 月，王紫峰被冀中军区政委王平推荐调任冀中军区四军分区政委，运用两人之前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的经验，组织开展政工干部集训。[5]213-214王紫峰在1939年1 月的日记中记述了为中下层营连排干部教学的过程：“我为了加强干部训练，特组织一个干部训练班，由第四营排以上干部与指挥部直属队的干部参加，每次上课一个半钟头，讲游击战术。”[1]26王平对这次训练评价道：“这些干部在实践中锻炼了一段时间，经过集训，进一步掌握了理论，总结了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5]214聂荣臻表示：“冀中部队过去老的八路军干部少，对八路军作风不了解是有的。现在派去许多老干部，是会慢慢进步起来的。”[6]250以王平和王紫峰为代表建立的干部训练班为冀中军区的干部培训做了良好的示范，“我们总结推广了冀中第四军分区整训的经验，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加强，部队建设逐步走向正轨，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5]213-214。

为加强在职干部的培训教育，王紫峰在干部轮训班担任教员。“第二期在职干部轮训队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与刘（道生）政委、叶（长庚）副司令、王（作藩）参谋长等都讲了话，今天开始给轮训队讲课，我讲的内容是八路军政治条例，共计讲了十六个小时。”[1]69干部训练体系内教育人才较少，党中央指出教员可由党内适当的同志担任，“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8]223。干部训练班规定了基本的规章制度，“胡锡奎同志讲话，他的讲话内容是，一训练班尚未筹备好的原因、二训练时间、三训练内容与方法、四训练班的生活制度”[1]120。建立科学的训练方案、严格的干部训练制度，为部队提升干部素质能力、促进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持续保持党领导下军队的原则纪律性。

为在战斗过程中与主力军队更好地配合作战，地方武装和村干部必须进行干部培养。“我每天召集附近村干部上特别课一次，专讲游击战术，听课者兴趣很高，感到很解决问题。”[1]27“地方军质量应更加提高，充实与训练其干部，主力应多帮助地方军，开办民兵干部训练班，并抽调党政军民各机关干部训练，以便于在战时分配各地领导民兵工作。”[6]938-944战场上地方军队往往也要承担严峻的作战任务，因此地方干部训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干部训练班为军区当时的战争和建设培养了急需的干部人才，但依靠短期干部训练班不能在长远意义上提高干部队伍的质量。干部训练班具有短、平、快的特色，它是为了满足干部即时扩大的需求诞生的，这样培养出的干部不足以充分领导军队。干部学校才是干部队伍得以数量扩大、质量提高的干部产出机构，成体系和规模的干部学校教育与训练才是晋察冀边区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

（二）创办干部学校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以及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军队需要补充大批的新干部。干部学校教育工作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8]104。中共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视，日军也有所耳闻，“共军对干部的数育、训练工作极其重视。自从扩军以来，将教育机关由陕西省推进到前线，开设抗日大学分校七处，并在各师、旅、团，分别成立干部训练班、教导队、随军学校和流动训练班等教育机关，在所盘踞的地区努力提高干部的素质”[9]86。由此可见中共对干部培养的决心。

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培养的干部，分派到各个军分区任军队骨干。王紫峰在日记中写道：“罗在八路军军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这次刚从抗大高干队毕业，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能看报写信。”[1]86抗大二分校是“为准备对敌人之进攻西北，为扩大抗大学员数目，为更加联系理论与实际”[10]197建立的，是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军事学校，其办校目的是培养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军政干部，是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从1939 年3 月第1 期开学，到1943 年将近5 年时间内，共举办了4 期培训班，培养学员约2 万名。[10]197“该校毕业生大多留在部队工作，一部分到游击区领导和开展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参加到各种群众团体工作中”[11]145，有力地补充了抗日军队的有生力量。

党校拥有大批干部学员，“党校上课号吹响了，周围几个村子的党校学生一队队走向一个树林，他们中有的是营团级干部，有的是地方县级干部，男男女女，不下一千人”[1]65，“军区派厉南同志率党校疏散干部来我处帮助工作，今晨忙于开会，个别谈话，打介绍信，将这一大批干部及本部一些科长，干事分到各团队帮助工作”[1]92，解决了开辟根据地和扩充部队的干部急需。在党政军民（团体）各方面努力配合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1938 年起广泛地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如‘军政干部学校’‘抗大二分校’‘党校’等为部队培养军事、政治工作干部”[10]220，加速了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军区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人才。

随着干部学校教育的迅速开展，干部教育人才对于干部培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我请谷荣章①章一之（1913-1977 年），曾用名安春、谷荣章。山西省太原市人，1933 年9 月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 年5 月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化任教员、太行区中学校长、华北人民政府训练处副处长等。科长及教育干事刘兆生两同志吃饭，因为谷要到抗大二分校担任物理、化学教员”[1]84。中央指出：“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8]139这是军队对干部缺乏这一现实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派，也是党为增强教育人才力量在充分考虑个人能力与军队需求之后作出的合理权衡。

