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举玺 张珊

【摘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改變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给新闻媒体带来了极大挑战和机遇。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频频发力，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彰显出新闻媒介的责任与担当。基于媒介心理学的“共情”视域，选取央视新闻客户端《微视频》栏目，分析其在疫情防控期间发布的微视频内容，解读其微叙事的具体表现与共情传播效果。同时，对报道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做出反思，以探究主流媒体应采取怎样的共情传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关键词】共情;微叙事;主流媒体;央视新闻客户端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微视频》栏目，借助“微视频”表现形式，不断制作并输出有内容、有情感、有温度的视频，主要以疫情防控相关人物和事件为主线，用镜头记录医护人员等逆行而出、守望相助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较好的共情传播效果。

一、“共情”含义与文献综述

共情，又称“同理心”“移情”或“神入”，是指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加以理解，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拥有共情能力，可以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在情感作用下，做出亲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行动。共情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人类根源于基因的一种天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1]

共情概念最早来源于哲学和美学。此后，“共情”渐渐受到心理学界的关注。“共情”在心理学上的应用主要是用来描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将“共情”引入传播学领域，则是要阐释在个体与个体之外的，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新关系模式，强调关注于评估“共情传播”产生的效果。[2]对于个体而言，“共情”可以增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好感和信任，帮助个体在情感因素作用下，做出利他行动和亲社会行为。而群体共情在缓和群体冲突和矛盾、减少群际间攻击性行为等方面起着明显作用。[3]

为发挥共情传播的最大效果，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公众有效共情，提高共情能力，新闻媒体需要做到精准共情：明确传播的动机与角色，根据受众需求，定位和调整传播内容，建立基于共情的话语方式，掌握共情传播技巧，使传播内容可以被更多受众理解和接受。随着人类进入融媒体时代，“短视频”“微视频”“H5”等多种媒介形态涌现，受众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字阅读不再适应当下“短、平、快”的阅读要求，受众的阅读体验由“逻辑思考”向“沉浸体验”转变。这要求新闻机构在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作品的呈现，要注重受众在情感上的认知和体验。

综上所述，共情，即作为个人能够理解他人行动与经历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首先体现在个人对他人在情感与认知层面产生的情绪。在情感和认知的影响下，借助共情能力，最终转化为亲社会行为，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共情传播过程。因此，在新闻作品中培养并运用共情能力，让观众在观看新闻作品时，能够同时产生正面情绪的同理心与共鸣，有利于促使其做出利他行动和一系列亲社会行为，也能使新闻作品内容更快、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达到良好的共情传播效果。

二、研究设计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央视新闻客户端《微视频》栏目持续关注疫情动态，不断输出内容与情感兼具的抗疫微视频短片。笔者从中选取自2020年1月21日至2021年1月21日时间段内，央视新闻客户端《微视频》栏目发布的182条视频内容进行数据统计与内容分析，去除视频内容中与疫情无关的47篇，得到135篇有效样本。

通过对微视频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主流媒体通过微视频这一形式，在疫情期间的微叙事表现产生了怎样的共情传播效果？其二，共情视角下，主流媒体微叙事存在哪些问题？其三，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应采取怎样的共情传播策略，来提高其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

三、微视频助力战“疫”的微叙事表现及共情传播效果

（一）标题巧用隐喻，在共情传播中彰显战“疫”力量

在央视助力战“疫”报道微视频中，标题使用隐喻修辞手法的有40篇，主要体现在将战争隐喻架构在医生、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之中。

