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慧平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一、问题的提出

黔中屯堡人，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称之为“凤头鸡部落”、汉族地方集团，他还借助妇女头饰的特点追溯其为明初屯兵子孙。自此，黔中屯堡人便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屯堡人的生成及其族群认同也随之成为关注焦点。

围绕屯堡人认同的问题，早期研究多致力于其民间资料的收集，尤其是对屯堡地戏这一族群标志性文化事项的历史性梳理取得丰富成果。20世纪末，肇始于屯堡村落调查，涌现了一批地方学者与研究性著作，且随着屯堡旅游的发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的介入，围绕“屯堡人或屯堡文化的生成”产生了各类专题研究。如《屯堡乡民社会》基于九溪屯堡调研探讨了屯堡人的交往状况[1]；张原重视国家政策与精英文化对屯堡文化生成的影响，将其视作中央政权向边陲地带推行文明教化的结果[2]；李立主张反思研究过程中村民对地方文化传统知识的创造和传承[3]；美国学者卢百可(Patrick Lucas)则批判了视屯堡为文化孤岛的静态研究，主张借助族群记忆、族群认同等概念进行动态研究[4]；还有其他从宗教视角与“屯堡共同体”文化角度的观察等[5]。

然而，对屯堡人生成源头与当代屯堡文化事项的横切面关注，还难以深刻阐释屯堡人群体认同感形成的根源，屯堡文化形成于漫长且曲折的历史这一客观事实呼唤长时段的历史眼光。这点也为不少学者所论证，如张定贵主张从社会变迁的进程来研究地戏与屯堡族群社会的关系，而非将明初屯堡人的历史出发点等同于地戏的起源[6]。与此同时，过于关注屯堡族群的整体性特征而忽略了屯堡家户或个体情感是近年来屯堡研究中的普遍现象。如孙兆霞认为屯堡社区的社会结构是发生学上的地缘关系与后来族群内通婚形成血缘关系二者的产物，屯堡人更注重村邻关系和族群认同而忽视宗族[7]。但是，仍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屯堡家谱的特殊性，如吴羽分析了入黔始祖之于屯堡族群叙事的重要性，且认为屯堡家谱超越宗族需求，是屯堡人对族群身份的一种建构[8]；李立认为，家户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屯堡家谱理应被视为军户移民史或其他类型移民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因为家谱折射出了文化持有者的心态与历史记忆；他还特别关注了家谱中入黔始祖的落脚地与葬身地，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屯堡文化形成于延续的动力机制。[9]

因此，黔中屯堡家谱无论是从入黔始祖到屯堡家谱的世系建构，还是屯堡人的身份认同，都包含层层递进而又丰富多样的族群叙事。与传统谱牒研究侧重于挖掘世家大族的宗族史不同，因黔中屯堡家谱主体的移民属性，我们需要将屯堡家谱置于长时段的军事移民群体形成、发展历史来看。因为，身份归属与认同贯穿于屯堡家谱的始终，探讨以屯堡家谱为中心的族群叙事，既可以避免整体研究中对个体情感的忽略，又有利于突破明初洪武叙事的起点倾向，并从认同视角深化与拓展屯堡人及屯堡族群的形成研究。

