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实生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晚清局变，创巨痛深，如何通过革新国家治理之术来御辱图强？张之洞对这一问题关注得最为持久，理解较为深入，意见最受清王朝所重视，也是当时在探求国家治理方面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研究张之洞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晚清社会变迁下国家治理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不无裨益。

一、在儒学中寻求医世良方

张之洞在政坛初露头角是在光绪初年，是时清王朝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重创，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幼熟读经书，喜欢阅读兵家、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之志的张之洞以天下为己任，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更弦国家治理来御辱图强这一时代课题。

张之洞首先考虑的是依靠什么来治理。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①（清）李鸿章：《复陈筱航侍御》，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刻本，第9页。，于是仿效西方创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后来又陆续创办民用企业，欲通过这些途径来求强求富。对于洋务派采用西方“长技”作为强国图兴方略，张之洞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而结果是“事阅三朝，积弱如故”②（清）张之洞：《详筹边计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张之洞抨击洋务运动，一方面是因为洋务企业效率低下，难以达到求强致富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与张之洞当时的“清流”身份有很大关系。清流是一批任职翰、詹、科、道的京官，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之士，习惯以传统儒学定位价值取向，所以对于洋务派“师事夷人”“用夷变夏”的行径非常不满。晚清学者吴汝纶曾言：“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①（清）吴汝纶：《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70页。尽管这一划分过于绝对，但指出了清流派与洋务派两相对立的关系，因此在风气未开、守旧思想还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张之洞不满洋务派的举措在所难免。

既然洋务派所采用的夷之“长技”不足恃，那么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该选择何种治理手段呢？张之洞自幼接受儒家教育，通过层层科举考试，最后中探花、入翰苑，走上了古代读书人理想追求的巅峰。由于自身的成长和发迹都与儒学紧密联系，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润，张之洞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儒学，力图从传统治术中寻求医世良方。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又简放四川学政，与四川总督吴棠共同创办尊经书院，并专门为书院编写《轩语》一书，告诫川中学子：“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为切实经济”②（清）张之洞：《轩语》，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十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主张从儒学经典中挖掘治术来处理当下的实际问题。可见，他的治世路径不外乎“通经致用”，从儒学中吸取治世精华。

在传统的儒家治平之道中，修明政治、求治得人被奉为天下大治之圭臬，张之洞继承了这些儒家理念。他针对当时的种种弊端和贫弱局面，认为求治之本在于修明政治、精选人才。在他看来，修明政治就是要广言路、肃臣职、厚民生、讲气节。张之洞以遇事敢言著称，又常常以言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现政治抱负，所以对开放言路的重要性感悟至深，把直谏、纳谏看成是修政之首务。他说：“修德之实在于修政，而修政必自纳言始。”③（清）张之洞：《请修省弥灾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他认为古圣先贤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善纳直言，“昔尧设谤木，禹悬鞀铎，至今不闻道尧禹之失，但闻称尧禹之圣。郑乡学论执政，然明欲禁之，子产不许。汉诸葛亮诚诫其属吏曰勤攻吾阙。明王守仁诫其属吏曰愿闻己过。”④（清）张之洞：《请修省弥灾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他把纳直言看成是这些圣人之所以“圣”并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肃臣职是儒家所宣扬的对治理主体的规范与建设，关系到行政效率与官场风气。张之洞提出肃臣职，其指向是当时官场荒淫贪酷、推诿因循的风气，主张朝廷要赏罚分明，令行禁止，而群臣应当体谅朝廷的苦心，殚精竭虑奉行职守，所以他奏请朝廷整顿朝纲，“惟令群臣咸体圣心，而重臣尤懔朝命，自能竭智尽力，以求各举其职，不劳朝廷之事事教督矣”⑤（清）张之洞：《请修省弥灾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厚民生则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内容，张之洞儒学根底深厚，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箴言的意蕴领悟至深，针对当时灾荒频仍造成饿殍载道、哀鸿遍野的现象，他提出行荒政、恤灾黎等主张。讲气节是衡量士大夫和仁人志士的人格标准，作为清流要角，张之洞以气节相标榜，对于当时一些士大夫丧失气节风骨、昏庸畏葸的现象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抨击洋务派卑躬屈膝、妥协退让、毫无气节可言。

