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玥 瑢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陈寅恪是一个颇具独立之态又深蕴悲观气质的近代学人，他的精神气质非常感染我，想写一个与之相关的题目。在收集资料和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对对子”这个事件涉及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认识和文法与文化的联系问题，仍有可讨论之处。斯特林堡在其剧本《裘莉小姐》(1888年)序言中写道：“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1]1斯特林堡用戏剧的语言刻画了过渡时代人们的分裂飘摇的心理状态。中国近代以来时紧时慢的风雨之势，使得无论学人还是一般民众在心理上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和痛苦。

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一些学人论著里。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2]中有一篇《对对子与中国文化精神——略论陈寅恪的语言研究》，从《与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以下简称《与刘叔雅论》)中引出文法中平仄格律问题，论述了陈寅恪对《马氏文通》的批评。桑兵《晚晴民国的学术与学人》[3]中《近代中国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认为《与刘叔雅论》中陈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为主要依据，批评与平行比较相似的格义附会，“切中学术思想界的时弊”。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4]里主要涉及“对对子”风波的本事。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5]其中一章《失焦的辩论：对对子和文法》专门讨论此事。王氏认为在争论中民众与知识界都没有与陈进行真正的对话，并运用了大量材料勾勒了中国当时文法问题的走向，将陈寅恪的主张与其他语言工作者的主张进行了比对。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6]收录《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和《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这两篇文章主要认为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担忧民族危局的思路和方式有所不同，陈氏的出题方式也引起民众对行政教育的质疑，大学考试成为一种社会性表述。陆扬《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7]中重点梳理了陈胡之间的联系，并对二人的治学路径进行了比较。既往的研究分别从比较文学、社会史、历史语言学等角度关注了这一事件，但对陈寅恪与文学革命倡导者虽在文化立场上不同，却在整体上呈现并非泾渭分明这样一种面相所论不多。基于此本文想通过比照陈寅恪与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此事件中的不同反应，以陈寅恪为中心，略微勾勒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与新潮体现出的并非截然两分的复杂面相，以此观察事件显露出的文化断裂和(部分)新文学倡导者与传统的关联，思考过渡时代的多歧性和复杂性。

一、异声：意料之中的反差

1932年清华暑期入学考试由陈寅恪代出国文试题，“对对子”一项在报刊上引起不小的争论，这是陈寅恪始料未及的。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提出了语文文法和比较研究主张。关于民众投书内容的分析，前人已谈得甚为详细，在此不赘。民众对“对对子”等题的质疑使一向“恬退”[8]66的陈寅恪也有作气之语。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一封回信中道：

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之以藏缅比较之学。……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9]42-43。

使陈寅恪对此事很有情绪的原因不是众人议论于他，而是民众不明所以地批评对对子考题无助于廓清中国文法的未来；相反他希望有人在比较语言文法学方面有所讨论研究，使中国文法真正得以建立。因此他接着说：

弟意本欲籍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9]42-43。

在当时知识界中几乎没有回应者。可以见到《学衡》在1933年第79期登出《与刘叔雅论》，吴宓称《与刘叔雅论》和《四声三问》“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26。这虽不能完全说明知识界对此事的刻意忽视，但也能大体反映陈寅恪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形成公共议题。在知识界几乎一片沉默的映衬下，陈氏显得颇为寂寥。在《与刘叔雅论》里，陈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一是要做比较之研究，中国语文与藏缅语系比较相近，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发展中国文法。二是要保留语文文法中的对仗平仄等特征，反对用印欧格义式文法直接改造中国语文。他说：

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11]252

这一议论主要是针对《马氏文通》而发的，实则也批评了胡适等人的认识。胡适说：“我是从《马氏文通》读通文法的。”[12]71《马氏文通》是一本模仿西方语法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著作，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山之作。马建忠在该书《例言》道：“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13]15《马氏文通》在当时已取得一定地位，事实上现代汉语文法即从《马氏文通》所构建的语法体系发展而来。在陈寅恪看来，当时的中国文法尚未建立，但文法是国文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杨树达也有相同的认识：

