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在社会主义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是研究妇女问题的经典文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开创性尝试，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恩格斯《起源》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明显趋势：一是部分学者对《起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和探索；二是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的政治和学术立场，集中关注并责难《起源》的理论限度，进而否定恩格斯妇女理论的价值。国内学界近年来围绕恩格斯的妇女理论相关论题进行了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探索。有学者从正面叙述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变、妇女地位变化、两种生产等内容，也有学者从侧面比较了恩格斯与西方女性主义、恩格斯与摩尔根等的观点及其关系问题。但在恩格斯分析妇女问题的视角等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为此，很有必要回归《起源》沿着恩格斯对于妇女问题的分析理路，全面把握恩格斯的理论视角，进一步审视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诊断，进而辩证评价恩格斯妇女思想的价值。

一、从人类学视角追溯妇女地位的变迁

在《起源》之前，恩格斯注重从社会现实层面考察妇女问题。他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处境，重点考察工厂的性别构成变化，关注工人阶级妇女的命运，谴责资本主义家庭关系的虚伪性，试图揭示金钱关系对性别关系的伤害，并提出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的解放。虽然恩格斯意识到了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问题，但囿于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限制，他误以为父权制家庭是人类存在的最初组织形式，将“妇女问题自古有之”作为理论前提，对史前社会妇女状况的认识较为有限。为此，人类学成果的出现拓展了恩格斯原有的研究视角，为他重新追溯妇女地位的变迁及由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恩格斯人类学视角的激活受益于巴霍芬、麦克伦南与摩尔根关于家庭史的研究。巴霍芬是第一个研究家庭史的人类学家，他在《母权论》中提出的论点颠覆了人们对家庭形式的传统认知，促使恩格斯重新思考妇女地位问题。例如，巴霍芬认为人类最开始的性关系是毫无节制的杂婚。古代的一切民族最先按母系世系计算，并且妇女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人类从淫游杂婚制到个体婚制过渡是宗教反映的结果。恩格斯审慎地甄别了巴霍芬的观点，肯定他关于杂婚制与母权制的论述，否定其将婚姻形式的变化归结于宗教的说法。此外，恩格斯还剖析了当时英国主流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麦克伦南的理论。麦克伦南的观点是，母权制是最初的制度，与巴霍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可“抢劫婚姻”“外婚制集团”“内婚制集团”，否认群婚制的存在，提出了家庭历史的另一种模式，即杀婴到一妻多夫、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演变路径。恩格斯认为，麦克伦南对于家庭历史演变的分析是编造和想象的，人们高估了麦克伦南的功绩。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恩格斯的想法。摩尔根提出的易洛魁人亲属制度再次确证了群婚和母权制的存在，通过分析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过程，确立了婚姻家庭的发展序列，克服了巴霍芬的神秘主义色彩。恩格斯对摩尔根赞誉有加，将原始的母权制氏族的发现媲美于进化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的人类学视角在对比、甄别、考究、分析当时最新的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形成。

由此，恩格斯人类学视角的获取更新了他关于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的认识。其一，家庭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并且父权制家庭不是最初的形式。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恩格斯将父权制家庭默认为普遍的家庭形态。通过人类学视角的分析，恩格斯改变了之前的研判，接受了摩尔根对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演变的说法。其二，恩格斯转变了对家庭与氏族关系的认识。在《起源》之前，恩格斯认为家庭是最初的社会关系，氏族从家庭关系中发展而来。史前社会的发现使恩格斯认识到氏族才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家庭从氏族中分离出来。这一点在恩格斯为《资本论》增补的注释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三，妇女问题并非从来就有，它在母权制氏族中并不存在。人类学视角使恩格斯意识到，妇女地位的变迁随着财产关系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在母权制氏族，妇女是自由的、受人尊敬的，到私有制社会妇女才沦为第二等级的位置。恩格斯透过人类学视角重新追溯了妇女地位的变迁，为研究妇女问题重新确定了起点。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剖析妇女问题的症结

除了从人类学视角把握妇女地位的变迁外，恩格斯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剖析妇女问题的症结。他将妇女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私有财产和阶级等级秩序的建立，从性别劳动分工与专偶制家庭等维度剖析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又基于人类解放的立场为妇女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一)私有财产：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