二、黔中屯堡家谱的文本特点

王鹤鸣在解释为何将家谱定义为“记述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时，认为“家”指一定的血缘集团，狭义上这个血缘集团仅指一个家族的血亲关系，广义上则包括多个有血亲关系的家族在内；“谱”指全面系统地布列同类事物，也即家族世系的名字排列。关于“记”和“述”，前者主要是文字家谱，后者主要为口述家谱[10]3-4。推而论之，家谱文本的叙事既包括家族成员的世系排列、家族发展等具有客观属性的民间史实，又暗含家谱编撰者对于其所处时代家族成员交往规则及社会状况的理解。黔中屯堡家谱文本，概括起来看，具有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始修时间虽早，历次修谱几乎都是在前(几)次残谱的基础上重修，老谱留存至今者鲜见。现存文本主要为当代重修，具有观念新、范围广、形式多样等时代特点。据现存家谱所录老谱《序》等内容得知，黔中屯堡修谱时间最早可推至明朝嘉靖年间，如《鲍氏宗谱》载五世祖鲍国臣于明嘉靖年间就开始修家谱，《梅氏族谱》记录明天启二年(1622年)前就已编修家谱，只是毁于安邦彦之乱。比照来看，新旧谱牒有所不同：一是新谱多基于老谱残本编撰，以去粗取精的态度对旧本内容有所取舍。如《梅氏宗谱》认为，民国老谱所作人物传多含迷信成分；旧谱所载先世文学著述忽略刊载原文；旧谱载男不载女，续谱男女并载。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诸多家谱声称男女平等，但新修族谱仍以男性为主，女性寥寥无几，其原因或在于家谱本质上便是父系世系的载体。二是老谱多基于地缘姓氏修订，以某一两县甚至某几个乡镇的某姓氏为主；新谱范围更广，力图囊括自入黔始祖以来的各支系后裔。受限于客观条件，诸多老谱的编纂者秉着家族传承、昭穆有序的责任感编纂家谱，但受教育人数有限、水平不高等原因，参与编纂者并不多。加之各支系长期交流不便，多数老谱只能针对极小范围的区域各支系进行纂修。与之相反，20世纪90年代后的新修家谱，参与人数多、涉及支系广，多囊括入黔始祖以来的诸多支系。如潘氏老谱分为安顺潘氏、普安州金沙潘氏、贵阳潘氏及遵义潘氏多类，新修《潘氏族谱》(黔中)综合记录各支系。三是受印刷技术与通讯方式影响，老谱多为毛笔手写本，形式单一；新谱则多为印刷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字体排版方向也由右起竖排改为左起横排，文字也由繁体字、俗体字变为简体字。同时，新谱能否编纂成功，编撰厚薄、质量好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宗族组织的凝聚力与经济实力，故为增强史料的权威性，有些家谱直接抄录或引用学者论述，使用时需有所甄别。如天龙《沈氏族谱》在老谱基础上不仅收入毕节沈氏支系情况，还将学界有关入黔始祖沈万三的评论文字一并录入。

第二，黔中屯堡家谱的功能指向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从最初收宗纳族的伦理功能为主，演变为朝代更迭后具有国家指向的族群认同功能，以及当代的伦理属性与文献属性并存的状态。中国传统家谱从诞生、兴盛时期作为豪门贵族清理支系、服务婚姻与统治的政治工具，逐渐发展到宋代以后收宗纳族、寻根问祖、规范秩序的伦理功能[10]。黔中屯堡人作为明初洪武年间的屯军后裔，起初受军屯制影响，人际交往以业缘关系为主。后来随着军屯制瓦解、屯军人口增长，汉人传统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因此，明中后期，屯军中一批世袭军官因社会地位高、人丁繁盛的大家族开始纂修家谱，如《潘氏族谱》《梅氏族谱》《鲍氏族谱》等莫不如此。这一时期屯堡人纂修家谱的目的多在于收宗纳族，令昭穆有序，故具有明显的宗族属性。安邦彦之乱后，原本聚居安顺府城的屯堡世家大族遭遇诸多变故，如安顺梅家几乎遭到灭门屠杀，几百号人口仅剩十三人，谱牒等家族文献与安顺府城的官方档案均被销毁殆尽。随着朝代更迭、西南边疆开发的深入，清代自发性汉族移民不断涌入，这些明代军事性移民后裔受到排挤，以至于清末被称为“凤头苗”，成为后来汉族移民口中地方少数族群的一种。为保持明初征南入黔的军事移民身份，有清一代，黔中屯堡地区诸多家族精英着力于通过纂修家谱来梳理历史，如鲍氏在清代、民国数次修谱，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世祖鲍杭抄出，十二世祖鲍提重修；清嘉庆十年(1805年)鲍相桓采访续修；道光七年(1827年)鲍开元继修、道光十一年(1831年)鲍成贤续修。清末还致力于兴修祠堂，购入祭祀田产。随着屯堡旅游发展，黔中屯堡新修谱牒众多，功能指向更为多样，除了聚宗纳族的伦理功能外，更注重明初洪武年间的移民叙事，凸显征南入黔的军事移民身份，以至于许多屯堡家谱大量录入正史和学界相关研究资料，使得家谱具备一定的文献功能。

