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军,张 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当人们躺在沙发上、坐在马桶上、站在地铁里、与友人亲密交流时，都会不自觉地滑动手机，浏览信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随时随地联入网络，与他人永久地链接[1]。在这样的背景下，数码时代用户的“永久在线”(permanently online)与“永久链接”(permanently connected)成了学者们关注的议题[2-4]。现有研究主要强调用户行为的永久在线，人们因为惧怕被排斥(fear of ostracism)[5]、惧怕错失(fear of missing out)[6]而尝试不断接入网络获取信息。触网行为的研究成为理解互联网时代用户生活方式与心理特征的关键，却容易忽略永久在线得以实现的技术实践与内容供给，用户的永久在线是以在线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在线内容的永久记录为前提的。本文以知识的永久在线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人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融入社会致知的过程，以及在知识付费的环境下终身学习系统是如何建构的。

一、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真理价值”到“现金价值”

知识一直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发展，需要知识的积累与分享。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与客观规律并不是人类思想凭空创造的，而是人类思想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依据客观存在不断揭示的。知识是人类感知自我与感知客观世界的过程[7]13。人们通过大脑对客观事物形成感知，并通过抽象的、综合的思维形成判断，感知、观念、判断、思维共同构成了知识综合体。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索知识的本质。以霍克斯、洛克、休谟和罗素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并且在经验中得到验证，只有自然科学、数学才能够提供可靠的知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学者将知识视为试验性的，主张对理性采取批判的态度，知识并不是来自经验归纳，而是通过不断地证伪、否定、批判来向前发展的。以曼海姆、舍勒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者将知识看作由社会建构的。除了哲学和方法论方向关于知识本质的探索，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领域也在进行关于知识的讨论，人工智能领域关注知识的展示与处理，知识管理领域将知识看作企业重要的资产，注重分析知识的组织与利用[7]px。本文将知识视为一种存在方式，是人们获得竞争优势和维持某种社会等级的一种手段[8]，知识的差距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阶层差距、收入差距与社会差距，知识不仅是作为资源而存在，更是作为社会发展过程而存在。

关于知识的获取方式，罗素假设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推论获得的，都是以命题形式表示的，传统上会有两种数据，一种是来自感官的物理数据(观察)，一种是来自内省的心理数据(推论知识)，物理与心理之间的差异属于推论和建构，而非数据本身[9]。印度教哲学中的正义(Nyaya)学派对知识获取的方式区分更为细致，主要包括与其他事物接触时获得的感知、推理、分析、权威人士的口头证词，推理又分为先验推理、后验推理和常识推理[7]11。而从具体的生活情境来看，在漫漫历史洪流中，个体不仅是知识的开荒者，更是知识的传承者，人们主要通过学习来获得既有知识并进行创新，个人通过学习获得一套社会化的信息、认知、价值、态度、技能。

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和有组织地学习的主要渠道。19世纪的大众学校教育，为了确保工业化大生产，针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主要是向其灌输基本信息和知识技能；而为了保证社会和经济精英的自我再生产，学校向中产阶级提供一种“绅士”教育。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系成了区分精英与大众的一种手段，对特权阶层的精英教育使他们进入一个具有更广泛选择权和颇具文化优越性的世界，而对工人阶级的基本技能的传授则将他们输送到生产流水一线，从事基本的工业社会大生产。于是，不同阶层的社会方式在学校教育的社会化供给过程中被稳定下来，学校教育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分化。与欧洲中世纪为传播教育宗教思想服务的私立教育相比，布朗(Brown)将19世纪的大众学校教育看作教育改革的第一波浪潮[10]，那时主要是依据一个人的出生与社会身份地位决定其教育供给。