微视频《Vlog记录母亲斗“非典”，女儿战“新冠”》巧用“斗、战”二字，讲述了17年前母亲请缨抵抗“非典”，如今女儿报名抗击“新冠”的故事。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新冠疫情”，这种“母女兵”“父子兵”“夫妻档”齐上阵的感人故事不在少数，展现了疫情面前一代代平凡人的坚守和家风精神的传承，向观众传递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和打赢这场战“疫”的必胜信念。《“战疫”面前，人民解放军的“硬核力量”》《同时间赛跑》等标题中，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比作战“疫”（“战役”的谐音），将前方军队医护人员抗击疫情，后方解放军战士做好全力保障比作“硬核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有战，召必往”的勇毅笃定精神。号令如山，从没日没夜奔赴疫情前线支援武汉，到军医舍去小家团圆自愿签下“请战书”救治患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守望相助，永不退缩”的誓言。“同时间赛跑”这一标题的设置，将疫情的紧迫性置于战争架构之下，人民子弟兵火速运输抗疫物资，与病魔争抢时间，让观众见证了“中国速度”在疫情防控中的硬核体现。

“战”和“斗”本身代表着战场上一种敌我矛盾，一种敌对状态，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基因。细数古今中外发展史，始终伴随着战争，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经历的战争，其数量多，时间长，战争场面尤为惨烈，这让战争思维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因此，使用战争情景和结果，来描述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其他相似场景逐渐成为一种共识。[4]媒体无论是对2003年“非典”的关注，还是对其他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战争隐喻架构的报道框架在我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5]

在这场新冠疫情面前，新闻媒体的报道将“患者救治与疫情防控”比作战争，将“武汉等地的方舱医院”比作没有硝烟的战场，“新冠肺炎疫情”和“医生、解放军乃至全国人民”比作作战的敌我双方，疫情防控被架构为一场持久紧迫的作战过程，作战结果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新冠疫情，医务人员等成为共渡难关的战士，他們共筑挽救生命的屏障。广大医务人员的坚守与奉献、解放军战士的责任与担当，唤醒了疫情之下全国人民的使命感，强化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抗战文化心理，必须奋起抗击，与疫情作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战争架构下深层民族观念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激活，全民族抗击疫情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广大观众心中成为共识。

（二）画面善用“视觉符号”，在共情传播中讲好抗“疫”故事

图像符号具有自然化和再现事物的特征，观众在观看微视频时，图像符号的传播效果往往比文字符号更能使人印象深刻。[6]除去整体的视频画面外，一些如文字、静态图片、声音等具体的视觉符号同样是整体视觉画面的一部分，这些微视频通过多种视听元素融合，为作品提供了更多表达意义空间。

在央视新闻助力战“疫”微视频中，画面使用视觉符号的有73篇，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日记、微博记录，方言、歌曲以及“钟南山”“张定宇”等医护人员代表都成为微视频中抗击疫情的“符号”象征。

微视频《撤离前夜，带着“武汉记忆”回家》《等你回家》，将“武汉记忆”和“家中牵挂”寄托于“一张方舱工作证”“一张荣誉证书”“一台日历牌”等具体内容之上，化无形为有形，用具象之物表达抽象意义，见证了医护人员的战“疫”历程。疫情之下，多种符号融合为观众罗织一个个感人故事，将对医护人员等感激和敬佩之情寓于符号意义之中。

央视在“感动”“感恩”等话题下不断输出高频稳定的微视频内容，个体或群体在接收到对“最美逆行者”的报道后，所产生的情感认同最终被转化为一系列亲社会行为，并在公共领域中达成共识。在讲好中国战“疫”故事过程中，引导和激励更多人加入抗“疫”队伍，增强抗“疫”力量。

（三）选材立足小处着手，在共情传播中彰显人文关怀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次重大考验，需要我们共同攻坚克难，更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作为新闻机构和媒体从业者，应具有新闻敏感，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关注疫情期间的弱势群体，聚焦其生活需求和心理状况，借助新闻媒体力量助力传播，扩大传播范围，引起观众注意，彰显新闻界同社会各界的人文关怀。