第三，入黔始祖叙事贯穿谱牒文本始终。恰如科大卫等所言，明清的宗族制，是以祖先崇拜观念为基础、对自身和祖先关系的体认，是人们终极关怀的一种表达。[11]4始祖入黔的缘由及相关事迹，作为黔中屯堡人确认族属身份的关键，始终贯穿谱牒叙事始终。这在屯堡军事移民后裔所纂修的家谱中，均有所体现，如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调戍贵州的鲍氏、祖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的萧氏、自称为十八指挥史之一的娄氏等，更是将始祖征南事宜作为地方家族史的主要叙述线索；再如祖籍安徽省芜湖县杨柳湾石灰巷、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领兵填南的胡氏。即便非军事移民的后裔也非常注重入黔始祖的叙事，如四川战乱逃往黔地的号营侯氏。当然，也有一些家谱，着重叙述明代以前家族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以凝聚以军事移民身份进入贵州的族人，如《汪氏族谱》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地方抬汪公仪式以及汪公的受封历程。还有因家族声望较大、名人较多，而重点叙述明洪武初年至清代的宗族发展状况者，如《潘氏族谱》《梅氏族谱》。至于天龙《沈氏族谱》，由于沈万三的历史影响力，而将沈万三发迹史、入黔缘由作为族谱叙述重点，以至于真正的天龙沈氏开寨祖——沈万三次子沈茂的叙事，却被淹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老谱《序》所言，诸多老谱尽管亦将入黔始祖征南或填南事宜作为家谱叙述的起点，以凸显自身的族属身份，但并不像新修家谱那般，极尽所能地描绘或建构始祖入黔事迹。究其根源，或如前文所言，新旧家谱所处时代不同，编纂者的出发点亦有所不同。以《萧氏族谱》为例，其系统梳理了自明洪武年间始祖入黔后的诸多历史大事件，详细介绍了始祖萧安民参与的各类战争，几乎占据整个族谱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如果说先前老谱对于入黔始祖与迁出地的叙述在于凸显自身的政治使命，以及在当地生存发展的正当性、权威性。那么，后来新修的家谱对入黔始祖诸类事件的详细阐述，便在于借助祖先丰功伟绩，营造屯堡人群独特的文化氛围，为屯堡文化旅游的今天增加历史厚重感，扩大家族在地方旅游场域中的社会影响力。

可见，相较于中原、江南等地的谱牒，黔中屯堡人家谱具有典型的移民属性，如葛剑雄所言，家谱虽然可以弥补正史中的移民史信息，却因容易附会于历史大事件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此，有必要根据迁移时间进行集中、具体的分析。[12]而对于黔中屯堡而言，追溯始祖入黔缘由及入黔时间成为各姓氏各支系乃至整个屯堡人群的重要事件。因为这不仅是某一家族的始迁史原点，也是整个屯堡人群的叙事原点。

三、始祖入黔的身份追溯

吕思勉曾言：“盖使同出一祖之人，永聚居于一地，则但奉一始祖之正适可矣。惟其有迁居他处者，为始祖之正嫡治理所不及，乃不得不别立一人以长之。”[13]也就是说，始祖之说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始祖之尊在于方便聚居一地的宗族自治，如若有外迁出去的支系，为了方便治理，必须重立一位长者，其便自然为始迁祖了。而“只有始祖成功确立出来，宗族的世系有了一个起点，族谱的统一和祠堂的修建才能顺理成章，同姓才能转变成同宗”[14]。至于如何追溯入黔始祖们的身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赵世瑜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山西洪洞移民传说的分析或可提供有益借鉴[15]。

(一)世系构建与收宗纳族的需要

恰如前文所言，有关始祖入黔时间、缘由及事件的追溯可谓黔中屯堡家谱的叙事原点。按照现有说法，始祖入黔多为“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之人。如吴羽统计了30份屯堡家谱的迁出地与入黔事由，其中有25份记载“调北征南”，2份为“调北填南”，3份写明因军务调遣入黔，军务调遣入黔的金氏家谱中还点明先祖逃难至此。[8]对于屯堡人而言，尽管“征南入黔”的说法更为普遍，但同为军事移民的身份并无较大区别，相较于清代自发性移民为主的地方后来汉族移民，明初这些由官方组织的强制性军事移民更显特别。“明时，贵州……是政府组织民屯的地区。贵州民谚有‘调北填南’、‘调湖广填贵州’之说，这就是由政府组织移民到贵州地区实行民屯的具体活动。”[16]至于现在的屯堡村落中，军屯、民屯划分并不明显，只是二者功能不同、地位有别为大家所公认。如“军屯与同一时期推行的民屯、商屯相比而言，数量更多、组织更为严密……”[17]除了“调北征南”“调北填南”两类，黔中屯堡家谱所载各始祖入黔原因还有南迁文官、逃难入黔几类。

