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麦 霞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甘肃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特点使甘肃不同区域的诗歌差异明显，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杂色调的西部特色。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日益加速，甘肃“诗歌八骏”以当代意识融铸西部生活，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题材的选择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初步形成。对于具体的诗人来说，在不同年龄段的创作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早期的乡土诗人在中年后的创作更注重对于个人情感的深度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诗人在写作中逐渐显露出主体情怀和个人化立场。“诗歌意象转变是社会思潮在诗歌创作领域发生影响的结果。近年来社会思潮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主流思想并不能在社会思想领域‘一统江湖’，多样性成为社会思潮的最基本特征”[1]。甘肃诗歌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更加多元化，体现出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诗歌艺术的探索。

一、社会现实的诗性投影

诗歌是时代最敏锐的触角，诗人以对生活的敏锐而超前的感知使诗人往往走在时代思想的前列，在诗人眼中不仅有优美的山川河岳，更有对于现代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感知。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精神和社会反思。如第广龙对于现代社会现象的反讽《会场》：“开会前，会场里充满声音/每个人都是一台响着的闹钟//坐主席台的人进来了/都没有化妆，却带着面具//会场立刻安静了，似乎是一群木偶/和座位固定到了一起/再有声音时，就只有话筒了/是自动生成的，金属的//当服务员充气娃娃一般鱼贯而入/原来，全会场的人，都会喝水。”[2]全诗好像一部幽默剧，诗人好像潜藏在会场上的一个局外人，观看着这部真实且确有些滑稽的演出。主席台人戴着面具，参会的人是一群木偶，服务员被比喻成充气娃娃，整个画面滑稽而可笑。只有当喝水的这个人类本能的动作出现时，诗人发出恶作剧般的感叹：原来，全会场的人，都会喝水。全诗看似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书写的，作者的讽刺含义却隐含在内，僵硬的现代会场秩序，造就的是一群善于带着面具演戏的领导和一群没有自我主见，附庸应声的，任人摆布的傀儡。对于会议的效果着实堪忧，冷静的讽刺下是诗人对于人浮于事的会议制度的担忧。在诗的第三小节主人公出台了“领导在主席台上讲话时/我有时会产生大喊一声的想法/我为此害怕/并以为我会真的大喊一声/为此我更害怕/并以为我已经承担了可以预见的后果”会议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会议的参与双方我们不知道，但会议主席台上的人和台下的参会人员之间强大的对峙已经形成，并且对于参会者是一种无形的威压，整个气氛压抑得使人难以忍受，以至参会者想通过大喊打破这种僵滞的场面。可是参会者却不敢出声，并且为预见的后果担忧。这种可笑又可悲的场面使我们联想起了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在生活的压力下普通小人物生活的悲剧。第广龙另一首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咳嗽的人》和本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人的咳嗽引起了房间里许多人的咳嗽，而且尴尬的是这个人面前放着一个话筒。咳嗽的含义就让人可疑，如果话筒前的人的咳嗽是某种暗示，那其他人的咳嗽是附和吗？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积弊通过一首小诗得以形象地展示。

第广龙《红庙坡西口》对一个普通的路口看似不着感情的描述，捕捉到了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瞬间：“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去后/红庙坡西边的路口，整个下午空着/以前，这里拥挤，杂乱/腾出来的空隙，马上被填上/已经半年多了，这里冷清下来了/这里空着，即使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再经过一次，也只能更加寂静/原来在附近的菜市场搬走了/一个村庄也拆迁了，围在围墙里的荒地/长满了杂草，都是自己长出来的”[2]30诗人通过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场景向我们诉说了社会的变化，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路口时的不同情形巧妙地反映了农村拆迁，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或许这里将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关注社会生活，关注当下的生活是诗人的神圣使命。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轻写作情形下，第广龙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小路口的变化，记录了社会生活变化的瞬间。

