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一、“世家”“世侯”：藁城董氏家族以往的定位

蒙古1211年开始攻金。在其进入并拓展在华北统治的过程中，出现多支汉人武装，协力蒙古军队攻城拔地、开疆拓土，并负责戍守任务。由于蒙古游牧分封制度的影响和稳定汉地统治的实际需要，这些汉人武装首领被蒙古统治者授予世代统辖一方军民的大权，遂被称为“汉军世侯家族”，他们是大蒙古国戍守华北占领地的主要军事力量。汉军世侯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颇丰。简而言之，在大蒙古国时期实力强大的汉人世侯有真定史氏(或称永清史氏)、天成刘氏(或称历城刘氏)、保定张氏(或称满城张氏、定兴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等几家，多是“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1)魏初：《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青崖集》卷5，见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8页。的强大军阀。元史学界对于这些家族的研究也非常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2)目前关于百年来一直较为兴盛的元代世侯乃至官僚家族研究，还缺乏较为全面深刻的研究综述与展望，但仍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可供我们参考。如王旺祥:《元代世侯研究回顾与展望》，《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崔媛:《近三十年元代汉人世侯研究综述》，《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尤可引起注意的是，在对这些汉人世侯的研究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究其原因，有元代史料的记载造成的印象和后世研究传统累积两方面的影响。

元代士人对于董氏家族地位的描述评论甚多。如元人吴师道曾言：“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孙，距今且百年，传者或绝或微，可历指而数。其蕃胤显仕，号称‘独盛’者，藁城董氏而已。……是则天下称董氏，而他族莫与抗。”(3)吴师道：《董氏传家录序》，见邱居里、邢新欣点校:《吴师道集》卷15，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虞集也评论道：“若夫忠诚淳古，见信于朝廷，始终如一，百十年来，诸父、昆弟至于孙曾，为列圣信用，亲切不异于国人，任使无间于台省，家法清严，孝友正直，则未有若藁城董氏者也。”(4)虞集：《江西行省参政董公神道碑铭》(后文简称《董守恕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3，见《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影明初覆刊元抚州路学刊本，第288页。元后期甚至董氏被指“号称‘独盛’”，“天下称董氏，而他族莫与抗”(5)吴师道：《董氏传家录序》，见邱居里、邢新欣点校：《吴师道集》卷15，第357页。。《元史》更是专门将董俊、董文炳列为两传，直接与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汉军大世侯等量齐观。在这样一种论调下，近代以来的元史学者在接触蒙元世侯问题时，常常将藁城董氏家族放入研究范畴。如孙克宽1957年写成的《藁城董氏本末》一文(6)孙克宽：《藁城董氏本末》，见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296-330页。，便属于《元代汉军三世家考》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即将董氏与史氏、张氏并列为三大汉军世家。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萧启庆的《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一文(7)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2页；原刊于中研院史语所主编：《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1992年版，第213-277页。，该文详细研究了包括藁城董氏家族在内的六个汉军世家的仕宦和婚姻两方面的详细情况。萧启庆将藁城董氏定位为元代六大汉军世家之一。无论是列于“三世家”还是“六世家”之中，都给人以一种印象：藁城董氏家族是顶层的汉军世侯家族。这一定性较大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对董氏家族的认知，此后对蒙元世侯的研究论著也多将藁城董氏家族纳入考察范围之内。(8)如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就将藁城董氏家族也列入汉军大世侯的考察范围内。

