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炎华，李献媚，宋武生

(1.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苍梧县岭脚镇初级中学,广西 梧州 543105；3.苍梧县岭脚镇中心校,广西 梧州 543105)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号召并振奋了社会各界的力量，成为乡土中国的里程碑战略，并鼓舞了全国无数有志之士投入到振兴乡村的队伍中。该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扶贫在乡村的持续性发展。众所周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同理，教育也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尤其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后，要实现乡村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振兴，更应以教育为基础。教育扶贫既可以指在教育上投入和资助，使贫困地区的人掌握知识和技能以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也可以指依靠“教育”之手段来进行扶贫，概念兼具了“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的双重含义，学者们对其理解会因研究的侧重点而各有不同[1]。本研究中教育扶贫的界定兼具目标与手段、任务与工具的双重属性，并以此作为本次田野调查分析的依据。

有关贫困乡村的教育扶贫的研究，从我国目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一是注重宏观政策方面，如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2]，而缺乏微观的乡村田野调查研究，即从乡里村户的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调查，如村民的生存环境、贫困户的生存技能需要、教育的人文关怀、乡村孩子的升学与成长跟踪调查等实证研究；二是现有研究主要强调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3]，而对于非政府组织主导以及基金主导型的社会资金扶贫在乡村教育扶贫中的联动作用则缺乏调查与研究。

从2018的下半年开始，本研究项目组成员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岭脚镇的贫困村——廊村，调研教育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背景下所取得的成就。从微观层面考察教育扶贫助力村户的脱贫致富以及对乡村孩子在求学和成长中的深远作用与影响；并分析廊村教育扶贫模式的借鉴作用、存在问题及其后续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一、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本文主要使用田野调查法，依据系统贫困理论、“文化自觉”论、人力素质贫困等理论来对廊村教育扶贫进行分析与研究。田野调查方法(methodology of field-work)也称实地研究或田野工作，最先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随着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其概念逐渐泛化，在自然和科学领域主要特征是实地进行，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纪录[4]。本研究的调查人员主要是以实地走访，深入调查对象，进行直接观察、询问和访谈等形式来采集原始信息，收集第一手资料。走访对象主要有廊村村委、小学、幼儿园、村户人家、在读学生，以及服务廊村的公益团体成员。

廊村所在的岭脚镇地处广西梧州市苍梧县西部，是苍梧县最边远的山区乡镇之一，也是岭脚镇土地面积较小而人口最多的贫困村。该村没有突出的地形地貌优势，没有诱人的湖光山色，也没有可开发的能吸引外来游客的山形地貌，经济贫困使大量村民离乡进城务工。据廊村村委会的数据统计，在1985-1997该时间阶段出生的孩子，90%以上皆为留守儿童。调查小组认为廊村有以下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之处：

其一，作为岭脚镇贫困户最多而资源匮乏、且留守儿童曾占90%以上的廊村在我国振兴乡村的攻坚脱贫中无疑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果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或曾是人杰地灵、人文底蕴深厚的贫困村庄，那脱贫致富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但地少人多的廊村没有自然和人文优势，其脱贫经历、经验教训及其存在的问题是西南部同类型乡村可资借鉴的。且通过对教育扶贫在该村脱贫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分析，有希望能揭示或发现一些重要而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问题。

其二，2019年，廊村达坡小组出现了两名史无前例的考上985、211高校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欣馨、全琦(化名)两名女娃，这在普遍有着重男轻女思想的西南边远乡村是少有的。为了鼓励家长和孩子们加倍重视文化与教育，廊村的同乡会、全氏家族举办了“考取博士研究生交流会”，并举行了隆重的奖助仪式以鼓舞村里的孩子们以其为榜样、期待廊村能再接再厉广出人才。岭脚镇共有7个贫困村，仅廊村在“扶学”上有此成就，希望通过对廊村“因学致贫又因学脱贫”的调查分析，能对其它贫困村有所启示。

