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成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金庸热衷于长篇叙事，并喜从主人翁的幼年起笔，通过对其成长历程的持续关注，具体展现人物性格，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都是此种模式的产物，《神雕侠侣》以同样手法塑造了一位性格略微怪异的大侠——杨过。金庸还习惯于塑造悲剧人物，《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可视为此类代表，但每个人物都各具特色，不曾流于模式化、单一化，杨过作为悲剧人物的代表之一，有一套独立的话语模式。同时，金庸喜用乱世作为背景，以打破传统社会封闭空间对人物性格形成的禁锢，加强人物形象的可塑性。杨过被置于宋元之战中，但其性格的生成与完善并非通过大场面的战争描写实现，而是借助更多生活细节得以完成。金庸以家庭为依托，让杨过游离于不同的环境之间，锻造出一位性格极具层次性的人物。青少年时期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而长期的生活场所——“家庭”，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作为一处特殊的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的属人的空间”[1]。杨过从少年到青年，分别游离于不同“家庭”环境中，性格也在转移中慢慢形成，其悲剧人生也已注定。

一、原生家庭：悲剧的起源

金庸很重视原生家庭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在多部作品、多个形象的塑造中反复使用，但并未流于脸谱化、形式化，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性，暗含着一种思想与观念。杨过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而这种悲剧很大程度上受其原生家庭的影响。“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里，个体就已经奠定了自身心灵统一的基础，并建立起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他们将自己遗传得来的能力以及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感悟加以消化、处理、调试……他们的行事风格乃至感情倾向都已定型。”[2]25儿童出生后所接触的第一环境就是家庭，他们以家庭成员为模板进行最初的学习，而性格也在家庭所构建的环境中逐渐萌芽。杨过从出生伊始就未曾见过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不久穆念慈也因病去世。因此，他的童年极度缺乏父母的关怀爱护，亲情对他而言是陌生的，本该在父母庇护下快乐成长的孩子，不得不直面社会的人情冷暖。一位少年面对复杂多变的人性，首先应该学会的就是变通，只有如此方能在社会中获得一丝生存空间，进而造成生存意志取代道德意志占据首位，杨过的性格也变得油滑、多变又坚韧。

与郭芙、黄蓉众人相遇之前，杨过独自生活于林中破屋，靠偷、骗获取生活资源，并且没有什么朋友，他以人性中的虚伪与欺瞒示人，始终隐藏、压抑着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从日后与黄老邪、欧阳锋成为忘年交足以看出，杨过内心充满着对亲情、友情的渴望，希望能够与人敞开心扉、尽情交谈，其本性仍以“善”为主。但无法超脱复杂的社会环境时，他只有将“善”遮蔽，以特有的油滑与人交往，这也导致其对家庭与亲情的期待更加强烈。欧阳锋的一点点恩惠就让他感觉到似乎是“父爱”的伟大，甚至叫他“爸爸”，这是来自少年心中对亲情极度渴望的转化。同样，因为对亲情的期待与珍视，杨过一次次选择营救“欺负”自己的郭芙，甚至最后手臂被她砍掉，但对亲情的渴望与深层意识中的善念让他选择隐忍。《倚天屠龙记》中金庸使用同样的套路完成了对张无忌的塑造，张无忌幼年时即失去父母，成长之路曲折，处处遭受打击，但他与杨过截然相反，张无忌的一生也是危机不断，但他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态处之，并不给读者太多悲情的感受。这是因为张无忌童年时期在父母庇护下成长，冰火岛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让他得以远离社会人心的奸诈险恶，谢逊虽不时发狂、杀人无数，但内心本性纯洁，三个长辈均有“博爱”之心，使得他在“爱”的氛围中成长，这一意识亦在幼年的张无忌心中萌芽，进而影响其整个生命历程。面对仇恨时，两人虽然能够将其消解，但出发点完全不同，张无忌的恨在童年时就在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爱”中消解，杨过的恨则是被亲情消解。同时，金庸在自觉使用现代审美意识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自觉反思[3]。在钢筋混凝土与金钱所组建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日渐减少，冷漠情绪逐渐占据主导，而亲情、爱与善意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传递着自己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