二、对于底层人群的深切关注

甘肃诗歌创作者大部分来自农村，具有真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后来即使离开了农村，定居在城市，仍然显示出对于底层人群的深切关注，有时虽然是代言或旁观者视角，可是他们的笔下仍然浸染着最深沉的哀婉与悲悯之情，有时体现出精神的忏悔与救赎意识。

清代张潮《幽梦影》：“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盖穷则语多感慨，易于见长耳。若富贵中人，既不可忧贫叹贱，所谈者不过风云月露而已，诗安得佳？”(2)张潮著.幽梦影[M].刘如溪点评.山东：青岛出版社,2002.在第广龙《开出租车的弟弟》这首共7节长达156行的叙事诗中，诗人以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写了一位没有文化，在社会底层谋生的弟弟的生活经历。“从事过许多职业，筛沙子，搬砖，挖洋沟/都是把自己不当人，看不见的鞭子，看得见的草稿本/还在家门口卖过大炭/没有让弟弟暖和，成天是一张黑脸/手指甲缝里的煤灰洗不掉/就像弟弟污脏的前程”[2]116-122诗歌感情真挚，平实真切的语气写出了普通人的求生的不易，生活的艰辛，对未来生活暗淡的希望。现代都市繁荣兴旺，财富与机遇并存，可对于生活在底层艰难求生的人来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弟弟去过银川，去过深圳，去过北京/都是发光的地名，都是红男绿女的舞台/却与弟弟无关，弟弟在城市的角落里打零工，当小工/一身惹满虱子，手脚磨出老茧/没有创下名堂，只好空手回到家乡，一个人/住在破砖烂瓦搭建的偏房里，话少，心思重”弟弟的经历也是成千上万没有文化进城谋生的青年人的遭遇，弟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由文化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层里处于劣势地位。在社会中遭受创伤，谋生不易，在家庭中还要面对来自长辈父母恨铁不成钢的唠叨和催促，其精神的压力可想而知！中国是一个重亲情的社会，尽管弟弟的遭遇坎坷，但来自家庭的帮助也显示出了普通人的亲情之暖。《弟子规》有云“兄弟睦，孝在中。”尽管兄弟们各自生活艰难，可是依然不离不弃地帮助自己的弟弟成家立业。父母在怒其不争的同时心疼和爱护生活处境艰难的弟弟。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常态。通过普通的人生我们看到诗歌对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人情的真切反映。虽然没有杜甫经历的社会离乱的惊心动魄感受，确也可以成为当代普通人的史诗。弟弟的人生经历艰辛而坎坷，曾经丧失生活信念，曾经心灰意冷，但最终在不懈的努力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诗中有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状况的反映，也记录了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工人下岗这样的社会巨大变动。

三、对日常生活的智性闪光点的捕捉

对日常生活的智性思考和审美关注，表现出对于生命的深入理解与珍视。中国诗歌有以贫病动人的传统，自古以来书写自身贫困艰难的诗歌作品很多，最难堪的病贫境况，能够唤起大多数普通人的共同感受，清代刘宝楠在《岁暮归杂咏》说：“小疾生戒心，焉知非富祥”只有在病痛中，人才会深刻地感悟曾经的人生的过往，对人事物象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懂得人生得失取舍之道的真谛；才会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领悟宇宙人生的哲理。刘山的《病中书》《回家》《术后第一天》《伤痕》《第七天》《药水》《疼痛像一声猫叫》“凌晨三点，准时被疼痛叫醒/像是守在窗外猫的叫声/尖锐，冷/沿着沉重的骨头滚来滚去/身体像刚开化的河/到处都塞满冰碴。”[3]陌生化的比喻将疼痛形容得恰当而令人恐惧，疼痛接着被化为有形之物，沿着骨头滚来滚去，感受的客体化，使身体遭受的磨难形象而可感，“同样沉重的还有/生活/还有生活中/跋涉的我们”诗人由病痛的感受转向了生活，由实转虚，将生活的不易上升到了生命的高度，体现出诗人对于生命哲学的思考。在诗中诗人的疼痛是个体的感受，但诗人将这种疼痛的感受延伸到了人类普遍性的经验，在诗的最后一节进一步去掉附着在个体身上的身份、个性、意识的外衣，将个体的感受引入到人类生命意识的内核，将“个人化”的感受通过诗人独特的艺术洞察力上升到了对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思考，从而把诗歌中个人的自觉的感受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第广龙的《得病》《在骨科医院里》《断肋》《一种从不知道的病》《我的记忆力在衰退》《春病》《牙结石》《注意》《热感冒》，《我又体检了一次》“我中年的病，种类增多/这回又多出一种，使我知道了/我的脆弱，也加大了我的恐惧……”[2]253身体的病痛使诗人开始关注承载着精神的肉体，病中的各种体验，痛苦，恐惧，孱弱，通过病中的现实感受和个人在病中对于曾经生活的智性审视和回忆表现出来，在面对生命与生存的问题时，平凡人生命中的本真部分，真实、自由地展现出来。其中有对于乐天知命的感慨，也有对于生命无常的叹息，有对于命运的无穷追问，也有无奈的叹息。

