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达，付筱娜

（1.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2.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罗伯特·库弗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其在小说创作中力求文本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力求用具有震撼力的内容、犀利的语调、辛辣的语言和敏锐的眼光揭开政治谎言下的社会现实，以失真的文本形式突出现实的虚伪，深化并革新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世界本身就是一本小说，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创作更好的小说以革新我们对事物的理解。”[1]150库弗的著作《公众的怒火》以真实历史事件“罗森堡间谍案”为题材，通过现实与虚幻的交融和转换改写历史事件，向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发起挑战，通过揭示虚假历史文本的荒谬，来推动公众意识的觉醒。

文本性的历史可以由个体依据其对历史的理解或对利益的维护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历史的虚假书写制造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并为自己的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公众的怒火》揭示并批判了对历史的虚假书写，通过对虚假历史文本的解构探索实现不同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平等交流，实现求同存异的方法。对《公众的怒火》的研究不仅可以使读者对霸权主义的虚假做作有清晰的认识，更能深刻理解“冷战”背景下残酷的意识形态战争及“冷战思维”残留对世界发展的消极影响。消解虚假历史文本，是国与国之间平等沟通交流与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

一、《公众的怒火》解读方法的构建

历史文本的存在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历史文本的记录方式，目前主要的记录方式包含文字方式和影像方式[2]。不同的历史文本记录方式使历史的阐述具有了虚构的可能。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同的解读角度与不同的演绎方式，使同样的历史材料产生了不同的意涵。这是文本解读中必然存在的情况。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历史解读的这一特点，刻意地扭曲历史真相，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诋毁其他国家并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文本解读因其不同的解读角度与演绎方式而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解读是随意的，是完全主观的。因为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评价，是存在着统一标准的，这种标准基于人们普遍的共识。如在战争中，对平民的屠杀是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文化所唾弃的。在资本原始积累与殖民战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野蛮的对内和对外的掠夺为本国资产阶级攫取利益，它们的行为不会得到任何认同。因此，为了保证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建立意识形态壁垒，阻止人们接触历史事实和了解历史真相，在对历史的阐释中加入主观意识，而留存主观意识痕迹的历史文本就成为了资产阶级攫取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对其他国家的制度文化肆意攻击，通过对传播渠道的掌控，大量传播易于引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内容，通过煽动民众情绪掩盖历史事实。例如，西方国家在冷战中大量虚构历史事实，通过对历史“情节”的截取和编织，资产阶级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投射到历史之中，并虚构出合乎自身利益的历史文本。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通过大量虚假历史文本的建构和传播，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被构建，不同文化之间失去了平等交流的渠道，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针对资产阶级对历史文本的虚构，在《公众的怒火》中，罗伯特·库弗以象征性的写作手法将历史现实进行重新阐释，以戏剧化的语言和形象塑造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具象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历史文本的解构，因此对《公众的怒火》的解读需要首先理解库弗在书中对真实历史现象的重构。

《公众的怒火》以“冷战”为大背景，以当时的罗森堡间谍案为素材。在解析该文学作品时，首先，需要了解作品的创作历史和社会背景，由之构建用于观察和研究现象的基本理念。然后，在此基础上罗列作品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将现象放置于基本理念框架中分析解读。需要注意的是，《公众的怒火》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创作的，书中的种种现象均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大量的现象与真实杂糅在一起强化了作品的意象特征，特别是作者大量使用时空的交错和情节的杂糅，“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如同弗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3]83。

作者在书中所虚构的现象往往和作者对现象的批判混合在一起，同时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会被夸张甚至扭曲变形以达到讽刺、批判和否定的目的。例如，作者运用自由诗的写作方法夸张地表达了对生活现象的讽刺：“多亏了总统好不松懈的警惕，狡猾的阿尔杰·希斯终于落入了法网……他在这里，兄弟们，这洞有点滑！／跑过来，山姆，把你的叉子带来！／往后退，兄弟们，咱们得机灵些，／因为我想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小豆眼！”[4]36如果读者不了解作者运用诗歌、戏剧甚至意识流叙事技巧在极力表现反面的原因，就不能理解其中山姆大叔的原型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无法理解作者所要突出的强烈的讽刺效果。

