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方磊

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是“存在”，深层结构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存在论差异”)，主要维度是“存在的显现”(“真理”)，基本思路是“此在—物—存在”。这凸显出“物”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意义。“物”是此在与存在之间的“桥梁”：存在在“物”中显现，此在通过“物”切近存在。海德格尔一生的物性之思有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50年代，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与论文集》这三部著作中。考察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路径、内容、共性和差异，不但能以“物性”之思为视窗，近距离地“经验”海德格尔思想的终极诉求、深层语法、主要维度、基本思路和重要转向，反过来也能够在海德格尔整体思想视域下观照其“物性”之思，明确“物性”问题在其思想整体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和“比较研究法”，首先细读文本，依次梳理并展示海德格尔每个阶段“物性”之思的思路与内容，进而比较三个阶段思想的同异，最后阐发其哲学、美学意义与启示。

一、《存在与时间》中的“物性”之思

《存在与时间》中的“物性”之思体现为海德格尔对“用具”(“上手事物”)的探讨，其目的是对“世界3”作现象学“描述”，其思路如下：

首先，区分“世界1”与“世界3”。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它由“世界之中”“向来以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者”“‘在之中’本身”三个环节组成[1]62。在探讨“世界”这一环节时，他对“物性”展开了思索。海德格尔所指的“世界”不是常人所理解的“世界”，他区分了四种“世界”概念[1]76。其中，常人所理解的“世界”指“能够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即“世界1”，而他所理解的“世界”指“一个实际上的此在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即“世界3”。

其次，引出追问“世界3”的新途径。探讨“世界”通常有两种途径：从“自然物”入手和从“有价值的物”入手，但这两种途径都停留在“存在者层面”，它们面向的都是“世界1”，根本不着“世界3”的边际。“世界3”是“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1]76，它是此在基本结构的构成环节之一，所以不能脱离此在去探讨“世界3”。但另一方面，“世界3”也并非“空洞深渊”[2]，它也包含非此在的世内存在者，故而联系此在描述“世界现象”，并不排斥通过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及其存在来探讨“世界3”这种途径。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是周围世界，所以对“周围世界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作存在论阐释，便可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进而通达一般“世界现象”。

再次，区分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虽然可通过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及其存在来追问“世界3”，但并非任一世内存在者皆可担此重任。日常在世存在是此在在世界之中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打交道，打交道即操劳，操劳于周围世界之际显现出来的东西——被制造、被使用的东西。在此在的操劳活动中，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是“用具”，即“上手事物”，其存在方式是“上手状态”，而“上手事物”一旦丧失其“上手性”，转变为“主体”的静观对象，就成了“现成事物”，其存在方式是“现成在手状态”，它有触目、窘迫和腻味三种样式[1]86-87。只有当用具处于“上手状态”时，它才是其所是。就方法而言，对“现成事物”之存在的揭示可通过“观察”，而对“上手事物”之存在的揭示只能通过顺适于物的“寻视”。

复次，揭示上手事物(用具)的存在结构——指引。用具由何所用、何所来、承用者和利用者四个结构环节组成，与“用具性”最本质相关的是“何所用”，因为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只有当其被用来作什么的时候，它的本质特性才能得以显示。“何所用”指向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1]80。“何所用”结构中包含着“指引”，上手事物之为用具，其存在结构由“指引”来规定，与“用具整体”相应，“指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指引联络”。在诸多“用具”之中，“标志”作为一种“显示工具”拥有突出的优越性，它“具有指点出上手状态、指引整体性与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结构的功能”[1]96。

又次，点明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因缘”。上手事物的存在具有指引结构，“指向某物”说明上手事物“因己而与某种东西结缘”，“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1]98。“因缘”包括“何所因”与“何所缘”，“何所因”指上手事物本身，而“何所缘”指上手事物的“何所用”。“随着效用的何所用，复又能有因缘”[1]98，所以因缘具有整体性。正是“因缘整体性”才构成了“因缘”。“因缘整体性”最终要回溯到此在这个首要的“何所用”这里，首要的“何所用”是一种“为何之故”，“这种‘为何之故’却总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这个此在本质上就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1]99。

最后，明确“世界3”的内涵。因缘整体性的揭示需要此在“了却因缘”，即此在“让”上手事物向着因缘整体性存在并照面，而“先天的了却因缘”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的“了却因缘”一方面揭示因缘整体性，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此在在世存在的方式，这说明此在在世“存在”着，也在“揭示”着。“此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领会”，此在本质上是在世存在，所以“对在世的领会就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的本质内涵”[1]100。因缘整体性的“何所向”正是此在对世界之“领会”。这样，“世界3”的内涵便最终显现出来，“作为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方式来照面的‘何所向’，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现象”[1]101。