杨过童年时期与母亲一起生活，穆念慈性格卑微软弱，不可能给予杨过很多的保护，而她这一性格的形成亦与自己的家庭有关。孤儿寡母在动乱年代受到的只有无尽的欺侮，丈夫的罪行又加重了她内心的愧疚感，不自信很自然地影响了杨过的性格。同时，杨康过早离世未曾给杨过留下任何印象，因此父亲的形象只能够以想象的形态出现在杨过的脑海中，穆念慈眼中的杨康又是那么高贵，她定然将自己的观点无意中传递给儿子，造成杨过对父亲的过度联想与希冀，使其形象愈发伟大，潜意识中成为自己的榜样。当无意中听到有关其父亲死亡的真相时，所有伟大情节被无情解构，他的内心即刻崩溃，建立于报仇之上的微弱自信也被消解，因此他的不自信愈发明显，他虽然身怀绝世武功，但内心却始终有一种莫名的自卑。这种不自信让他在与郭芙的交往中始终处于下风，当他面对郭芙时总有己不如人的感觉。郭芙则不然，她自幼生长环境优越，父亲是天下第一高手，母亲是天下第一智者，背后更有一众强大的势力撑腰，她父疼母爱、众星捧月般行走于江湖。这样的家庭让她从小就有一股盛气凌人的气势，无论对方多么强大，她始终能够保持自信，杨过就败倒在这股自信面前。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培养出性格完全不同的孩子。无情的生活使杨过变得足够坚强，任何困难都不足以压倒他，反而会激起他的斗志，但这种坚强来源于坚韧而非自信。郭芙虽然不够坚强，但她有自信作为底气，即便面对金轮法王也毫无畏惧。杨过的爱情悲剧、事业悲剧，都与他的不自信有着极强关系，莫名的自卑感始终伴他左右。

杨过性格的不自信中夹杂着一股坚韧，社会上的流浪生活给予他极有意义的磨砺。面对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动荡，如若心理稍微脆弱也将陷入逆境，面对生活的苦痛他从不屈服，这种环境反让他越来越坚韧。坚韧发展到极致就变为倔强，进入终南山学艺，如果稍稍发挥自己的油滑、吹嘘之功夫，也不会落得被“师父”毒打。性格中的倔强让他不容许自己低眉顺眼，杨过的心中始终有一条道德衡量标准，这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穆念慈、杨康的性格中都有一种极强的韧性，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就绝无放弃的可能，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了杨康最后的悲剧，一步错步步错，直到无可挽救。但杨康成长于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的生活，娇惯与纵容助长了他的天性。杨过的家庭环境全然不同，家庭败落不堪，面对冷眼热嘲唯有以意志相抗，这样的坚韧中带着叛逆和抗争。这种叛逆遇到黄蓉、全真教以及封建礼教，只可能产生悲剧，原生家庭成为推动杨过人生悲剧步步深化的本因。大小武的经历也证明了原生家庭的重要性，他们对郭芙的追求，兄弟间的反目，以及最后爱情的突然转向，无不与家庭生活有关，父亲的畸形爱情观，母亲对父亲的痴痴追求，这样的爱情观一直影响着他们。金庸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在成长，形象逐渐丰满，但原生家庭所造成的影响永远无法一笔抹净。杨过的叛逆程度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激化，而人生悲剧也因之加重。

二、寄生家庭：叛逆性格的激化

杨过遇到郭靖、黄蓉之后，得以再次回归家庭之中，可相较于原生家庭，颇有寄居篱下之意，杨过没有得到期盼的亲情，更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反而这次回归进一步激化了他性格中叛逆的因素。桃花岛上的黄蓉早已非《射雕英雄传》中的玲珑少女，而是一位组建了新家庭的少妇，她的思考随身份变化亦发生陡转，她将对杨康的成见转移到杨过身上，这样的态度潜移默化中传达给了大家庭中的其他人。黄蓉的家庭与经历塑造了她将一切掌管于自己手中的女强人性格，但杨过不是一个能被掌控的人，从小的种种经历让他身上充满着叛逆，一切世规尘俗对他都失去力量。黄蓉的世界里不允许存在这种反抗，而杨过身上的油滑与市侩更超出她的忍受限度，此时的黄蓉已经是“黄女侠”而非丐帮帮主，她要消除杨过的戾气。油滑与机智存在本质差别，黄蓉所表现的就是机智，而杨过更多的是油滑，他想凭借自己的小聪明行走江湖。黄蓉理解成功的真正基础，郭靖就是她所培养的成功范例，天生才智是成功的一方面因素，但众人帮扶、勤学努力才是基础。她也有意帮助这位少年成长，激发他的聪颖，限制他的油滑，可天然的偏见与截然不同的性格，注定事情朝反方向发展。

