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锐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1605 年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生涯的第三个阶段（1601-1607），这一年诞生的《李尔王》是其四大悲剧中最痛苦和最悲伤的，其中邪恶的残暴行径以最冷酷和最不人道的形式出现。社会道德沦丧这个宏大叙事主题通过个体悲惨遭遇的微观视角得以呈现，将个人、家庭的不幸与社会、国家的瓦解并置于平行的阐释空间，进行全面深刻的评判与反思。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描绘出了最可怕的世界图画，相较于他的任何一部悲剧，“人类从未显得如此可怜衰弱，社会从未显得如此不可救药和恶劣。”[1]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穷苦百姓，穷奢极欲、享用过度的统治阶层，天理不容、大逆不道的弑父行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同胞手足相残……二元对立的矛盾因素和认知标准贯穿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能力”[2]使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毫不犹豫地描写了封建专制的危在旦夕，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内战的残酷性和反自然性。然而，莎士比亚并没有一味反对封建统治，他的历史剧和悲剧还尤其肯定了封建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宣称“国王的政府必须继续下去”，当然，这种继续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王的福祉。

一、 守恒与失衡

悲剧《李尔王》是典型的双情节和双主题结构。在情节设置上，李尔王与三个女儿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矛盾的主线；而葛罗斯特伯爵和他的两个儿子之间的骨肉相残起冲突的衍生推动功能。在悲剧主题上，展现的不仅是狭义的家庭变故，更是宏大的社会动荡。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性映射出《李尔王》创作思维中“天人合一”的守恒定律。“天”是宏观上时代年轮的更迭转换，而“人”则是微观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

亲人之间的生死殊斗拉开了《李尔王》人性较量的大幕。在第一幕第一场中，李尔王与考狄利娅上演了一场相爱相杀。原本深爱彼此的父女俩，就因为老父亲的昏庸愚昧，不仅亲子关系毁于一旦，也把整个国家推入到肆虐的风暴中岌岌可危。同样，第一幕第二场中，葛罗斯特与爱德伽之间子敬父、父爱子的局面被私生子爱德蒙所终结，儿子成了父亲追捕、迫害的对象，流落荒野无家可归。至此：“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我们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只剩下阴谋、欺诈、叛逆、纷乱，追随在我们的背后，把我们赶下坟墓里去。”[3]传统道德制衡下的温情脉脉一去不再复返，政治世界里的混乱和冲突改变了日常生活中个人的思想情感与行为选择。莎士比亚把社会秩序的破坏、伦理道德的衰落与人物内在正义的丧失、亲情和忠诚的解体建构起因果关系。通过对人性弱点的放大化，从个体的心灵因素来寻找其与善恶之间的内在根源。莎士比亚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悲剧，每一部悲剧都聚焦于一位身陷异境的高尚英雄，解析他们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命运的息息相关；在阐释英雄的悲壮时，倾向于把英雄写实化，把他周围的世界戏剧化。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只负责铺成现象，并不展开说教。他笔下人物的善与恶、生与死都有其恰当的生成环境和发展路径，精神变化和心理波动亦遵循合逻辑的动态规律。