二、董俊地位的再辨析

讨论董氏家族的性质问题，须从董氏兴起的第一代董俊开始考察。董俊(1186-1233)，字用章，生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的曾祖父董徽、祖父董哲、父亲董昕都是藁城普通的农民，“韬光田亩”、“农隐不仕”(9)李治：《太傅忠烈公神道碑》(后文简称《董俊神道碑》)，李正儒纂修：《(嘉靖)藁城县志》卷8，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影印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7页；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18，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嘉兴沈氏刻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3475页。碑传原名已泐，此碑名为笔者所拟，具体研究见罗玮：《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考——兼论董文用对元朝〈太祖实录〉纂修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其家族应该一直处于宋金时代华北地方社会的底层，“第其谱谍无征，不知世所自出”(10)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爵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70，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9页。。元太祖十年(金贞佑三年，1215年)，为抵抗蒙古入侵，董俊接收招募，成为金朝藁城县的一个民兵头目。(11)李治：《董俊神道碑》，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245页。当年他便跟从县令刘成，降于蒙古军南征至本县的郡王怯台。十四年(1219年)，董俊出任蒙古的中山知府，并佩金虎符。(12)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18，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476页。十五年(1220年)，董俊以逐武仙、占真定之功，被蒙古表授龙虎卫上将军，转屯驻藁城。(13)李治：《董俊神道碑》，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247页。十六年(1221年)， 董俊执掌永安州军政。(14)《元史》卷148《董俊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91页。二十年(1225年)，武仙暗杀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史天倪。董俊率领藁城军援助史天泽夺回真定。太宗四年 (1232年)，从太宗窝阔台伐金。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十八日，董俊战殁于归德，年四十八。

以上是董俊仕宦履历的大概。对董俊的地位进行思考，对其地位和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受董俊碑传书写的误导。但认真比对董俊的有关材料，仍可看到其在蒙金战争背景下的河北局势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简要概括，董俊及其所率的藁城军是史氏镇守真定最重要的力量，为史氏所依赖。首先要从董俊攻取中山说起。1215年董俊降蒙之后，第一次被蒙古授以官职是1219年“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15)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爵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70，第1399页。。从低级军官被拔升为可以选任下属的中山府地方长官，对董俊来说是政治生涯的跃升。董俊具体凭借什么功劳，其碑传并没有言明。结合当时的蒙古制度背景来看，董俊被授中山知府的“功劳”可能是与中山府归蒙有关。而考察1219年前后中山府政治动向有关记载，明确记载的有关人物为王善。王善，字子善，藁城人，为董俊同乡，《元史》有传。(16)《元史》卷151《王善传》，第3572页。王善1215年任金藁城主簿，1218年转任中山府治中，因与真定总帅武仙不合，遂杀中山府事李济、府判郭安，而后率众以中山府降蒙(17)关于王善以中山府降蒙之始末，王善碑传有详细的叙述：“己卯(1219年)秋八月，济、安张宴设召公议事。公甫入仪门见甲士掩庭，内楼上一卒遽卷红旗纳弢中。公觉有惎毒，以忘所带牌绐众，亟遣囗苍猝只有兵囗八十，慷慨结誓，人百其勇，遂诛济、安。其党四千迸散。公使谕之曰：‘衅端自出李、郭，尔曹何罪。去留惟所欲。’于是无极簿赵、鼓城簿周同日来附。公曰：“若等姑往矣。鳄鲵翦灭，归我未晩。”公夜卧北城上，复诫其囗下曰：“毋为我累，而家当持吾首献帅府。群欢曰：‘公曷为出此言。我等惟有效死而已。’”(李冶：《王善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15，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3432页)可见，中山全境的降附主要是源于王善利用旧有的同僚关系，说服中山属下各县降蒙。，即授职同知中山府事。可知此时，董俊与王善成为中山的正副长官。综合各种材料判断，或应是董俊接应王善降附。木华黎、史天倪派出董俊接收中山府，应是看到了其与王善同乡且相识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俊经过四年的征战，已经获得了蒙古方面与史天倪的信任。