二战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低技能劳动力已经无法提高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政府在日益激烈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中无法立足，西方社会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的社会需求日渐凸显，“白领”工人(white collar workers)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人们开始从根本上反思教育结构的改革，以期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流动性，教育被看作传授基本技能、培养及挑选合适人才促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创新源泉，成为提高人才发现与发展效率的有效方式。相较于第一波浪潮，第二波浪潮跳脱依从社会归属的教育，转向基于个体年龄、才能、能力的教育，将培养个人的才能与成就作为基本目标。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衰退，青年失业率上升，全球很多地方青年劳动力市场处于崩溃状态，社会对创新价值的需求凸显，学校教育似乎已经无法为青年人进入社会后提供足够的适应能力与求生技能。布朗认为，随着自由教育市场的发展，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出现了教育系统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更加注重知识和技能的经济价值，将教育看作一种私人物品，对其进行投资的人将从中获益[10]。教育的私有化将教育成果的成型责任转移到学校和家长身上，对孩子在哪所学校接受何种课程搭配与教育路径，父母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搭配权。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知识数字化、平台化发展进程加快，使得教育的私有化向教育的独异化、个性化转变，这可以看作教育发展的第四次浪潮，对传统的教育系统产生了颠覆性影响。17世纪到19世纪，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主要以印刷品为形式进行，电子样式的科学传播可以追溯到1963年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提出“超文本”(hypertext )的概念[11]。知识的超文本链接实现了内容的永久在线与永久链接，尤其是近些年付费知识社群的搭建，例如中国的喜马拉雅、得到、知乎Live，国外的Coursera、Udemy、Skillshare、Blinkist等平台，使得知识实现了开放生产、开放存储、开放获取。知识付费平台的出现与兴起意味着知识作为一种商品，是以实现个人意志和全民独立教育为目标进行流动的，平台依据商业逻辑和市场价值参与到生产性资源的创建与分配中，搭建了知识交易空间。平台商追求的并非客观真理，而是以务实为目的追求“现金价值”[12]。市场逻辑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教育浪潮中都发挥了作用，但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第三次浪潮中，市场教育刺激了“失灵”的传统科层制教育体系，家长自由选择的实现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完整的社会化教育。而在当下的第四次教育浪潮中，市场逻辑弥合了传统通识教育“失敏”的缺陷，知识的真理属性变成了一种服务与资产，个人志趣与注意力成为商家追逐的盈利点，在此过程中，用户有机会实现自我发展和个性解放。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主要讨论数字时代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如何赋值于个人发展，如何作用于传统的官僚主义式的教育体系，知识经济发展的实质内涵是什么等问题。

二、链接：知识的永久在线与独异化供给

(一)独异化与创新价值的再生产

一个好的教育系统是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是为提高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服务的。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一种官僚化的、科层制式的社会组织体系。在韦伯看来，这种官僚组织模式通过创造特定的任务愿景、分级监督及详细的规章制度，帮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稳定的组织结构，其稳定性、准确性、可靠性要优于其他任何组织[13]。官僚制教育为广大的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人才筛选机制和社会选择手段，被认为是提高社会理性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可忽视的是，官僚制教学中，学习的节奏、内容是由行政程序和手段来安排与决定的，学生和教师的行为、态度、礼仪、活动都是遵照一定的制度、规章和程序来实施的，教师通过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已有的知识范式，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教学、培训、考核。

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已经不符合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正在推动整个社会的独异化转型[14]8。与工业现代社会强调规范化、程式化、标准化来维持形式理性化的社会维度相比，后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一种包括赋值、感性化、独异化在内的文化主义维度[14]10，越是具有独特性、创造性、独异性的事物越具备吸引力，越能获得关注和竞争力。与死记硬背和知识灌输相比，今天的受教育群体需要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深度思维、创造思维，以及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能力。因此，官僚制教育体系中所培养的“平庸”的大多数越来越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如何凸显个人特质，如何促进人才的多样性、创造性成为当下教育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的发展，各大知识付费平台兴起，理财、职场、家庭、金融、教育、儿童等不同主题的内容在这些平台中生产、聚合，截至2020年，知识付费平台用户规模已经达到4.18亿人[15]。知识作为一种生产性资源被重新分配，平台知识流通突破了官僚主义的等级结构。从形式来看，电子文本的知识遵循的并不是线性的和演绎的逻辑，用户只需付费便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学习；内容方面，平台商鼓励生产一些能够切合社会热点、促进个人提升的，具有变现价值的内容，知识生产者的创造性被激发。在知识付费用户中，30岁以上的用户占比高达73.7%[16]，满足了后学生时代社会群体的学习需求，因此知识付费平台不仅是对官僚制教育的一种结构性补充，同时为从学校毕业的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自我赋值、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为全民自主教育提供了可能，迎合了现代社会终身学习的现实需求。

