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江梅，刘青杨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个国家到底适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寻找这一答案的过程并不是毫不费力的，这条道路也必定有其特定的缘起和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连接着中国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连接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与追求，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历史进程中自然产生的，它还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探索和气势恢宏的实践。

一、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是道路选择的文化土壤

中国人民秉持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一步步造就了引人注目的东方奇迹，开拓出了一条在当今时代依旧光辉四射的发展道路，特有的政治文化基因则是影响这条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的持久因素。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其价值取向如重民本、求统一、讲德治、尚和合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内涵的概括有所差异，但其基本思想经过世代的传承与发扬，为特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生成环境和思想之源。正因为如此，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当下务实的实践还是对未来的愿景规划里都“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1]，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着的原则和深刻内涵等都可以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源头，也正是独特的政治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土壤。

（一）以民为本、国家统一、德法兼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文化

阿尔蒙德是提出“政治文化”的第一人，他是这样解读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即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进程中形成的”[2]29，他还强调对政治体系（包括反映政治制度的道路）的研究应该分析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也就是政治文化，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则会孕育出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如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大相径庭，所以他们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西方自古以来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古希腊的文化及其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将所认为的“神圣的个人主义”奉为价值核心，形成了以自由、人权、参与、法治、平等等内容为主的独具资本主义特色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把高高在上的王权奉为核心，形成了集权统一、德法兼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文化。可见，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西方具有其生成的政治文化环境，但是显然近代各阶级在中国探索并尝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都相继失败了，所以说，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早已为中国要走的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打下了文化根基。

正如列文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强大的思想资源”[3]1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成为中国发展壮大的最佳道路，历久长存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今日之中国取得了非凡成就，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表现出的极强的领导力和高度的组织化使得防疫工作成效显著，更加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而这一优势源自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品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387的民本责任，“一轨九州，同风天下”[5]68的统一盛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6]10的德治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开创到繁荣发展的思想之源。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中国从古至今发展的底色，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自由人联合体设想、群众观点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以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以民为本、国家统一、德法兼治等政治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产主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价值取向的文化沃土。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千山万水的跋涉中探索出来的与中国相适应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有的悠久政治文化土壤孕育的结果。

（二）以和为贵、革故鼎新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发展文化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在其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中，逐步形成了以“贵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民的处事原则和交往理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基础和历史渊源。所谓“和”，就是指和平、中和、和善等，它代表着一种宽容品格，而不是一味地为了“和”而因循守旧。中华文化虽然提倡“和为贵”，但也不乏变法革新思想。如若不因时而变、因势而谋，那么国家必然会失去旺盛的生命力而变得死气沉沉，最后淹没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贵和”是我国自古流传的一种文化理念，“革新”也是中华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思想。这种文化理念以及思想经历漫长的时间洗礼，在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相互碰撞中进行创新转化，融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并成为鲜明标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普遍向往和谐发展，其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们自身的和谐关系的不懈追求中。人们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上，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129之说，强调人们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守大自然所蕴含着的规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同老子有着不谋而合的观点，对于自然，他认为人类应该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在追求人与社会和谐上，管子主张“养之以德，则民和”[8]323，强调遵守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便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和民众的团结。《中庸》也记载，“和”乃是普天之下民众共同遵守的标准。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上，诸如“仇必和而解”[9]10等思想明确地写出了人际关系中的“道德黄金律”。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和”思想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浸润延展，面对思想的交锋，中国有“君子之争”一说。可见，中国人对于和谐、中和等的向往并不妨碍其为追求真理而唇枪舌剑一番。事实上，“贵和”思想也不会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枷锁。回望中国历史数千年，“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10]，战国时期的秦国为图强而进行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为改变自己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进行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为解决明朝积累的痼疾而掀起的张居正改革，都是革新除弊的体现，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活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树立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等的提出，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思想迸发，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不仅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矛盾判断所做出的决策，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然观、共同体思想等赋予我国传统发展文化持久生命力的体现。可见，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发展文化，为当今我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三）以“协和万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外交文化