其三，在廊村的教育扶贫中有两个“三位一体”的联动合力作用值得关注：一是从扶贫主体角度的政府主导型、非政府组织主导型和基金主导型这“三位一体”的联动作用；二是从教育扶贫方式的“扶志”“扶智”和“扶学”的“三位一体”合力行动模式作用。因此，客观地从扶贫主体的不同角度，分析“扶志”“扶智”和“扶学”的各种行动模式的作用，应该可以给那些单纯依靠政府主导教育扶贫的乡村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地方。

二、扶学在廊村学园的表征与结果

调查小组先走进廊村小学和幼儿园，探访扶学在廊村学园的表征与结果。

(一)廊村学园的新颜旧貌

廊村小学原名为“人和公社第二中心小学”。该小学所在地原址是一座宝林寺庙。1933年，“人和公社第二中心小学”以原宝林寺庙建筑为主体创办起来。1976年更名为廊村小学。2007年之前，廊村小学只有一栋两层楼的教学建筑，学生课外的活动场所是粗糙的泥石面空地，乒乓球桌是用简易的砖块和石板砌成，没有标准规格的篮球场或田径场，教学楼背后是杂物堆砌的荒地，一片荒凉与破败的景象。

2007年10月，由政府主导，中央驻澳门办事处牵线，澳门街坊沙梨头坊众捐助30万，政府、地方民众和有关部门出资40多万，筹建了一栋735m2的教学楼。为纪念澳门街坊沙梨头坊众的爱心善举，学校更名为“澳门沙梨头坊众廊村小学”。在国家教育扶贫的政策下，2013年廊村幼儿园在廊村小学内建成并开办招生，廊村的学前教育开始了新篇章。幼儿园让廊村的孩子们，尤其是留守儿童有了温馨的童年乐园，学园的老师和伙伴们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留守儿童父(母)爱陪伴的缺失感，使其在童年成长的道路上不再那么孤独和无助。自此以后，廊村小学旧貌换新颜，学校教学楼前面的泥沙土空地换成了整洁的水泥地板和绿化带；两栋崭新的教学楼之间是半开放的光线宜人、南北通风的学习园地；澳门街坊沙梨头坊众筹建的教学楼前面是塑胶地面标准篮球场，球场的围墙外面青山环绕，一派山清水秀的学习福地。

(二)廊村学园的扶学联动模式运作

从扶贫主体的角度看，廊村有着非凡的“三位一体”教育扶贫联动模式：即政府主导型、非政府组织主导型和基金主导型的“三位一体”联动模式构成了廊村扶学的亮点。

除了上述的政府主导型和基金主导型教育扶贫，下面介绍一下非政府组织的爱心公益团队在扶学的合力行动模式中在廊村的积极作用。

1.澳门街坊沙梨头坊众。该公益团队对廊村小学的爱心帮扶并非一次性的捐资了事。自从2007年捐助30万建设教学楼之后，该爱心团队在廊村小学就设立了年度优秀学生助学金，每年约10个名额。基于公平、公正原则，每年由学校公开推选优秀学生。除此之外，沙梨头坊众每年都派成员代表亲自从澳门过来回访这一贫困乡村小学：颁发助学金、捐助爱心礼物等。每年助学金和爱心礼物的花费至少两万元以上，从2007年一直持续至今，从未间断过。年年不辞辛苦的回访给孩子们传递了暖暖的关怀，使孩子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怀抱着爱的动力，年度优秀学生助学金使廊村的孩子们在学习上持续奋发向上。

