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是美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从小跟随身为乡村医生的父亲出诊，走访各地，当地的自然风光美如画。因其对自然风景的热爱，她的作品中充满大量对于自然风景、丛林生物的真实描写。其小说通过对于自然界生物的细致描写也衬托了朱厄特本人对于生态人文的观照。朱厄特的代表作《尖尖的枞树之乡》《乡村医生》以及《一只白苍鹭》都紧紧围绕着人文生态、人与自然的主题，因此学术界对该作品的研究聚焦于以生态批评为基础，分析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朱厄特笔下的城镇与乡村是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联结，二者密不可分。[2]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朱厄特也在该小说中表达出了强烈的生态女性意识，这也成为众多学者探讨《一只白苍鹭》的切入点。孙娟以作者的成长背景为依托，探讨了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的觉醒。[3]凯利·菲里格斯则认为该作的主人公是朱厄特的映射，主人公与朱厄特一样天赋异禀、志存高远，她深知自身的困境并敢于打破世俗的成见。[4]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研究仅仅停留在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或是单一结构压迫下女性与自然的困境。笔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所处的困境是在多重压迫下形成的，而不是单一的男性压迫所致。生态女性主义不只是对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扩充，而是一种交叠式观照。基于交叠性理论，笔者试图分析该作品对于社会群体、结构关系的交叠式观照。本文通过交叠性视角中的宏观视角，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女性与自然的遭遇观照人类社会男权制与阶级压迫下的斗争。

一、交叠性理论

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于1988年首次提出交叠性理论，交叠性理论是用于理解多个个人身份组合而引起的特殊歧视与压迫的理论框架，如性别、种族、宗教等等。克伦肖将“交叠性理论”比作十字路口完美阐释了这一概念：“歧视，就像通过十字路口的车辆，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流动。如果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这可能是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车辆造成的，抑或是不同方向车辆的叠加……”[5]在克伦肖看来，造成女性歧视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都是造成女性歧视的多种因素。她生动地将十字路口的车辆比作歧视以此观照黑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同时，她也提出，要追溯造成歧视的原因并不容易，正如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要追究是哪辆车的责任一样难上加难，车辆打滑痕迹和伤害只能表明它们同时发生，却难以界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引发该事故。众多社会因素造成女性的弱势地位，这些因素互相交织重叠以致难以探究其根源。1990年，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进一步将交叠性理论引入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探讨，他对于女性遭受歧视的影响因素的观点与克伦肖不谋而合，除了着眼于阶级、种族、性别等差异如何成为压迫女性的因素之外，他还深刻分析了这些因素如何改变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经历。

从克伦肖提出“交叠性理论”以来，该理论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并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韦清琦在其于2021年撰写的《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开宗明义，相互交叠的压迫结构中，人对自然的统治不容忽视，构成了交叠性压迫链条中的重要一环。[6]生态女性主义着眼于生态与女性，旨在通过揭示女性与自然受到的压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不容忽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是多重结构压迫的结果。韦清琦在该书中反复强调，生态女性主义绝非点对点的结构，女性与自然所受到的压迫是由一种多面结构构成的。本文将“交叠性”界定为揭示阶级、性别等不同身份如何相互交织以及压迫体系如何相互联系、展示多重不平等压迫同时纠缠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压迫并非单一结构，所谓“女性与自然只是男权制压迫的论断”是片面的。交叠性视角的引入有利于揭示在女性与自然受到压迫的表象下，多重内部压迫结构的交织，从而观照人类社会生活。

二、《一只白苍鹭》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犹如十字路口来来往往的车辆，呈现出多重结构。主人公希尔维亚作为一位工业时期的女性，也同样处于社会编织的网络之中，她遭遇了来自父权制社会与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但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她最终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