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处世之道，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中国从未陷入过西方国家惯有的国强必霸的发展思维，一直秉持着同各国之间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发展逻辑。

与西方文化崇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完全不同，中华民族自古讲究协和万邦、以和邦国。中华赓续千年的文化之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和”思想，并已经深刻浸入到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周易·咸卦》中讲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1]258，这是“和平”二字最早出现的记载。此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和平理念的表述也数不胜数。诸如，墨家有“大不攻小也，强不辱弱也”[12]141之说，强调国与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作为大国，绝不做恃强凌弱的事情。《论语》中也有关于两国之间发生微小冲突的情况下的对策，即如果远方的人不安定，那么就“修文德以来之”[13]2520，也就是说对待外部诸侯国应以德服人，反对侵略。孙武针对两国之间兵戎相见的情况则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4]48的对策，所体现的就是“不战”和“慎战”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自古代就崇尚和平，倾向于用智力击败敌人的军事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天下大同。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无论是西汉时期的张骞跋山涉水通西域，还是唐朝时期的玄奘不辞艰险西行求法，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等，都不是为了萌芽仇恨，而是传播友善、交流互鉴。当今的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背景之下，创新性地提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7这一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愿景。显然，这些观念和举措传承了我国古代追求协和万邦的实践逻辑，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学说、共同体思想等使得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释放出新的鲜活力量。

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扎根于我们脚下的土地，根本固者，华实必茂，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优势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近代各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推动道路演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源自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也与迷茫的中国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历史密不可分，今日的东方巨人，也是从灰暗的历史中一步步走向光明的。近代以来，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16]。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从先辈们为民族复兴大业的摸索实践，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跨过横亘眼前的重重艰险，上下求索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镜鉴、实践之源。

（一）寻路：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猛烈的炮火炸碎了清政府为自己搭建的金碧辉煌的温室之后，中国就在列强的铁蹄下走向落后挨打的深渊。为了让自己的国家从覆屋之下、漏舟之中的黑暗里找到光明，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舍生忘死、义无反顾，走上了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知识分子成为当时中国最先惊醒的人，萌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7]1的新思想，为后来仁人志士的探索开了先河。在此之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为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制定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极具平均主义思想的文件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向往，虽然最终落于空想，但在当时的社会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让中国强大起来的道路迟迟没有找到，地主阶级的代表洋务派在西方文化猛烈涌入中国的背景之下，又提出了由中西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虽然在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下强行发展先进生产力以自强的做法注定失败，但不可否认，洋务派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意识到单靠器物救国是行不通的，于是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在当时，虽然变法的思想振聋发聩，但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无法生根发芽。在对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仿佛更加有了底气，坚定地拿起了暴力的武器推翻了清朝外表脆弱内部腐朽的专制大厦，终于实现了先辈们想要彻底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想法。在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依旧，但即便如此，这向前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在当时弊端丛生的中国仍发挥着不容小觑的思想解放作用。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专制独裁、复古倒退，面对当时中国暗无天日的严酷现实，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于是担当着解放思想使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民主和科学让此时的中国人看到了光明，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深刻在人们脑海中的传统礼教，给足了先进思想奔腾于中国大地的空间。在这一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8]1471。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所要宣传的新的思想潮流。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召唤着根本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新的阶级来探索出路。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被选择，凝聚着不同社会力量、不同阶级的教训和经验，虽然近代的有些探索没能找到解决中国危亡问题的可行办法，但是他们的图强实践一步步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的变革，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为后来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探路：艰难困苦推动国家出路的诞生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让中国看到了希望。在此影响下，中国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提出“走俄国人的路”[18]1471。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历程[19]5-20。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效仿苏联从大城市开始发动暴动，但屡屡受挫，加之“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进入寒冬。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接连失败的打击，必须回答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和如何去坚持革命的问题[20]1-8，中国革命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马克思在评价无产阶级革命时说，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我批判”[21]672，并在批判中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秉承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汉口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反思总结。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语惊四座，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见地——“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2]2，除此之外，他敢于从与众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得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23]205，而不是硬要用鸡蛋去碰石头，始终徘徊于让中国革命损失惨重的大城市。于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于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下，毅然决然地向着井冈山而去，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点燃星星之火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24]268。