《公众的怒火》的文本是建立在对历史文本批判的基础上，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挤压的目的，某些西方国家通过构建虚假的历史文本企图达到欺骗公众和引导舆论的目的。而该作品的目的，就是消解充斥社会各阶层的对历史的虚假描述，揭露隐藏在虚假历史文本之后的丑陋的霸权主义思想，所以理解该作品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常识作为批判工具。在构建解析文本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必须明确并理解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在分辨真实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批判了某些西方国家构架的虚假历史文本。这样，才能有效区分作品中的戏仿和现象，将现象背后的隐含的真实历史现象和经验知识与作者对现象的批评在分判的基础上整合在一起，诠释历史现象。

二、《公众的怒火》呈现出的虚假历史文本

在“冷战”时期，为了强化意识形态的分歧，某些西方国家人为制造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通过设置壁垒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意识形态对立，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全球霸权。而制造壁垒的方式之一就是构架虚假的历史文本，由于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所以虚假历史文本的“假”主要体现在历史记录方式上。那么，西方世界如何虚构历史文本呢？其最突出的方法是以更多情绪化的、非客观的内容代替对真相的叙述。同时，将公众进行分类，将不遵从西方价值观的群体划归“异类”，再通过煽动性的口号调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公众将情绪倾泻在所谓的异类身上，从而利用公众的怒火进一步消灭理性的声音，消除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声音，树立西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这时，公众对历史的理解已经远离了客观事实，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狭隘和偏激，缺乏包容性，公众变成了“群氓”。如在小说中，罗森堡夫妇被污蔑为间谍，政府通过虚构的证据和莫须有的罪名煽动民众的怒火，并将他们的怒火导向无辜的人，借题发挥，妄图“通过处决罗森堡夫妇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而飞溅的鲜血将洗涤社会并使之焕然一新”[5]114。关于这一点，在《公众的怒火》中有这样的描写，在第22 章，五角大楼旁，“山姆大叔率领着穿有星条旗外套的爱国者们高声唱着‘爱国歌曲’《朱利叶斯和伊瑟尔·罗森堡，美国的叛徒，必须死》来到时代广场”[4]58，这里是对罗森堡夫妇行刑的地方。在第24 章，则详细描写了山姆大叔对公众“爱国热情”的煽动。

对小说中这段描述的理解，需要根据历史与文化背景将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解析。首先，山姆大叔是个绰号，是国家的象征。山姆大叔是在美英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其勤劳、诚实、能干及其爱国热忱被大众所喜爱和追捧。但这位在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画作中看似和蔼可亲的大叔却在书中成为了一名暴躁的、野蛮的浑身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恶棍。在处理罗森堡夫妇事件中，山姆大叔甚至威胁法官道格拉斯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和想法处死罗森堡夫妇，极端蛮横无理。“这回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今晚让我们栽面子，可你的伙计们明天可要让你去铲屎了，小子。”[4]63

在这里，库弗通过描写山姆大叔的言行揭露了霸权主义的本质。霸权主义不仅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霸凌，同样也体现在对公众意识的禁锢。山姆大叔通过暴力来胁迫司法偏向于他的意志；他通过片面的、煽动性的话语来刺激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民族情绪，通过绝对的、极端的话语强化自身的权威，并强迫公众崇拜自身的权威：“我是雷电，正义复仇者；我是雪人的半个兄弟，是奇迹，是壮丽，而且是敌人！我不会含糊其辞——我不会找借口——我不会后退一英寸；人们会听见我的声音！”[4]82