2.“岭脚镇社会爱心群”。2015年7月，岭脚镇一木板厂的厂主牵头建立爱心微信群(刚开始是QQ群)，发动乐于为本地教育扶贫事业奉献爱心的人士加入爱心群，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商业个体户、事业机关人员、学校教师和农民等。扶贫对象重点是有孩子读书的贫困家庭。资助方式是每个月资助一户贫困家庭，每户捐助2000-3000元，如遇特困户(如孤儿等情况)，捐助数额不封顶。这种资助方式在形式上没有社会上的基金会组织“正规”，但这个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方便性和灵活性的爱心群却有其独特的优点：(1)效率高：节省人力和物力成本；(2)信息透明：捐款和支出数额在群里时刻公开透明；(3)受益面广：每月资助一户的方式使覆盖面尽其所能地广泛；(4)重点突出，有的放矢：不拘泥于形式，对特困户资助不封顶。该爱心群充分践行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并突出其亮点。作为贫困户最多的廊村，就是其重点的扶贫对象。

3.“花儿的阳光”创新教研公益项目组织。该公益组织的项目方案在2018年获得了梧州市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的第一名，同年选派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梦+青年力量”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并获得了(公益创投组)的第一名。在比赛期间，该公益项目得到了广西梧州海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价值十万元的微课拍摄制作赞助及协同创新支持。2019年初，受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政府团委之邀，该公益组织把项目首先落地到该县留守儿童最多的岭脚镇。“花儿的阳光”成员们利用其所在高校外国语学院的协同创新条件与背景，把英语作为其公益教学创新实验的重点科目，而廊村是其重点调研对象之一。在廊村，非政府主导的其他公益团队主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硬件上给予教育扶贫与帮助，而“花儿的阳光”希望在教育教学的“软实力”上为振兴乡村尽最大的努力。

(三)扶学在廊村学园的进展效果

自从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开始以来，到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一路走来，廊村学园旧貌换新颜。

首先是校园新风貌。校园从过去的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发展成现在的两栋教学主楼，一座幼儿园，和一个课外的学习园地。校园面积现有3720m2，建筑面积1891m2，其中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建筑总面积1438m2；体育设施从过去坑坑洼洼的泥石空地变成了现在占地2542m2的体育运动场地，体育器材37种，共354件；现有图书近10000本，生均31.3本；教学计算机室一间；其它教学仪器设备240多种，共4308件；音乐、美术、卫生器材62种，共244件。

其次在育人新气象上。廊村小学师生团队一致奋发向上，学校构建以“勤朴”为主题的校园特色文化，努力打造“修勤朴之身，立大美之人”的精神文化。2011年获得“广西区义务教育管理先进学校”，2015年获“广西区卫生先进单位”，2016年又获“优秀学校”称号。除此之外，因其在少先队和文艺教育上的出色工作，2015年获岭脚镇少先队鼓号队比赛二等奖；2016年苍梧县文化艺术节上获三等奖；2017年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集体；2018年县文化艺术节上获三等奖。

最后是高等教育人才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自2005年广西普及“两免一补”教育扶贫政策以来，尤其是2014年广西开始实施“9+3”免费教育计划，廊村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都达到了100%，留守儿童也相对减少。但在2015年之前，廊村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数还是不多的，尤其是高层次(研究生以上)的从未有过。2015年之后，廊村走出的高等教育人才逐渐增多；尤其是2019年，廊村达坡小组两名女生考上了全日制的985、211高校的博士研究生，这在廊村史无前例，在普遍有着重男轻女思想的西南边远乡村也是少有的。

三、“扶志”和“扶智”在廊村的实践与作用

(一)“扶志”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的双重作用体现最突出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以下几户主要是因学致贫而以扶学、扶志脱贫的村户：

其一是全欣馨家，2019年被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录取为该校的博士研究生，是廊村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幼年的全欣馨曾是廊村的留守儿童之一，所幸的是，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到中学就一直享受着国家教育扶贫“两免一补”政策。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她每年都获得奖学金，除了国家贫困助学金、奖学金，她还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上大学后完全自立，无需家里提供学杂费，而是助学贷款，并利用自己的专业兼职做家教、寒暑假在工厂做过工人、在西餐厅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等等。欣馨一家是廊村典型的因学、因病致贫而以“扶志”脱贫的家庭。幼年时欣馨家庭虽然贫困，但父母非常注重孩子的学业，且从小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自强自立习惯。在家庭陷入困境时，作为留守儿童的贫困生，欣馨在国家教育扶贫的政策下顺利完成了中小学、本科和硕士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博士研究生。