四、对于乡土生活的诗性表述

对于乡土的静态审美与静观审美。静是参禅入道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于诗歌感受的基本方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静穆中万物熠熠生辉。在乡土诗歌写作中，诗人们由于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厌倦，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会构筑一个理想化的乡土世界，在他们笔下的乡土是经过滤镜过滤的乡土，少去了浮躁、喧哗、焦虑的成分。李继宗的《小镇生活》“南门街是我的出生地,南山是我小时候看见的/最大的山,山腰的东边是禾场/西边是苦杏子村,早年有一位服毒的姑娘/死在荞麦花盛开的季节里//不用去赶集,就能买到早春的野菜/不用去登高/望远,就能看见蜜蜂在其中飞舞的油菜花//雨来了打伞，雪来了扫雪/想念到新疆去了的阿姐时,就发微信/年轻人遇见我，就叫我老师,或者叔叔//毗邻的马鹿乡是后山地区,也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红豆杉长在石头旁/饭馆和旅店，开在森林里/那里的泉水太清,不见鱼儿,也不见一个饮者”[4]。

这首四节的诗歌宛如一首田园牧歌，诗人叙述的语调舒缓而安详，南门街是诗人的出生地，诗人轻缓地叙述了他成长的环境，这里与小时候的景观并无明显的变化，这里也发生过悲惨的事件，服毒的姑娘死在荞麦花盛开的季节里，可是诗人并不去深究这个事件的始末，只当它是生活中一个存在，一件事情而已，零度的情感表露，使诗歌的叙述继续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感。诗歌叙述的是自己的故乡，这里生活安闲，不用去赶集，就能买到早春的野菜；不用登高，就能望见美丽的菜花。人们生活其间，顺应自然规律，遵从内心的情感，雨来了打伞，雪来了扫雪，想念阿姐了就发微信。这里景色宜人，山青水碧，泉水清澈。最后一句泉水太清，不见鱼儿，诗人看似对于自然景观的描述，但不由得使人想起水至清则无鱼的哲语，冷静的叙述中隐含着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意象群落，一切都是原生态的自然描述，在全诗中我的小镇是一个静态的存在，看不到时间坐标在这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唯一属于现代的存在就是微信，我们感觉不到诗人的情感起伏，有种超越时空的距离之感。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人对故乡的叙述有意停留在叙事中，实现从叙事到叙事的“不前进”的叙事结构。

这首诗中所描写的静态的故乡如果我们进行仔细审视的话就会发现其中遮蔽的部分，生活中琐碎的、喧闹的、尖锐的、残酷的、窘迫的、污秽的这部分被有意隐去，是因为诗人在刻意营造一个故乡，有序化和一体化的社会压抑了人的个性和个体思维，人们由反文化、超越文化发展到憎恶、反抗文化。诗歌是人类思想自由驰骋的园地，在这里，诗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构筑，所以诗人构筑这样一个故乡，零度情感的介入，感受自然山水赋予的宁静，“这些阅尽人间春秋的高山大河似乎以沉默为语言，告诉你：人世喧嚣处的生命，是具体的、琐屑的、忙碌而不知何以忙碌的、形而下的”[5]。