1220年秋，木华黎与史天倪围困真定，武仙出降。史天倪授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自此史氏家族开始了在真定的镇守。而很快，史天倪就将董俊调离中山，并“表授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屯藁”(18)李治：《董俊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8，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077页。。案“龙虎卫上将军”为金制中最高品级的武散官，为正三品上。虽然蒙古采用金制封授降将“龙虎卫上将军”的情况较为普遍，《元史》中所载的封授共有13次之多(19)李鸣飞：《金元散官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页。，但史天倪所上表授予此衔的仅知董俊一人。史天倪对于董俊的重用和拉拢可初见端倪，将这一意图展现的更加明显的是董俊驻守地的调换。藁城紧邻真定，地处要冲，实乃史氏肘腋之处。董俊屯驻家乡，依靠和发展原有部曲根基，军力也会较之驻中山时为强。选用信任的部将董俊屯戍藁城对于史氏镇真定也会有更强的拱卫作用。第二年(1221年)，史天倪进一步有所动作，上表木华黎授董俊为左副元帅，并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号其众为匡国军，委董俊统领永安州之地。(20)李治：《董俊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8，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077页。不仅对董俊加官进爵，还扩大其封地，史天倪笼络董俊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自此，拥有五县之地并任左副元帅董俊似乎成为了河北西路的副帅之一。但从史实看来，董俊的势力范围基本仍限定在藁城一县，这种封赏更多是名义上的。纵观当时的河朔局势，以加官和提高辖地建制的方法来拉拢一些小军阀为自己效力，似乎是当时大世侯的一种通行做法。(21)类似的如张柔对王义的笼络：“庚辰(1220年)秋，拔冀州，获节度使茂，械送王府，城中市不易肆。张帅复称表上功授公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佩金虎符。”(胡祗遹：《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紫山大全集》卷18，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319页。)

综上，董俊作为一个管领一县之地的千户级别军官(24)董俊在世时统管的军力级别也可从后世董俊子孙的统兵情况一窥端倪。如董俊次子董文蔚甲寅(1254年)得“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到中统二年(1261年)，董文蔚改任武卫军千户(《元史》卷148《董文蔚传》，第3494页)。这都间接说明董文蔚统管的原董俊麾下的藁城一军是支千户级别的劲旅。，在当时降附的汉军群体中只能算作中级人物。故他对于整个蒙金战局以及蒙古政治都难有更大的影响，(25)具体详情可参见罗玮：《蒙金战争中的千户董俊——兼论蒙古国时期汉军基层军官与河朔局势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碑传对于他赫赫战功的歌颂，都属于子孙显贵后的颂扬和渲染。对此要保持去伪存真的态度，但董俊对于真定史氏的支撑却是其政治生涯中确实起到的作用。董俊战殁后，永安州随即被废。在“后强诸侯，颇以力夷”(26)姚燧：《颖州万户邸公神道碑》，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63，第1276页。，大小军阀倾轧鲸吞的严峻形势下，董氏家族仍然得以世袭藁城令一职，保留最根本的政治资源。这一局面的维持当然离不开史天泽及其族人的庇护。(27)后董文炳袭职藁城令。在疔疮之疫流行本县时，他曾向史天泽求助药方，说明史、董两家一直有良好的来往。参见罗天益：《卫生宝鉴》卷13，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在此基础上，董氏第二代才有可能以世家子弟身份北上朝觐蒙古皇室。