由上可见，“上手事物”在海德格尔追问“世界现象”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方式来照面的“何所向”，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现象”。对“上手事物”的“因缘”存在方式的揭示，能够清晰地展露出“世界现象”的内涵。

二、《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物性”之思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从“艺术作品的物因素”角度切入对“物性”的思索，其目的是通过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揭示，探讨真理的艺术发生方式。其思路如下：

第一步，反思三种西方传统物性论。

在西方传统思想里，存在着的一切存在者，只要它们不是纯粹的虚无，便都被称作“物”。可见，西方传统思想对“物性”的界定取决于其关于“存在者是什么”的基本看法。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存在者层面”对物性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有三：第一，物是特征的载体。如一块花岗岩，它是具有质量、重量、长度、形状、颜色等诸多特征的实体。这种看法“没有切中物之物因素，没有切中物的根本要素和自足特性”[3]9，“它把握不了本质地现身的物，而倒是扰乱了它”[3]10。第二，物是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当人们“沉浸于物的无伪装的在场”[3]10之时，物通过人的诸种感觉在逼迫着人，物是“感性之物”，它是“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3]10。但是，“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3]10，“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3]11。第三，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物本身必须保持在它的自持中”，“置于它本己的坚固性中”，而“物的持久性，即物的坚固性，就在于质料与形式的结合”[3]11。但这一界定适合规定人工制品如“器具”，而不适合规定自然物，自然物无“形式”可言，它只有“轮廓”即质料分布的结果，而在“器具”这里，“形式”才具有实质意义，它受“有用性”引导，规定质料的安排。可见，“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性的原始规定性”[3]13。第一种解释使人与物保持距离，第二种解释使人为物所纠缠，第三种解释使人侵犯了物之本性，在这三种解释中，“物”都消失不见。这些“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这样一来，流行的关于物的概念既阻碍了人们去发现物之物因素，也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器具之器具因素，尤其是阻碍了人们对作品之作品因素的探究”[3]16。

第二步，引出追问“物性”的新途径。

首先，明确追问的基本态度。如果说上述三种物性论采取的是一种“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存在概念而背弃存在者的漠然态度”的话，那么，正面追问“物性”的态度应是“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存在者本身”[3]16。

其次，借探讨“器具之器具存在”切入对“物性”的思考。其思路为：其一，选取从“器具性”切入“物性”的角度。在三种传统物性论中，第三种占支配地位，它起于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解释。“器具”在诸物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位于物和作品之间。通过探讨“器具之器具性”，“可以对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有所领悟”[3]17。其二，采用探讨“器具因素”的现象学方法。为了避免“先入之见”的干扰，不应套用某种现成哲学理论去分析“器具之器具因素”，也不应“想象”或者在图像中“观看”一个摆在某处、无人使用的“器具”，而应采用现象学方法去直接“经验”器具的器具存在。其三，选择具体的“器具”分析对象。海德格尔选择的“器具”是一双农鞋，不是一双实际的农鞋，而是凡·高所画的一双农鞋。这种做法颇受非议[4]，但其目的不难领会：不应从“存在者层面”去“关注”一双实际的、主人身份明确的农鞋是“什么”，而应该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去“展示”画中农鞋的“存在”，不必纠结其使用者是农妇还是凡·高。其四，揭示“器具的器具存在”。农鞋作为器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是其所是，“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于它的有用性”，“有用性”植根于“可靠性”中，“借助于这种可靠性，农妇通过这个器具而被置入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借助于器具的可靠性，农妇才对自己的世界有了把握”[3]19。海德格尔对凡·高《农鞋》所作的“诗性描述”，正是为了展示农鞋这一“器具”的“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其五，强调艺术作品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开启力量。对“器具的器具存在”的寻获，“不是通过对一个真实摆在那里的鞋具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张三李四实际使用鞋具过程的观察，而只是通过对凡·高的一幅画的观赏”[3]20，“通过这个作品，也只有在这个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了”[3]21。其六，明确“器具之器具存在”即真理。凡·高的油画“揭开”了农鞋实际上是什么，农鞋这一存在者通过凡·高的油画“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希腊人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命名为“真理”。其七，提出他的艺术本质观。“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在这里，‘设置’(Setzen)说的是：带向持立。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3]21，“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3]21。其八，点明追问“物性”的思考层面。从“存在者层面”去追问“物性”，非但不能接近“物性”，还会对“物之物存在”造成扰乱。相反，“只有当我们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3]24。