黔中屯堡广泛流传民谚“李杜蒋许葛范张，南北左右西五王，丁殷庄娄与黄马，十八指挥定黔阳”。《潘氏族谱》(黔中)则记载为“李杜许冯郭范张，唐杨左右孙赵王，丁殷姜蒋与黄马，十八指挥定黔疆”。尽管说法有所不同，但依旧反映了明初洪武年间十八指挥在地方上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不少屯堡家谱声称自己是入黔始祖乃十八指挥之一的后裔。如《安顺菖蒲李氏族谱》载，李氏入黔始祖李祯，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十八路指挥之身份“镇南黔”，李氏十二代祖先中有八位祖先曾世袭普定卫指挥。其中的普定卫，原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军入云南时候首先攻克之地，故留兵驻守。次年建普定卫，属贵州都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普定卫管辖云南布政司所属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及西堡、宁谷、十二营、康佐、顶营、募役六长官司；正统三年(1483年)，因设置安顺军民府，以六长官司及镇宁、永宁二州属府，普定卫仅领五千户所。[18]至于明朝卫所组织体制，卫都指挥使司常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不论指挥使、同知或佥事，各考选其才能，分理卫司诸事。其中佥事管屯田，佥事以下则是管屯的千户、百户。若李氏以指挥使军衔入驻此地，身份必不同于普通屯军，世代承袭指挥使的事实更是让这个家族在明代成为地方上的显赫家族。《习安州宋氏家谱》同样追溯始祖宋龙曾于明洪武戊申年间(1368年)被封为御前侍卫护驾明威将军，洪武十三年(1380年)随同十八路指挥各带雄兵一万入黔，征剿水西罗施鬼国(今大方县)，后镇守普定卫，因功诰授为武略将军明指挥使。安顺董官屯董氏在家谱“入黔始祖稽考”部分亦详述入黔始祖董成公事迹。据载，董氏渊源可追溯至甘肃陇西，后属于陕西西安府咸阳县董氏支系。入黔始祖董成统军进驻江西江都府后，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官拜荣禄大夫，任十八路指挥之职，直挺黔中而平普定(今安顺)后，因功勋卓著，加封为征南大将军。此外，《潘氏族谱》(黔中)介绍入黔始祖潘克常于湖北承袭兄长克善的军务，随傅友德领屯军南征。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征伐西堡等寨，受军功一次，被授予贵州都司普定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加封昭勇将军。

事实上，黔中安顺屯堡家谱中，不仅各姓氏热衷于追溯入黔始祖“调北征南”的辉煌业绩，而且历朝历代修撰的谱牒中，也在不断重复始祖征南入黔的叙事。或许对于身处黔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明屯军后裔们，如何在朝代更迭与族群互动中，化解屯军身份带来的困扰，是一个难题。对入黔始祖各类事迹的念念不忘与反复描述成为凝聚族人的有效手段，入黔始祖们“调北征南”的国家使命、光辉业绩始终是支撑屯堡人顽强生存、不息繁衍的内生动力。而除了“调北征南”的始祖入黔叙事外，之后“调北填南”及因其他原因入黔者也不少。正如后来许多学者所论证的，黔中屯堡人作为一个整体，并非仅指明初洪武年间征南或填南入黔者，还包括明中后期和清代陆续迁入黔中屯军区域的移民。这点通过号称“屯堡第一村”的九溪各姓入黔始祖来源考证上，可见一斑：

顾姓。原籍湖南湘潭。明洪武八年(1375年)，始祖顾成为傅友德前锋,克普定，晋封普定卫指挥使。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论功封镇远候，遂卜居安顺“顾府街”。

宋姓。原籍南京应天府花柳巷。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始祖宋忠奉命征南入黔。论功封武略将军，卜居安顺。

朱姓。原籍安徽凤阳，始祖朱元正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奉命征南入黔。是开辟九溪十姓之一。

王姓。原籍江西太原洙四巷(或为泰和洙四巷？原籍地具体已无可考——引者注)。始祖王崇德填南入黔。

高姓。原籍南京高家园洙四巷。始祖高蔡牛，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奉调征南入黔。

徐姓。原籍江苏东海县。始祖徐文刚，嘉庆年间经商入黔。[19]