虽然董俊在史氏麾下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仍不能否定其副将身份。纵观当时的河朔形势，与董俊所管地域接近，于史留名的就有多人，如行唐的邸泽、无极的何伯祥等等(28)姚燧：《颖州万户邸公神道碑》，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63，第1276页；郝经：《故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何侯神道碑铭》，见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他们当都是与董俊一个级别的政治人物。在他们之上还有一批军事副帅，虽然低于史天泽、张柔这样的大帅，但也管领着多个千户，如顺天副万户贾辅等等。(29)郝经：《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第486页。董俊的真实政治地位从其结局上也可看出端倪。在围金哀宗于归德时，在金兵以精锐兵力夜晚突袭的危险形势下，史天泽、张柔等一些万户级别的汉军总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开此劫(30)如史天泽以受汴梁守帅速不台召唤议事为由，预先离营赴汴，李伯祐偕行，竟躲过一劫(姚燧：《李伯祐神道碑》，见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19，第306页)；张柔则“命军士先渡，将校次之，公殿其后，竟不失一卒而还”，以重兵防身脱险(元好问：《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见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而董俊并不能摆脱其下层执行者的身份限制，最终战殁城下。与董俊一起阵亡的将领还有“完帅郑公、韩公十千户”(31)姚燧：《李伯祐神道碑》，见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19，第306页。。这九个千户当是与董俊相同地位的军将，本不显要的家族失去了依靠，他们的后人日后默默无闻，以至于我们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基本无从得知。(32)十千户中的“完帅郑公”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胡祇遹《郑千户棣花堂记》载：“元州郑氏，在本土为巨族。我朝革命，元帅公讳某者，以雄武起乡里。归命后，乡民赖以全活者不胜计，以功以德，子孙得世其爵。……郑氏庆门贤昆季，都元帅为国死事，友爱复如是。”(《紫山大全集》卷10，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200页)。胡氏文中虽无名讳，但我们仍可知道这位郑氏出身元州(或玄州，故城在今北京通州通胡路区域)，降蒙后出任都元帅，并死于国事，当即与董俊并殁于归德的“郑公”。可知这个郑帅后人仍袭职千户，但家世并不显要。或许董俊和董氏家族也本该屈服于这样的命运。但董俊的诸子们却实现了人生和家族命运的政治逆袭，使很多曾凌驾于其上的世侯家族望尘莫及。(33)实际上考察历史可以得知，董俊诸子在元世祖朝的显达，也反过来重塑了董俊的政治形象。在历史书写中抬高了董俊的历史地位。详情可见罗玮：《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考——兼论董文用对元朝〈太祖实录〉纂修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因此董氏家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汉人世侯家族，其元代官僚家族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三、董氏第二代崛起原因的思考

以往的研究已经指明董氏家族的真正崛起是在第二代，其原因是第二代与蒙古皇室托雷系，主要是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起密切关系。但这仅是现象层面的解释模式，如果深入剖析下去，在失去父亲、一群遗孤的不利状态下(34)在当时河朔群雄割据的环境下，“后强诸侯，颇以力夷”，军阀之间互相倾轧十分激烈。孤儿寡母的董家所处外部处境明显在逐渐恶化。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蒙古与南宋边境不断摩擦，另一方面开始深入西征，因此对于华北的征敛越发严重。在汗廷和民众的夹缝中，在其他河朔军阀的倾轧下，董氏家族的生存空间越发狭小。一个突出证据便是董俊生前掌管拥五县之地的永安州，在其殁后第二年(1235年)即被废去。董家仅保领藁城本县。其余四县应复归于史氏统领(《元史》卷58《地理志一》，第1356页)。，董氏第二代何以能实现与蒙古皇室的“连接”，这是一个涉及蒙元时代政治文化的有趣问题。

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董氏世居的藁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藁城位于真定之东，相距仅六十里，自古便为镇州拱卫之所。而真定在太宗窝阔台时期分封成为托雷家族封地，真定同时又是汉军首领史天泽的镇守地。因此董氏家族与托雷系和史氏都有难以割舍的联系。在托雷长子蒙哥继大汗位之后，在蒙元“怯薛政治”的影响下，董氏便与蒙古汗廷建立起了最为直接的沟通渠道。但历史的机遇还需要有准备的人去把握，董氏崛起更主要的在于家族成员主观上的努力。主观上，董氏第二代政治抱负上的启蒙最早可以追溯到其母亲、董俊正妻李氏。董俊战殁后，董文炳“率诸稚弟事母李夫人”(35)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70，第1402页。。李氏大抵是一个性格坚毅的女性，董俊阵亡后，家族陷入的被动窘迫局面促使她以更加积极上进的心态教育诸子。“训敕诸子皆为显官”(36)张延：《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嘉靖)藁城县志》卷8，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071页。案《县志》中署名撰者为“王磐”。但观其碑文，中有“翰林学士承旨王磐文其碑以表诸墓”之语，可知撰此碑者非王磐本人。关于此文作者，由碑文最后载“公薨之年，邑中父老缅怀旧德，乃属进士张延状公实，征词于翰林，刻之贞石”一语，可知事迹部分为张延所撰。，使诸子在艰难处境中建立起政治上的抱负，寻找政治上的机遇，其中尤以董文炳较为明显。董氏直接与蒙古皇室产生接触源自于董氏第二代的朝觐和入为宿卫。从董氏入觐的很多细节尤其是从董氏子弟派出入仕的人选来看，我们都能察觉到董氏刻意经营的痕迹。1250年，唆鲁和贴尼面向真定封邑，“使择邑中子弟来上”，以补充为怯薛，并为质子，其中也有忽必烈潜邸征召汉族青年才俊的意向。董氏兄弟作为藁城官族也在选中。此时藁城令董文炳诸弟都已成年，除二弟董文蔚已出征淮河前线外，均应居家待仕。