由上可见，“物”在海德格尔追问“真理的艺术发生方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三种传统物性论都从“存在者层面”探讨“物性”，根本不着“物之物因素”的边际，这些先入之见也阻碍了人们对“物性”的思考。不应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存在概念而背弃存在者，而应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存在者本身。“器具”在诸物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位于物和作品之间，通过探讨“器具之器具性”，“可以对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有所领悟”。在艺术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显露出来，艺术作品对“器具之器具存在”具有开启力量。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正是在确定“器具”的特殊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对凡·高《农鞋》中的“器具”做现象学描述，展示出“器具的器具存在”，进而认定“器具的器具存在”即“真理”，才最终揭示出真理与艺术的本质关联——艺术的本质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

三、《演讲与论文集》中的“物性”之思

《演讲与论文集》中的“物性”之思体现在“第二部”的四篇文章中。《什么叫思想？》《筑·居·思》《……人诗意地栖居……》思考此在(“终有一死者”)通达“物”的两种本真方式——思与诗。《物》则思考“物”本身，即从“存在”角度揭示“物性”的内涵，其基本思路和内容如下：

第一，表明重思“物性”的时代语境，即现代科技对地球的统治。“去距离化”是现代科技的重要特征，不管是“时间距离”，还是“空间距离”，在现代科技的“侵犯”下，几乎都已消失。但是，“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5]172。现代科学的强制性遮蔽、遗忘了“物之为物”，使物不能作为“现实之物”向思想显现出来。

第二，标示经验“切近”本质的途径。人不能径直发现“切近”，但可以“去追踪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物(Ding)”[5]173。这表明，海德格尔是通过追踪“物”去经验“切近”的本质，他选择壶这一具体“物”来做这种追问。

第三，在区分中确定追问的方式。因为壶作为一个“独立之物”，作为一个“被制造的器皿”，其“自立”(Selbststand)不同于“对象”(Gegenstand)，所以，以追问“对象”的方式比如“直接的感知”“回忆性的想象”来追问“物”，只能通达“物之表象”，而不能通向“物之物因素”。相反，应该“直面”壶这一具有容纳作用的、自立的“容器”，对其存在展开现象学描述。

第四，提示壶的物性因素是“起容纳作用的虚空”。“壶的虚空，壶的这种虚无(Nichts)，乃是壶作为有所容纳的器皿之所是”[5]176，“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起容纳作用的虚空”[5]176-177。

第五，描述壶之虚空如何容纳。壶之虚空以“承受”和“保持”双重方式来容纳，二者共属一体，皆取决于“倾倒”。“倾倒”即“馈赠”，“馈赠”聚集为“赠品”，“壶之壶性在倾注之馈品中成其本质”[5]179。

第六，揭示“赠品”中“逗留”着天、地、神、人“四方”。“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5]180-181，“在倾注之赠品中逗留着四方之纯一性”[5]181。

第七，点明“物之本质”乃是“聚集”。“四方”在壶中的“多样化的质朴聚集”便是壶的本质因素，以德语中的古老名词“物”(thing)命名这种“聚集”。“物”经“物化”成其本质，“物物化。物化聚集。在居有着四重整体之际，物化聚集着四重整体的逗留，使之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东西，即：入于此一物，入于彼一物”[5]181。

第八，梳理“物”之含义的嬗变历程。在海德格尔看来，“物”之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历经三个变化阶段——古罗马的res(“站出者意义上的在场者”)，中世纪的ens(“被置造者和被表象者意义上的在场者”)，康德的“自在之物”(“自在之对象”)，都是将“物”看成一个“对象”，都是对存在者的“对象化解释”，都不能通达作为“聚集”的“物”之本质。

第九，展示“切近”的本质。发现了物之本质为“物化聚集”，便已经验到“切近”的本质，“物化之际，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居留之际，物使在它们的疏远中的四方相互趋近，这一带近即是近化”[5]185-186。“四重整体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即“世界”，“世界的映射游戏乃是居有之圆舞”[5]189，“物物化世界”[5]189，“物化乃是世界之近化。近化乃是切近之本质”[5]190。