弗洛伊德提出：“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4]而杨过“超我”的培养不是通过其原生家庭获得的，这一绝高的道德品质养成受到黄蓉与郭靖的影响。郭靖教授给大武、小武纯粹的功夫，黄蓉选择教授杨过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而非杨过一心渴求的绝世武功。杨过虽是以一种反叛心理进行学习，但掌握文字对他以后的成功精进发挥了巨大作用，书中的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认知，油滑仍在但向智慧转型，其认知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正是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家国大义”让他出现在襄阳大战的关键节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从此才彻底完成蜕变，真正成为一位大侠。金庸作品中对“侠”作了重新定义，与梁羽生和古龙作品中的侠客不同，金庸的“侠”不在于武功强弱，而与家国天下紧紧联系起来。如韦小宝的塑造彻底贯彻了这一主张，韦小宝无一武功而能够被人称道、敬仰，正在于他的家国之情。黄蓉本想要通过四书五经来压制杨过的虚浮、奸诈，却在不经意间塑造了一代大侠，识文断字使杨过可以阅读武功秘籍，进而学得传世武功。不仅是知识层面，郭靖的为人处世对杨过影响更大，郭靖的性格与黄蓉相反，他凭借宽厚博大的胸怀处人待事，在桃花岛也只有郭靖让杨过稍微体会到亲情的温暖。郭靖因其高尚品格受人尊重，也影响着杨过，让他随时而变，慢慢成熟。但也正是他这种太过宽广的胸怀导致了杨过在全真教的悲惨经历，进一步促成杨过叛逆性格的深化。

桃花岛的压抑氛围使杨过不得不离开，少年心中向往的是自由、逍遥、无拘无束。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郭靖将杨过带入全真教，进入一个道德管束更加森严，甚至对人性进行阉割的场所。作为道士首先要戒除三情六欲，即便俗家弟子也不免受到压抑，这种环境对于杨过而言更加煎熬。金庸有意通过通俗小说的形式对千年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因此在每部新作品中传达着不同主张。严家炎曾评价：“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蕴含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5]《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可谓儒家文化的代表，在《神雕侠侣》中表现更加突出，襄阳保卫战使郭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但也流露出一股迂腐之气，三纲五常被他坚记心中。杨过则暗含着一股对儒家传统的反抗之气，他不要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心中所想的只有自由和欲望的释放。全真教化作杨过表演的平台，他以一位传统道德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对一切伦理道德发起肆无忌惮的挑战。《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是主角，他背负着儒家道德观，因此书中对传统以肯定态度为主。《神雕侠侣》中杨过是主角，金庸给他的定位是叛逆者，因此对传统道德的重新讨论成为主题，自由与欲望的合理释放被大加倡导。

《神雕侠侣》中道士形象转向反面，传统印象里的清高有为被消解，人性中的恶在他们身上显现并放大，与《射雕英雄传》中的形象结合起来分析，立体的人得以呈现，他们身上同样具备复杂的性格，喜怒哀乐、嫉妒、情欲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道士的迂腐与《神雕侠侣》的主题相违背，更加重了接受者对此群体的反感，以至引起对传统文化更深入的思考。道德观念的断裂总是从内部开始，崇高形象的建构也大多被自我消解，在全真教“伪君子”面前，杨过对自由、情爱的向往显得更加真实。所谓正派人士却以与名号截然相反的形态呈现，杨过更坚定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自身所具备的叛逆本质进一步激发，压迫下的反抗更趋强烈。赵志敬身为首席弟子却没有丝毫宽厚待人的品德，反而是小肚鸡肠、以怨报德，胸襟狭小不能容忍任何于自己不利的事情，自大与高傲以至于目中无人，为了权力利用掌握师弟的把柄以示威胁。以赵志敬为首的道士对杨过欺侮、压迫，将对郭靖的怨恨发泄到少年身上。他的尊严并非通过实力去努力争取的，而是以“精神胜利法”的原则转移到对弱者的欺压上，借助这种手段以完成内心情感的抒发。