明初洪武年间的征南之役仅百余天时间，但围绕这一战事所进行的准备与后续工作却是一个长期过程。《平坝梅氏族谱·编修前言》引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梅廷桢谱序，始祖梅忠原系陕西西安府三原县人氏，明洪武二年(1349年)奉旨从陕西率军入黔，转战今安顺普定一带。鲍家屯《鲍氏宗谱》亦载，始祖鲍福宝原籍直隶省徽州府歙县人氏，明洪武二年(1349年)调戍贵州都司普定卫军。九溪屯堡《习安州宋氏家谱》则载，安顺宋氏始祖系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奉调征南入黔，原居安顺府城，后迁农村。九溪还有其他诸多姓氏，如杨姓、田姓、吴姓、陈姓、胡姓、黄姓等，也多为调北征南或填南入黔，也有一些姓氏如徐姓为后期经商等原因入黔。还有如号营侯氏入黔始祖正国公原本为四川成都人，明嘉靖年间因地方苗民叛乱逃难至安顺东门外的牛家堡。相较于明初调北征南而来的前述诸姓氏，侯氏为后来移民。家谱据实已告，并无半点隐瞒，且查阅史实，十分严谨，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屯堡民间家谱的相对真实性及参考价值。《弘农杨氏家谱·一至五世祖人物行事叙述》中杨氏入黔始祖杨士恒亦为四川成都人，于明末清初时逃难入黔，起初居住在安顺的尹家庄，之后迁徙至普定的三棵树。尽管如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调北征南战役时进入贵州，战役胜利后留戍黔中的军事移民及其“世袭”屯务的后裔仍旧为屯堡主体。

(二)族群认同需要

对入黔始祖身份的追溯还深受族群交往影响，虽然罗绕典形容屯堡人“与苗民彼此无猜”[20]，但如巴特所强调的因族群身份凸显而保持的族群边界，在黔中屯堡地区仍明显存在。当屯堡人身上携带着江南、中原等地汉文化传统到西南边疆时，族群与文化概念便成为屯堡研究中的自然范畴而被认为习以为常。那些将屯堡人的历史定格在明初“征服者”与“守护者”身份的表述，便不自觉地将其视作经济与政治的利益群体，认为这些具有优势地位的汉族屯军群体在与当地少数民族族群接触时，必定具有主导地位，从而有能力减少族群差异。但这种观点难以解释明代中后期中央政府统治式弱时西南边疆部分地区“改流归土”的问题、全国其他地区屯军在数百年后已然不存在的现象。反倒是巴特对族群边界维持机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黔中屯堡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在多族群体系中，维持族群身份需要标准化、模式化的差异，一方面互补性的文化差异有助于增进不同族群在同一生态区位的联动，另一方面模式化的差异稳固了族群的文化特征，并使之持续发展；当然，这并不会阻碍不同族群之间的人员流动，后者也不会影响族群边界的维持[21]14-17。从这个角度而言，屯堡人基于族群来源之“征服者”与“守护者”的族群身份，在入黔始祖征南入黔传说的反复陈述中，已融入他们的基因，成为自我叙事的关键语素。故而，他们的出场，无论是最初的军事需要，还是后期的政治需要，自带光环，宏大的官方叙事与民间的自我叙事融汇在一起，成为屯堡人坚守传统的源动力之一。

但无论如何，现存屯堡村落，明清以后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迁徙至此的人群已经在彼此的交流交往中交融为一体。只不过，交流过程中，屯堡人携带的“调北征南”之烙印始终成为屯堡叙事中的关键部分，成为屯堡记忆的构造主体。入黔始祖的入黔事由、光辉事迹不仅作为家谱的支撑源头所载，还促成了屯堡基因的演化和屯堡共同体的形成。这类叙事在屯堡旅游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经由学者的深度解读、政府的着力倡导及旅游从业人员的推而广之，不断累积重叠，并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特殊性与独立性的符号标签。

四、认同中的族群叙事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这样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22]其实，费氏所说的借助历史观察自身的行为便是群体对身份的追溯，也即身份认同。认同，起初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阐释，后来逐渐扩展为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群体分析。以群体为单位的认同涵括同一性与差异性两方面，前者强调群体内部成员的彼此认可；后者则关注群体之间成员身份上的差异。有的学者注重从“沟通”角度探讨认同即相互信任的关系，如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有的则注意到“差异”或者“边界”的重要性，认为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促使群体内部的团结或认同，如巴斯的族群边界论。无论是同一性的凝聚还是差异性的辨别，某种程度上都是群体身份的界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便是对这种身份认同最形象的表述。探讨身份认同的动力机制也是族群研究的钥匙之一。