1.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

在追寻自然的过程中，希尔维亚遭受了性别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和自然界遭受了同样的剥削和压迫，而女性和自然界处在同一社会体系中，所以这种剥削和压迫无疑与所处的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包括工业化发展背景下资产阶级的涌现等等。[7]希尔维亚出生于美国工业革命时期一个肮脏拥挤的工业小镇，得益于工业发展，男男女女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和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当时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资产阶级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父权制度下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则是回归家庭、顺从丈夫、善持家务。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领域”和自然物种的行动范围都是受男性主宰的，凯伦·沃伦(Karen J. Warren)认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都是“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8]85在父权制文化中，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而男人被确认为“人类”和精神的领域。工业革命时期，高高在上的男性将所谓“女性的领域”划分在家庭内部，将自身的领域归为高难度的工业生产。“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只是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不同的领域罢了，但它的实际结果则是把妇女的活动范围缩得越来越小，导致妇女原本就不多的社会属性成分几乎丧失殆尽。”[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尔维亚跟随外婆梯尔利太太回到农村生活。回归农村后，外婆梯尔利太太的邻居们赞叹道，在工业化的城镇生活了八年的小女孩都要发育不良了，回到农村也好。从邻居的话语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城镇无论是环境还是对女性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女性生存的。在回归乡村之后，希尔维亚自己也哀叹道：她的生命像是到了乡下才真正开始。原本拥有正常生活的希尔维亚从经济发达的城镇移居至四面环树的乡村，回归乡村后的希尔维亚仿佛重获新生。但是，当她无惧无畏牵着奶牛在黑夜中漫步森林时，她仍会想起城镇那个红脸男孩在树荫下追逐、恐吓她的场景，男权制度的压迫给希尔维亚带来了一种难以弥合的精神痛苦。

鸟类学家的出现令希尔维亚蒙受阶级之苦。鸟类学家为了搜集稀有物种白苍鹭的标本从城镇来到乡村，他扛着枪支走进偏僻的村庄，以极具挑衅的姿态询问希尔维亚鸟类的下落。希尔维亚被入侵者自恃清高的姿态所震惊，猎人一路跟随着希尔维亚，于是她变得越发警惕。此时，希尔维亚再次想起白脸男孩，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交织，她再次感觉仿佛童年时期追逐、恐吓她的红脸男孩再次出现，这令她恐惧不已。鸟类学家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研究学家，相反希尔维亚是乡村的“小丫头”。她天真无邪，整天与大自然相伴。在人类眼中自然是物质，女性在资产阶级看来是物化的对象。然而，得知猎人跟随她是为了寻找稀有物种白苍鹭并且以十美元作为条件换取白苍鹭的下落时，希尔维亚内心对十美元蠢蠢欲动，沉浸在“用这随便提到的十块钱，可以买来多少样自己渴望已久的好东西”[8]的想法之中。在金钱带来的光鲜的外表下，以“鸟类学家”自诩的猎人跟着希尔维亚回到家，在其外婆梯尔利太太面前侃侃而谈，希尔维亚再次打破对鸟类学家的固有印象，他的如簧巧舌、帅气的面孔也令希尔维亚陶醉不已，希尔维亚以喜爱、崇拜的眼光看着青年。鸟类学家以十美元收买了希尔维亚，此刻希尔维亚被眼前的利益所蒙骗，并答应了鸟类学家捕捉白苍鹭的要求。

交叠性理论认为，女性成熟的压迫并不仅仅是来自“十字路口的一辆车”，而是在多重社会范畴交叠下形成的系统性的压迫体系。从希尔维亚的遭遇中可以窥见，女性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因素具有交叠性，它往往以多面结构呈现在读者眼前。希尔维亚生活在城镇的八年中，红脸男孩作为父权社会的象征对其进行持续恐吓；猎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捕猎的过程中以十美元为诱饵拉拢天真无邪的希尔维亚为其寻找占据领空的白苍鹭。与此同时，猎人是性别与阶级的交织，他扮演着乡村红脸男孩的角色，其形象震慑希尔维亚并且在言语上占据主导地位。他利用女性，将希尔维亚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无视攀爬树木可能让小女孩就此丧命的危险，拼尽全力要得到白苍鹭，剥夺珍稀物种的生命将其制成标本，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每一只鸟都是我自己用枪打的，用网逮的。”[9]在他看来，自然界的生物就是一个个既定的标本。以鸟类学家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滋长了他们的占有欲和功利心，妨碍了他们的同情心和对女性情感的体察和关注。尽管如此，最初的希尔维亚仍旧沉浸在十美元的美好幻想之中。多重压迫结构具有遮蔽性，鸟类学家以其光鲜亮丽的外表欺骗希尔维亚，处于压迫之下的女性却无法觉察，最终是自然唤醒了女性意识。