作为父亲的李尔王和葛罗斯特年老糊涂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权力滋生的惯性。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和日常生活中独断专横、唯我独尊的习惯，渐渐形成了主宰者用强权、暴力制服他人及要求得到他人肯定、遵从的病态心理，对质疑与反对的声音尤为敏感兼反感。在李尔王看来，国土、王位和权力已是他所掌控的世俗财物，而女儿们的“爱”则是精神上的珍贵财富。他对女儿们的爱是自私的，自私到必须以他为中心，超越其他一切存在。所以，这种霸占、不切实际的，依赖对方“爱的许诺与承诺”才能获取的爱，充斥着虚妄的幸福和满足感，并缺乏真爱间的独立性与信任心。正是那种或多或少出于自私感情，并夹杂着任性和与爱心完全不同的挂虑、多疑和猜忌，引发了李尔王要求女儿们热烈表白爱心的愿望。可是君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却把这种愿望变成了强迫命令和绝对权力，以至于不服从这种愿望就是大逆不道。”[4]李尔王在权力的惯性中，迷失了自己的情感，他既不是一个理性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的悲剧根源于混淆了公共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差异，爱和法属于不同的秩序体系，有时甚至如同水火般不相容。真爱意味着同情、宽恕和怜悯，而法律秩序则要求严肃、严明和公正客观。辅线中的悲剧也同样源自于老父亲一贯的骄横任性。严守“天命”和封建宗法制的葛罗斯特伯爵把家庭关系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不是血缘亲情。爱德伽作为嫡子，是爵位与财产的合法继承者，而作为私生子的爱德蒙不仅一无所有还饱受凌辱。葛罗斯特这位忠诚的大臣，虽牢牢记住了君臣父子的理论之纲，但现实中却不辨是非、颠倒真伪，一定程度上成了恶的“帮凶”。

在事态的一系列突转中，李尔王和葛罗斯特一开始只恨子女们的不孝行为，看不出动乱的必然性及自身才是一出出悲剧的制造者。无论是李尔王随意放弃责任、分配王国的行为，还是葛罗斯特听信谗言、放逐爱子的举动，都是因受内在本我强烈情绪的支配，陷入了病态的人格之中，性格缺陷是他们从施害者逆转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看，外在世界的紊乱冲突正是个体内在世界分裂破碎的投影。真理与谎言的交织，权威与阴谋的较量，正统与野心的角斗，这林林总总人为的安排替代了自然的规律。李尔王的社会秩序、葛罗斯特的家族规范都被他们内在正义的泯没、自然亲情的丧失所颠覆了。因此，善良被遗弃，正直被流亡，统一王国被分裂，平静生活被消逝，预测着新时代暴风雨的到来。

二、 “境遇”与“发现”

“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是这一时代的病态呈现。”[3]从上位者的高贵、高大形象到一个疯子和一个瞎子的荒诞组合，《李尔王》堪称一部描述人物性格发展、裂变的成长大剧。两人虽年事已高，但长期的养尊处优使得他们心智并未成人化。从整体来看，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定型随着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逐渐稳定化和平和化。“疯”和“瞎”是呈现于外的身体的变化模式，而“智”与“明”则是深藏于内的灵魂的清醒状态。这部悲剧围绕着受难身体的“疯”和“瞎”两个中心意象，通过病体对苦难的感知与征服，建构出人物所在“情景、境遇”与人性“暴露、发现”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在疾病叙事负载的价值判断中，李尔王和葛罗斯特的成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本我、超我和自我时期。葛罗斯特与李尔王相互映衬，互为对方的本体和他者。

大幕刚开启之时，一切尚处于平静祥和之中，此时的李尔王和葛罗斯特正处于性格的“本我”阶段。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是人自出生起就附着于体内的一切心理积淀物。显赫尊贵的出身背景、位高权重的身份地位、独断专行的处世风格和轻率武断的思维习性使得李尔王和葛罗斯特沉溺于自身崇拜和个人迷信中，失去了基本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此外，谄言媚语、曲意奉承的生活环境，再加上权力助长的安逸，逐渐削弱了生存能力中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从而两人在非理性、无意识的本能驱使下做出了许多违反自然的事。

年老昏聩的李尔王仅凭一次荒谬的所谓“爱的测试”就轻易将真爱驱逐。身为一国之君，李尔王没有做到明智贤良，把私人感情与俗世权力混为一体；身为一家之主，李尔王没有尽到父亲的关爱，对自己女儿的脾气秉性、品质喜好一无所知。虽自认为考狄利娅是他最为宠爱的女儿，但仅因为这个女儿的不善言辞、不喜逢迎就剥夺了她应有的财产份额，并由此引发出自身的生存危机，最终陷入了极度的疯狂之中。莎士比亚反向演绎了“言为心声、语为人镜”的哲理，李尔王错判了语言与心灵的辩证关系。无独有偶，葛罗斯特伯爵的盲目、轻信亦为自身埋下了祸根。仅凭狡猾的私生子爱德蒙的几句谗言、一个圈套，就轻率地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父子之间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理解与信任居然抵不过一封伪造书信的考验，是愤怒蒙蔽了双眼，还是愚蠢遮掩了心灵？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葛罗斯特的有眼无珠不仅制造了爱德伽的人生苦难，也成为日后被挖走双目、流落荒野的直接原因。悲剧中李尔王和葛罗斯特自身的缺点或缺陷是英雄末路的必然结局。