五、对男女情感的解构

爱情是女性诗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武强华的爱情诗不多，但每首都能直击人灵魂的深处，让人对爱情产生一种不忍直视的感觉。在武强华的笔下爱情被高度地肢解，变为荷尔蒙的产物，在诗歌中将男女两性的情感写得清醒到让人难以接受的程度，理性的介入使诗歌中的男女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关于爱情的写作中，她始终清醒地站在爱情之外。如武强华的《倾诉者》“我嗅到他这个年龄才有的/成熟的荷尔蒙，适度而隐忍地弥散着//我们从面前的这杯咖啡开始/很快，就谈到诗歌//‘二十年来，我没有失败过/但现在，莫名的空虚吞噬着我的心’//‘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觉得/灵魂有被填充的欲望’//‘对我来说，诗歌是个奇迹/你也是—’//有一会儿，我走神去想另一个人/但没有打断他//他始终没有提到身体/我也没有解释那令人尴尬的雌激素//离开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拥抱一下/但他只是握了握我的手，说：‘再见’//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是否共同伪造了一个没有性别的诗歌现场”[6]。

《倾诉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个小小说，简短的篇幅，高度凝练的语词，讲述了一对男女以诗歌的名义约会的过程。但是又具有诗的包容性和内涵，以及外延的多义性。诗歌是情感的艺术，抒情是诗歌的第一要义，但是在现代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人有意识地把其他文体、语体引入诗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在本首诗中，诗人通过叙事、描写、对话，将男女情感中隐秘的部分巧妙地映射出来，作者似乎要对暧昧的话语，暗示性的语言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可是又故意保持这种状态而不再做深入，将读者的窥视心理，习惯性的思维截然打断。看到诗歌开头对于场景的铺叙，双方对话貌似深入的多义性，读者一下子就又陷入一种绯闻思考的惯性，可是结果却令人惊讶，一切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平静而结束，“诗人在叙事中有意抛开那些含有特别意义的隐喻和象征，而对事件进行原貌的描摹和还原。消解事件本身的指涉意义，却在叙述细节处用细腻的笔触把想要表达的感情展示出来。”[1]255这首诗的题目为《倾诉者》，倾诉本身就具有一种单向性的指涉，即倾诉一方与倾听一方情感的不对称性，倾诉者有情感倾诉的需求，而倾听者在诗中写道“有一会儿我走神去想另一个人，但没有打断他”这样的细节插入让我们感到这个谈话的滑稽和可笑之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倾诉者是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开篇就写到了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成熟的荷尔蒙的味道，充满情欲的暗示，可是谈论的却是诗歌，谈论的却是他情感的空缺和对倾听者的赞美，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对话看出中年男人蠢蠢欲动的情欲和压制的努力，倾听者有所察觉而不动声色的厌弃，一次次试探的挑逗都因倾听者的走神无疾而终，谈话继续以诗歌的名义在继续。结局诗人理性的点评“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是否共同伪造了一个没有性别的诗歌现场”令人哑然失笑。理性是情欲的死对头，而诗歌中叙述女主人公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她用漫不经心的倾听应对中年男人谈论之外的性的暗示和情感的挑逗，她用倾听者来命名诗篇暗示了她的善良和悲悯之情，或许男女之间除了性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存在。诗歌是人类灵魂的艺术，是神圣而高尚的，但在诗歌中被用来作为一场男女约会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有一种巨大反差之下的讽刺意味在内。叙述手法的运用和口语化的抒情方式完成了对于诗歌本身和爱情崇高性的双重解构。“口语入诗不能解决当下诗歌面临的所有困境，同样也不是口语入诗导致了所有困境的出现，批评者必须时刻更新对诗歌观念的根本认识，以顺应时代和诗歌的变化。”[1]279