他通过表面上慷慨激昂的、带有煽动性的、口号般的话语，将自己比作神明以唤起民众的宗教般的狂热。山姆大叔的演讲看似激昂，实则漏洞百出，这种语言与形象、语言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矛盾暴露了西方世界的虚伪。五角大楼与时代广场这两个标志性建筑物在文中的出现，象征了武力和谎言。通过武力与谎言，公众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同时，作者在安排故事情节时采用了暗喻的手法。愤怒的公众从五角大楼开始游行，还标志着整个罗森堡事件与军事有关，最终行刑地选择在时代广场，则意味着对罗森堡夫妇的控诉实际上是政府利用媒体操纵的舆论的攻击，而对罗森堡夫妇的行刑实际是向无辜的替罪羊发起的道德攻击。而山姆大叔和“爱国者们”的《朱利叶斯和伊瑟尔·罗森堡，美国的叛徒，必须死》之歌，则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国家所谓法治的谎言。山姆大叔利用“叛徒”这个词，使罗森堡夫妇成为冷战的牺牲品，用霸权式的话语强行将罗森堡夫妇置于国家利益的对立面，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了法律的公正，跳过了法律的程序，将罗森堡夫妇定罪。这些举动概括了某些西方国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法。

西方世界在打响“冷战”的过程中反复向世界各个角落强调其价值观的普世性，并力图建立一个世界城邦。但掩盖在这一虚伪乌托邦之下的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排斥，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表现。其所承诺的乌托邦并不是不同文化与意识形态“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理解的共同体，而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独大，通过建立意识形态霸权为其掠夺和侵略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继续维护传统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罗伯特·库弗在小说中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通过小说中写在《时代周刊》上的一句话表达出来：“这是一段令人恶心和对美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相信的历史，人们会如此狂热，居然要毁灭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同事来服务于一个背信弃义的乌托邦。”[4]162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怒火》中删去了标点符号，所有字母一律采用小写，并故意排成了菱形的样式以引人注目。在明晰了作者的态度和西方世界普世价值的谎言之后，就可以理解作者是借《时代周刊》的话语表明了他自己对“冷战”这段历史的看法，即西方世界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只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乌托邦”。西方世界通过对自身意识形态的片面强调，对其他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看法和仇视，来调动公众盲目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盲目地排外，也是盲目地“排内”，是阻碍世界之间的交流和建立宽容和谐的国家关系的巨大障碍。没有标点符号的语句、没有大小写的字母，被排列为菱形的语句表明在西方社会是没有真实话语的，在话语权被利益集团掌握的情况下，人们的话语可以被随意地变形和断句，公众早已丧失了话语权。库弗对“冷战”这段历史素材的“使用、批判、现象构建和颠覆”[6]3，充分体现了其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三、《公众的怒火》对虚假历史文本的消解

消解虚假的历史文本需要知道，“文本的历史性”产生于个体的自觉心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经验世界。因此，源自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总能体现出特殊的历史性，并表现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在研究这些文学表达时，不仅要研究作者的作品，还要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的文学的历史性氛围。”[7]对《公众的怒火》的研究不仅要源于文本，还要结合其所指向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矛盾，站在历史事实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析。

《公众的怒火》站在解构的角度审视“冷战”中的西方社会，通过虚构的种种现象颠覆隐藏在现象之后的官方意识形态，揭露某些西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通过构建虚假的历史文本欺骗公众乃至世界的行径。由于罗伯特·库弗大量地使用夸张的、虚构的描写和情节安排，“先确立继而又颠覆它对世界的模仿，之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悬而未决’的矛盾当中”[8]23。在探究作者以“虚构”消解“虚假”的过程中，一是构建外部经验与书中现象的联系，将二者整合；二是将经过整合的现象与历史经验和理论相结合，从而揭示作者的意图。

在《公众的怒火》中，库弗以时任总统对罗森堡案的调查为线索，涉及200 多个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历史，而是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抽象化变形，这样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在共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之下被整合在一起。因此，真实的经验与作者虚构现象的结合，需要建立在对它们共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理解之上，并综合作者的创作意图，揭开现象之后的批判色彩。二战后的世界刚刚经历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多数国家渴望走向合作和发展，渴望世界和平。在这一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冷战”无疑是对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和谐共处愿望的破坏。罗伯特·库弗通过将罗森堡事件中真正的行刑地点由辛辛监狱转换到时代广场，并用公众群体狂欢的方式展现行刑的过程，展现了作者有意地置换历史架构的写作手法，通过时空和地点的错位，使文章体现出极强的讽刺色彩。小说中的总统也被写成了一个矛盾而又无奈的小丑角色，他虽然身居副总统之职，但是没有同事尊重他，同事甚至随意地调侃他。他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威，自始至终都在扮演引人调侃嘲笑的小丑角色，只是受“山姆大叔”操纵的小丑，毫无权威性。总统和罗森堡夫妇都不过是山姆大叔的棋子，受其操控摆弄，“他和罗森堡夫妇在精神上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照镜子一样”[9]137。