随着剧情的发展，交出国土与王权的李尔王依照协议，轮流在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的府邸生活。政权与财富在握的姐妹俩逐渐从甜言蜜语、孝心满满的伪善中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为了压制住父亲的滥施威权，两人先逼迫李尔王减少扈从的数量，然后，冷酷地轮番对抗父亲，到了第二幕第四场，李尔王连同他的仆人甚至被赶出了葛罗斯特城堡。李尔王衣衫褴褛，又冷又饿，在雷电交加的荒野中四处游荡。从高高在上的国王之位跌落成一无所有的流浪者，这是心高气傲的李尔王无法忍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摧毁了李尔王的自信心与价值感，在对女儿们的诅咒中，对风、雨、雷、电的怒吼中，他逐渐走向疯癫。葛罗斯特作为忠诚的旧臣，因暗中设法帮助李尔王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这同时，爱德蒙虽已成为财产与爵位的继承人，但阴狠毒辣的他仍不惜出卖自己的父亲，以博取高纳里尔们的信任。葛罗斯特被剜去双目，扫地出门，受尽迫害地在荒野与爱德伽重逢。“疯”和“瞎”既是两人失智作恶导致的后果，又是“复智归善”的起因。

苦难是一所学校，苦难的磨砺促成两人性格的“超我”时期。“超我”一般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部分，具有孤独、博爱、完善的特征。李尔王从一个主宰生死大权的王者沦为一无所有的疯癫乞丐，葛罗斯特因精神的盲目最终招致的双目失明。荒野中的两人从殿堂之高跌至到社会底层，也从主观世界的自我中心主义里坠入到现实世界的客观自然法则中。身体是衡量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一种方式，“疯”和“瞎”在介入个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之时，反而让人变得理性而明智。李尔王认识到了国家朝政的腐败、达官贵人的霸行。民间百姓的疾苦，从一个暴君变成了同情一切苦难的普通老人。葛罗斯特也在眼睛被挖之后，才清楚地看出了爱德蒙的阴险和爱德伽的善良。双眼的失明让他打开了心灵之窗，并发出了“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是时代的病症”这样的智性评判。人性的光辉由病残的身躯里升腾而起，疾病带来的外在世界的失衡、失序导致尊严丢尽、身份失落，在社会层面上由“我”变为了“他者”，却拥有了成熟的心智和慧眼重新衡量和认识社会及自身。

三、 悲剧与净化

《李尔王》虽是一部世俗戏剧，但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思想。在一片混乱、争斗、厮杀中，人性的善恶、命运的起伏与个体的行动紧密相连。莎士比亚把人物放置到实际生活境遇里来验证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鄙。善与恶的斗争是悲剧表现的主题。李尔王和考狄利娅的连连噩运，葛罗斯特和爱德伽的种种磨难，高纳里尔、里根和爱德蒙的邪恶与疯狂，揭示了世纪之交生存的真相。在传统与变革的过渡期，人格中兽性与人性的并存，把真实的生活演变成一场场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战争。