至于精选人才，张之洞秉承了传统的“求治须人”的思想，本着“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等传统理念，提出要重视人才、培育人才。他说：“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⑥（清）张之洞：《延访洋务人才启》，见《张文襄公全集》（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29页。19世纪70年代，因阿古柏匪徒侵扰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塞防与海防之议甚嚣尘上。如何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双重危机，张之洞认为“边防实效全在得人”⑦（清）张之洞：《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他上折指出：“惟边防事宜，不外廷议数端，而究之边防有益无益，有效无效，必须得人不得人为断。得其人，则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①（清）张之洞：《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可见，他把人才看成是筹边、治边至关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张之洞终其一生都特别注意培养和选拔人才，不论是主政山西，还是在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任上都是广兴书院，扩大儒学的传习，培养国家治理所需人才。

儒家的治术对于维护和巩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由于政治清明、用人得当还造就了一些盛世。身为清流的张之洞由于长期担任京官，思想难免封闭，再加上对儒学的过分迷信，以至于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他试图通过恢复儒学的经世功能、采用传统的治国之道来纠偏补弊。可见，他对当时潮涌而入的西学缺乏应有的认知，其国家治理思想难免有较大的局限性。

二、效西法以图自强

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外放任山西巡抚，开始了他主政地方的漫长疆吏生涯。在山西期间，他通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宣讲和演示的西方科学技术了解了“西艺”的长处，并渐渐有了兴趣，从而治理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既然传统的治术不能应对危局，只有改弦更张采用新法，用西人之“长技”来对付西人。他感叹：“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清）张之洞：《延访洋务人才启》，见《张文襄公全集》（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29页。有了这种认识后，从前“芒角”顿时收敛，治理方式开始从立言转向事功。对于张之洞热衷洋务，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有相关记载：“张巡抚（之洞）阅旧任存的公文，见有我上曾巡抚（国荃）的条陈，如何开矿、筑路、兴学诸大政，他便召集属员大吏，讨论一番，又委派三人到我寓内，劝我放下传道职务，入中国政界做一顾问，帮助他举办一切新政。”③［英］苏特尔：《李提摩太传》，周云路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可见在山西巡抚任上张之洞便开始对洋务产生了兴趣，并着手开办洋务事业。他创办洋务局，延聘通晓西学之人，并“欲大举经营铁矿，筹巨款购外洋军火以练晋军”④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页。，后因调任两广总督而未实现。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极力主战升任两广总督。广州是得风气之先的省份，又是中西交冲最激烈的地方，所以张之洞到广东后眼界大开，对洋务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广东，他依凭手中的实权，放手兴办洋务，“设广东水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⑤金梁：《光宣列传》，台湾华文书店，1969年版，第50页。。他视察海防，结果发现“台少巨炮，水无坚轮，水雷利用，苦其不多”⑥（清）张之洞：《敬陈海防情形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于是奏请从西方购买巨炮、战舰，修筑炮台，训练水师，以加强海上防务。无独有偶，为京官时同有“清牛角”之称的张佩纶也因对法主战，外放担任福建水师会办大臣并署理船政大臣，他在着手实际政务后，同样发现兴办洋务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在沿海七省设置兵轮水师的庞大军事计划,建议“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时，在海防犹为先着”⑦（清）张佩纶：《涧于集》，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21页。。“二张”的建议引起了以顽固著称的御史李慈铭的痛恨，他斥责道：“妄人张佩纶议设海师，广购铁甲轮船分扼各海口，竭中华凋弊之赋，买狡夷窳下之船，用我之短，争彼之长，其愚已甚。张之洞等群邪交煽，并为一谈。国家不悉诛此辈，祸未已也。”⑧（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钞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从反对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原来攻击洋务派的清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死守儒家的治国之道不能应对形势的变化，开始将自强的意识引向西学，治理思想发生了改变，其身份也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清廷，建议修筑卢汉铁路，以贯通南北。他提出铁路的好处“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并指出卢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页。。清廷准奏，并调任他为湖广总督，负责修筑卢汉铁路的南段。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大显身手，大力兴办洋务事业。首先他把在广州筹办枪炮厂、织布厂、炼铁厂向外国订购的机器全部运到湖北，为在鄂省开办洋务事业打下了基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铁厂，在武昌成立湖北纺织官局。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炼铁厂，湖北织布官局的规模超过了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织布局，开办之初的工人数量达3 000人之多。此外，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毡呢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制革厂等民用企业。在创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张之洞在湖北还大兴教育，先后创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后来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湖北的治理成绩斐然，建立了初步的近代工业体系。当时洋务运动在全国普遍衰落，在此情况下湖北还能实现“中部崛起”，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省份，张之洞功不可没，也显示出他的治理能力。正是因为在兴办洋务方面的影响力，张之洞成为了在众多疆吏中能领袖群伦、声动朝野的人物，成为了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