或许认为蒙古皇室征招真定子弟的意图是想招贤纳士，董文炳在诸弟中选择带领最有才学的三弟董文用，远赴哈剌和林朝觐唆鲁和贴尼。这应该是为了能让董氏成员能进入蒙古皇室服务，董文用“始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37)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49，第999页。。显然董文炳的策略是成功的，董文用依靠其才学成功留在了忽必烈潜邸之中，“主文书，讲说帐中”，担任必阇赤(Bichēchi)，并熟练掌握了蒙古语口语，几年后还受忽必烈命教授皇子那木罕(Nomoqan)和忽哥赤(Hükerchi)儒家经典。自此，董文用依靠学识在潜邸中立足，成为董氏进入蒙古宫廷的第一个“渠道”。但随后入仕的幼弟董文忠却后来居上。蒙哥汗即位第二年，即1252年(壬子)，幼弟董文忠“始入侍世祖潜藩”(38)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后文简称《董文忠神道碑》)，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61，第1242页。。当时董文用已入藩两年，而藁城董氏家中董文忠上还有文直、文毅和文进三位兄长。董文炳之所以派出董文忠入侍，能给出的解释就是其年龄最小，且性格机敏谨慎，更适于较快适应蒙古生活和进入近侍角色。

董文忠明显没有辜负众望。凭借秉性聪敏和个人努力，董文忠完成怯薛职事十分出色，“中夜有需，不须烛索，可立至前”(39)姚燧：《董文忠神道碑》，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61，第1245页。。有记载表明，董文忠入侍后很快就获得了信用，在汉人怯薛群体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成为忽必烈贴身的近侍怯薛。(40)如同任忽必烈怯薛的赵弼神道碑记载：“岁甲寅(1254年)当宪宗朝，世祖平云南，驻跸平凉，公卒已祥，杨夫人□公以玉杯先良驷坐进帐殿曰：‘是妾夫得贤之孤，生十一年矣。不能经那邻之不无悔其年少也，愿以为质。’帝哀而受之，俾主董文忠寿国[公](家)。”(姚燧：《潞国忠简赵公神道碑铭》，见《全元文》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页，引《(嘉靖)泾阳县志》卷10)。董文忠晋位的具体时间当在1254或1255年(41)姚燧：《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陜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惟董文忠，朝夕帷幄，与公友从，珥侍中貂，廿有六载。”(《姚燧集》卷17，第269页)案董文忠去世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据此可以推知。，自此他稳定占据了忽必烈近侍的政治地位。在忽必烈即位后，这立刻转化成为董氏家族独有的政治资源。

董文炳能进入忽必烈幕府，并博得信用，也是经过个人艰苦卓绝的努力。1252年六、七月，忽必烈被蒙哥汗授予南征大理的军事任务。这是忽必烈被授予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因此他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董文用与董文忠在其中“督粮具，赞军务”，承担具体工作，或许是他们向兄长董文炳传递了信息。1253年8月，忽必烈大军进达临洮，正式开始南征大理。与此同时，三十七岁的董文炳带领家族丁壮四十六人，追赶忽必烈大军而去。(42)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70，第1402页。一路艰苦跋涉，“蕃界迤逦南进，道途险恶，人马疫死，其能从者才两人耳”，“饥则啖死马，日行三二十里”(43)王磐：《赵国忠献公神道碑》(后文简称《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9，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081页。，最终追赶上忽必烈的队伍。自此董文炳在忽必烈身边担任军将，与文用、文忠一起效力潜邸。但最初他似乎并不十分突出，观数年中只是负责一些工程和后勤性工作。董文炳晋身成为忽必烈的心腹汉军将帅，是从数年后攻取浒黄州战役开始的。