第一，私有财产逐渐瓦解了母权制的统治基础。在恩格斯看来，“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1]16这种生产分别体现为以劳动为核心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人口生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二者发挥不同的作用。由于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们为了抵抗自然危险，通过血族、部落等聚集，他们共同劳作、共同狩猎、共同饮食、同住同行，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团体。此时，以家庭为核心的人口生产发挥主要作用，形成的一系列血族团体，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在血族团体内部，妇女居于自由、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制家户经济基础。在家户经济模式下，财产统归集体所有。收获物除了部分作为公有储藏以外，其余的平均分配给各家庭(以亲属制度为前提的原始家庭)。私有财产的产生动摇了家户经济模式，催生出全新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人们逐步摆脱了愚昧野蛮的状态，通过制造弓矢、舟楫、畜牧等获取更多的财富，对团体的依赖程度变小。另一方面，共产制家庭经济的平均分配方式不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人们会因为劳动与分配问题产生纠纷与冲突。正如恩格斯所言：“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1]113由此，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的团体日益松散并遭到排挤。

第二，男性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获取者与管理者。恩格斯指出，随着畜群和其他新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1]181。基于自然的性别分工，男女各自在擅长的领域活动，例如男性负责作战、打猎、捕鱼和制作工具等活动，女性负责采集和照料家庭成员。在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采集活动比打猎、作战等活动等更稳定，负责采集的女性成为食物的可靠供给者，在氏族中占优势地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学会了依靠驯养动物和种植作物等生产方式增加食物供给，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使产品出现剩余。此时，男性的优势地位逐步凸显，因为他们制造并掌握了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也承担了驯养和照管畜群等劳动，从而成为畜群的所有者。不仅如此，经由畜群交换而来的商品和奴隶也归男性所有。虽然男女之间的分工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妇女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已经远不及男性。男性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获取者和管理者，依持自己的财富(私有财产)将妇女挤到了第二位[2]1，颠倒了原来的家庭关系。

第三，私有财产的继承是男性要求建立统治地位的关键。随着氏族的日趋发达，氏族出于自然选择的考虑将血缘亲属结婚排除在外，并制定了相应的婚姻禁规，使群婚向对偶制家庭发展。对偶制家庭打破了氏族内部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局面，重新确定了亲生父亲的身份。与此同时，男性成为生活资料的新来源与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但是，按照母亲的世系继承财产的习惯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男性的子女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男性氏族成员死后，他的兄弟姊妹及姊妹的子女能够继承畜群等财产，反而男性自己的子女却被剥夺了继承权，这让男性十分懊恼。财富的增加使男性要求废除传统继承制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恩格斯认为，为了将私有财产继承给子女，男性成员通过简单的、和平的方式，用属于本氏族的人名给子女取名，将子女留在自己的氏族内，确立了父系继承权，推翻了母权制，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二)性别劳动分工等级制：妇女受压迫的基础

恩格斯认为，劳动分工首先发生在两性之间，起初不存在高低之分。在原始社会氏族内部，成员依据性别和年龄等生理条件进行分工。这个观点与早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法一致，“分工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人类社会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等而出现了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3]男女分别是森林、家庭的主人，二者高度自治且地位平等。男性通过作战、打猎和捕鱼获得氏族全体成员所需的生活资料。女性管家、制备衣食等为氏族提供家务服务。此时，森林与家庭的界限较为模糊，不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虽然男女基于两性自然生理天赋从事不同的活动，但是他们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在谋求生存资料方面发挥了同等的作用。因而两性虽分工有异，但地位平等。

性别劳动分工等级秩序之分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作用下，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产生两个结果：一是畜群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在交换的过程中具有货币功能。二是各部落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虽然性别分工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大分工使两性劳动的地位发生变化。男性由于占有并照管畜群，他们对氏族共同体的作用较大，其权力与活动范围也由此变大。恩格斯指出，此时妇女的家务劳动与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已经相形见绌，她们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另外，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畜群的分配从最初的共同所有向归家庭首领所有转变。换言之，最初获得私有财产的人是男性家庭首领，至此有了更明显的等级秩序之分。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时期对人口的需求也不一样。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鉴于生活资料的有限，处理战俘的一般方式是将其杀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过采用牲畜繁殖、金属加工和田野耕作等新的生产方式扩大了对人口数量的需求。妇女被要求在生殖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被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殖潜力。由此，妻子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被排挤出社会生产领域。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自然的性别劳动分工逐步被取代，两性劳动在地位上有高低分野，在价值上有大小区别，形成了性别劳动分工等级秩序，成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

在这种性别劳动分工等级秩序下，男女分别被赋予不同的角色期待。男性履行期待的好坏通过公共领域来证明，而女性履行期待的好坏则通过家庭内部活动来体现。实际上，分工最先由生理特点来决定，并且这种分工差异开始并没有造成性别对立，而是形成一种合作和互补关系。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产及其分配等社会因素使新的等级秩序关系形成并逐步巩固，因而男女的不平等地位随之确立。