龚书铎先生曾说：“促使张之洞转变的原因诸多，主要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从学术思想本身来看，则是内在‘致用’精神的延伸。”②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龚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指出了张之洞变身洋务派的主要原因。从变局到危局，随着社会危机的步步加深，张之洞认识到儒家的治术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引进西学成为了逻辑上的必然，而且他认为援西入儒即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以作为儒学“术用”的补充，与传统纲常名教并行不悖。可见，张之洞会通中西的目的不是要与儒学做一切割，而是采西学补儒学，是对儒学的捍卫与发扬。一旦儒学受到西学的威胁，他便要起而捍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抛出《劝学篇》，目的是对抗维新派提出的开国会、设议院、定宪法的主张，当然也是为自己兴办洋务事业制造理论根据。在书中他明确指出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名教是不能改变的，而变通学习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则是维护封建统治、求富图强不可缺少的。可见，张之洞还是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本位去接纳西方文化的，基本上是“讲西学，补旧体”。

三、擘画“新政”

《辛丑条约》使中国丧权之多、赔款之巨史无前例，清王朝统治已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收拾残局，减轻来自国内反对方的压力，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并谕令官员们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奏报改革方案。“清末新政”便于此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揭开了序幕。

接到朝廷筹划改革的谕旨，张之洞大受鼓舞，开始酝酿新政方案。他赞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会奏的主张，召集幕僚梁鼎芬、黄绍箕和郑孝胥协助拟稿。在起草过程中，尽管朝廷谕旨催促速奏，但张之洞仍然小心谨慎，并不急于下笔，而是静观其变，揣测朝廷的真实意图，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抉择。他就每一变法事项与刘坤一以及各省督抚函商，以便保持大致相同的论调。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张之洞基本完成奏请变法的初稿，经与刘坤一商酌改定后，连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三折》主要由张之洞主笔完成，是其关于国家治理的综合方案。

《三折》中最具影响的是第一折中提出的变通科举，建立现代学制。张之洞指出，中国贫弱主要是由于人才匮乏和志气消弱，而“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①（清）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所以欲保邦治国，非改学制、建立新式学堂不可。他提出兴学育才的四项主张：“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②（清）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提议州县设立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学校，京城设大学校。在课程方面，他建议以西方教科书为主。在创设新式学堂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废八股、变科举。在奏折中，他疾声呼吁：“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入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③（清）张之洞：《奏拟递减科举中额办法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张之洞提出改科举、废八股、设立新式学堂等等教育改革的主张，符合当时的舆论和国情，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谕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以兴学育才。1902年，各省府州县的旧式书院次第改为新式学堂；1905年，清政府又下诏取消科举制度，从而“附庸于科举的旧学完全失去昔日的威势，已经从观念上被视为历史的陈迹”，而新式学堂教育“已经为社会基本认同成为具有社会思潮意义的时代成果”。④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页。不要以为张之洞提出变科举、设学校就已经割舍了原来笃信的儒学，相反，他认为尊孔读经是必不可少的。他说：“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义廉耻之重，侵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西国学堂皆有宗教一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今日略知西法办学堂者，动谓读经书为无益废时，必欲去之，百喙一谈，牢不可破，此大谬也。”⑤（清）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他强调要“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⑥（清）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可见其捍卫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没有多少改变。