(二)开放知识与外存大脑

在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的生产、分配、流通到知识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个人可以自由进入和参与其中。健身教练、外科医生、教育专家甚至是普通的全职妈妈，都成了手机屏幕中的知识分享者，个人作为一个有限的社会资源集合体通过平台汇合成为公共性的社会资源，知识、信息、认知被极大扩充和丰富，新知识创造的数量呈指数增长。传统时期，人们从图书、报纸、杂志获取的信息始终是有清晰边界的，而如今，借助一部联网的移动终端，便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搜索获得海量信息，我们进入了知识盈余的时代。平台知识的海量、多元、专业、易得等特点在生产消费快感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平台的依赖性越来越高。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求助网络，从学生的作业到做饭的菜谱，从理财指导到购房投资，从口才练习到读书育儿，都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知识平台成为人类大脑的一种延伸，二者之间相互嵌入产生了一种具身关系。“数码人”的记忆与致知力被无限放大，外存“大脑”使得人们拥有了海量的信息存储，生物脑甚至无须再去记忆具体内容，相比于信息本身，信息来源和搜索渠道反而变得更为重要。外部信息的强大使得人们对网络平台过度依赖和过度使用，以孩子的学习为例，遇到难题只需拍一拍，就可以获得好几种解题方式，辅助性的思考工具使得他们不再有强烈的欲望去背诵记忆和展开联想式思考，外部知识存储成为一种走捷径的方式。“人们逐渐习惯于依赖互联网提供的外部记忆。这种依赖越来越降低人与人之间线下共享信息的需求；降低个体主动用自己的大脑进行记忆的生物冲动。”[17]需要警惕的是，强大的外存“大脑”在为人们提供知识获得感、满足感的同时，也使个人面临着记忆萎缩和抽象思维弱化的风险。个体对外部记忆的过度依赖和过度使用会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认知的能力，一旦个体脱网就可能处于“数字痴呆”(digital dementia)的状态，因此如何在知识盈余的时代保持自我的独立思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信息代理与用户锁定

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对于个人来说，增加了甄别、分类与筛选信息的难度与成本，面对各种内容产品，哪些是符合自己需求的，哪些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哪些是无用的，哪些是过时的，都需要用户通过体验进行一定的选择判断，内容的扩充与有限的个人精力形成了张力。这就蕴含了新的用户需求，知识受众不仅需要进行信息的接收与学习，更重要的是解决个体需求与资源的匹配问题。当平台内容无法满足用户基本需求时，一个物品就不具备市场流通的能力，也不能转化为商品，为了消除这种“信息偏差”，逐利的平台商承担起了信息代理(information agents)的角色。在计算机学科领域，信息代理是一个对信息源进行多渠道的、异质性的、地理性的访问的计算机软件系统[18]，这意味着，不同场景中的差异化个体可以按照自身情况访问特定的内容套餐，从技术操作角度克服了由“信息超载”带来的各种困难，同时也满足了用户实时的、按需检索的个性化需求。除了技术条件的保障，从平台功能看，对于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来说，平台商起到了中介代理的作用，对知识生产者进行筛选审查和热度排序，并根据用户画像进行内容的匹配推送，而且这种信息代理的功能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越来越智能化、精准化。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还不断收集和存储用户个人数据，通过强大的授予权和控制权，增强他们建构“现实”并且与用户保持黏性的能力，利用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将其“锁定”在服务中。在此过程中，平台完成了与用户的交互赋值，平台赋予个体强大智慧资本的同时，个体也成了平台资本的组成部分，个体的消费和生产都成为技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代理可能会带来新的知识垄断。数字化知识与其他商品相比有着不同的属性，知识的非物质属性意味着，对平台来说，用户增加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化知识产品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也更容易产生垄断的风险。伊尼斯将知识的垄断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分别是通过某种交流形成的知识垄断、通过某种技术资源形成的垄断和由某特定群体引起的知识垄断，他认为交流得越多，传播媒介对知识垄断的影响就越大[19]。纵观现有的数字公共空间，几乎被某几大头部平台服务商所支配，知识付费平台也是如此，极易从技术渠道对知识的分类、流动、呈现等各个环节实现控制，形成垄断。

