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成

对外部客观环境的准确把握与科学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①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显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分析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败得失。当前学术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注和研究，主要聚焦在时间起止、主要特征、丰富内涵以及应对举措等方面，③董振瑞：《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呈现出描述性研究有余而理论性研究不足、解释性研究有余而反思性研究不足的现实境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论断的做出，并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推导和逻辑演绎，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当我们来分析和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科学论断时，不仅要认识这一战略论断本身，而且要进一步关注其形成的实践基础。在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实践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为分析工具，就是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性与阶段性、应然性与实然性、客观性与能动性以及肯定性与否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够正确、科学、全面地认识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面貌，进而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一个精准的历史坐标和时代定位。

一、在必然性与阶段性上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近年来国际局势发展的态势来看，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各种“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世界局势处于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动荡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科学概括。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必然性是由历史规律的因果逻辑关系所规定的一种必然发展态势，既包括在逻辑上反映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也包括在实践中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必然性。①龚培河、姜悠悠：《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方式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它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理论。尽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特征和存在样态，但是它的形成和出现并没有偏离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它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新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其一，人类生活仍然处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之中。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成为“世界历史”时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在互联网、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响之下，人类彼此之间的交往在空间上不仅更加紧密，而且在时间上更加便捷，人类生活的世界交往更加普遍化、便捷化。其二，当前人类交往呈现出动荡变革的历史特点。人类交往的普遍化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一条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挑战，突出表现为当前人类交往呈现出动荡变革的历史特点。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④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活动世界性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必然性，也表现在它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延续。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形成，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提供条件。为积累资本、掠夺原料以及抢夺市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疯狂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广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在世界体系之下，资产阶级在倾销其工业产品的同时也极力兜售其价值观念。广大落后地区的民族和人民被迫卷入这一体系之中，被迫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算起，资产阶级的世界体系已经持续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呈现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加的发展态势，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事实。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延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必然性，还表现在它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主导的世界体系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备受侵略之苦。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激化了资本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而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被侵略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高涨。正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从1917年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构成了一百年来人类历史画卷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也更加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正是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存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一转化过程的重要阶段。因此在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能脱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既然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其持一种全盘肯定的态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称之为“历史必然性”或者“暂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之所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或“暂时的必然性”，是因为它们只是在人类社会内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出现，其出现是必然的，但存在状态却不是必然的。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点时指出：“马克思把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即历史合理性，看做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合理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合理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21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也是如此，它既表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表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必然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既包括纵向维度的社会形态更替，也包括横向维度的同一社会形态下发展进程和发展阶段的转换。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尽管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都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终将被未来的新生事物所淹没和代替。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时强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显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是“前一代生产力、资金、环境”传给后一代的必然结果，但同样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换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也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相对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部蕴含着合理性的因素；同样，与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相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也存在一些消极性因素。这种合理性成分与消极性因素的相互交织，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之一。除此之外，现代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客观外部世界的能力空前强化，这种能力的空前强化和发展反过来又会为人类社会自身的演进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换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时代转换而出现，必将随着时代转换的完成而消失。①王少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与哲理》，《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

综上所述，在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必然性的同时，必须要注意到其阶段性。注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性就是要认识到其并不会永久存在，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②刘睿：《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如果忽视其存在的阶段性与局限性，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坠入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话语陷阱，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不平衡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由“历史的必然性”变成“自然的必然性”。

二、在应然性与实然性上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必然性与阶段性的层面上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会涉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种状态，即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外部自然实际怎样，这是对象的实然性；而主体要求对象应该怎样，这是对象的应然性。实然性表明外部自然的客观状态，是自然当前的现实存在；而应然性则表明了人们对它的主观需求，是一种未来理想的存在。③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人类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摆动，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和超越性。一方面，“实然”与“应然”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应然”始终反映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体现出对“实然”的超越。

上述矛盾的存在，从根本上讲要返回到人、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历史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供给”，当人通过劳动工具在自在自然中开辟出人类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就与自在自然结成了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类社会通过生产劳动不断实现对自然的否定，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必须在自然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应然”与“实然”的双重特性。人在对自然界的否定中畅想和描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总是受到一定阶段生产工具的局限以及外部自然的限制，呈现出一种与理想状态有极大差距的应然状态。人类社会就是在“应然”与“实然”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即不断推动“实然”与“应然”的相互转化。

“实然”与“应然”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也是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的主体性力量的两种不同视角。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着重从“实然”的层面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图将资本主义制度装扮成一种具有“自然必然性”和“永恒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当时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者，则抽象地从“应然”的角度来谈论人性价值。1845年马克思吹响了自身哲学革命的号角，他通过劳动实践将人类社会的“实然”与“应然”结合起来。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注意到，消除坏的“是”，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的必然性“是”达到“应该”的现实途径。④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104页。在马克思这里，“是”与“应该”、“应然”与“实然”第一次和解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向来看，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应然”，但是这一“应然”的实现必须以不同的具体阶段的“实然”为基础。换言之，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必须以“实然”状态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的“实然”是迈向“应然”状态必不可少的道路和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格局时，应该坚持一种“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视角与方法。一方面要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进行超越，正确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和理想格局。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面貌，那么就会失去奋斗的历史方位；同样，如果不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进行理想的和“应然”的超越，那么就无法促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向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方向演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会从一种“暂时的必然性”变成“自然的必然性”。

行文至此人们不禁要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到底是什么？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有学者从世界格局变化、科学技术革命、人类发展出路三个角度予以解释。①陈宗海：《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人民论坛》2021年第2期。我们认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然状态的理解，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②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③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也就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的是一个正面与负面交织、积极与消极共存的实然状态，这个实然状态内在规定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征。