然而正确道路的选择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反“围剿”，为保存军力，红军开始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艰苦长征。在长征初期，红军兵力消耗严重，在这个万分危急、如履薄冰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于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绝地逢生。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独立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挽救了革命力量。在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从此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黑暗中举起了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特殊情况相结合的新的思想火炬，照亮了中国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北京天安门的道路。

虽然中国的革命道路是受十月革命的启发，同时也赓续了它所包含的思想和沿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创性地找到了不同于俄国的、适合中国水土的、走向革命胜利道路的具体实现方式[25]7-13。这一事实，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强的自我革命的能力，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作用。而这种能力及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所坚持和传承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所在。当然，近代各阶级不断探索试错的教训同样功不可没，他们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在水深火热、枪林弹雨的境地之中坚强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又立刻投入到了追赶世界发展脚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万事开头难，在这一建设过程中既有熠熠生辉的成果，也有失误导致的后果。抚今追昔，无论是对成果的继承还是对失误的反思，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历史基础。

（一）铺路：初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我国作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学习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就，但是许多矛盾和弊端也随之而来，加之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得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错误昭然若揭。然而，面对苏联暴露出的弊病以及国际上卷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毛泽东不仅没有随波逐流，还强调共产党人对于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26]20。此外，不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26]41。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着清醒，以惊人的胆识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本土国情的新的原理和新的结论，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甚至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道路方面，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地提出走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难题就是要“摆脱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弊端”[27]14，方法就是“要独立思考”[28]9。在工业化发展方面，鉴于苏联发展的前车之鉴，毛泽东认为不能忽视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主张用两条腿走路。基于这一不同于苏联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思想，我国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式工业化理论。在经济方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26]23，并在新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集中所有有益于发展的力量，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根据苏联以及中国自己的经验，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26]28，如果顾此失彼，那么长远来看国家生产所得利益都只是徒劳。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央权力不能太过集中，要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性、独立性，使其保持积极性。在民族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巩固团结，保障好少数民族的发展权益。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也是依旧存在的，并且表现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针对各个领域的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方面，毛泽东发表过“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9]351的论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就被凸显出来了。

如前所述，毛泽东大胆突破苏联模式，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30]162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对外开放是对“向外国学习”[26]41口号的呼应，还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等都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所提出的理论的影子。总的来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口号、方针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顺利诞生打下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二）筑路：初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物质基础

除了探索出符合国情的理论成果之外，我国还收获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尽管地大物博，但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还不及当时的印度：钢产量仅仅16万吨，新式工业更加落后[31]107，汽车、坦克、飞机、拖拉机等都不能靠自己来生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将理论化为实践，不断探索，在意识到我国与别国的差距后，毛泽东提出要“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32]237，“一化三改”和“一五”计划都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推动建设和发展国家的实践。到1952年，全国的国营工业产值增长了287%[33]59-63，到1956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达到了640多亿元，同比增长28%，钢的产量同比增长56.8%[31]192。可以看出，我国在“一五”期间经过系统的发展和建设，在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不仅如此，在此期间还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新藏、青藏公路等，改善了我国交通运输的条件。在当时，无论是从我国的国家实力还是人民生活质量来讲，都迈出了旧中国时期无法想象的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可以在独立发展经济上昂首挺胸起来了。这些物质上的丰硕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跃发展提供了起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4]63。在“文化大革命”等时期，中国在实践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使我国的发展严重滞后。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在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中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最终并没有探索出使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明确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是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逐渐开启的。鉴往知今，中国走过这样的弯路加之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讨论，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道路不再是盲目跃进，而是脚踏实地。但改革开放所开启的这条正确道路不是从天而降、凭空产生的，中华五千多年来文明的一脉相传，近代各阶级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探索，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这些汇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缘起。

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能深刻地领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就能把握好中国发展的“出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有多远，它是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缘起于近代各阶级为拯救民族危难的探索，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前期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缘起。现如今，中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耕云播雨，一路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