(一)同一性角度始祖叙事的国家指向

对于屯堡人而言，始迁祖叙事超越了正本清源、收族归宗的宗法意义，而具备了国家指向。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家族制主要在于团结有血缘关系的人，其中的宗法便在于集聚同出一祖的人。对于身为军事移民后裔的屯堡人而言，以家户为单位追溯入黔始祖，除了“同出一祖”的宗法意义，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正如地方学者杨友维等所言，自明中叶开始，汉族后移民的大量涌入，挤压了屯堡人的生存空间。以军事屯戍为职责而又以农耕为生存基础的屯堡集团，与外部因土地私有化而迅速集结的汉族移民群体，差别明显。以至于清代废除卫所屯戍制后，这些明代军人的后裔变成了典型的前朝遗民，被视为异类，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严峻的生存环境促使秉持“征服者”身份的军人后裔们更加重视自身集群文化的坚守。对外，他们奉行“忠孝”等正统的生存法则；对内，他们始终以持有正统汉文化的传承者自居[23]7。为此，注重入黔始祖的来源与使命，如同忠孝勇武为特征的地戏、以忠勇爱国为精神内核的抬汪公等文化事项一样，成为屯堡人及屯堡记忆的核心部分，为历经六百多年风雨的屯堡叙事打牢正统基础，夯实“自我”根基。譬如，黔中屯堡《郭氏族谱》记述了郭氏家族传唱了数代的“孝歌头”：

……

调北征南洪武令，父将派儿做先行。

郭保少祖领父令，带领儿郎马与兵。

随同十八节度使，平定南方残余军。

带动南方文化史，代代相传到如今。

我是郭姓一枝叶，名字叫做郭氏兴。[24]

这份“孝歌头”，不仅详述了祖先入黔历史，即“随同十八节度使，平定南方残余军”，而且罗列了明代入黔之初的各位先祖，如“被朱元璋授予府军右卫左所千户的郭敏、受宣德帝钦封为骠骑将军的郭斌(入黔三世祖)、承袭“普定卫军民指挥使同知”的斌公从弟郭贵、承袭为正二品“骠骑将军”的郭忠、明封右军昭勇将军的郭仁、明右军骠骑将军郭琦、明右军振威武略将军郭文星”，等等。可见，尽管各姓氏在撰写谱牒时都会以“入黔始祖”作为起点叙述世系，但并不等于他们不重视始祖入黔之前的历史。与之相反，为了凸显入黔始祖的辉煌事迹，及本姓氏的光辉历史，他们也会热衷于搜寻本姓氏有关诸多历史，如姓氏来源，氏族发展脉络等。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祭祖仪式对始迁祖的入黔事迹进行反复吟诵，在强化家族宗法伦理的同时，也使身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屯堡人具备了更多征服者姿态和国家权威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已随岁月变迁被逐渐湮没于历史。

屯堡人作为明代以来迁居黔中的汉人，反复强调迁徙缘由，既是对祖居地的回忆，又是对客居地屯戍身份的确认。故而要想了解屯堡及屯堡人，除去官方文献与学者研究的各类表述，还应该深入理解屯堡人自身的表述方式，即按照屯堡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屯堡人。譬如，他们对族群身份的表述，即“屯堡人”族属概念的形成。

族属的表现可能只限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形制特征，并与某种族群标记相伴，而这种特征会被积极地加以维持，并在协调社会关系中进行操控[25]。如若按照考古学对形制的追踪，屯堡人与周围其他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下，之所以能够保留一些标记性的族群形制，如地戏、抬汪公仪式、妇女服饰等，是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地积极维持这些族群标记，并在协调族群关系中进行操控。因为“族群身份与文化上特定的一整套价值标准相联系”“归属并不以对具体财产的控制为条件，而是取决于出身与认同的准则”[21]22-25。倘若说屯堡人跨越六百多年历史进行的族群认同构建必定包含一些基本过程和核心元素，那么关于入黔始祖的叙事必定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始祖叙事对于“屯堡人”而言，不仅仅是家户单位上的血缘追溯，还是族群身份的集体确认。

