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兰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甲午战败，也影响到晚清报刊业的发展和历史走向。康有为和同道者出于对时局的关切，进入报刊领域，改变了办报者仅为落拓文人的身份构成。此后，清政府承认“自家臣民”办报的合法性，打破了“报禁”“言禁”的传统；报刊有益于国事的宣传，启发民众从拯救国家的宏大叙事框架关注报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家办报”［1］128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此后吒咤于政治舞台的人物在追求政治理想时，无不重视报刊功用，积极利用报刊，甚至在政治制度中规划、设置报业。中国报刊业的民族特色于此开始形成。换言之，康有为进入报业是民族报业史上的里程碑性质事件。

康有为对民族报业影响如此之大，但学界对其报业认知研究却比较缺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主题词检索“康有为报刊认知”的论文，仅有6 篇，多以描述其办报经历、泛泛评价他对报业的贡献为研究思路。显然，这样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与康有为在报刊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康有为是一位政治家，他关注报业、甚至插手报刊事务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切。本文拟结合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以及所处的政治情境，梳理康有为的报业认知，并进行分析，以期展现“政治家办报”这一现象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一、康有为报业认知演变的三个阶段

康有为除了在1913 年创办《不忍》杂志外，并没有多少亲自经营管理报刊的经历。但是作为政治家，他重视报业，对报业有过宏观的规划与设想，甚至只差“一步之遥”就能规定、左右全国报业的命运与走向；微观上，他通过弟子参与、创办报刊，在实践中体现和贯彻他的报业认知。

康有为的报业认知，有过几次变化。变化的节点，是其政治身份的改变。康有为政治身份曾几经变化：从处于“江湖”之中的书生到居于权力中枢的重臣再到朝廷通缉逋臣。政治身份的不同，手中掌控的资源有别，康有为对报刊的认知、管理和控制差异明显。他的报业认知由此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布衣时期：办报以“达聪”、合群

甲午之战，“天朝大国”被“蕞尔岛夷”打败，清朝又要割地赔款。屈辱之举，给康有为带来巨大的惊惧和创伤：“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2］。亡国灭种的危急促使他有所行动，自觉担当拯救重责。康有为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活动之中。

康有为维新变革的思路是借助最高权力，即帝王之力，自上而下推行新政。“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3］康有为首选路径是向皇帝上书，反复陈述他的政治理想，设计变革蓝图。

1895 年5 月，他组织在京考试的读书人上书，希望光绪帝能进行改良政治的变革。康有为指出：“夫中国之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4］134所谓“壅塞”，指上下隔绝，民情不通的政治弊病。而知晓民情可以借助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4］132；而且还可以通达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4］132政府“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4］132。报刊——能解决现实弊端，可作为政治变革工具，进入了康有为视线之中。随后的《上清帝第三书》中，康有为再次阐发了这样的主张。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又一次提出要“设报达聪”，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5］159。

这些上书中，报馆的“发越聪明”［4］132“设报达聪”［5］159功能一再被提及。不过，比较《上清帝第四书》和前两次上书，会发现其“发越聪明”的主体有所变化。前两次上书中，康有为认为，报刊所载内容可以让清廷“考四方之慝”“知民俗之情”，民众也可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4］132；第四次上书中，康有为对阅读报刊受益对象有了扩展：“日月进呈”的报刊能让“宵旰寡暇”——最高掌权者，“民隐咸达，官慝皆知”，随时掌握下情；因为“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朝廷应“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5］159，报刊能让皇帝和官僚了解外情。

受益对象的变化，办报主体也随之改变。康有为一开始建议清政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4］132。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建议朝廷“宜令”“直省要郡”“州县乡镇”，“各开报馆”［5］159。也就是，各级官府机构可在中心权力指令下，创办官报。

中国皇帝置身于重重帘幕之中，狂放如斯的康有为，联合书生强大声势，被寄以“社稷安危，在此一举”［4］132厚望的公车上书，却未能上达天听。

康有为和同道者随即修改战略，拓展途径以实现政治理想。一条仍是上书，另一条是从社会入手，通过制造舆论和组织学会以打开局面。

“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6］133但是专制国度“严禁党朋”，士夫“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怎样改变“散漫”风气？康有为接受了陈炽的建议，“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决定“自京师始”“自王公大臣始”，“创报以开知识”［6］133，以启官智。遂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拉开了政治家办报序幕。

可以看到，康有为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开始形成了两条办报思路：一条是在朝廷指令下，由各级行政机构创办官报；另一条是为了“合群”“开知识”之用创办党报。报刊，不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政府创办，都应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