第十，明确“物之为物”到来的方式。物的到来需要终有一死者的“留神关注”，“达到这种关注的第一步，乃是一个返回步伐，即从一味表象性的、亦即说明性的思想返回来，回到思念之思”[5]190，这种“返回”是一种“应合”，“这种应合——在世界之本质中为这种本质所召唤——在它自身之内应答着世界之本质”[5]191。

最后，指出“物”之种类的广泛性。“柔和的是这样的物：壶和凳、桥和犁。但树木和池塘、小溪和山丘也是物，也以各自的方式是物。苍鹰和狍子、马和牛，也是物，每每以自己的方式物化着。每每以自己的方式物化之际，镜子和别针、书和画、王冠和十字架也是物。”[5]191可见，“物”包含自然物、器具和艺术作品。

不难看出，“物”在海德格尔追问“切近”(“真理的发生”“世界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正是通过对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即“物”的现象学分析，揭示“物之本质”是“聚集”“四方”，让“四方”近化，才能真正经验到“切近”的本质。

四、对海德格尔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比较

海德格尔三个阶段的“物性”之思既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其连贯性和统一性体现为：

其一，从目的看，他不是为了探究“物”的实体属性，而是通过对“物”之存在的揭示，以通达“真理”。在第一阶段，他并未探讨自然物或有价值的物的实体性是什么，而是通过对周围世界切近照面的存在者即“用具”这种“上手事物”的存在结构——“因缘”的揭示，来通达“世界3”。在第二阶段，他对三种传统物性论的反思，也表明他并不是为了探究物的属性是什么、物之属性给人造成的感觉、物之属性(质料)的形式等问题，他选择“器具”这种“物”进行现象学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揭示“器具的器具存在”——“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最终引出“真理”。在第三阶段，他的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壶”的实体属性，而是通过对壶作现象学分析，揭示“壶的壶性因素”——“聚集四方”，以经验“切近”。

其二，从对象看，他选择的分析实例不是“现成事物”，而是“上手事物”(“用具”)。在第一阶段，他所举的“物”例包括文具、家具、居住工具(房间)、劳动工具(锤子、刨子、钳子、针)、日常用具(灯、钟表)、公共设施(月台、路灯、汽车转向灯)等，这些都不是“现成事物”，而是“上手事物”。第二阶段，他反面使用的“物”例是“花岗岩”，正面使用的“物”例则是一双“农鞋”。在第三阶段，他分析的“物”例是“壶”。对象的选取首先与目的相关：“用具”既与“真理”有关，也与“人”有关，选择“用具”进行分析，最为“称手”。另外，他意在引导人们不要从静态的、孤立的“存在者”层面“究”物之本质，而应从动态的、关联的“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思”物之本质。

其三，从层面看，他不是从“存在者层面”而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来思索物性。在第一阶段，他之所以认为不能从通常的自然物和有价值的物入手追问“世界”，原因就在于这种追问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他对“用具”的现象学分析，则是“存在者的存在”层次上的。在第二阶段，他之所以认为三种传统物性论不能切中“物之本质”，原因也在于它们运作于“存在者层次”，只专注于“在场存在者”，他对凡·高所画“农鞋”的现象学描述，则是“存在者的存在”层次上的，不选择一双实际的农鞋，而选择一双油画中的农鞋，其用意是提醒读者不要执着于农鞋这一“存在者”，而应该关注农鞋的“存在”。在第三阶段，他认为“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起容纳作用的虚空”[5]176-177，他反对以科学方式探究壶的现实性，而是采用现象学方法分析壶的容纳作用，这表明他不是从“存在者层面”而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来思索壶性。

其四，从重心看，他不是从“材料来源”角度而是从“使用功能”角度思索物性。在第一阶段，他虽然认为“工具”由何所来、何所用、承用者和利用者四个结构环节组成，但他显然不太关心“何所来”，而更看重“何所用”“承用者”和“利用者”。“工具”本身即“上手事物”，它的本质正体现在“何所用”所包含的“指引整体性”上，而“指引整体性”最终要回归到此在这里。在第二阶段，他认为农鞋的鞋底、鞋帮、鞋带及其材料来源只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情，而农鞋的存在则在于其“有用性”，它被人“使用”时才“成其所是”。在第三阶段，他认为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起容纳作用”的虚空，也表明他不是从“材料来源”角度而是从“使用功能”角度思索物性。重心的锚定与目的的设定(通达真理)、对象的选取(工具)、层面的运行(存在者的存在层面)密不可分。