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14]177。

陈寅恪的文法主张可谓汉语时流演进中的“异声”，他很清楚自己的主张并非一时能明：“此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今日言之，徒遭俗流之讥笑。”[11]256他所出的“对对子”题目不仅在清华入学考题中成为绝响，他的文法主张也已湮没为一个历史题目。在这个历史题目中，被压抑的异声反映出时流乐观表面下难以避免的问题。

二、断裂：殊难避免的忧虑

关于这个试题风波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在于出对子题是否合适。1920年秋，全国各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都改成了白话文，1922年冬季，所有的文言课本一律废止。也就是说，从20年代开始，“对对子”作为一项写旧诗文的基本功，中学生在学校得不到训练。不乏有旧学功底的学生存在，但还是有民众指责陈寅恪出题不切合实际。陈寅恪1926年7月才正式到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此前在国外留学数年，国内的中小学教育状况他未必十分清楚。陈寅恪认为出对子题是文法未真正建立之前较妥当合理之法：

凡考试国文，必考其文理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此不待论者。……又非甚有学之人，故又不能即时创造一真正中国文法，以为测验之标准。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11]252。

在陈寅恪看来是简易且考察基本功的对对子，对很多人而言已有拔高之嫌。浦江清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大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又学校中必修国文只有一年，过此一年则除读中国文学系者外不复与本国文字接触矣。”[15]64浦江清于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此议论正因安排一年级国文考试而发。大学一年级国文仍“几如中学生”，可见入学前一般学生的国文基础薄弱，清华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对一般学生而言不在“最基础”之列。

自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热烈推行“八不主义”，一般青年对旧学的关注逐渐减弱：一方面，在新旧文明冲击下的过渡时代，青年人对国难、落后等方面的刺激反应更为强烈，较容易接受在当时作为新潮事物的文学革命主张。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使一般的文学创作摆脱了诸多束缚，这给热切希望创作又没有系统国学教育的青年人提供了契机，省去经年学习旧学的苦功，发表文章的门槛降低。大众文化的风行，也是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之一：将文学推向大众，鼓励大众的文学创作。在北大青年中颇有旧学功底的傅斯年，也是白话文运动的有力倡导者，作为北大学生的青年领袖，傅斯年的态度可作为当时一般青年对文学革命欢迎程度的真实写照。

反观陈寅恪对学生掌握文法情况的忧虑：“今日大学本科学生，有欲窥本国音韵训诂之者，岂待在讲堂始调平仄乎？”[11]253可知至少在国文教育层面古典语文已与当时的国文教育发生断裂。这种断裂不仅存在于如陈寅恪、吴宓力倡古典国文者与青年学生之间，也存在于新文学倡导者与一般青年学生之间。细数倡导者中如胡适、傅斯年、鲁迅等人，傅、鲁二人皆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旧学是他们进益学问的基础。胡适旧学功底虽不及前两者，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他在中国文化方面也以“博”著称。如果放到更大的脉络来看，激烈的文学革命割裂了古典语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纽带。文法的发展应是渊源有自、前后承袭的，如果中国本有的文法特征(如对仗、平仄)削弱甚至消亡，那么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可能会有不连贯的趋势，很难再向传统汲取养分以保持接续性和更大的发展活力。这样的状况或非出自新文学倡导者的本心，但因为主张方式和舆论导向等问题，出现这种状况很难避免。当主义或主张形成一种世风，被社会种种观念行为席卷之后，它的影响和后果往往使提出者难以掌控。新文学的倡导者的初衷之一在于使中国文学焕发新生机，以便对应世界文学之大趋势。面对西学东渐后被冲击得有解体之势的传统文化，激烈者与保守者(相对的)都有可能产生一种惊疑沉痛不甘落后的心理。