(三)父权制家庭：妇女受压迫的组织机制

第一，恩格斯认为，父权制家庭是确立男子独裁的结果。母权制被父权制推翻以后，家庭从对偶制向专偶制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家长制家庭成为父权制的典型形式。恩格斯从词源层面解释道，“家庭”(familia)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专偶家庭。以罗马人为例，家长制家庭由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组成，Famulus指一个家庭奴隶，Familia是一个人的全体奴隶。家庭起初主要指代奴隶关系。按照恩格斯的理解，父亲在家长制社会有机体中能够支配妻子、女儿与奴隶，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1]69。妇女受到父亲的绝对控制和支配。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虽然使婚姻关系更加牢固，但它仍然以丈夫的统治为基础。妻子是家庭女仆，是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料理家务由妇女承担并成为一种私人的服务，完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父权制家庭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基础上，是妇女受压迫的组织机制。

第二，恩格斯指出，父权制家庭的实质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其一，父权制家庭是由经济原因产生的。恩格斯认为，它因财产的继承而产生。当财富集中于男性之手，“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确定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1]78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财产推翻了母权制，建立了父权制家庭。其二，婚姻的缔结是一件权衡利害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事情。资产阶级两种缔结婚姻的方式，都表明婚姻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在恩格斯看来，妻子委身于丈夫实际上是一种最粗鄙的卖淫。只是妻子与娼妓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性永远出卖为奴隶[1]85。其三，父权制家庭是男性控制女性劳动力的场所。在父权制家庭中，丈夫相当于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者。总之，恩格斯认为，父权专偶制家庭与之前的群婚制、对偶制等家庭形式相比是一种进步，它和奴隶制、私有制一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这种进步也是一种相对退步，因为它把男性的幸福和发展建立在女性的痛苦和压抑的基础上。换言之，家庭除生殖以外的其他功能都被消解了，它是男性控制女性劳动力的场所，是巩固男性统治地位的组织机制。

第三，恩格斯揭露了专偶制家庭的虚伪性。与对偶制相比，专偶制虽然在婚姻关系上更牢固，但它在初期更偏袒丈夫。例如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他的性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女性则不能。恩格斯认为，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婚姻制度的演变表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性的自由。社会对男女的性约束实行双重标准，对于女性而言，不忠贞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对于男性而言，不忠贞至多可看作道德的小污点，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光荣。专偶制家庭的虚伪性还体现为虚假的自由。恩格斯指出，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时，结婚便更加依赖经济因素。一旦婚姻出现问题，妇女会出于经济的考虑，为自己的生活与子女的未来担心，会容忍男子的不忠实行为。所以，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理想是一种根本的虚伪。

三、从人的解放视角探寻妇女问题的解决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问题不能仅仅从自由、理性与平等抽象理念出发，仅停留在政治、经济、就业、受教育层面寻求平等权利。他认为，妇女解放的道路、目标和进程与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具有一致性。其一，妇女与阶级问题主要由私有财产所致。恩格斯在《起源》中从人类学视角回溯了妇女地位的变迁，找到了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即私有财产，认为私有财产打破了平等的性别关系，使得阶级、等级问题产生。因而，妇女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解决都指向消灭私有财产，妇女问题只有在消灭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彻底解决。其二，妇女解放是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重要内容。人的解放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从自然控制下解放出来，二是人从社会关系的控制下获得解放。恩格斯提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是妇女实现真正解放的大前提。人类只有从私有财产、物役关系中解放出来，妇女不再为金钱献身，她们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整个的人类奴役制是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的奴役关系都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278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摆脱现实的物质关系对人的种种束缚，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人是自己的主人，人获得真正的解放才有可能。工人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重要使命。由此，妇女解放是阶级解放的重要目标与内容。

具体而言，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88因为妇女被限制在家庭内，形成了“家务奴隶制”。从身份层面看，妇女跟奴隶无异，她们的劳动力被男性占有，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从家务的性质变化看，在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妇女料理家务和男子获取食物一样，都是一种为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事业。但是，随着私有财产及私有制的产生，妇女的家务活动与男性的谋求生活资料劳动相比相形见绌。由此，料理家务被贬低为一种私人服务。妇女不是独立的、完整的人，她们被限制在家庭内部，成为最高的管家婆和奴隶的总管。所以，妇女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能够再次让她们与男性保持同等的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提出了家务劳动公共事业化。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过无产阶级妇女的两难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使妇女进入工厂成为雇佣劳动力，但她们无暇顾及家务劳动。谁来看家和照顾孩子？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这些都成为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马克思提出，新的生产方式“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4]，但他没有具体描述更高级形式的两性和家庭关系的形态。恩格斯也注意到这个问题，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妇女加入社会生产大军。劳动妇女面临公共事业与家庭服务的两难处境。对于恩格斯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过使家务成为公共产业，可以消除妇女的双重工作，进而消除妇女的双重压迫。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消除个体家庭的经济单位属性，使私人家务变成一种社会事业。由此，家务劳动公共事业化可为妇女参与社会生产提供保障。

