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新欢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41)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般被用来解释文明社会以来至今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律，它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但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对原始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越来越清晰的展望，唯物史观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其理论解释框架能否进一步扩展到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中？如果可以，那么唯物史观将以何种新理论形态展现出来？或者说，对原始社会的解释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解释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在其晚年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13学术界一般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看作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把唯物史观的解释范围扩展到了原始社会。如何进一步总结概括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使之上升到新的更一般更普遍的理论解释框架，把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化发展机制充分揭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以考察人类历史为基础，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更高层次的提升，使其解释力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和展开。

一、唯物史观的解释方式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方面，由此决定人类历史是一“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是通过研究文明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得出的，它在最基本的逻辑上可以适用于全部人类历史过程，包括原始社会的历史。但由于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发展的程度和水平都有巨大差异，尤其是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同，因而唯物史观的具体解释依据即历史条件必然会有不同，从而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但不管如何解释，其基本精神和思路却是始终如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是，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物质性的、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过程，当然这一规律是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是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能动活动的统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是，我们必须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断解决其基本问题的过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或说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决定和影响着其他问题的解决，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构成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就是在理论上再现历史的这个基本机制。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在理论上再现历史发展过程一定时期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按照这个解释框架，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的基本问题，或说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因此唯物史观对这个历史时期的解释是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他方面，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194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在文明社会历史时期的基本表现。“贪欲”“财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匮乏”是文明社会以来历史的基本主题，这些不同的说法反映了同一历史问题的不同侧面，它们是一体的，都根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与满足这一根本问题。

综上，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物质性的具有自身规律性的展开过程，其具体解释方式是把生产方式看作人类历史的物质承担者，是人类社会历史物质性的集中体现。生产方式在文明社会以来至今的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人口生产方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生产方式将主要表现为精神生产方式。虽然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具体理论形式不同，但其解释方式都是唯物主义的，且是历史的，因此在本质上都属于唯物史观。

二、原始社会的基本问题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形式

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解释，原始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人口生产，具体说是人口繁衍问题，它表现为原始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而婚姻家庭制度演变的中心线索是如何避免近亲繁殖，以及如何更稳定地增加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即当时的生产力能够养活的人口是人口数量的决定性制约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是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则是由人来制造的。没有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发展，更高水平的生产工具就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生产(包括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意义和长远角度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完全统一的。

为什么在原始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是人口生产问题，而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问题？虽然二者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不一样的。在原始社会人口生产问题更具有本原性，这意味着什么？

原始社会存在了100多万年，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低级阶段。其生产力之所以发展如此缓慢，是因为它在总体上是开端阶段，是从无到有，需要漫长积累，特别需要最原始的突破(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以来的重大突破、创造，都无法与原始社会的重大突破和创造相提并论)，这就需要充足的时间。另外，原始社会人口稀少，各地区几乎互相隔绝，发明创造不能及时互相借鉴，而且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已经取得的发明创造很容易被湮灭，这就需要重新发明创造，而重新发明创造就会浪费人类的时间、精力和智慧。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原始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延续了漫长时间。但这种漫长时间的积累，却为文明社会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可以想象，人们是难以感觉到社会的进步的，无论是生产技术方面，还是社会制度方面。其实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也难以感觉到社会的进步，尤其在社会制度及法律规范比较稳定的和平时期，由此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对封建礼教的坚定而僵化的信仰，甚至在一些落后地区至今仍有遗留。在生产力发展处于原始低级阶段，生活节奏异常缓慢的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基本上是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显然，生产力的原始状态，发展得异常缓慢，原始人对发展速度、过程几乎感觉不到，这些情况会使原始人认为，历史永远就是如此，生活就是如此重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有多余的财产，才会激发人的贪欲，若没有多余的财富，就不可能激发人对财富的贪欲。在整个原始社会漫长的100多万年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哪里有多余的财富？而且这又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因此贪欲不可能获得发展。在原始社会行将解体的过渡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人口流动与迁徙日益频繁，人的贪欲迅速被刺激起来。由此进一步证明唯物史观原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正确性，在这里具体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决定人的贪欲的发展。