1258年，蒙哥汗亲征南宋。忽必烈受命率东路军攻鄂州，董氏三兄弟从征。9月4日，忽必烈军与南宋军在长江两岸对峙。宋方陈以重兵，“兵十万、舟二千迎战，横截江水”(44)《元史》卷166《张荣实传》，第3905页。。当时“风雨晦冥”，天气条件恶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45)《元史》卷4《世祖纪一》，第62页。,整个征南计划陷入停滞,董文炳主动请缨，进言：“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之气不可。臣请尝之。”(46)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70，第1403页。随后“募死士数十人，乘轻舸为前锋”(47)王磐：《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9，见《原国立水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2册，第1081页下。，文用、文忠也请从征。在董文炳为首的三兄弟为先锋带领下，驻军并渡，最终击溃宋军，夺下浒黄州,忽必烈军随即迅速包围鄂州。董氏三兄弟请缨先渡，主导战局的事迹在三人碑传中多有描述赞颂，但其中还要考虑是否存在个人碑传溢美和夸大的情况。结合参加浒黄州渡江之战的其他众多将领的碑传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判断董文炳在这一战役中确实发挥了较为突出的表率作用。(48)如水军将领张荣实，“帝以荣实习于水，命居前列”(《元史》卷166《张荣实传》，第3905页)，可知其是受命渡江；解诚，“从攻鄂，夺敌舰千余艘”(《元史》卷165《解诚传》，第3870页)，是从征；郑鼎，“上驻驿扬子江北，命诸将引兵南渡，到岸即举火为号。公以一船与数十人同载，首先夺□□□即举火传捷音”(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见《全元文》第2册，第280页)；唯有济南张氏成员张荣碑传中称“公进言彼宋舟师虽众，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请偕水军先济江。许之”(张起岩：《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50，第1021页)，表明似乎张荣也主动请求先渡。但看其之后的仕宦履历，并没有明显受到重用，也没有阻挡张氏的衰退趋势。因此属碑传溢美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董文炳去世后，忽必烈命李槃所撰赠谥制文也称：“风涛汹涌，扈龙舟首渡于三江。”(49)李槃:《左丞董文炳赠谥制》，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11，第201页。

攻鄂之战后，董文炳的地位立刻凸现出来。第二年(1259年)，忽必烈即位，董文炳便以“亲卫”主帅身份从征阿里不哥。(50)王恽：《中堂事记》上，《王恽全集汇校》卷80，第3334页。之后董文炳接受了忽必烈特授的多项任务，如由他负责组建侍卫亲军，成为直属忽必烈的汉军武装。李璮乱后，在汉军世侯普遍受到忽必烈怀疑的形势下，董文炳却受命处理和镇抚大乱后的山东地区。董文炳还成为忽必烈削弱世侯军权的主要执行者，如由他出任光化邓州两万户，直接接管史天泽的部队。这些政策都表明董文炳成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心腹汉军将领之一，被“委以专征之任”(51)李槃:《左丞董文炳赠谥制》，见苏天舜编，张金铣点校：《元文类》卷11，第201页。。董文炳能获得如此地位，除自己的努力外，相信也离不开家族成员互动的背景。尤其是侍于左右的董文忠的存在和影响，无疑让忽必烈更容易对于董文炳施以某种信任，而这种“家庭模式”的效忠方式更容易被蒙古人所接收。董文炳在政治地位上逐渐超过了在前四汗时期居于上流的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的后裔军将们。在史天泽、张柔等老帅去世后，董文炳最终“座于总帅汪良臣、右丞吕文焕、左丞夏贵暨诸侍卫将军之上”(52)王磐：《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9，第1084页。，位居世祖朝汉军将帅第一。