这样一段“家庭”经历让杨过真正明白“侠义何为”“正派何为”，与名派、名号丝毫无关，真正的侠客当“为国为民”，真正的正派当是心存善念、心胸宽厚，而这些更多来源于郭靖的启发，在遇到全真派的欺压后被激发出来。欧阳锋对别人而言或许是“毒物”，对杨过而言是一位“父亲”，他让杨过感受到爱与亲情。地点不断转换，经历日渐丰富，杨过的叛逆也愈加激烈，但他的叛逆对象是传统礼教，是对欲望的扼杀与压抑者，所借助的手段是“真情”与“善意”，即便对杀人魔头李莫愁他也待以真情，正是这样一种真情让他收获众女子的喜爱，以及底层弱者的尊重。李莫愁虽杀伐不断，制造数起血案，但无法让读者产生恨意，金庸赋予她一个不幸与悲惨的人生。李莫愁自幼生活于活死人墓，亦师亦母的林朝英本就是自由恋爱的受难者，她又将苦难施加于徒弟身上，无意中影响了她们性格与人生观的形成。李莫愁爱而不得以致陷入癫狂，使批评更多指向林朝英，认为她把个人的爱恨强加于徒弟身上。李莫愁的反叛与杨过一样，是对传统的抗击，但只能以悲剧收场，书中所有意欲与传统相抗者都要承受更多苦难，无一不需经历悲惨人生。金庸先生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群像，完成了对传统“情与爱”的探索，以人物悲惨的人生经历对传统观念发出批判。

三、自组家庭：责任与爱的启发

对于长期流浪的杨过而言，冰冷冷的古墓格外温暖，洞穴让他真正拥有了家的感觉，此前的经历尽是猜忌、冷漠、压抑，虽然身处人群之中，却没有任何温度可言。孙婆婆慈祥的爱意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母爱，与全真派的迫害相比，这种温暖愈发深沉。孙婆婆与小龙女皆长久远离人世烦扰，没有世俗上的心机，不用担心计谋与暗害，漂泊俗世的杨过真正放下了内心的戒备，开始体验生活的快乐，体会真情为何物。可命运悲剧仍在继续，孙婆婆被郝大通杀害，这一切源于杨过闯入了她的世界。救命恩人被杀害于眼前，痛苦强化了杨过对“名门正派”的憎恶，对传统正派文化的叛逆更深。孙婆婆留下的最后的话是“你龙姑姑无依无靠，你……你……也……照料她……一生一世……”[6]153，杨过第一次感觉到责任的重担，小龙女也不能再一人逍遥，整个古墓只剩下二人相互依靠，如此封闭的环境下，一对男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对方。金庸先生的小说还存在一种模式，即男主角的成功离不开女主角的竭力相助。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成长的最终完成正是由于霍青桐的影响，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如若不曾遇到小昭也不会学会绝世武功，而其性格最终转变的功劳则归属于赵敏的悉心调教。杨过成功的关键则在小龙女，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杨过的命运。

金庸设置“古墓”这一独立空间，正是为塑造不受传统礼教规训的女性。小龙女是一位没有受过三纲五常之教的女性，古墓封锁了她的生活，也隔离了社会的庸俗伦常，使得她对世俗间的规定视若无物，入世之后与传统礼教之间发生剧烈碰撞。同出于古墓之中，小龙女与李莫愁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暗含着一股叛逆精神，对自由、幸福满含渴望，自己想要就去追求，认可的东西拼死也要守护，她们的反叛比杨过还要彻底。“古墓派”女性敢爱敢恨、无所顾忌，“古墓”成为“叛逆”的象征，杨过性格中的叛逆因素在此处被彻底激化。杨、龙二人的叛逆存有差别，小龙女见识世俗世界的复杂后选择逃避，她追求的是两个人的小天地，没有任何礼教俗规的桎梏，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社会对杨过充满吸引力，他不可能选择驻守古墓一生，虽然外界充满阴谋、欺压，但作为年轻人，世间的嬉戏游乐对他充满吸引力。可他同样不会放弃小龙女，因此他必须直面充斥于社会中的礼教禁锢。

金庸先生把古墓与全真教放在一起，使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对比，以达到对“道家”文化的重新思考。相比于阴险狡诈、小人做派的全真教，小龙女或许才能够真正表达道家主张的“无为”。她内心干净如同白衣，不问世俗只求本心，一切事情顺势而为，她看淡红尘，真正做到无欲无求。因为杨过的出现，小龙女第一次走出古墓，将所学武功从理论化为实战，她冰冷的性格中没有丝毫温情，感情在她身上似乎不曾存在，面对孙婆婆的死没有任何动容，“人都死了，还哭什么？”[6]158在她的理解中“人必有一死”何必苦恼，这种超脱的境界远远超过全真教诸道士。但这种状态完全是因为她与世俗间有隔膜，并随着杨过的闯入被打破，情欲红尘滚滚而来，杨过再一次打破了传统对人的羁绊，灵肉本该一体，爱乃是人间常情。