其五，从方法看，他摒弃具有强制性的科学方法，而采用“顺适于物”的现象学方法来思索物性。在第一阶段，他将“物”分为“现成事物”和“上手事物”，将探究“物”的方法分为“理论观察”和“寻视”，“理论观察”对应“现成状态”，“寻视”对应“上手状态”，“寻视”作为“顺应于事的视”[1]82，是一种现象学的看。在第二阶段，他认为只凭“一般想象”或“在图像中观看”决不能经验到“器具的器具存在”，他对凡·高所画农鞋的“诗性描述”，运用的是现象学方法，而不是“描绘”“解释”“讲述”“观察”等一般科学方法[3]20。在第三阶段，他认为以科学方式来探究壶的现实性并不能接近“壶性”，因为科学通过“表象”方式将壶看成一个“对象”，这是对“壶性”的遮蔽，而他则采用现象学描述方法，直面壶的存在本身。

其六，从成果看，他是从“真理”这一高点来界定物性。在第一阶段，他从“世界现象”(“真理”)角度将“物性”界定为“因缘”；在第二阶段，他从“存在者的无蔽”(“真理”)角度将“物性”界定为“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在第三阶段，他从“切近”(“真理”)角度将“物性”界定为“聚集”。这三种界定都凸显出“物性”的动态性、关联性和生成性，这与海德格尔从“发生”角度而非“符合”角度看待“真理”本质相关。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三个阶段的“物性”之思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他以通达“真理”(世界现象、无蔽、切近)为目的，选择“器具”(标志、农鞋、壶)为对象，专注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从“器具”的“使用功能”(何所用、有用性、容纳作用)重心角度切入，运用现象学方法，从“真理”这一高点对“物性”做出界定(因缘、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聚集)。这六个方面紧密相连，其中，目的决定了对象、层面、重心、方法、成果。“目的”的决定作用取决于海德格尔的思考维度——“真理”和基本思路——“此在—物—存在”。

海德格尔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差异性体现如下：

一方面，“物性”的内涵不同。虽然海德格尔在三个阶段都从“真理”角度界定“物性”，但因他对“真理”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所以“物性”的内涵也呈现差异。在第一阶段，海德格尔认为“物性”即“因缘”，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方式来照面的“何所向”，就是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何”作为“世界现象”，乃是此在的展开状态，它就是“真理”，“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1]260，“真理作为揭示乃是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1]261。可见，此时的海德格尔是从“世界”这一单维来看待“真理”，“因缘”也是“向”着“世界”这一维度来界定的，而“自然”作为另一维也需在“世界”之内照面[1]75。在第二阶段，海德格尔认为“物性”是“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其实质是世界与大地之争，在“作品与真理”一节中，他则将“真理”界定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这说明此时的海德格尔是从“世界”和“大地”两个维度来看待“真理”的，“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也是“向”着这两个维度来界定的。在第三阶段，海德格尔认为“物性”即“聚集”，物物化，物化聚集天、地、神、人四方整体，这表明此时的海德格尔是从天、地、神、人四维来看待“真理”的，“聚集”也是“向”着这四维来界定的。

另一方面，追问“物性”的视角不同。这里的“视角”取自叙事学。在第一阶段，海德格尔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来追问“物性”，即他始终立足“此在”这一“圆心”来分析“物性”，“锤子”是“此在”所用“工具”，“寻视”是“此在”向着周围的熟悉“一瞥”，“领会所在”皆为“此在”。在第二阶段，海德格尔从“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来追问“物性”，“农鞋”是农妇所穿之“物”，“脱下”“伸向”“弃之一旁”都是农妇所为，“器具”所归属的“大地”，所保存的“世界”，皆属农妇。在第三阶段，海德格尔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追问“物性”，壶和桥都不是单人所用之“物”，“桥”供“人们”往来于两岸，“壶”倒出水和酒供“人们”饮用，“器具”聚集起天、地、神、人四方。这两点差异能够展现出海德格尔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转向”——从“此在→存在”到“存在→此在”[6]。“真理”的变化(一维→二维→四维)、“物性”的变化(因缘→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聚集)、“视角”的变化(第一人称限知→第三人称限知→第三人称全知)都能表明这一点，从中可见海德格尔逐渐“挣脱”胡塞尔“唯我论”现象学，创建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全过程。