六、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注

生存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病与痼疾，激起人们的忧患意识，但精神生态的恶化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其实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精神生态问题，人性异化，家园失落—孤独、隔绝，让人处于荒原状态。就像自然生态的破坏导致生物灭绝，精神生态的恶化也能危及生命。表面上的生态失衡，也反映出深层次的精神混乱。因此，生态的伦理关怀，既是生物性的，同时也是精神性的。”[7]在武强华的《沙尘暴》这首诗中，可能阅读者首先会被沙尘暴这一西北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所吸引，以为是关于西北生态问题的思考，可是我们仔细分析诗歌，我们就会发现诗歌的重心在于精神，在于现代人的都市病，在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拒斥和厌世的情绪。我们再来看武强华诗歌《沙尘暴》：“对我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好天气/今天，我什么也不做/不去参加饭局/在晚宴上陪着笑脸阿谀奉承/不去约会，近距离/看一个男人模糊不清的脸/和早已挖好的荷尔蒙陷阱/不去喝茶/对三五知己推心置腹/然后看他们默不做声，隔岸观火/不做家务，任何干净有序的事物/都将在顷刻/落满灰尘，惨不忍睹/不去吻我的男人/十几年，婚姻的嘴唇/已被灰尘和烟草/提前榨干了水分/也不去看父母，再一次/听他们说命不该绝/五岁那年，我抱住一棵树/在飞沙走石中侥幸活了下来//晚上八点，沙尘将至/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能让世界安静下来，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写下这些并不光明的诗句/却并不需要去祈求谅解”[6]34诗中充满了诗人对于生活的厌倦，厌倦社会交际，厌倦现有的社会秩序、厌倦友情、厌倦婚姻、厌倦亲情，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借一次逃避而展露无遗。

武强华出生在张掖，沙尘暴是西北常有的灾害性天气，诗歌虽然命名为《沙尘暴》，可是诗人的落笔点却在沙尘暴之外，沙尘暴只是成为了一个背景。诗歌用第一人称口语化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人对于社交和现有生活及人情交际的厌倦和烦躁之情；只有借着沙尘暴的来临，才可以逃避这些她所厌倦的一切，保持灵魂和身体的片刻安宁。全诗只有两节，第一节开始说了诗人对这个即将来临的恶劣天气的期待，接着列举和数说了这样天气的好处，可以不去赴饭局，不去喝茶，不做家务，不去相爱，不去看父母。最后一个小节只用了短短的5句做了收束，点名了自己渴望沙尘暴到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可以逃避以上的生活，可以求得心灵的片刻安静。

多元化是当代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甘肃诗歌也不例外，尽管甘肃“诗歌八骏”的诗歌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化特色，但在地域特征之下潜移默化的现代性演进从未中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任何想偏安一隅，拒绝文化走向融合和多样化的努力都是不现实的。甘肃“诗歌八骏”是甘肃的诗歌文化品牌，并没有统一的创作纲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诗歌流派，加之三年一届的评选机制，源源不断地为甘肃诗歌注入活力。所以诗歌创作的多元化是其必然的面貌，多元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甘肃诗歌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甘肃“诗歌八骏”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于底层人群生存境遇的同情，对于日常生活智性闪光点的捕捉，对于乡土理想化的描述，对当代人爱情观的畸变和个人的精神困境的深切关注，使甘肃诗歌洋溢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色彩，而这正是西部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施舟人在《关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对话》中说到“多元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它的富有，它使中国比较容易适应和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只有多元化，才是最稳定的”。相对于甘肃“诗歌八骏”具体丰富而大量的诗歌文本，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希望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能丰富甘肃“诗歌八骏”的研究的领域。甘肃诗歌是西部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精神贯注西部文化的产物，故此只有将当代性与地域性相结合，在更为开放的格局下才能催生出更丰富、更优秀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