通过个人的努力，董氏在潜邸的三兄弟都进入了忽必烈的心腹用人圈，尤其董文炳和董文忠处于前列，由此带来了董氏家族的振兴。元人对此评论曰“(董氏兄弟)或以雄武佐定天下，或拥旄节为国藩维，或以忠鲠为帝腹心”(53)揭傒斯：《大元定远大将军洪泽屯田万户赠昭勇大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上轻车都尉追封陇西郡侯谥武献董公碑》(后文简称《董士表神道碑》)，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23，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573页。，“太傅忠献公文炳，总国兵旅，出奋爪牙，入为股肱，实将相之器。太师正献公文忠，掌国符信，入托心膂，出司耳目，实预帷幄之谋”(54)欧阳玄：《大元敕赐故资政大夫御史中丞赠纯诚肃政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上柱国赵国公谥清献董公神道之碑》(后文简称《董士珍神道碑》)，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23，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567页。，都是世祖朝董氏三兄弟贵显畅达的真实写照。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收入了四十七位对元朝建立有功的顶级臣僚，其中卷十四即收入了文炳、文用和文忠三人的传记，也是唯一有多人被收入此书的元代官僚家族，充分说明了董俊诸子即藁城董氏第二代在元世祖朝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但董氏能被忽必烈亲信重用也离不开董氏家族的家族背景。董俊很早跟随蒙古，属于根脚群体，但又不是统御一方的大世侯，背景单薄，因此建立新政治体制的忽必烈能够放心任用。这一点却是史氏、张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李璮之乱，汉人大世侯家族纷纷被解除兵权，唯有董氏一族不仅没有卸去兵柄，反而扩大了兵权。综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藁城董氏家族实际上是伴随忽必烈建立元朝过程中崛起的汉人官僚家族，其“世侯”的特色并不明显。

余 论

从前文对于董氏家族世侯性质的辨析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元代政治家族的内涵实际要丰富得多。由大蒙古国进入元朝后，董氏之外的五大世侯家族在元代都基本处于不断衰落的态势中，其在元代的影响力当也在不断减弱之中。而一些先前政治地位处于下级的家族却因与元朝统治集团建立密切关系而逐渐仕途飞升，前述的王善家族便是一例。此外还有出于无极的何伯祥家族，原为张柔属下军将，但何伯祥之子何玮在成宗朝任御史中丞，武宗初任中书左丞，晋身中枢要员。(55)程钜夫：《梁国何文正公神道碑》，见张文澍点校：《程钜夫集》卷8，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这都在说明从大蒙古国进入元朝的政治模式转换过程中，下级的政治家族抓住机遇逆袭而上的事例并不是仅董氏一家。不过董氏是其中比较典范的成功案例，以致于在后世与汉军五大世侯家族相提并论了。

还要谈谈政治家族与政治格局的关系问题。这一提法的内涵就是要厘清政治家族在元代政治中的位置问题。我们知道，元代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帝国，其官员选任受到很强的草原制度因素影响，即注重家族世袭，“我国家之法，信尚勋旧子孙”(56)虞集：《大元故荣禄大夫御史中丞赠推诚佐治济美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追封冀公谥忠肃董公神道碑铭并序》(即《董守简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23，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578页。，“元朝之法，取士用人，唯论根脚”(57)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由于世袭制度的影响，家族在元代政治格局中位置变得相对稳定。因此摸清众多家族的政治位置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在这一问题指向下，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规律性的现象，或许有继续探讨的意义。比如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元朝侍卫亲军系统的军官群体中真定家族，尤其是藁城家族的比例很大。本文已经详述董氏家族到元代后期已经掌握四个亲军卫翼的正副指挥使的世袭权力，并且还有一些成员出任千户军官。此外王善家族成员也在亲军颇多，可能世职数量不及董氏，但官职却或能与董氏齐平。而在董氏之下，相信还有很多故旧部将的家族后人出任亲军各层级军官，比如有碑传传世的皇毅家族等等。(58)虞集：《元故宣武将军前卫亲军千户皇公墓志铭》(即《皇毅墓志铭》)，《常山贞石志》卷21，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541页。此外真定史氏世袭后卫亲军使职，这属于更大范围的真定家族的政治位置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董氏家族的研究为立足点，对元代政治家族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或许对元代政治史有新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