此阶段康有为党报、官报目标的一致性，在具体办报宗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强学报》办报原因为：“上下内外壅塞耳。为民隐莫达，人才日愚，又以此也。夫泰西能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吾不能推吾采诗邸报之法，而至愚弱，甚非计也。”［7］《强学报》虽是党报，但它要为朝廷担负采诗与邸报的职能，沟通上下之情。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办报，契合当时政治人士的价值追求，得到了朝野维新人士的普遍支持。《强学报》《时务报》有着“官方依赖”［1］94的特点。

（二）为官时期：官方掌控报业

戊戌年初，康有为任工部主事，开始推行变法。六月十五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听取了他对变法新政的意见，给了他一个“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的官职，允许他以后可以“专折奏事”。这样，康有为获得了参赞新政的权力。“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上了三个与报刊有关的奏折：《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折》。

进入中枢权力机构的康有为，伴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化和变法进入行动阶段，他的报业认知有了新的变化。短短的百日期间，康有为对报刊业有两个设想：一是把报刊纳入权力体系中，二是制定报律。

1.把报刊纳入权力体系中

1898 年7 月17 日，宋伯鲁呈递《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这是康有为亲自起草的。奏折中，康有为对报刊作出了规划和设想，设想了体制中政治家如何对待报刊，以及处理报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康有为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报刊，肯定报馆对政治改革有“四善”。“报馆之善，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8］322

报刊通过贡献言论，传达民间隐情，登载外事，传播新政，能辅助朝廷治理。怎样利用报刊为新政服务是康有为急待处置的事项，为此他设计了一套管理报刊的方案。

（1）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

康有为请求：“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其官报则移设京都，以上海为分局。皆归并译书局中相辅而行，梁启超饬往来京沪，总持其事。”［8］322

康有为设想，由最高权力一声令下，把民间资本创办的《时务报》收为国有，改为官报，责成六品衔官员梁启超监管，总部迁往北京，在上海设立分局机构。

（2）政府担负官报的资金和发行

要保障官报馆正常运作，康有为认为，不论在办报经费上，还是在发行上，政府均应承担起来，即官办官发。“若改为官局，似应量拨官款，以资经费”，“每月提拨五百两为京师时务官报局之用”。“仍请旨饬各省督抚通札所属文武实缺候补各员一律购阅……报费先由各善后局垫出，令各员随后归还。其京官及各学堂诸生，亦皆须购阅，以增见闻。”［8］322报纸的创办、运转、订阅等等，政府都应该包揽起来，并作为官员行政事务的一部分。

（3）官报局负责报纸预审

康有为建议对报纸实行预先审查：“每出报一本，皆先进呈御览，然后印行。”审查任务由时务报馆改组成的时务官报局负责，审查的范围是全国所有报馆，包括民间报馆：“至各省民间设立之报馆言论，或有可观，体律有未尽善，且间有议论悖谬记载不实者，皆先送官报局，责令梁启超悉心稽核，撮其精善进呈，以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审查的官员要负责向上进呈“精善”，并“纠禁”报刊“悖谬不实”的内容。为了让审查有章可循，康有为拟令时务官报局列出审查的详细章程：“其官报局开办及稽核各报详细章程，即令该举人妥拟呈总理衙门代奏察行，似此广收观听，于新政稗补，量非浅鲜。”［8］322

审查的规则由自己人制订，审查人又是自己的学生和党徒，哪些言论需要摒蔽、流通或扩散，当然能控制于股掌之中。被操控的全国报刊，自然会营造出所希望的舆论环境。

如此设计的报刊，于朝廷统治必有百利而无一害。此折立即得到光绪皇帝的应允。1898 年7 月26日，光绪帝就孙家鼎奏遵议改《时务报》为官报一折发布上谕，第一次公开宣告开放“报禁”：“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9］

2.请定报律

1898 年8 月9 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奏《请定中国报律折》，希望清政府制订报律：“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律。”［10］334

针对当时外国人在租界内任意议论与批评的现实，康有为主张，报律的监管对象应该包括租界的所有报馆：“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领事，凡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这样，“各奸商”再不能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黄议论”［10］334。

鉴于主笔是报刊内容和思想的“专职把关人”，康有为特别强调对主笔的严格筛选：“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甚至准备自己亲自筛选，耳提面命予以训练：“臣自当慎选主笔，严加督饬”；也给报刊的论说定下标准：“务以昌明大义，忠君爱国，尊主庇民，博采中外，开广闻见为主。”［10］334

要求制定报律的意图，康有为在奏折中交代得很清楚。他认为自己在此“开新守旧”之时，“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媢嫉，谤议纷纭。”“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10］334，这不是无中生有胡乱猜测的，北京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文廷式被奏参，“虽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11］

政治环境的险恶，康有为忧惧“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求制定报律。于私来说，是为了自保；于公来看，希望利用国家强制力，规范报界言论行为，为政治改革保驾护航。