(二)差异性角度始祖叙事的符号特征

与此同时，入黔始祖叙事作为屯堡人族属身份的标志性符号，在族群互动与谱牒修撰过程中被反复验证。巴斯认为，通过时间追溯的族群历史，并非“文化”的历史，因为族群当代文化的元素并不是源自以前建构族群文化的那套特定装置，而是群体中经过不断修改，且标明边界的连续性的组织存在。[21]据毕筑《钱氏族谱》载，自仁峨公征南入黔、择居蔡官屯后，子孙世代均与当地少数族群融为一体，并沿用其风俗习惯，用“夏”变“夷”。然而，钱姓与一同从南京来的人们对外仍自称“南京人”，以示区别，即使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识别时钱氏主动纳入“白族”[26]。可见，族群互动中产生的边界由文化意义所构造，而非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同时，受趋利性影响，人们还会根据时代变迁、政策演变等客观因素，调整群体认同范围，尽管他们的核心认同没有改变。如钱氏，即使在梳理世系的过程中，多认同为明洪武年间征南入黔时仁峨公的后裔，仍有很大一部分考虑当前国家的少数民族各类优惠政策而认同为“白族”。从这个角度而言，族群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族群成员对身份的认同却始终保持，其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族群叙事中“不断的表述与验证”。正如葛荣玲所言，“屯堡人”这个身份名称的确立，既与学者、媒体有关，也和屯堡旅游开发有关联。现在的屯堡人生活中仍习惯自称“老汉人”，但在周围人群的口中，他们曾被称为凤头鸡、凤头苗、堡子、二普人、里民子、大脚妹等。他们原本对各种称谓并不在意，但是随着旅游和媒体的宣传，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变得认真起来[27]。值得注意的是，“征南入黔”的尚武情结也随着始祖叙事成为屯堡人的身份特征。如道光十二年，湖南提督奉命带黔兵一千随同督师会剿。清代爱必达评论道：“黔兵一闻征调，莫不以从军为乐，视小丑如缚鷇然”。他推测“黔兵之劲”，除了朝廷厚泽外，“皆其祖父以来饫闻而饫见，故其破贼之志，枕戈以待，非一时之激劝所能然也”[28]。如今尚盛行于黔中屯堡以武戏为主的地戏，便是屯堡人军事移民后裔身份最典型的文化符号。

梳理黔中屯堡人家谱中的叙事历史，可看出不同时期的谱牒围绕入黔始祖进行的叙事，内容表述上尽管差异不大，但受编撰者所处时代影响，对入黔始祖的追溯融入了不同的情感指向。以黔中安顺鲍家屯鲍氏宗谱为例，道光十年(1830年)鲍成贤所作谱序介绍“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调北征南，我始祖考鲍公讳福宝，由江南远徙贵州。”尽管是调北征南，“远徙”二字却透露出些许无奈。民国十九年(1930年)版《鲍氏家乘》编撰者鲍文澜简要概述“始祖考鲍公讳福宝，妣牛氏太君来守此土。”表面看来是叙述事实，一个“守”字却凸显了鲍氏后裔对于迁居地的主人翁姿态。2008年版《鲍氏宗谱》收录当代纂修者所著《颂始祖(七律)》，从黔中鲍氏支系的整体发展入手，极力描绘入黔始祖鲍福宝的丰功伟绩，即“英勇善战元朝败，腥风血雨征袍染。征战立功绩卓著，叙功论奖赐军田。诰封振威将军职，征南英雄家声远”。始祖征南后，“留镇贵州屯戍边”“千枝万叶瓜瓞绵”。[29]始祖叙事，被不同时代的家族精英融入了一些历史的想象，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具有感染力。

事实上，自明初随着征南大军入黔，屯堡先民的军人身份，便从在内地被视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军士，转变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权威的代表。因战事需要他们占据当地最好的自然资源——交通要道与高原上难得的“田坝区”。他们大多来自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带来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秉持相对“现代”的生活方式。此外，军屯设置格局有利于屯军们集中防御。明中后期军屯制的逐步瓦解为屯军们重视血缘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前提。朝代更迭后，明初屯军后裔面临生存发展挑战，诸多屯堡家族选择弃武从文，耕读传家，以便融入新的社会体系。极具私密性的家谱成为他们隐忍身份、保持自尊、怀念拓疆权威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保持文化符号的独立性，不断强化、标准化族属身份，以反抗来自后移民群体及其他族群的歧视。至民国时期，封建统治权威的崩塌，并未根本上影响屯堡人对宗族的信仰，梳理家族史，重新思考始祖入黔的缘由，并对其进行历史性追溯，成为历经颠沛流离后的屯堡人得以收宗纳族的支撑。