其二是全琦家，与全欣馨一样曾是廊村的留守儿童、贫困生。全琦家4个孩子、两个姐姐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弟弟也只读到初中。作为贫困户，全琦从小学六年级至中学皆享受了国家教育扶贫的“两免一补”。本科毕业那一年，全琦没考上研究生，在全欣馨的鼓励和帮助下，次年考上了湖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019年，又考上了该校的博士研究生。至此，全琦与全欣馨在2019年同时成为廊村有史以来最高学历者——廊村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其三是梁伟家，梁家共有7个孩子，梁伟最小，访谈时是大二学生。父亲初中学历，母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由于家中贫困，三个最年长的哥哥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大姐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多亏了国家教育扶贫“两免一补”和“9+3”免费教育政策。梁伟与四哥顺利完成了基础教育并考上了大学，二姐也上了幼儿师范学校。除了“雨露计划”，品学兼优的两兄弟每学期都获得2000元的贫困助学金。现在四哥和二姐都已毕业工作，可见梁伟家是廊村典型的因学致贫又而以扶学、扶志脱贫的家庭。

(二)“扶智”脱贫致富

廊村在掌握知识技能农副产品职业技能“扶智”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9年，廊村在驻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带领下外出寻找企业，探索“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建立工厂和特色种养基地，与市场对接，以降低养殖风险，获得分红收益。通过土地流转、贫困户入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多种方式给贫困户带来稳定收入。

在种植业方面，廊村通过培育思想先进、有胆识村民做创业致富带头人，以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发展沙糖桔致富。目前廊村也正在与相关企业洽谈牛蛙养殖及红薯种植的合作。村支书及其村委班子依托高校职业技术平台，依据农作节令，定期给村民举办农作物种植与农副产品职业技能的培训，通过“扶智”提高村民的脱贫致富水平。

利用扶学、扶志和扶智这三位一体的合力行动模式，在政府主导型、非政府组织主导型以及基金主导型的联合推动下，廊村的脱贫攻坚战绩无疑是突出的。脱贫前廊村的贫困发生率历史最高点为：885/4475=19.78%。时至2019年7月调研小组的中期调研时，廊村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6%。到2020年初本文撰写之时，廊村的贫困发生率已清零。

四、廊村教育扶贫的经验与反思

在国家教育扶贫政策下，廊村不仅“依靠教育扶贫”，而且体现了“扶教育之贫”的成效，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廊村在教育扶贫道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概言之，廊村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其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廊村教育扶贫经验

1.驻村书记及其后盾支持。这些年来，廊村的驻村书记都来自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高校工作者。因此，首先在脱贫致富的导向上，村委领头班子无疑更重视文化和技术的“软实力”，全力执行国家“智力扶贫优先”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教育强民、技能富民的路径；其次，在“依靠教育扶贫”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中，廊村就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高校平台的人力物力是其坚实后盾，能快速高效地对接起来。驻村书记不但让其后盾单位“送技术入村”，还把本村的村民“送出去”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及其协同的相关企业单位参观学习。高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聚集与知识创新的主体，理应发挥优势，将教育扶贫作为其服务社会的重要抓手[6]。因此，地方政府在选派扶贫驻村工作人才上，宜考量该贫困村庄的具体情况，让更多高校参与进来，在文化和技能上进行“查漏补缺”型的驻村对接，以从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产业知识面上践行精准扶贫的价值和意义。