陈寅恪虽亦受民族情绪的感染，但他在很多时候能以一种冷静而疏离的观察审视他所处的时代，可从细节看出：“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11]253在格义比附之学盛行的当时，陈寅恪担忧中国古典文法部分特征即告亡失不无道理。他借这次事件道出了忧虑，但却没有引起他所希望的讨论和廓清，反而引来一片与之思考不在一层面的质疑之声。中国文法的走向随着他所批评的《马氏文通》发展，形成现代汉语语法。遭人质疑固然令陈寅恪作气，但知识界对此不回应则带来更大的失意。此后陈寅恪很少再有这方面的议论，1965年他在《与刘叔雅论》中所增的附记，也早已是时过境迁之语，复添隔世之况味：

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11]257。

对于时流与异声的关系，他自己做过这样的判断：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16]168。

这其中当然有陈寅恪治学独立自由的一贯立场，其实也包含了在某种程度上对时流演进的默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发声受抑，更在于新文学倡导者和他在为中国文化寻出路的思路上同出一理。陈寅恪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保守者，他积极地主张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对以往的语言文字研究做一考察和推进，在《与妹书》中他说：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9]1。

虽然他在其后说他更在意的是西藏历史和佛教，但从中可以看出陈取法西学以进益中学的历史眼光。彼时“整理国故运动”也在进行之中(1923年)，这一运动对旧有学术重新审视和整理，另具视野，在文化方面有厘清头绪、讲明源流、勘考正误的作用。总地来说，即使陈在方式主张方面有不同意之处，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或多或少有“了解之同情”的成分在里面。比如他认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16]146。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其中有在新文化运动破立之间整理头绪的用意，也蕴含了新文学倡导者对于全盘西化的反思。他们急于清除传统的影响，然而传统仍像底色留存在他们身上，或未曾察觉，或已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

三、关联：可信与可爱的矛盾

前已提到，近代以来社会的跌宕变化以及由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危机，一般保守或激进者都能感受其震动。新文学倡导者打碎旧学，力图为文学改换新颜，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话语主流。虽有人持文化保守意见或对文学改良方式提出质疑(如林纾、胡先骕、朱经农)，但新文学主将或以自己主张再次厘清立场或将对方视为“老朽”并不认真分辩。“对对子”事件中学界少有回应，但并不表示传统语文文法中对仗平仄等特性已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而失去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新文学相关的几场运动不断涤荡着旧文学，新旧文学在文化层面上发生了一定的断裂，接续性减弱，但新旧文学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切断。在语言文字方面，白话文并未完全取代文言文：

早在1928年，胡适就致信罗家伦，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同时盼望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玉成此举。但是，国民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17]17。

上面这段话大体能反映当时社会在书写方面的状况，人们会因自身的经历、所处的地位而采取他认为合适方便的文体，胡适等人也在一些场合写文言文章。尽管政府以法令的方式将白话文推行于教育领域，“趋新”的风气也弥漫甚广，但习惯的力量依然牵动着语言的演进。

文学革命的健将们发现，在内心深处对传统旧学仍怀有感情，传统与他们仍然大有关联。胡适在他的晚年常爱用绩溪方言念旧诗，读《古文观止》，甚或整本背诵，对许多旧典义理也十分熟悉[12]。胡适离开“疑古”转而“信古”，不仅仅是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拿出了一些证据，更或在于胡适对上古的源流本就有一定的认识。比如：

胡适认为，儒本是殷的遗民，以治丧相礼为职业，殷商被征服后，周朝大体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化，而孔子的贡献则是承担了“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17]7。

这种关联支撑着他们的学问，也使他们陷入矛盾之中。以傅斯年为例，他道:

我上个月恍然大悟，觉得我近中求学的心境，乃远不如在大学预科时之“国故时代”。我在“国故时代”念书只为爱他……后来“国故”的见识牢笼不着我，于是旧信仰心根本坠落。后来所学不如以前不切今世……但因此总很难和学问生深切的交情[18]401。