三、纪律约束：有效管理干部队伍

晋察冀军区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定的敌后抗日武装。为洗清混入部队中的流氓、土匪等不良分子，巩固扩大军队中党的领导，根据地军队干部队伍的纪律建设提上了日程，“应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考察并团结各级干部，加强除奸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严厉批评与纠正一切小组织的行动”[7]263-264。

（一）组织干部考察工作

“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工作。”[8]433对于考察干部，王紫峰进行了多项实践：第一，对干部的工作缺点予以指出，并给予纠正。如1939 年4 月到军区政治部进行干部检查，“该部干部工作形式化、机械化，领导机关工作不够深入，舒主任召集该团营以上干部开会，详细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及纠正的方法”[1]32。第二，对党支部工作开展不力的予以指出，“支部还未建立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党员配备不平衡、逃跑现象仍然严重、工作经常性差”[1]33。第三，1942 年9 月整风运动开展期间，对干部之间关系不好造成的工作问题公开批评，“召开四大队的大队一级干部会，专门检讨他们工作与领导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大队两个主要负责人关系不好，他们的领导方式与工作作风，也存在着严重缺点，影响了工作的开展”[1]91。军区除对干部工作不力进行批评外，对教育的考察也不放松，“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人正式教育计划之内，须经常的计划、指导组织并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8]464。然而干部对于中共中央的策略认识教育没有到位，“下午进行测验，发现我们干部政策学习太不够。例如，什么是劳资间自由契约？为什么双十纲领要提出自由契约，不少干部答不出来”[1]83。干部队伍的考察是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经常性地自上而下的干部考察有利于深刻保持党和军队干部在工作中应有的原则纪律性，也为更好更快地进行干部培养工作提供了保障。

（二）进行除奸工作

“有少数分子甘心堕落、贪污腐化、逃跑变节，同时敌探、奸细、托派、国特也有少数分子乘机混入了我们的军队充当干部。因此，审查干部，洗刷坏分子，成为我军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8]615王紫峰在日记中对他所见的除奸工作进行了记述：第一，批斗军阀土匪主义行为并做报纸宣传。“昨天下午参加六团首长与三营教导员朱思明同志作斗争的会议，具体指出了朱思明的错误，我做结论：朱思明同志的错误及其严重性、朱思明同志的行动是军阀土匪主义的行动、对错误是辩驳式的接受。”[1]46并将朱思明的恶行撰写成文，“《开展反朱思明同志军阀土匪主义行动的斗争》送军区《抗敌三日刊》发表”[1]46。第二，禁闭处理殴打群众人员。“狼牙沟粮站曹继五一贯态度不好，因为催民夫瘟打发旺村副村长，让他坐禁闭三天，就此事起草通令。”[1]57第三，对贪腐行为在党内展开公开批评。“今天开党务常委会，检讨供给处吴钟两同志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缺点，而且浪费现象也相当严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各拿伪币换边币，从中获利，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且简直是犯法行为。钟在要调离时，自己做衣服用布一百零二尺，各厂还做了不少唱旧戏的衣裳。”[1]104对个人的处罚、公开的批判让坏分子无所遁形，撰文以警示广大干部等无不彰显了对军阀土匪主义行为的严厉批判和强烈打击的决心。

除去干部中的叛徒奸细也是干部工作的重点，主要包括：第一，公审叛徒马占先。“饭后参加公审马占先大会，到会者约两千人，马犯1932 年加入红军后，虽然在革命队伍中待了八年，但土匪思想和个人主义仍很严重。早在1938 年，就企图拖枪当土排，未能成功，最近又唆使班拉柱同志投敌，并向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马占先罪恶有如下几点（:一）两次组织逃跑，并企图拖枪到井陉投敌，（二）偷取党内文件和各军政首长相片，准备送给敌人，（三）偷公章盖空白条十余张。根据以上罪恶与到会全体指战员的要求，判处马占先死刑，以戒奸细，而快人心。”[1]64-65第二，作除奸工作总结和计划，系统指导除奸工作。“这两天除奸科召开除奸干部会议。昨天上午张华科长作七、八、九三个月除奸工作总结和传达今后三个月工作计划。”[1]93为使除奸工作取得良好效果，“领导干部、领导及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8]220。严肃的批评军阀土匪主义和严厉的除奸惩罚，为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作出了贡献；对犯错误及犯罪分子的零容忍，彰显了晋察冀根据地军队纪律工作的严肃性。干部缺乏的严峻环境下即便惜才，但仍对犯错误干部进行极为严厉的批判，对典型案例加以宣传警示，充分体现了晋察冀根据地军队工作的原则性和纪律性。