康有为把民办报刊《时务报》收归官有，对报刊预先审查，制定报律管理报界，特意提出把租界报刊的言论包括在内。这些设想，都是为了掌控报刊，让报刊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三）逋臣时期：严控政党之报内容

康有为非常重视组建政党。强学会是他组建政党活动的“嚆矢”［2］163。戊戌政变后，被逐出权力体系的康有为，创建或改编了保国会、保皇会、帝国宪政会等政党机构。康有为热衷组建政党，是因为“政党之权利之大而且专，实为可骇”［12］603，“若筹款有厚力，各省府县中能开办报馆支会，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12］603办报馆能聚集更多的政党成员，创办报业自然是政党事务的一部分了。

这一阶段是康有为报业认知的成熟期。

1.创办“本会之报”

1899 年7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建保皇会。他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的宗旨，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本会之报”，即两报为保皇会的宣传机关报。《会例》规定，用会中捐款“开报印纸，传于各地，发明大义，鼓舞大众”［12］606。

此后，康有为指挥弟子在海内外创办了三十多种报刊，如：1899 年，康有为派徐勤和梁启田到美国旧金山创办《文兴日报》；1900 年，梁启超赴美国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梁启田赴加拿大温哥华创办《日新报》；1901 年，何穗田等在澳门创办《濠镜报》；1902 年，欧榘甲在旧金山创办《大同日报》，梁启超、唐才质在澳大利亚悉尼创办《东华报》；1904 年，康有为派徐勤、伍宪子、伍权公在香港创办《商报》，在广州创办《国事报》，又派狄葆贤、罗普在上海创办《时报》等等。

2.政党之报应宣传“本会主义”［12］606

从强学会开始，康有为始终重视报刊对政党事务的宣传。在维新变法时期，“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会中事务附焉。”［13］从强学会、圣学会制定的章程来看，早期的政党之报，还是以刊登维新变法所需要的理论和知识为主。

逋臣康有为对政党之报的控制与要求趋向严厉，报刊的政党性也越发明显。他认为，政党之报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应该以宣传本政党的政治目标为鹄的。保皇会时期，康有为把保救大清皇帝看作是保皇会的最高目标，保皇会的报纸要将“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的纲领“传于各地”，以便“发明大义，鼓舞大众”［14］416。国民宪政会草拟的简要章程中要求“党中各报，皆布告保皇会告蒇，改新会名、会章之事，以公众听，而慰众望”，“以上章程为吾党第一大事，凡《维新报》《文兴报》《新中国报》《华东报》《总汇报》《新民丛报》《国事报》，一律立登勿迟。”［12］606

为了保证宣传的效率，政党成员要阅读政党之报。《保救大清皇帝会例》规定：“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二报”，“各地报馆，愿作为本会报者，即通知公司中同志阅看，广其销流。”［14］419

3.不得出现与政党思想相违的言论

康有为规定“革命”“民权”“自由”“独立”“自主”等词不准在保皇报刊上出现，反满革命的文章不准在保皇党报刊上刊登。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开辟了一个“饮冰室自由书”的杂文专栏，因为用了“自由”二字，受到康有为的批评。欧榘甲在《清议报》发表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一文介绍了古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故事，他大加训斥，并把他逐出日本，派往旧金山去办《文兴报》；罗普翻译的《佳人奇遇记》，因为有“支那革命志士谋颠覆满清”一段描写，被他“严令删改”，谭嗣同的《仁学》因为有激烈的反满言论被他“遽命撕毁重印”［15］。

4.弟子主持报务，控制编撰大权

用弟子主持报务，通过人事安排，控制编撰大权，是康有为的一贯作风。北京《万国公报》的编辑就由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担任。刊登的论说，除了采自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外，其余都出自梁启超、麦孟华之手。《时务报》从筹划到创办，就一直有着康有为想利用和控制该报的冲动［16］。《清议报》132 篇“本馆论说”的文章中，供稿最多者为梁启超，撰文58 篇；其次是麦孟华，撰文22 篇；欧榘甲，12 篇。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和欧榘甲三人的文章达92 篇，占74.2%。

二、康有为报业认知的成因

（一）现实情势的变化

不同时段的康有为，对报刊工具价值的认识是有差异的。

进入仕途之前，康有为对报刊的态度相对超越。他目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以补时艰纾国难为己任，企图利用报刊传递信息和新知功能，让民众“发越聪明”，士大夫合群救国，统治者亦可破解上下隔绝之弊。这是对报刊职业功能的利用。

官员康有为，更为关注报刊言论所生发的效果。既想利用报刊营造于己有利的语境，又害怕被对手利用。所以，他想出万全之策，把对舆论影响力度大的报刊收为官有，并成立管理报业的政府机构，让“自己人”管理和控制报刊，审查报刊内容，制订报律约束报刊言论，让报刊直接服务于权力。