之后，屯堡人作为“明朝遗民”受到诸多关注后，屯堡文化旅游逐渐兴起。生活条件的改善及旅游产业对于“异文化”的刺激与吹捧，使得诸多地方精英开始认识到重塑迁移史的重要性。于是，秉持寻根问祖、梳理支系、团结宗族等目的进行的修谱工作渐次展开，并在屯堡形成风气。不同于以往的是，受教育水平及新的传播方式影响，屯堡人越来越认识到自身族群属性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在旅游文化发展的今天给地方带来的诸多益处。这使得屯堡各姓在编修家谱时，开始有意识地将家族史放入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无论是明洪武初年对入黔始祖的描述，还是后期对本家族历史的追溯，莫不如此。新修家谱在收宗纳族的基本功能上，又承载着记录、阐释屯堡文化的功能，如《鲍氏宗谱》被置于鲍氏陈列馆的显眼位置，成为鲍家屯向外人讲述自身身份与故事的有力佐证。

五、结语与讨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人口调查对人的抽象量化、地图将政治空间识别的标识化及博物馆的系谱建构这三者促成了想象的民族共同体[30]。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传统家谱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造的作用或许亦不容忽视。以宗族为单位，对自始祖以来的父系世系关系的建构，有关宗族历代人口的梳理，以及宗族生存空间的标识，这些谱牒纂修的必然要件，不仅催生了“想象的宗族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成为联结族群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同理，以宗族为单位的谱系建构、入黔始祖的身份追溯，以及军屯制影响下相对独立的、被标识化的屯堡地理空间，构成了屯堡族群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而围绕入黔始祖构建的身份认同，有以下几层深意：

其一，“入黔始祖”的历史叙事赋予了屯堡人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认同意识。与大部分家谱因时代久远难以寻觅始祖，而基于姓氏追根溯源来支撑谱牒叙述不同，黔中屯堡大部分姓氏和家族都有源可考。“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入黔缘由包含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原”“江南”“屯军”“征战”“汉人”“应天府(南京)”等标签为地处云贵高原边疆民族地区的屯堡人增添了不少荣誉感、使命感和神秘感，这些标签建构在“入黔始祖”的历史叙事中，并借助“入黔始祖”的各类故事成为屯堡人超越时空的认同意识，成为屯堡人历经数百年风雨的精神支柱。如李中清所言：“中国疆域达到相当的规模并保持了稳固，很大程度是其快速有效的边疆政策和军事上同边疆地方势力激烈对抗的结果。”[31]在系列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后，朱明王朝以卫所屯军的方式开启了维持大一统格局的战略安排。正是这一制度安排，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产生了拥有独特文化、被认为“六百年未变”的黔中屯堡人。

其二，不同历史时期所纂修的黔中屯堡家谱中，“入黔始祖”历史叙事的演化包含着时代烙印，成为屯堡社会认同再生产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想见，奔波于战场和农田的屯堡始祖们既没时间为自己立传，也无需为人口有限的同姓成员纂修族谱，谱牒多在之后形成。王斯福就曾评论说，“现代化”包含社会认同的再生产，即社会记忆的感受和制度，这种制度又会赋予人们不同社会认同的意识，创造空间的认同和不同空间的认同之间的距离。[32]而此处的“现代化”，对于历史而言，应是每个时代的“现代化”。边疆战地复杂的族群关系，“咸同之乱”的深刻影响，使得屯堡家谱呈现残缺不全、记录未能完整连续的特点。这种情况下，在不同时代纂修的屯堡家谱必定也镌刻着各时代的烙印。“入黔始祖”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在这些烙印中被反复再生产。同时，每一次再生产都凝聚着屯堡人新的时代认同感，为屯堡人的群体性增加了新的生命力。

其三，在黔中屯堡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入黔始祖”的叙事被作为“传统”赋予了当代意义。屯堡人以此创造着新的历史。相较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屯堡人处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当前的屯堡因其独特的历史和鲜明的文化特征成为地方政府推行旅游开发的重点。这种大背景下，从最初学界的专业性挖掘到如今的旅游开发，重构历史，再现辉煌，成为“入黔始祖”新的现实意义。“入黔始祖”的历史叙事不仅变成了地方旅游的宣传名片，还从另一个层面强化了屯堡人及其后代对于“屯军后裔”的深刻认同。这点从越来越多屯堡村寨主动参与政府活动与屯堡地方精英的不断涌现便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