三、降格：教育管辖权的凡俗化

(一)知识权威的去职业化发展

职业管辖权是“一个职业要求社会承认其认知结构，赋予其排他性的权利；管辖权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结构”[14]95。传统学校教育的教师是知识的专有管辖者，他们掌握着系统的知识内容与传授体系，是个人发展和成长的主要辅助者，而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职业的角色变迁。网络的无所不包使其成为知识信息的新的垄断者，有问题求助于网络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甚至教师自己的知识也需要从网络获取，专职教师教育管辖权的排他性被弱化，文化合法性被消解，知识权威越来越呈现去职业化发展的趋势。

知识的永久在线以及付费平台的发展使得人们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教育的能力，教师职业的凡俗化发展和市场化解构使其知识权威性被降格，“降格是一种根本机制，可以降低需求、组织和技术的变化对职业管辖权的影响”[14]188。知识经济和平台技术的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影响了教育管辖权内部结构的异化：第一，知识传受者关系发生了变化。知识的传授变成了知识的售卖，“师生”正在转变为“雇佣—服务”关系。成功的教师不仅要会讲课，更需要能够化解个人的实际需求，智识劳动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情感劳动，维护用户体验，以获得好评。第二，委托人发生了变化。知识委托人更加泛社会化，有学习需求的群体不仅仅是在校生，还有广泛的社会群体，校园知识只是他们进入社会的垫脚石，走出校园后知识更新和汲取的需求仍然旺盛。委托群体的泛化意味着更复杂和多元的知识需求，知识权威由专职教师扩大为行业精英、权威学者、一线工人、经验分享者、观念说服者等非专职教师群体，职业化让位于说服力，抽象知识让位于市场知识，只要能够为用户提供真知灼见与上升价值，便可以成为知识生产者。第三，工作组织发生了变化。官僚制教育组织形式由平台化、市场化的教育组织模式所接替，课程的安排、设置的行政化色彩淡化，市场需求与平台化运作成为知识架构的基本逻辑。第四，职业生涯模式发生转变。传统教师职业流动通道较为单一，固定的知识内容体系面向某一层次的适龄群体反复教授，而知识付费的发展推动了知识的市场化进程，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知识生产者要想获得持久的关注度就必须不断地加快优质知识的供给与知识迭代的速度，一旦内容不具有吸引力便会立马被其他的知识生产者所取代。也正是如此，平台知识生产者的职业流动性极大，“教职”甚至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度职业和副职工作。随着技术变迁与社会致知方式的变化，未来教师职业如何调整以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节奏和需求，重新树立其专业管辖权，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关注。

(二)扫盲教育的数字化变迁

20世纪末期，当人们提到信息高速公路时，对其高速度、大容量、多媒体等特性充满了期待和想象，认为其为消除信息贫瘠和数字贫富差距提供了可能。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出现了，数字鸿沟并没有出现技术性弥合，反而由于不同群体的数字媒介素养差异而出现了新的“贫富”问题。以最明显的老年人群体为例，在我国9.89亿网民中，有约1.89亿的老年人由于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软件而被边缘化，受困于“数字鸿沟”[20]。数字信息素养成为个人应对急剧社会变迁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多纳(Dorner)和格尔曼(Gorman)详细定义了信息素养，主要包括：个人和组织能够知道是谁创建、传达和由谁控制信息，以及信息在知识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了解如何利用信息来改善日常生活或具体问题；知道如何查找信息，并根据语境对其相关性和适当性做出判断；了解如何将相关的、恰当的信息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相结合，以构建新知识，提高他们改善日常生活或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21]。