李尔王的魔性暴露出一个旧时代传统道德的岌岌可危与世俗风范的穷途末日；而高纳里尔、里根和爱德蒙的魔性则象征了新生势力的来势汹汹，两者的冲突与对立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在中世纪向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这个世纪交替、思潮更新的历史转型时期，新秩序推崇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人类的理性精神、效率意识和平等思想，但新人在追求财富、幸福和自身利益时，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金钱、权力欲望和极端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和社会的混乱；而旧秩序虽然等级森严，压制人民的自由，束缚人民的思想，却保证了生活的稳定与秩序，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伦理观是对事物的内部或事物之间的秩序、结构的一种总的评价，即关于孰主孰辅、孰先孰后、孰中心孰边缘的一种总的评说。而道德观则是一定伦理观视域下所形成的人们评判对错、好坏、善恶的价值的总和。”[5]莎士比亚并不想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但伦理观、道德观已然发生变化的时代，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类要想建立平静安宁的生活，只能依靠博爱、宽容和仁慈的生存信念，从道义、精神和理想上来抵御人性的堕落。在这一层面上，莎士比亚是以艺术的能量和价值来改造社会。

从疾病叙事的视角来看《李尔王》，悲剧的冲突就不再定位于新旧两种伦理力量的较量，而是个体精神的自我分裂、自我耗损与自我修复、自我升华。李尔王在疯癫中见理智时所未见，感淸醒时所未感；葛罗斯特在失明中反而更清晰地辨识善恶真假。正是苦难让两人恢复了理性，获得了智慧，进入性格中自我占主导的阶段。所谓“自我”，即“自己”这个意识的觉醒，“我是谁”的追问是他们重新审视自我的开始。在饱尝苦难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周围环境不断施加的威力：凄冷的荒野、森林，无情的暴风、雷雨。平静的自然已遭破坏，和谐的社会一片混乱，李尔王和葛罗斯特此时在现实环境之下必须要适应这种安排。社会生活的变迁引发了伦理关系的变化，亦直接导致道德的变化。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能动地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在第四幕第七场，李尔王终于见到了考狄利娅。即便父女双双被俘，李尔王却觉得幸福，渴望像笼中之鸟一般唱歌；他祈求得到女儿的原谅与宽赦，然后一起就这样生活着，祈祷，唱歌，说些古老的故事……[3]此时的李尔王真正感受到了人间真情和父女之爱，但幸福与宁静只是暂时的，在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决斗与厮杀中，最终的结局只有死亡。葛罗斯特亦是新时代的淘汰者，流落荒野与李尔王、爱德伽相遇后，最终无法接受真相而悲愤死去。

一系列“正义”“善良”的人物以肉体之死完成了精神救赎。虽然在剧末，以高纳里尔、里根和爱德蒙为代表的邪恶势力都灭亡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表现出了人性的复苏，自然关系与社会秩序又恢复了暂时的和谐，但道德沦丧、社会崩溃已是整体趋势。所以，《李尔王》不可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只能是罪恶与无辜、邪恶与善良两败俱伤，无一幸免。基于对人性的高度认识与理解，莎士比亚的人性善恶标准呈双重化倾向。他以一种辩证的眼光对待善恶，并对人性中的弱点给予高度的人文关注，相信异化的人性在经历了疯狂与磨难后，能逐渐体会到所谓神的“不公正”，其实常常是“人类相互之间的不公正”[6]。在自然、人、神三者关系中，莎士比亚提高了人的地位，认可了人的价值；个体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人的心灵的复杂辩证法，莎士比亚揭示出一切使生活变为悲剧的东西是如何在心灵里表现出来的。[7]社会环境使人类“丢失本性，陷入混乱”，自然环境却使人类“回归本性，恢复平和”。只有认识自我，才能完成对自身局限的超越，成为更完善的人。

四、结语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身体和精神的病理现象来呈现时代交替阶段，新旧两种伦理道德观念的激烈争锋。这种以生命表象、灵魂真相为叙事主体的写作手法，正如医生用毒药排除折磨肉体的病毒，悲剧诗人则巧妙地凭借诗中表现激情的力量来洗净观众心中的莫大烦乱[8]。以病理特征的“疯”和“瞎”作为叙事元素，一方面，肉体有其具体的形式，因而有现实的震撼力量，来完成对世界的阐释；另一方面，从具体形式的所指中产生出来的抽象意义，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意象凝练出一种象征或隐喻，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符号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