在135篇有效样本中，笔者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为短视频所做的19种分类，将其视频题材分成了吐槽搞笑类、情感类、实用类、纪实类四种类型。[7]其中，将纪实类主要归入这一标准，共选出43篇，占总样本的31.9%，纪实类短视频又分成人文社会、历史文化、新闻资讯、生活四类。[8]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的系列微视频，在聚焦全民抗疫的同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选材体现人文社会类型的有5篇。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透视出一些偏远地区，急需弥合“数字鸿沟”来助力学生“停课不停学”的现状。《从“别碰我”到“谢谢你”，心理医生陪伴下的重症患者抗疫之旅》聚焦那些对疾病产生焦虑恐惧心理的“新冠肺炎”患者，将选材视角转向揭示“新冠肺炎”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手提肩背50多袋药物，武汉网格员为社区老年人吃药问题上门服务》《有人牵挂你，不孤单》《你护患者平安，我们护你小家温暖》等关注社区留守老人、儿童的疫情防控工作和生活问题，从而切实保障社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在防疫期间的身心健康。

央视新闻客户端通过对这些弱势群体在疫情之下的真实报道，唤起众多媒体和不同群体对他们的关注，从而动员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将共情化为帮助行为，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内容重视第一人称，在共情传播中拉近心理距离

过去，电视新闻经常由记者或主持人进行叙述和评论，但是这种第三方视角会在观众和内容之间产生距离感。因此，转换报道视角，用“第一人称”报道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故事，用典型故事刻画人物特征，凸显人物内心情感，让观众从“第一人称”视角观看视频，会带来感同身受的参与感。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的微视频作品，除非某些必须由记者出镜外，记者多数是隐藏起来，让观众产生深刻带入感，有效拉近主人公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这些微视频作品的叙事多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聚焦新闻事件，以人为根基，重视人物的故事和情感，通过微视频展现个人和群体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故事，不断呈现温情与感动，传递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抗击疫情的社会正能量。观众在观看视频过程中产生的同理心，以及基于这些视频内容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有助于拉近主人公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这些感人至深的“原生态”故事真实地还原了人的本性，直击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新闻事实的人情味在观众的情绪和情感上都起到动员作用，形成“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强烈情感共鸣。

四、共情视角下主流媒体微叙事应注意的问题

共情是一把双刃剑。在共情的情感建构下，我们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情感，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在情感驱动下作出利他行为，这是共情的积极作用。但在这种情绪裹挟下，我们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状态。共情如同一盏会自动导向的聚光灯，总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处于需要帮助状态的人们，这也恰恰是共情的缺陷所在：共情关注点是狭窄的。因此，我们会容易被自己的偏好所左右，往往聚焦于特定个体，极易对身边人予以过分关注，而忽视那些遥远陌生的人。

（一）过度“隐喻”式表达对舆论的负面引导

2020年1月23日，新华网发布时评文章《以非常之役迎战非常之疫》，首次提出了“战疫”概念，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复杂，媒体对“战疫”描述出现频次越来越高，截至2020年2月12日依然没有减弱迹象。[9]虽然这种“战争隐喻”框架可以加深人们对当前疫情防控紧迫性的认识，但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恐慌。对于那些遭受过相同经历的人们，媒体铺天盖地的“战争隐喻”式表达，会使他们回忆起以前的痛苦，也会给未经历过这类重大突发事件的人们，带来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慌。

战争兼具暴力、野蛮、残酷特性。将战争话语应用于医学话语，虽凸显疫情防控的紧迫性、对抗性，但掩盖了其暴力性、破坏性和强迫性，忽视人们在战争话语下可能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和盲从心理，进而造成恐慌。[10]大规模的传染病不仅被视为一种医学事件，更被放大为一种道德事件。

在“战争隐喻”动员下，人们面对疾病的客观理性态度被削弱，而是将疾病污名化，戴上“有色眼镜”看待患者，对患者用裹挟在隐喻里的言辞进行人身攻击，将导致患者不得不承受污名化带来的歧视和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非理性的人不仅将疫情视为敌人，还将患者视为“敌人”。那些被冠以“零号病人”之类污名的受害者，那些境外输入者在紧张时刻的归国之举，随之引起网络上的激烈谴责，一些网民直接为其贴上“病毒携带者”的身份标签，坚决“抵制”他们的回国行为。疫情防控期间，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在话语和舆论上产生突出效果，影响观众认知、态度和行动，但其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人文关怀等问题也不断凸显。