社会发展对人类知识素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为扫盲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扫盲教育一直以来被看作社会公平、流动性和赋权的守护者[22]，传统时代的扫盲教育以识字技能的掌握为目标，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体素养、信息素养、IT素养等都成为教育的基础课程。华绍尔(Warschauer)认为识字主要是从书籍、杂志、报纸、期刊获取内容，数字技术访问则是通过网站、即时信息等方式获取，识字能力是阅读，后者则主要是进行多媒体的搜索、导航[23]。数字时代，知识的获取远比知识的应用更具价值，谁能够方便、快捷、全面、准确地被接入恰当的知识场景中，谁便拥有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反观教师职业的降格及其自身知识的固化与数字化脱域有着密切关系，一部分执教人员并不具备数字化思维与应用技能，成了新时代的“数字文盲”，再加上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之间出现了代际数字鸿沟，使得“老师”成了“滞后”“脱节”“过时”的代名词。数字时代的扫盲教育不再是传授具体的识字技能和语言能力，而是努力去创造一种公平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接触信息及知识的能力和自由，具备抵御被数字化进程抛弃的风险的能力，让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人都不会感到被污名化和被边缘化。

(三)教育范式的建构主义转向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注重产品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众教育按照工业社会的统一性、控制性原则，培育能够直接投放到生产线一线的工人，通过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为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输送必要的技能。传统的填鸭式教学通过一种标准化、去个性化的模式进行知识的灌输，学习者成为“知识容器”和“复刻者”，“合格”的学习者经层层选拔和考试通过公司机器的考核，却在社会成长中面临着巨大的能力考验，他们有可能在面对复杂性、创造性的社会问题时束手无策。在后现代社会，创造性和想象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单调的、过时的、无味的内容和事物已经无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思想最开放的地方最容易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最容易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创意社会要求更开放、更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包容性的教育系统。现代化的教育系统需要从应试模式向知识建构模式转变，努力释放每个人的创造力、才能和潜能，而不是将学生作为容器进行模式化的雕刻。建构主义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教师角色的转变，计算机辅助学习的发展以及知识的永久在线使得知识的记忆、存储与复述变得更为容易。与死记硬背相比，学习者更需要一种高级思维、深度思维和创意思维。教师应该从刻板知识的“搬运”者向知识的组织管理者和认知思维引导者转变，这是数字时代教师职业价值重塑的重要路径，将学生视为知识创造的主体之一，将基础知识作为开启学习者创造力思维训练的原始素材，通过有效的课堂秩序激发个体潜力。

知识的数字化发展以及付费时代的到来，不仅是对个人创造力的召唤，更为个人自我展示和自我实现提供了窗口。正如詹金斯所说，当代社会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使得人们参与表达的限制降低，而自主创造和分享的能力极大提高[24]，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可以成为优秀的知识博主进行内容的生产与分享，市场对创造力给予了极大的物质嘉奖，为教育系统的改革生成了倒逼力量。

(四)知识价值评估的注意力转向

官僚制教育组织主要依据学区地域与年龄进行划分，教育资源随着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而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化平台得以重新链接与分配，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资源时空分配的不均。知识付费平台中信息的寻求者、提供者、经纪人通过共同的协议得以链接，知识学习清单由个人自主选择、搭配，以兴趣和个性化发展为导向，除了知识产品的交换，很多稀缺因子也在进行交换，例如声誉、情感、情绪等。创意型社会将关注点从物质生产转移到更大范围的繁荣和人类发展，人们购买付费知识产品不只是一个物质消费过程，而是通过知识产品的购买过程实现自我身份的识别，使个人能够通过不断的知识补充发展个性和增长才能，通过学习和实践实现最真实的自我。