傅斯年的这种心情也向胡适谈过：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19]404。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孟真此论甚中肯”[19]404。他们的矛盾心情多半源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深受国难的刺激想要破旧立新，挽救危难，出于强烈的爱国感情，傅斯年在抗战时期写了并不十分严谨的《东北史纲》以助东北方面的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内心里依然愿意将传统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点在他们的晚年得到了更多的反思。这种不自洽的表现能说明他们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西化目的并不在于去做一个抛开民族情感的崇西之人，而是希望自己开放的做法能打开中华民族深受危难的困局。这样的民族主义立场在陈寅恪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陈在西方学习东方学，开阔史料的眼界，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寻找中国超越西方汉学的路子。从这个方面来看，陈寅恪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有殊途同归的意味。而且陈寅恪也并不是一直处于非主流的位置。主流或非主流这样的表述不甚严格，在这里只是想要说明如傅斯年、陈寅恪等既有中学背景又广受西学的人，不管他们在当时处于某学派还是想法孑然，他们与他们学派的关系并非是对立或压倒式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过渡时代学人常处于冲击和坚守的困境之中。陈寅恪常带着“预流”的眼光去判断治学的方向，对搜集可供利用的资料，也是极为敏锐且富前瞻性的。在抢救八千麻袋明清档案的过程中，陈傅二人同在史语所工作且通信频繁，内容即是讨论档案的收购和整理问题，并谈到这些档案绝不能落入外国人之手。这批档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罗振玉提请张之洞保留档案，北洋政府卖掉一部分档案后，罗从书商处抢救回来，又因资金问题转手他人甚至欲卖给日本人。几经波折之后，史语所买下了它们。这其中就表现出张之洞、罗振玉、陈傅二人在史料眼光上的区隔。

新文化运动看似突破传统，建立新章，在语言文学方面掌握主流话语，实则这个主流地位的获得有许多因素的推动：比如胡适等人号召力更多地来自其社会地位和当时趋新的社会风气，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大众渴望学习知识改变思想的愿望十分迫切等，但这并不能说它的顺利进行是因为它所有的主张都切乎情理。它显露出的问题与主流声音过大，在反传统方面多诉诸于道德情感。清华入学试题风波与新文学倡导者和传统之间的关联，反映出新文学倡导者与倡导者之外的部分学人对新文化运动都有所反思，他们的反思来自处于过渡时代的焦虑，但由于时势的推进，或“噤不发声”，或在矛盾之中发现难以回转。回到胡适等人的白话文时代，两相比较，诸如像文白之争等一系列争论，哪一方也不能做完全的胜利者。若有所失，若有所得，盖为过渡时代的彷徨写照之一。

四、余论

清华国文试题风波发生得偶然，其结果和反响也几乎与出题者的意愿背道而驰，陈寅恪虽感到失意甚至生气，但却没有因此改变其看法主张。他在写于1964年的《论再生缘》中谈到：

抑更有可论者，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即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思想之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无敌于数千年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15]72。

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一直为陈寅恪所看重，此段文字重在说骈俪是中国文学的特性，且写好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灵活自由。这比在解释出对子题时所提出的要通文法求对仗等基本功要求要高得多，但对偶平仄仍是做文章的基本要素。灵活运用，臻于思想是基本功之上努力的目标。可见陈寅恪在文法文学上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可以看出陈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学运动面前保持着一定的判断力：

今日与支那语同系诸语言，犹无精密之调查研究，故难以测定国语之地位，及辨别其源流，治国语学者又多无暇为历史之探讨，及方言之调查，论其现状，似尚注重宣传方面。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11]362。

陈寅恪的观察大体不错。新文化运动自发起以来就带着一种莫大的决心和急躁的心情，使得一些问题的出现显得后知后觉或难以察觉。也许当新文学倡导者静下来去看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的时候，会感到为了建立一种追赶世界潮流、使文学焕发生机的新体系，他们奋力打破传统，批判过去是值得的，但深植在他们体内的传统带给他们分裂的痛苦。过渡时代的多歧性和复杂性能从这一状况中窥见一二。或许还可以继续思考：这种分裂的痛苦能够避免吗？痛苦的出口在何处？以后见之明给出一个答案也许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历史关节处的疑问和困惑，或许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理路出发，做一从前往后的梳理，努力将思考放进历史的现场，观察事件人物的种种牵连关涉，继而做出一些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