同时，作者还描写了总统在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怒火中的孤立和无奈，他发现了案件的重重疑点，但是在政府和被政府蒙蔽的狂热的公众情绪之中，他无法找到事实的真相。在辛辛监狱门口，他说道：“我一直在里面，正打算往外冲，可是没有‘出路’！”[4]261身处监狱之外的他却说自己在监狱里面，没有出路。在这里，作者实际在通过他的遭遇暗示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监狱，一个限制人们话语权的监狱。探求真相的声音不能发出，一切事实都被虚假的历史文本所掩盖，虚假的历史文本垄断了几乎全部的话语权。面对这一社会困境，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出路。库弗通过实际的监狱暗示社会对人们身心的禁锢，通过总统找不到出路暗示虚假的历史文本依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消解，在个人与公权力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的对抗之下，个人的力量无疑是渺小的，那么如何消解这一困境呢？作者在这里实际向读者揭示了消解虚假历史文本的途径，即只有当公众通过对该虚假的历史文本的批判而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将对历史现实的“知”推至实践之“行”，才可以逐渐消解虚假的历史文本对公众思想的禁锢，打破不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人为构建的藩篱。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库弗不仅通过情节、人物对现实进行批判，还采用了巧妙的叙事手法。“通过对叙事角色以及相应的行动功能的界定可以充分发掘故事的叙事模式，为进一步分析故事的叙事及深入发掘故事内涵提供可靠的依据。”[10]如小说第26 章，在时代广场的讲台上，总统号召人民“为国家脱下裤子”，他本人“光着屁股从囚犯入口走上台子，裤子缠在脚踝那儿……屁股上有口红写的字：我是个无赖”；一旁的山姆大叔旁白道：“这才是真正的总统。”[4]313作者在这里通过直观到赤裸裸的方式向读者展现出政客的丑态，通过赤裸裸的语言揭露了政客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不顾羞耻。脱下外表的斯文和雅饰，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是政客的本相。对总统的丑化乃至对山姆大叔的丑化是库弗对政府的虚伪的一种揭示，并在批判其虚伪假象的同时，暗示了其话语的虚伪，指出其内在的虚伪性注定了其所构建的历史文本的虚伪。当霸权的话语和虚假的历史文本的始作俑者是这样的一副丑态，当他们丑态暴露在公众面前，他们的权威以及他们的权威所支撑的话语与文本则自然失去了权威性。透过解读小说中的写作手法及其用意，不仅可以提供批判割离文化的虚假的历史文本的工具，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源头上消解虚假历史文本。

在《公众的怒火》中，对现实的批判与被批判的现实是始终融合在一起的。在理解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把握作品中种种现象之后的批判性，再通过对现实的批判达到批判与自觉意识的结合，从而从主观上分辨并消解虚假的历史文本。

四、结语

罗伯特·库弗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对“冷战”思维进行了彻底无情的批判，对基于冷战思维所构建的虚假的历史文本进行了揭露。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也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并不断走向平等交流，传统的单极的国际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世界人民对平等、和谐的共同体的企盼更加热切。在经历了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紧张对立，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平等交流和宽容理解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通过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人为地制造文化之间、经济体之间乃至种族之间的对立，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所宣扬的虚伪的乌托邦不同，人类所企盼的和谐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平等合作和互信宽容的基础之上，这需要人们主动消解“冷战”时期遗留的不公与对立，特别要消解出于意识形态、冷战思维而人为构建的虚假话语，包括虚假的历史文本和冷战思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痕迹。当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人听到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彼此之间不断增进理解，那么公众就会回归理性，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将无法随意操控公众的意识，也无法点燃偏执的“公众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