四、恩格斯妇女思想的理论定位与价值

恩格斯的妇女思想影响深远。来自不同流派的理论家对它褒贬不一。一方面，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罗莎琳·德尔玛(Rosalind Delmar)认为恩格斯是将“妇女压迫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生物学问题来分析，并通过革命政治来解决该问题”[5]的先锋。米切尔·巴雷特等认为《起源》是“运用唯物主义分析性别关系的起点”[6]。女性主义对《起源》的赞誉延续到文化转向时期，1987年，珍妮特·赛耶斯(Janet Sayers)、玛丽·埃文斯(Mary Evans)评论说：“恩格斯对当代女性主义者很重要，因为他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提供了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并试图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和女性意识形态从属地位之间建立一种关系”[2]38。另一方面，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也遭到很多批判。例如玛莎·吉梅内兹(Martha Gimenez)等认为《起源》中包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他认为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2]98。凯瑟琳·高富(Kathleen Gough)等认为摩尔根对史前社会的研究存在问题，因而恩格斯的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如果恩格斯的批评者过分专注于细节，难免会模糊恩格斯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判断。事实上，他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学者，恩格斯的妇女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谱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第一，恩格斯妇女思想是对马克思妇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对妇女的剖析脱离不了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等宏大问题的研究。这种宏大叙事倾向使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将“阶级”作为元叙事，形成了他是性别盲的错觉。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珀歇论自杀》《资本论》等多篇著作中零散地论述过妇女问题，只是缺乏系统的表述。恩格斯的《起源》完善了马克思的理论，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人类学最新成果，深入剖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论证妇女的从属地位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必要联系，从人类解放视角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明确的方案和路径，在很多方面都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妇女思想。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亲权的滥用与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问题抛出来，没有详细论证二者的关系。恩格斯在《起源》中论述了父权制的来龙去脉，深度分析了亲权滥用的物质动因，详细叙述了父权制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作用等问题，进一步补充了马克思的论题。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将妇女解放作为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可实现的方案[7]。

第二，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恩格斯之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主导思潮，它基于自由主义传统，呼吁女性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争取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改变妇女的地位。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为女性主义拓展了新思路，他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促使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有新的思考[8]。其一，性别平等问题不能通过抽象的原则来理解，而只能在历史的背景下理解。其二，妇女受压迫不仅仅是不公正的结果，还反映了社会的物质利益和结构性的经济的剥削。其三，对于妇女和任何其他受压迫的群体来说，解放并不等同于获得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要通过改造整个社会实现充分的经济平等才能实现。其四，变革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在现有社会中形成，它既需要这些客观环境，也需要自觉的革命意志和组织。其五，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妇女和男子的充分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其六，更具体地说，如果妇女要与男子平等，就必须经济独立，要使之成为解放的源泉，就必须在集体基础上重组家务和儿童保育等劳动。当然，尽管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见解，但它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从中提取概念的“万能之水”。恩格斯分析妇女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值得女性主义借鉴，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为重要的基础。

第三，恩格斯妇女思想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指南。在《起源》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妇女压迫和私有制之间的联系，指出妇女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不仅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也启发着很多社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与恩格斯解放妇女的设想类似，他将妇女受压迫看作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主张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将家务劳动与养育子女公共事业化以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处境。甚至，他把妇女问题放在更中心的位置，提出“如果没有性别的平等与社会独立，就不可能有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解放”[9]。蔡特金吸收并补充了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她意识到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存在本质的差别，认识到女性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在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泛吸收妇女的力量。列宁找到了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契合点，并对其进行了实践。他认为广大劳动妇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意义重大，男女平权要求与无产阶级政党要求的实现方式一致。女工不仅要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均应与男工平等。列宁为实现妇女解放展开了实践性的探索。他推动妇女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和管理阶层，确保妇女的生育权利，并尝试给予其一定的社会保障，还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为社会主义者关于如何处理性别与阶级的关系，如何处理妇女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