2.三位一体的扶贫主体联动模式。由政府主导型、非政府组织主导型以及基金主导型的“三位一体”联动教育扶贫模式充分地在廊村体现出它的价值与成效。在岭脚镇的7个贫困村里面，廊村在政府主导的教育扶贫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社会的能力机制和自身的求变能力，所以它是“三位一体”联动教育扶贫主体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

从系统贫困理论的角度来说，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集结一起系统运行的结果，它已不再是平面的、静态的概念了，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单个学科的问题，而应从更广阔的视野、多学科、跨阶层、跨部门的来协同分析和联动扶持[7]。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8]。也就是说，如果在特定的贫困区域系统中，自身的资源基础、求变能力与社会的能力机制之间未能参与到外部大环境的增长与社会进步，那么教育扶贫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因此单靠政府主导型扶贫的村庄往往动力不足，依赖思想更严重，而当外界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资金等介入时，在竞争对比与外界力量的刺激之下，往往更能激发人的奋斗意志。因此，国家、地方政府可从多方位的扶贫角度出发，联动各方力量，这样既给社会各界仁人志士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机会，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力量。

3.三位一体的扶志、扶智和扶学合力行动模式。除了三位一体的教育扶贫主体联动模式，“扶志”“扶智”和“扶学”的三位一体合力行动模式也是廊村的特点。物质贫困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而人们在物质上长期的匮乏会引发心理层面的自卑、束缚与压抑，造成精神上的贫困。因此既要“扶志”以转变其思想观念来树立脱贫信心，又要“扶智”以提升其农副产品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增加贫困者的收入，还要“扶学”以保证其紧跟时代的终身学习能力。廊村在这两种“三位一体”上进行了合力行动，并发挥了教育扶贫在振兴乡村精准扶贫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村委领导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其实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因而利用“扶学”来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2019年廊村第一批985、211高校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二)反思与展望

我们在廊村看到了其教育扶贫的成效，但同时也目睹了其值得反思的地方：

1.“扶志”的内生式发展有待提高。当前廊村的教育扶贫主要还是“输血式”的扶贫。在剩余未脱贫的贫困户中还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对于贫困者来说，物质匮乏是外在表现，思想束缚是其内在根源。因此精神贫困既是物质贫困的结果，又是长期贫困存在的内在原因，两者相互作用、交织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而教育贫困又会阻碍其思想的开放与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问题是贫困问题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扶贫功能的发挥。根据能力贫困理论，舒尔茨(Schultz)认为造成贫困的决定性因素是自身的素质[9]。教育扶贫最应注重的是通过教育手段提高贫困者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要达到内生式的发展并形成“造血式”扶贫，还需要在村民的文化和思想的“扶志”上着力，“扶志”“扶智”和“扶学”的合力行动还要进一步的加强。

2.在“扶智”过程中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尚需提升。在农副产品职业技能脱贫致富道路上，虽然廊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廊村的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的种养产业。2018年受到市场供大于求、销路单一的冲击，很多农户沙糖桔亏本，收入减少。另外，2018年入股某农业公司的50万元的合同到期，2019年村委多次与企业负责人联系归还该笔资金，以按照程序重新开村民代表大会签订新合同，但均未解决。

可见，在产业经济上，廊村还没充分具备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观念并不限于对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还要在此基础上明确该如何实现文化的转型，突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10]。廊村充分利用了“送技术下乡”的技能扶贫作用，也探索和运用了“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但在现代复杂的市场网络中，首先，技术不等于脱贫，市场是瞬息变化的，除了技术，还需具备一定的营销技能和市场趋势的分析能力；其次，要靠合作达到双赢，自身也要具备最基本的自主能力，要不在市场的漩涡中可能就处于弱势甚至沦为牺牲品。因此，我们要反思技能扶贫的狭隘思维，从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层面梳理技能、文化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农副产品技能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及其在市场的优化能力与自主能力的提升，让村民形成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以实现贫困乡村农副产品技能的传承和扶贫目标。