知识的永久在线也打破了行政化的教学组织模式。传统的班集体由学习社群所取代，以喜马拉雅为例，为关注共同主题的用户提供群组服务，用户通过链接或者扫码进入“学习班级”，班级中有专职“班主任”进行内容产品的推送与信息维护。与专职知识生产者不同，社群中的“班主任”主要作为从属职业者，承担了知识服务产业链中较为简单的、初级的、外围的工作任务，例如协助专职教师进行班级秩序的维护、客户的联络与游说、产品的推介等。而具有强大的抽象知识储备和输出能力的“学者型”“能者型”人才则成了掌握职业管辖权的核心人物，按照市场知识逻辑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展示。创意社会中，对人才的考核不再局限于分数与资格证书，知识价值的衡量指标变成注意力，转发数、浏览量、购买数成为对优质产品进行判断与扩大供给的依据。但是一味地追求吸引力和关注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平台为促进销量给产品贴上“速成”“海量”“特效”等营销标签，而实际内容却缺乏专业性、系统性，这些问题对平台的持续发展和用户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教育管辖权变化的实质：技术驱动下的劳动再分工

谁该接受教育，以及接受怎样的教育？这原本是一个涉及知识、权力、生活机会分配的政治问题，但随着数字平台和移动网络的发展，知识的分配正变成一个由技术和市场共同驱动的社会问题。原本嵌入不同的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知识劳工，借助知识在线平台为他们提供的组织架构，依此聚合，运用知识完成共同的任务。组织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其为知识创造和应用提供良好环境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够激发创新价值的生产而非传统的生产要素的生产[25]。数字时代对新知识穷人的判断并非取决于个人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而是取决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与知识链接的效率。这决定了数字时代的个体如何借助技术知识获取批判性、系统性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共同文化的发展要求不断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共享。知识的永久在线以及付费平台的发展为弥合知识文化资源的差异提供了可能，为个体个性化的自主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形成了由知识生产者、从属管理者、内容消费者构成的分工格局。知识生产者由更广泛的社会精英组成，按照市场逻辑提供智识产品，由于掌握着深度的抽象知识以及符合网络平台展演逻辑的输出技巧，去职业化的知识精英成为教育管辖权的核心。知识的永久在线为消费者赋予了极大的选择自由，如购买怎样的产品，如何学习，什么时候学习，学习什么。知识自主打破了行政化的内容分配，全民独立教育和终身学习得以开展，为激发个人的创造价值、解放思想提供了可能。为了增强核心职业的服务输出，出现了从属服务者，他们以“班主任”的身份维护班级秩序、产品信息，联络客户等，承接了核心业务的外围服务工作。这打破了福特主义时期的教育目的，不是培育能直接投放到生产线一线的标准人才，而是激活了更灵活和自由的在线教育选择体系，为培育“多样的个体”而努力。

知识的数字化背景下，传统教育从业者的职业管辖权式微，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授体系正转向以受者为中心。现代化教育体系如果不能够帮助个人实现更多创造性价值的提升，忽略知识的有机运用与教学，将会被知识的外存机器进一步取代，不断降格。数字化教育市场的兴起以及知识的永久在线作为补充力量不断强大，知识密集型、实用型产品被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新的文化资本与交换价值，平台化技术产生了新的权力和竞争关系，什么样的知识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传播，如何赋予特定知识优先可见属性，什么群体优先享有知识消费等，平台拥有了第一话语权。消费者在享有平台服务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消费偏好与倾向交由平台进行塑造。平台通过不断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调适其产品供给，使用户更好地隶属于其服务管控。在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知识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再是分数考核与企业选拔，只有能够获得足够注意力的内容产品和知识生产者才能实现盈利，知识永久在线的平台机制成为提高知识交换效率的有效渠道，它使资源突破时空限制，被不断分配到更具生产力的领域。注意力逻辑凸显了知识的实用效益，但也使得付费平台中不少产品打着“速成”“易学”的旗号，造成了原本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被消耗，限制着平台的长远发展。后续，知识数字平台化发展与传统教育如何互嵌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在平台化致知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独立与自省，这些问题值得更多的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