古墓因情而造，也因情而毁，冰冷的古墓无法禁锢人欲、人情，李莫愁因情误终身，直到死还念叨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7]。杨过的武功修炼真正始于古墓之中，《玉女心经》为他打通了日后成为武学宗师的阻碍。修炼此功夫也将二人推向深渊，《玉女心经》的设定是男女双方心意相通，为了对方可以向死而生，如此方能够学得大成，在不断的练习中情愫自然而然地生发，师徒之情已成外表，夫妻之爱才为事实。杨、龙二人情愫的发生是对传统最大的挑战，二次拜师已经不为世俗所容，而师徒相恋则更不被接纳，如此场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悲剧的发生。武三通因为喜欢上自己的义女而导致家庭分崩离析，妻死子散以悲剧收场。在宋代“娶师为妻，几乎等同于以母为妻、或‘以长嫂为妻’”[6]492的道德标准早已深入人心，转拜他师虽是触犯武林大忌，可事出有因还可理解，但师徒结为夫妻则突破了传统礼教大防，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叛逆的两人坚定要走这样一条不归路，对世俗的无视，对情欲的追求，与整个社会为敌，注定了悲剧人生。金庸以如此悲剧促使接受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杨过古墓之前的生活压抑、郁闷，即便在社会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可那样的生活方式只会养成一个油滑的少年，他的思想、心灵被社会浸染，只会逐渐沉沦。桃花岛与全真教的痛苦经历，杨过自身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个体的所有情绪、情感和思想必定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感引起了困难，而且与个人的福祉背道而驰，……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将它们彻底根除。”[2]39以前的生活方式给予他过度放纵的情感与思想，只求一人苦乐与幸福，对世界缺乏认同感与责任感。走入“古墓”空间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发生改变，古墓如同圣地，使他的灵魂得到洗涤，“由于人物的典型性格或人物的‘主体性’总是与空间的特定历史‘绞合在一起’，因此，被生产出来的某一个特定空间就恰好可以成为某一个人物性格特征的表征物”[8]。在古墓这一特定空间中杨过不仅完成了性格的塑造，更完成了心智的锻打，爱在两个年轻人心中蔓延，与其相伴而来的是责任，这一转变让杨过开始走向成熟，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蜕变。

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为时代所不容，孙婆婆的遗言让他无法抛弃对责任的担当，杨过心中对小龙女的责任超越了爱。杨过真正开始确立一种目标，“只有当他发自内心地找到了一个能够激励自己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所带来的成就比阻挡他的障碍更大时，这个孩子才有可能打起精神来”[2]27。保护小龙女并让她幸福以及维护二人之间的“爱”成为杨过的终身追求，也为他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在余生的悲剧中继续前行。他与小龙女的关系不只是夫妻也是师徒，一种畸形的牵绊缠绕其间，爱与责任的纠缠使他们步入社会后就遭遇危机。小龙女毫无涉世经验的单纯与杨过的油滑、讨巧原应互相补充，但两种经历所塑造的不同性格又加剧了双方的误解。小龙女走出古墓进入新的环境后，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复杂的社会让她原有的判断标准彻底断裂，对杨过的真情也出现误判，为了所爱之人选择离去。爱与责任驱使杨过走上了一条不断追寻的道路，《神雕侠侣》故事的主线也围绕其展开，不断地追寻与离去，金庸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生活画卷，探讨了爱情何为，责任何为，杨过、小龙女的悲剧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完成了对现代文化的探索。

四、结语

《神雕侠侣》通过三处不同“家庭”环境的营造，完成了对杨过性格的塑型。他的人生历程在三类环境中已得到显现，以叛逆的性格来对抗传统的压迫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探讨，将杨过定位成传统文化的搅局者，并通过修辞的说服力使读者对杨过充满同情，他身上所具备的叛逆不羁与读者之间形成共鸣，即便是油滑、狡诈也显得合情合理。杨过的种种表现亦是作者价值观的传达，金庸很是推崇传统文化，但也承认其中的弊端，他想要借助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吸引力和可塑性，展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以此打破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对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也给予强力肯定，郭靖等人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大情怀，尊重师长、信守诺言的基本道德，无时无刻不对读者产生影响。为了让传统文化中的矛盾性得以更好地呈现，作者将杨过置入其中，他身上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对传统形成更大冲击。现代文化并不完美，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对欲望的毫不压抑，不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批判。通过杨过这一形象的塑造，金庸先生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新探索，为读者展现的不仅仅是一部武侠小说，更是一部探寻人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