3．“扶学”还需着眼教育的本质属性。自从我国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逐步向乡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薄弱学校倾斜。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贫困学校的硬件(校园环境建设、教学设施、信息技术设备等)，如廊村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教育教学的“软实力”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均衡发展。在对廊村学校教师和村民家长的访谈中发现，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问题已不再是教育(硬件)条件与教育成本的问题，而是师资条件满足不了贫困地区儿童升学条件的需求。比如说英语学科，岭脚镇的12个行政村里面有7个贫困村，除了镇中心小学，其它乡村(不管是贫困还是非贫困)都没有英语学科专业出身的教师，具备外语专业专科以上的人才都流向城镇就业，这就导致一些有经济条件的优秀学生也向城镇学校外流的现象。另外，据对廊村小学校长和教师的访谈得知，在现有的教育扶贫中，不管是义教均衡或社会资金扶贫的项目资金都主要是投资在校园硬件条件建设或学生身上，并没有针对师资建设或培训的专项或分项资金。

众所周知，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育人，其根本任务是塑造人的思想观念、传递知识、提升能力等培养身心素质的工作，并围绕知识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创造而展开[11]。因此，不管是从舒尔茨的人力素质贫困理论，还是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来看，在教育扶贫的结构体系发展中，教师的能力素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教师的能力素质提高了，教育扶贫才有大的发展；也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提升了，才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投身教育事业。所以，教育扶贫不仅要把师资力量建设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学科结构、升学条件要求以及社会需求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扶贫要契合当地教育、教学发展的内在需求，投资培养或引进当地所需要的人才，给当地教师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教育扶贫的最大成效。

4.“手机带娃”影响“扶学”的成效。根据舒尔茨的人力素质贫困理论，一个地方的贫困或发达，最终取决于该地人的质量和人力资本；而人之素质的培养，家庭教育是根。现代信息社会智能手机信息的泛滥和游戏的隐患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到贫困乡村，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家庭。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的贫困文化论也认为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会产生对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屈从感、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或随波逐流的行为反应，并且容易内化成一种个人习惯或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12]。在廊村，很多村民家长为了让孩子消停吵闹、不影响干活，会让孩子“一机在手，不吵不闹”。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多年来对四川、湖南、河南、江西、贵州等地乡村留守儿童的调研也发现“手机带娃”的普遍现象。

作者在走访村里留守儿童家庭时，发现那些对学习保持较高兴趣、学业成绩能进入班上前几名或年级前十名左右、且乐于沟通交流的孩子家规都是“不买智能手机、不打游戏”。家里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坦言：由于隔代很难管教孩子，因此与其父母达成如此共识，以免孩子沉迷于手机世界。当然，该问题不能仅靠家长一味地强行禁止，而需打开一扇让孩子感觉比游戏更有意思的“窗口”。希望更多的爱心公益团体、当地学校和村委能给孩子们创造丰富多样的文体交互活动，对那些缺失父母陪伴的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和个体行为施以积极的影响，以消解他们由于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而产生的乡村生活无意义感。

5.扶学“离农”的无奈与扶志“为农”的期盼。在走访廊村在读的本科或研究生时，我们访谈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回答或是“在城市的高校里当大学教师”，或是“在城里找工作”。当然，不同的专业和学历需要相应的平台实现其人生价值，这无需评判。但由“扶学”培养出来的乡村人才流失和人口离农是不争的现实，这也是内生式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故此国家和地方还需加强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乡村振兴战略，改善乡村配套设施和待遇条件。通过加强“扶志”来培养乡村人才立志“为农”、振兴乡村；也期待以后能有更多像黄文秀(1)广西百色田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广西百色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在百色市凌云县的山洪中不幸遇难。这样的高知人才，为国家振兴乡村而服务乡村、建设家乡。

综上所述，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除了物质上的扶贫，更需要对乡村“软实力”的扶助。希望有更多的各界仁人志士参与到乡村教育扶贫的切实工作和田野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