如果说实然状态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状态，那么应然状态则体现出人类对事物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追求既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体现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目的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前文在论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然状态时将其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因此其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实然状态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实然状态中的消极环节。也就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然状态既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体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化发展的各种方案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密切联系起来，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构建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④解超、李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建构》，《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9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我们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发展应该指向建立一个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该是一个真正和平、平等、互助、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体。在那个时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应该是一种公平、平等的秩序，各个国家和人民共同协商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难题，人类发展的成果做到由各国人民共享。

三、在客观性与能动性上阐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诞生之日起，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带有客观性和能动性的双重属性。所谓客观性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个体行为所面临的外部客观状况，是一种不能超越的外部客观实在；能动性反映的是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外部世界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是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客观性层面来讲，无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还是实践活动的中介抑或是实践活动本身都是客观的，都不能超越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同样人类的实践活动又带有能动性的特征，人类通过不断彰显自身的能动性进而实现对外部客观实在的超越。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与能动性，必然也会导致由人类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历史发展阶段带有上述特征。人类就是在不断否定和超越客观的现实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价值，人的生存过程必然就是一种不断从外部客观制约中挣脱的过程，这个“挣脱过程”就是人类能动性彰显的过程。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外部客观实在具有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双重特征，实然性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它的存在是人类实践活动不可超越的客观前提。但同样人类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外部客观实在还具有应然性的特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会不断把自己的主观目的、意图、想法、情感等要素投射到实然性之中，并使之向着应然性的方向前进，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过程。

人类实践活动中客观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环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自我发展来源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影响。马克思说：“这种能力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9页。“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是当前一代人要面对的“现在的”“前在的”客观现实，这种现实关系客观上制约着人类主体的创造和超越，也规约着主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前人的活动制约后人的活动，前人的活动构成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相对于后人的活动来说，前人的活动具有非选择性，即不以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前人的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主要是通过作为人们“以往活动产物”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后人的制约。前人的活动构成后人活动的客观前提和实践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成果也为后人的活动超越前人的活动提供了资源和可能。后人在前人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活动，并不是说后人必须重复前人的活动，也不意味着后人无法实现对前人的超越。前人的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和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后人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而已。后人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一定会也必然会越走越远，道路越走越宽。

我们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来阐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该看到其客观性和能动性。所谓从客观性层面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个体行为所面临的外部客观状况，是一种不能忽略的外部客观实在。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政策以及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时，都必须在这一客观外部环境中进行，不能越过这一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87页。尽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我们实践活动不可脱离的客观实在，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以及积极力量，力争在发展前途上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向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时代。

而从能动性的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强调的是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的矛盾运动以及积极要素，在发展前途上努力促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向一个积极的方向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能动性并不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身内部就能够进行矛盾运动，而是主要强调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引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性运动会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的力量对比，会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新的形态和特征，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属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能动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人类对理想社会以及美好生活的持续向往和不懈追求；从直接原因上看这种能动性的出现和当前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交往密切相关。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民族的交往空前繁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的能动性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可能性”空间的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能动性作用以及能动性功能才能够得以体现和彰显。

从客观性和能动性相统一的角度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既要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也要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开展实践活动时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面貌，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则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站在历史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大势这一边，发挥中国人民的智慧，引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向更好的方向变革和发展。③陈学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哲学大智慧》，《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

四、在肯定性与否定性上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评价，应该有也必须有不同的尺度，客观的历史尺度以及主体的价值尺度是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从必然性、实然性、客观性上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是基于一种“历史的尺度”，那么从肯定性与否定性上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属于另外一种尺度，即“价值的尺度”。在认识和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当前人类发展的客观面貌时，必须对它做出一种价值判断。从依据和标准来看，这种价值判断不仅来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现实，而且来源于它的生成历史以及未来发展指向；从价值评价的方法来看，这种价值判断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评价。马克思在论述历史辩证法时指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评价过程中，要坚持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相结合的观点。所谓肯定性，就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步性和积极性的认可和肯定；而否定性则主要指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的消极性和落后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从肯定性的角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认识和评价，可以聚焦在两个不同的视角：其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发展格局中带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与传统的那种不平衡、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相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蕴含着“变”与“不变”双重因素，其中“变”主要强调的是世界经济重心、世界政治格局、科技与产业、全球治理等方面发生积极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新彰显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为人类历史走出资本主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带来新的机遇。②黄金辉、黄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三个向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3期。相比较“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的国际局势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和旧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无疑具有积极性，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其二，从内部矛盾运动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源于不同国家、民族在发展结构、发展路向、发展内容、发展动力、发展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不断地相互碰撞和对抗。但是从总体上看，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逐渐承认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接受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在彼此之间不断交锋、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快速增长使得世界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③王永昌、李梦云：《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人民论坛》2021年第10期。非西方国家力量的增长以及“东升西降”发展态势的出现，为促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向积极的方向演化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和客观力量。

虽然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肯定性的价值，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变化之中内含否定性的一面。首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是局部环节而不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个变化从性质上看属于量变而不是质变。尽管在当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已经得到充分展现，不平衡、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得到初步改善，但是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欧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握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权。也就是说，尽管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格局中，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但是旧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系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中心—半中心—外围”的不合理体系，“西强东弱”“北富南贫”“资强社弱”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其次，全球化大变局开启的是调整转变的“进行时”而非形塑世界格局的“完成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表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显然，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抑或是社会主义的出现，都是人类实践长期作用的结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过程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应该保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向积极方向演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化和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五、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客观产物。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发生变化，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发展阶段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转换。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思维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客观现实，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我们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在更宏观的视域中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它的必然性与阶段性、实然性与应然性、客观性与能动性、肯定性与否定性，就是从普遍的抽象意义上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存在及其内部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化。甚至到了一定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也会因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而自然消失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