逋逃海外的康有为，既被后党重金通缉，又背负着光绪帝的的深恩，爱恨情仇集于一身，总想重整旗鼓，勤王保帝。强烈的政治使命，使他在联合海外力量之时，特别重视报刊宣传政党的主张。这一阶段康有为对报刊控制逾加严密。报刊的政党工具色彩最为浓厚。

从利用报刊的职业功能，到用国家权力控制报刊言论，再到报刊只能宣传本党主义——康有为对报刊言论态度趋于峻刻，直接原因是康有为所处的政治情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有着强烈创造历史愿望的康有为，身陷复杂政治时局，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理性地算计着报刊，把报刊视为为我所用的政治工具。

（二）传教士所提供的“模版”

康有为的报刊认知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启发。康有为曾坦承：“吾之于变革之主因系两传教士之著作，尊敬的李提摩太和尊敬的林乐知博士。”［17］林乐知主持的《万国公报》，早在1883 年就是康有为的目标读物［18］。

以林乐知和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创办刊物印刷书籍发表文章，批评晚清时政，建议清政府变法。甲午战败，传教士认为，清政府如果迅速变革，是有振兴之望，也可避免列强“弱肉强食之念”［19］6。

传教士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制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下阻隔，官民不相通。“民有隐衷，必期上达”，他们希望统治者改善统治之术，实现“上下之情通，官民之力合”［19］32。自上而下进行改变。

传教士还介绍报刊在政治运作中的功能：“欧洲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深虑下情壅蔽，因有报馆之设。”［20］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欲通上下之情有四法，第一就是立报馆，“欲强国必须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李提摩太还建议清政府创办官报：“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傅兰雅、美人李佳自总管报事，派中国熟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21］甲午战后，《万国公报》认为“报馆之设，尤所不容缓也”［22］。

传教士的改革路径和办报思路都是设想在朝廷掌控的框架中运行。这契合中国权力结构强大的实际，也迎合了儒家知识分子依靠君主变革政治的心理与思路。儒家知识分子康有为能够接受与模仿传教士的启蒙思想和路径。1895 年，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不仅转载广学会《万国公报》的内容，甚至名称也相同。李提摩太在强学会的《万国公报》第一册上作英文批注：“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23］

传教士的《万国公报》以论说为主，这种体例也影响着康有为的办报思路，在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中，康有为理想中的官报就是“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明。其中论说，皆按切时势，参酌中外，切实可行，所译西事，详言兵制、学校、农矿、工商各政，条理粲然。”［8］322

（三）儒家士大夫身份

康有为以报刊为治理之用的理性，与他的儒家士大夫身份是分不开的。

“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8］322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倡导变法，投身政界，有着儒家救世情怀和经世思想。而“‘经世致用’与其说是一种思想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它要求各种思想、理论、建议、措施都必须从现实出发，切实可行，立见功效。它带有很大的实用性，‘事功’‘致用’是其衡量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24］在新旧交锋激烈政治环境险峻之际，康有为要求报刊为政治变革服务，以趋利避害。

从知识资源上来看，儒家思想仍是康有为治国之本。他的几次上书中的变革理论依据都是儒学，西学仅是变革的工具和手段。在康有为的认知中，报刊是辅佐治理者施行“仁政”的途径和工具。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近代报纸被比为郑国的“乡校”。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报刊被比作古代的“谤木谏鼓”。在《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近代报纸又被说成是古代采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康有为早在1883 年就接触到西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17］但是，耳食而来的西学对他影响有多大，不能过高估计。比如，他对报刊的认识就很能窥一斑。康有为把当时西方民间报纸，如《泰晤士报》《地球报》《巴黎时报》，都说成是“皆国家所立，号为官报”［8］322。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日本，能方便地接触到西学，但他满足于在国内形成的知识结构，“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25］，妨碍了他对西学西理的深层次探求。康有为性格偏执，一切为我所用，“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26］知识的构成和一切“从我”的个性趋向使康有为走不出儒家文化的圈子。

康有为要求变法改良，是想借用西学实现迅速富国强民的目标。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国家本身归属于君主，“君主本位”思想决定了康有为通过维新变法要达到忠君保国的目标，也就是说，康有为维新变革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康有为不会从社会需要去思考报刊的本体价值和报业应担负的职业功能，而是把报刊仅仅当作工具去利用。

余语

康有为报业认知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他以政治为中心，视报刊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唐海江博士在《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中指出了清末政论报人中存在一种思维模式——“政治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以政治利益为转移”，甚至“屈服于现实政治利益”［27］。康有为对报刊工具性价值的利用，就是“政治化思维”的一个范式。

这种功利性的思维方式，在国人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以政治利益为取舍标准，在晚清报刊实践中表现普遍。“政治化思维”给报刊业带来的必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勃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