（二）“标题党”作用下互联网的“广场效应”

對于微视频标题来说，一个好标题固然能引导观众点击观看，但主流媒体代表着官方声音，承担着舆论引导作用。因此，主流媒体一旦试图追求“眼球效应”，追求短期流量聚集效果，就会消解其权威性，削弱其公信力。互联网作为一个言论广场，具有很强的“广场效应”，网络广场上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容易创造相互感染的景象。“标题党”的引导倾向使人们极易被某些信息所误导，进而产生消极、负面情绪，形成网络“广场效应”。例如，在“双黄连事件”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成为新型“带货主播”，其发布的一则官方微博让处于焦虑恐慌中的受众掀起了盲目抢购之风，双黄连药物瞬间脱销。

互联网时代舆论导向多变，发布的任何信息都可能会引起人们过度反应，尤其是在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标题的夸大作用和错误引导，媒体的过分渲染与信息不对等，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很容易在网络上形成“广场效应”。主流媒体在此敏感时期如此设置新闻标题，其最初目的是想安抚受众的焦虑、紧张情绪，中和社会负面舆论。但是，由于涉及医学问题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设置如此新闻标题，反而引起社会恐慌。这一教训足以提醒，媒体对新闻标题的准确性表达应反复求证，仔细斟酌，切不可为顺应网络热点，在报道新闻和制作视频内容时断章取义，消费公众情绪。

（三）“感动仪式表征”下对共情话语的炮制

社会需要情感话语，但更需要理性。强调共情，并不代表否认理性存在。在新闻报道中，媒体不光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更有“情感设置”的能力，这种“情感设置”正是通过一系列共情传播技巧实现的。但除了共情，我们还有其他的情感，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会让我们去关爱他人，共情并不是解决人类苦难的唯一之路。媒体制造感动事件、炮制情感话语是让观众产生共情的途径之一，但共情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话语宣传。

2020年2月15日，《每日甘肃网》发布的《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新闻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视频用特写镜头，拍摄了甘肃妇幼保健院女医护被理成光头的过程。镜头下，她们大多流着眼泪，神情委屈，画面令人心疼。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媒体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疫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这种“宣传”被某种“悲壮光环”强行笼罩，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被强行架构于仪式的表征之下，则更多变成了一种对共情的炮制。2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的《他在病危时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在场医护人员泪奔》一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巨大争议，11字遗言被删减成7字后发布，报道强调了“国”却忽略了“家”。真正的共情是记录真实，透视事件本质，将家国融为一体彰显温情与感动，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认同。

为营造感动而制造新闻仪式，为实现共情而炮制情感话语，为获得“体验式”和“有沉浸感”的新闻作品而断章取义，违背新闻事实，这会使共情成为一种仪式和表征，在网络上形成“共情泛滥”，破坏媒体公信力。因此，主流媒体在制作和发布微视频时，应客观理性，避免情绪传播，在制作突出正能量主题的新闻作品之外，更应该进行批评性、监督性报道。

五、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共情传播策略

共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对其积极引导能够在网络上聚集强大的情感力量，促使社会成员作出亲社会行为，成为缓和社会负面舆论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方式。但是，共情传播一旦被滥用，就会产生诸如“情绪传播”“共情泛滥”“炮制共情”等负面效果。因此，在新时代，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借助共情传播搭建起情感沟通的桥梁，是主流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效监督政府的信息公开，引导公众基于理性的共情