五、海德格尔“物性”之思的意义与启示

(一)海德格尔“物性”之思的哲学意义与启示

其一，就理论意义而言，海德格尔“物性”之思颠覆了西方传统物性论，对重思“物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西方传统物性论主要有三：物是特征的载体，物是感觉的统一体，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它们都停留于“存在者层面”，只关注在场物的客体属性或客体属性给人造成的感觉，或是机械的唯物论，或是单纯的唯心论，都不能通达“物性”本身。而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追问“物性”，关注物的存在结构和存在状态，这便克服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各自的片面性，他顺着“此在—物—存在”这一基本思路将重心放在“存在者的存在”上，将“物”当作“物”，“让物在其物之存在中憩息于自身”[3]16，最终走近了“物性”本身。

其二，就现实意义而言，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批判了科技霸权，对反思科技的限度、正视技术时代的人类处境具有启示意义。在第一阶段，海德格尔对“理论观察”的“非议”除了针对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外，也针对科学研究方法；在第二阶段，他对“想象”“描绘”“解释”“讲述”“观察”等的批判，也暗含着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拒斥；在第三阶段，他的科技批判意向完全显露，如认为科技消除距离并不能带来切近，却将切近推远，以科学方式探究“物”是对物性的遮蔽。可见，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现代科学将世界看作是“世界图像”，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它“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5]23。海德格尔将物性界定为“因缘”“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尤其是后期将其界定为“聚集”，具有鲜明的反抗科技霸权、倡导生态文明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意蕴。

(二)海德格尔“物性”之思的美学意义与启示

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此处的“美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美之思”，因为他从根本上是反传统“美学”的[7]。海德格尔对“物性”内涵的界定关涉“审美对象论”，对通达“物”的方式的思考关涉“审美经验论”，这两个方面都颠覆了诸多西方传统美学观如模仿说、理念说、象征说、体验说等。

第一，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暗含着颠覆西方传统“审美对象论”的思想因子，对重思“审美对象”这一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依照李斯托维尔的划分法[8]，模仿说、理念说、象征说可被归入“客观的美学理论”，它们是从客观之“真”的角度界定“审美对象”，而体验说可被归入“主观的美学理论”，它是从主观“体验”的角度界定“审美对象”。从客观之“真”的角度界定“审美对象”是“见真不见人”，从主观“体验”的角度界定“审美对象”是“见人不见真”。另外，这四种观点深受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影响，“服从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解释的统治”[3]24，仍执着于从“存在者层面”看待“审美对象”。总之，不管是从“自为之美”还是从“体验之美”的角度出发理解“审美对象”，都未能切中“审美对象”的“现象”本性。海德格尔从“真理”视域出发，凭借“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的深层语法，通过“此在—物—存在”这一思路，对“物性”内涵做了界定，并进而提出“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3]43这一观点，克服了上述美学观的两大弊端：一方面，“物”(“美”)既与“人”有关，也与“真理”有关，“既见人又见真”；另一方面，从“真理”角度界定“物”(“美”)，也避免了将其降维为单纯的“在场存在者”。

第二，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超越了传统美学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暗含着颠覆西方传统“审美经验论”的思想因素，对重思“审美经验”这一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从心理学角度看，模仿说、理念说、象征说属于“理智论美学理论”，它们看重通达“审美对象”的理智认识路径，体验说属于“情感论美学理论”，它看重通达“审美对象”的情感体验路径。不管是理智认识，还是情感体验，都属于“存在者层面”的主客对立思维。在海德格尔看来，主客对立思维方式恰恰无视“物性”本身，“物”不过是主体对象化思维的结果。海德格尔思索“物性”时摒弃了主客对立思维，转而采用主客不分的现象学思维。以现象学思维直面“物”，则“物”便不再是主体的“对象”，而是与人和真理密不可分的“现象”，“物性”不再是主体对象化视域内的“物”的客体属性，而是与人的存在、与真理本质相关的“因缘”“有用性与可靠性之争”“聚集”。当然，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一个嬗变过程，在第一阶段，他未完全挣脱胡塞尔“唯我论”现象学的影响，肯定此在，此在的展开即真理，只有在真理中，存在者才能以因缘存在方式向此在照面，这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主义”[9]，仍残留着主客对立思维的痕迹；到第二阶段，他将“大地”一维引入“真理”，认为真理是大地和世界的争执，器具属于大地、保存于世界，已表现出明显的“去此在中心化”的倾向；到第三阶段，他变大地和世界二维为天、地、神、人四维，认为真理是四方的映射游戏，物是四方的聚集，人通达“物”的本真方式是“应合”真理本质之“召唤”的诗与思，完全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诗与思是情理交融的、运作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的“非对象性思维”，它能够揭示作为“现象”的审美对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