2.女性意识的重构

希尔维亚在鸟类学家的蛊惑下冒着生命危险寻找白苍鹭，但在爬向树顶的过程中，她开始寻找自我。自然的力量推动她重构生命的价值。她光着脚丫，赤着胳膊像鸟爪一样勇敢地向树顶攀登，松树的千枝如同鹰爪将她往下拽，松树也好像在不断延伸，仿佛知道希尔维亚此行的目的，大自然对这个不速之客充满了抵触。希尔维亚攀爬树木的过程尤为艰难，小女孩攀爬树木的过程就是女性在受到压迫后逐渐觉醒重获新生的过程。刚爬上树枝时，松树的枝丫齐心协力，用树尖刺她的脚丫逼迫她知难而退，甚至连树皮也在使劲阻挠她的脚步。然而，希尔维亚没有半途而废反而与松树斗智斗勇。最终松树被希尔维亚的毅力所折服，每一根枝丫都托着她往上爬。正是大自然的关怀让希尔维亚逐渐醒悟，她体悟到大自然的温暖，领略了自然之美。当希尔维亚蹬到树顶后，往下眺望，麻雀和知更鸟迎着晨曦啭鸣、六月的晨风吹拂着林中万物、绿色的枝叶好似一汪海洋、连松树也对她关怀备至。希尔维亚经历了由寻找自我到认识自我的转变，自然界的万物促使希尔维亚觉醒。她因此认识到“在关怀动物的利益时不能以是否对人类有用为标准，而应视之为‘生活的主体’，因而有自己的权利。”[7]此时，作者的叙事声音由此介入，她以大自然的口吻对希尔维亚说，“瞧，瞧！白苍鹭变大了，飞高了，来近了……小姑娘，千万别挪动你的脚，也别从你急切的眼睛里射去两道利箭似的目光与思念，那只白苍鹭正停栖在离你不远的一根松枝上，它正在为迎接新的一天而啄理它的羽毛呢！”[9]作者的叙述声音仿佛表达了大自然想与小女孩分享的万事万物，它超越了一切，将女孩与自然的矛盾化为虚无，小女孩希尔维亚从压迫中觉醒，她的内心充斥着白苍鹭越过天空的画面。她渴望与白苍鹭等自然界的万物一起眺望大海聆听林涛声。处于男性压迫的二者也更为紧密。

幸运的是，在自然的深情呼唤下，希尔维亚开始认识自我。她被树顶壮丽的景象所震撼，同时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儿象征着小女孩对阶级、男权压迫进行反抗，她不再束缚于十美元与猎人带来的精神上的威胁。交叠性理论强调女性遭受的压迫以及女性身份在遭受压迫、剥削之后得到加强，进而重构女性意识。希尔维亚的女性意识在攀登至树顶的过程中逐渐恢复，爬上树枝的一情一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她得到了花草树木，麻雀、知更鸟、白苍鹭以及更多大自然生物的爱，因此她也乐意用爱回应自然的关切。希尔维亚认识到了猎人虚伪的一面，她一改害羞、胆怯不敢直视猎人的态度，拒绝了猎人抛出的橄榄枝——改变家庭现状的十美元。尽管回到家后，猎人以充满渴望的眼神凝视着她，期待希尔维亚可以告知他白苍鹭的下落。然而，她一言不发力图保护白苍鹭和盘旋在松树上空的成群的鸟儿，她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画眉与麻雀无声坠地、鸟儿歌声突然中断，美丽羽毛沾满了鲜血”[9]的局面。

三、结语

《一只白苍鹭》提醒了读者，女性与自然遭受的压迫绝不是单一的，这些压迫如同“十字路口的车辆”纷至沓来，却难以追根溯源。希尔维亚在遭受多重压迫时，仍观照自然，保护情同手足、唇齿相依的“同类”——自然界，并抵抗男性的压迫。希尔维亚所做的一切恰好证明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女性与自然同气连枝并非是反抗男性而是反抗男性的压迫，最终实现整个世界的平衡。为了建构一个性别平等，甚至万物平等的世界，需要倾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声音，也需要观照自然，观照人类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的交叠性视角使得各个社会范畴联系更加紧密，引发人们对于各个群体的关注，从而建构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