在第二折中，张之洞提出整顿中法。在司法方面，他打破传统“案以供定”的陈腐模式，提出要重视证据、证人，按证据定刑。同时他又提出改变监狱单纯惩罚的功能，让犯人学习工艺，使监狱能起到教育感化的作用。在第三折中，张之洞提出推行邮政、用银元、行印花税，主张改革传统的驿站、货币和赋税制度。此外，他还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来维护和发展中国的路矿、工商业。张之洞提出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和制定经济法规，内容已经明显深入到制度层面，超出了先前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界限，从“西艺”延伸到“西政”领域。

张之洞为“新政”指明了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但时局的变化又使一切并未按照他的预设演进。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舆论一致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是立宪战胜专制，从而立宪呼声陡然高涨，朝野上下莫不以立宪为时论。其实“新政”伊始，张之洞并不反对立宪。早在1901年夏，出使日本的大臣李盛铎奏请立宪，同时将奏稿寄给了张之洞，征询他的意见。张在复函中表示：“诵读再三，莫名钦佩。他人皆言变法，大疏独言国体，可谓知本之言，识时之务，自强之基具于是矣。”⑦邓红洲：《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可见张之洞非常看重立宪一事，视其为“自强之基”，但当立宪思潮逐渐兴起及至声浪远播之时，张之洞却又三缄其口，不敢贸然有所举动，表现出过分的持重与谨慎。1906年夏，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归抵上海，电询张之洞对于立宪一事的意见，张复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6页。当然，张之洞并非完全反对立宪，而且提出了自己对宪政的理解。他说：“考各国立宪本指，不外乎达民情，采公论两议。此二事乃中国圣贤经传之本原，唐虞三代神圣帝王驭世之正轨，心同理同，中外岂有殊异？”②邓红洲：《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把西方的近代制度比附为中国传统的“三代”理想之治，可见他仍不脱“中体西用”的旧习气，走的还是采西学补中学的老路子。

在清末立宪过程中，张之洞按照传统的儒家伦理标准，从自己对西方宪政的认识和维护自身权力以及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对立宪的一些理解和施行方案，一者反映了他对近代宪政知识的缺失，二者也说明他还缺乏实行立宪的诚心。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前车之鉴：维新派鼓吹宪政，要求变更国体，结果招来杀身之祸。此外，清廷以立宪为名厘定官制，把他内调军机，名为荣升，实际上削弱了他的实权，所以他心存不满，对立宪抱有怀疑和消极的态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死守“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他看来学习西方技术、参阅西方政治、适当改革内政有其必要性，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放弃儒家道统。

总之，张之洞以过去为镜鉴，立足儒家本位的治理思想，又吸取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内容，欲探索出会通中西的治理途径以应对千年变局，可见他具有一定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自信，而且他的国家治理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也起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但由于张之洞文化观上的矛盾，导致他的治理思想徘徊在开新与守旧之间，在守道与变道之间抉择。不得不说，时代向前发展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西学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从低到高的演变过程，而张之洞仍然死抱传统之“道”，采“西”补“中”，以“新”卫“旧”，这一套治理规划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此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制度对于国家治理起到了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因此，尽管张之洞有“治世能臣”之称，但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制约了其治理能力的发挥，导致他最终也未能找到有效的国家治理方法来挽救清王朝的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