媒体始终是社会的“晴雨表”，社会监督的主力军，是新闻事实的提供者，而不是谣言的发酵场。白岩松在《新闻1+1》谈到对新型病毒的信息公开时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武汉当地媒体基本处于失声状态。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信息传播不对等，导致部分虚假新闻和谣言在网络上传播，公众对于疫情产生的恐慌情绪也被不法人士利用，出现了“逃离武汉”“跟风抢购物资”等不理智行为。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的公共性、重要性与公开性、透明性形成了强烈反差，给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可乘之机”。因此，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应率先做到信息公开，保障信息的客观、透明。同时，媒体利用微博、微信等渠道，建立起有效监督政府工作的信息发布平台与“防谣、辟谣战场”，及时制止网络谣言，阻断谣言传播。此外，信息的不对等性更容易煽动公众情绪。因此，共情传播需要媒体传递积极情绪，关注公众的心理问题，引导公众基于理性的共情，避免公众因消极情绪而产生心理负担。

（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促使共情朝正确方向发展

疫情之中，部分主流媒体对新闻事件的不实报道，以及诸多新闻伦理问题显现，让我们重新反思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无论是虚假新闻、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还是媒体为“制造共情”而进行“道德绑架”等，这些挑战新闻报道底线、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违背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的行为都是应该摒弃的。疫情之下，公众情绪本就处于恐慌焦虑之中，媒体若只追求新闻的“高产”，无疑会丧失其作为“喉舌”而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引导功能。

新媒体时代，为保证新闻真实性，减少谣言产生，需要媒体从业者加强自身职业道德，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媒体从业者在报道中不应夹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立场，要全面、客观反映事实。报道新闻事件不能断章取义，而要从整体出发，把握事件全貌，保证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主流媒体以自身的权威性支配着社会话语权，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影响社会舆论走向。因此，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应只是简单诉诸情感，更要持续增强内容深度，推出更多思想与温度并存的新闻作品，引导公众的共情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三）关注对“暖新闻”的报道，用共情视角报道典型人物

“暖新闻”作为一种正面报道形式，真、善、美是其重要内涵，“暖新闻”的内容极易使受众产生感动、温暖、向善的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对李文亮医生的跟踪报道，对身患渐冻症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持续关注等，借助新闻语言，将典型人物的人性、情感与经历呈现给受众，把个人经历与国家话语相联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容易出现一些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主流媒体对典型人物的“暖新闻”报道也十分常见，但要避免对“暖新闻”的报道出现“冷效果”，这就要求记者做到理性、客观思考。不能因为“暖新闻”作为一种正能量话语，就刻意炮制、设计情感先行的新闻作品，过于夸大媒体的情绪感染功能，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这一客观原则。用共情视角来报道典型人物，就要求记者不仅要站在采访对象的立场思考问题，还要站在受众的立场去体验和表达，真实客观地展现“英雄模范”与“草根人物”身上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暖新闻”，在共情中做到理解和被理解。

六、结语

疫情期间，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发挥全媒体矩阵合力，借助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移动媒体平台优势，播送微视频作品，将内容聚焦微叙事层面，从不同视角透视发生在这一期间的感人故事，借助多种形式和话语体系及时发布相关内容，向观众输出高质量、高温度的微视频，激活了观众的正面情绪。

个体受众获得的积极情感多为“感动”“致敬”“祝福”等，这些情感的语言符号表达，主要通过其对视频内容进行评论、转发、点赞等方式表现出来。

众多个体在观看并分享这些微视频后，其传递的“人性之善”“感动与温情”等正面情绪在网络环境中相互感染，个体共情最终形成群体内的共情。这种正面情绪的共振一方面能激发受众的亲社会倾向，鼓舞更多人参与到“抗疫”队伍中来;另一方面有利于受众的正负向情绪进行中和，缓和社会舆论，激励战“疫”行动，传递战胜困难之信心，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明确正确的舆论导向，体现主流媒体在抗击疫情、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中的责任和担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编号：17ZDA28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亚瑟·乔位米卡利.共情力：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M].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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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蚁坊软件.没有硝烟的战争：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隐喻现象分析[EB/OL].https：//www.eefung.com/hot-comment/2020021415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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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举玺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原传媒研究院研究员;张珊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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