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慧

《秦岭记》趋向笔记体小说，但是相比古代笔记体小说，出现了新变。吕叔湘认为：“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去写，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新笔记体小说带有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印迹，但是其在内容上丰富驳杂，接近现实，描写凡人琐事，在艺术风格上具有散文化的特点。

《秦岭记》中出现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意象，韩鲁华将贾平凹的意象世界划分为“自然物体物象”“人、事意象”及“文化与民间意识意象”。借此标准来观《秦岭记》，其中的自然意象包括秦岭的山川、河流，山中的树木花草及动物，天上的日月及云彩。关于“人、事意象”，每一章节或多或少存在简单的人物及故事情节，这些人物有的平凡、庸庸碌碌，有的神秘传奇，作者的选材寄予了其深刻的思考。“文化与民间意识意象”包括一些寺庙，例如观音殿、云盖寺、麻姑庙等，还有一些民俗文化及神话传说。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多采用勾勒及泛写的表现手法，人物的全貌模糊但是个性突出。例如第九节中对养猪人孙本全的描写，虽不具体描绘其肖像，但是突出了其瘦的特点，还用“猴子”来进行夸张，如印象派的画作一般难以捉摸。小说每节故事中的人物描写更多是一种泛写，融入环境当中构成了小说的气氛。“自然物体物象”与“文化与民间意识意象”呈现虚实相生的笔法，流露出神秘隐晦、捉摸不定的神秘感，增加了文本的不确定性。自然意象中有很多是有现实的可靠来源的，但是其中又掺杂了神秘的物象，例如纸坊村的黑鱼。另外，寺庙及当地的民间习俗，构筑了秦岭独特的地域文化，渲染了秦岭这片土地的神秘与深邃。《秦岭记》不同于《山海经》那样的志怪传说，其具有一定的写实性，《秦岭记》的写实性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描写和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思中。小说中描述了很多想超脱现实之事、思不可说之理的人，他们放浪形骸、意识归于混沌，世人大多称之为傻子、疯子，例如红崖村放牛的孩子、呼延家的傻子，但是作者也以旁观者之口说他们“与神近”。此外，作者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切地反思，小说中表现了原始风俗与现代文明、自然与人性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在秦岭苍茫的大地上交融，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铁凝的《哦，香雪》，文明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关注其所带来的阵痛也不可或缺。

从语言及情节上来看，贾平凹的《秦岭记》文风朴素、流畅，有自然之色，笔墨质朴实在，没有刻意的嫌疑。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故事性一直是小说中举重若轻的构成要素，古代传统笔记体小说的情节往往都生动曲折、扣人心弦。但是在《秦岭记》中，没有刻意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效果，人物命运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与变化，相应的情节不见渲染的痕迹，有时甚至故事情节并不连缀，而是省略或留白了部分内容。贾平凹笔下写出的不是故事，而是流动生活的记录，融入了更多散文的倾向。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并不突出某一人物或者故事情节，使读者不再流连于故事层面，而是抬头仰望，去追寻更深层次的意味。小说呈现了琐碎与连缀的融合，阅读每个章节，人物与情节则随章节而转变，不免有一种游离与破碎之感。但是同时每一章节并无题目，消解了陡然的割裂之感，并且通过相似的背景与秦岭这一地域串联起来，掌握了破碎与连缀的平衡。从纵向上看，超脱现实生活，抽象而化出整体的意蕴世界，从横向上看，意蕴连缀贯穿于每一章节。

《秦岭记》怀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悲悯之感，向下是秦岭山水村寨的流动的生活，向上是贾平凹构筑的意蕴世界，是现实与抽离的矛盾融合。小说中的语言文字具有典型的“秦岭风格”，平淡而又接地气，故事人物及情节具有独特的乡土风貌，但是这种现实绝对不是沉浸式的，它可以贴近现实，但是永远不会让读者置身其中，就仿若站在一个定点，眼前全是流水般而过的人物、内容。纷繁复杂的景与物，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最后归一到秦岭这一整体的意象，读时茫然不可辨，最后统归于秦岭的意蕴世界。

1982年，贾平凹提出了对自己创作的“三种境界”的追求：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第二境界，是“复杂处世”；第三境界，是“单纯出世”。意为随着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认识能力的提高，达到一种超脱的哲学境界。《秦岭记》中描绘了众生百态，虚实融合中建构了复杂的秦岭世界，从而“单纯出世”达到其意蕴世界。贾平凹的意蕴世界是探寻秦岭，追问自我人生，达到物我融合、天人合一。这其中隐含有道家的哲学，以及对自然和人生的敬畏，小说当中描写的个人欲望、风俗异化、现实困境等皆为此服务。秦岭恒久流长，它其中的人、事、物是不断流动的，但是对于秦岭来说，过去是秦岭，现在是秦岭，将来还是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