（三）开展干部整风工作

晋察冀根据地的整风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领会精神。[12]2771942 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的领导这一学习运动。”[13]326依据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开展了整风运动。王紫峰对1942 年整风过程的结果与问题进行总结：“整风学习委员会开会，检讨部队整风学习的情况。自10 月开始整风学习以来，一般学习都有进步。但从各团队送来的反主观主义的反省笔记来看，学习还有不少弱点:有的团队首长的反省日记至今没有送来；有的虽然送来了，可是写得过于简单、肤浅，有的只能算个生活检讨。他们不是不愿意反省，而是抓不住中心。我们决定再派干部到各团队去帮助学习。另外，整理一个模范反省笔记，油印出单行本子，写个通知，发到各团队去，供大家参考。”[1]97针对整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王紫峰开干部会和军政委员会研究解决，“参加五团营以上干部会，由我传达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决定，部队整风学习的情况及反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究竟什么是主观主义，怎样写好反省笔记”[1]98。整风运动开展初期，部队中出现了抓不住整风中心、难以写好反省笔记等问题，王紫峰所在部队积极开展了理论和实践指导，让军队干部更好地理解整风精神。

第二阶段是精读文件、联系实际、普遍进行三风检查阶段。[12]277即深入学习22 个整风文件，对照文件精神，联系自己思想、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检查，摆问题，挖根源，找危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自我反省与互相帮助结合起来，促进每个人的自我革命。在学习阅读文件方面，王紫峰先是从1942 年10 月开始自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级范文文选》《论党内斗争》等，后于1943 年加入整风干部训练班学习，“因我要到分局主办的团政委、分区主任及县委级干部整风训练班受训一个月”[1]119。王紫峰在日记中对党校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记录，期间他随集体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1]93《反对几种不良倾向》[1]94《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决定》[1]97《整顿党的作风》[1]108（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121《加强党性锻炼》[1]148《论干部政策和干部教育》[1]149等。整风干部训练班的要求是一面读书、一面反省、最后写总反省。这是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也是整风学习极为重要的阶段，让参与受训的干部总结反省，从而深刻理解党的各项指示。

第三阶段为集中进行整风、系统反省阶段。[12]277在普遍整风的基础上，各地系统地清算思想、清算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思想小结和历史小传，确定努力的方向和决心。王紫峰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检查各团队政治领导情形，这次采取的是汇报会形式，各科长参加，汇报完一个单位就总结一个单位，指出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今后努力方向。”[1]119《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整风学习，各地分区以上的干部，应在自己整风过程中，以自我反省与坦白运动为主，展开党内的思想论战。”[6]938-944这一指示对当时王紫峰所在军区的整风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第一，批评与自我评批评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小组会上，大家以整风精神，充分发表意见，检讨自己，批评别人，批评领导，队伍启发很大。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还有相当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参加这样的大会，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教育。”[1]157通过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的自我反省，有利于干部充分认识自己的缺点，予以改正。第二，思想论战驳倒错误观点。“昨天开分直机关干部论战会，争论过去的婚姻政策，有些同志对党限制军队干部结婚年龄愤愤不平，提出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反对，我接着作第三次发言，驳斥了对方的主要错误—教条主义。”[1]157论战会则更有利于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摒弃错误思想，思想认识回归正轨。

通过整风，王紫峰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第一，写作更加谨慎。“我经过整风学习，写东西比以前慎重多了写好后还注意修改，并送各科长征求意见。”[1]109第二，相互批评，查找问题，深入了解自己。“昨天以来，邓、刘、易和我四人互相帮助，检讨主观主义，互相指出了长处和短处。我感到对我帮助很大，比自己一个人检讨深刻得多了”[1]93。第三，拥有了自我反思的良好习惯，并力图改变。“好冲动是我工作上最大的缺点，这次来学习，不但未克服，反而发展了。难道真就不能克服吗？我就不相信。”[1]154此外，还有经历同期整风的吴士正也为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设定了目标，“过去，他的文化政治方面的学习比较差，整风以来学习文化、政治、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14]181。总的来说，整风运动遵循坚持以自我革命为主，以提高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政冶水平为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始终所重视部队整军整风运动，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队干部建设，在艰苦的战斗前线不吝付出时间精力，是因为军区干部的学风、党风、文风建设也是坚决需要执行的一环。晋察冀边区军队严格的干部队伍纪律是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保证了军队干部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在干部纪律建设工作执行的过程中，干部需要审视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纪律标准，并按照这一标准要求自己和管理军队，使晋察冀边区军队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王紫峰日记的研究可以看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培养优秀干部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在军队内部对作战勇敢的分子进行军事干部培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干部培训，以紧急补充干部队伍；其次以干部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为依托对干部进行培训或在职干部再教育，扩大了优势干部队伍；最后以严格的纪律工作对干部进行思想检查和整风，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军队，在全面抗战时期所进行的干部队伍建设，不仅使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部队的中坚力量，而且牢固树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新时代下，干部教育培训更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实现强军目标，建设强大军队，干部的优良作风还须起到带头作用，通过干部队伍教育和纪律建设，军队可以在优势干部的带领下快速提升军事斗争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利于加速军队正规化建设，让新时代的军队早日成为一支更具全方位优势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