在原始社会，没有什么多余的物质财富，因而人的贪欲处于萌芽状态，难以获得发展。大量人类学研究材料证明，在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与满足并非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不是生活的中心，更不是生活的全部。从现象上看，生活的中心似乎是巫术与宗教，而巫术与宗教是与整体的生活融合为一体的，整体的生活既包括生产(渔猎、种植、生活用品的制造等)，也包括战争、疾病治疗、生死、婚娶、社会交往等，艺术与文化生活则蕴含或结合在以上活动中。因此，原始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一体性，是混沌性，而不是高度分化性。这个一体性和混沌性，总体上都笼罩在巫术与宗教的氛围之中，因为巫术与宗教作为原始文化的主要形式，是赋予原始社会所有生活与生产内容以意义的根本。尽管原始社会的生活具有一体性、混沌性、未分化性，但因为我们习惯于以分析的方式去思维，总是想找出一个中心，否则就会觉得无法把握一个对象，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质。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原始社会一体性和混沌性生活的总体特征是巫术和宗教性，其核心问题可能是制度与规范的创设——主要成就是原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制度的创设。这是原始人的伟大创造，是人类文明发端时期的奠基性创造，所有后来的文明发展的成就，尤其是制度文明的成就，无不以此为基础。

前面所引证的恩格斯的观点：“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1]13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类生活，尤其是原始人生活的一体性、整体性、未分化性的一个总体说明，在此整体性基础之上，才可进一步区分两种生产的不同的重要性。从逻辑上说，人类生活具有整体性，同时又具有不同维度和不同部分之间的分化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先有整体，后有分化。相对后来的不断分化，原始社会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性。但整体性中潜在地蕴含着后来的分化，否则就无法理解分化的展开及其源泉。因此，当我们说，原始社会的人口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原始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仅仅是相对而言，不能绝对化，也不能与文明高度发展后的分化阶段的情况相提并论。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恩格斯说的“直接生活”这个概念，原始人的生活就是直接生活，所谓“直接”，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指与人的生命存在活动直接统一，二是整体未分化。这两个方面都说明生活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原始社会更典型地表现了人类生活的这一性质。但原始社会的历史演变，实质上就是从整体性和混沌性向日益分化的逐渐显明和展开，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原始社会的人口生产具有相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原始社会虽然在总体上具有整体未分化的性质，但其历史演变已经就是分化的逐渐展开。在原始社会晚期，尤其是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分化就非常明显了。但在此之前，分化的萌芽已经具有了长期的量变积累。这是我们对原始人的“直接生活”进行区分和分析的历史基础。

原始人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的性质是什么？其创设动机和推动力是什么？其功能又是什么？回答是：原始社会组织制度的性质是血缘组织，其创设动机是避免近亲繁殖以及优生优育，其功能是维护种族的生存和延续，包括优生，在整体性意义上也包括生产和生活。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的中心问题看作是人口繁衍或说人口生产，但显然这是需要全面解释的。因为这个中心问题是与几乎所有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人口繁衍问题，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的确是贯穿于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可以使我们很好地理解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原始社会组织和制度的产生、演化和发展。

综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原始社会则主要表现为人口生产方式。人口繁衍或人口生产，在原始社会就是直接的生产力，是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结合为一体的生产力，二者不可分割，总体上看处于尚未分化状态。但从制度方面看，这个未分化状态的突出表现则是人口生产制度。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口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婚姻、家庭组织及制度，并与原始社会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及其制度结合在一起。总体上看，这些组织形式既是人口生产的形式，也同时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形式，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统一在一起的。

三、文明时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形式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等，对于文明社会以来的人类历史，具有充分的解释效力，反映了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以此规律为解释原则，可以从根本上概括人类历史自文明社会以来的基本发展过程、发展机制、基本特征等。

以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如何被发现的？显然是因为马克思首先发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满足问题。恩格斯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并且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需要及其满足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决定着其他一切问题的展开和解决，从而构成基础性、决定性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去解释历史，必然会把历史看作是具有自身规律性的过程，这就是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过程。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满足问题之所以是文明社会以来至今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它是推动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可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层面证实这一点，即物质生产及其方式总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理解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历史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效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从奴隶社会以来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特征。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同样得到了最充分的有效解释。唯物史观之“物”集中表现为“生产方式”，正是这一特殊的物质形态，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里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生产力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在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中形成的关系。

四、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基本问题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形式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心问题也是不断转换的，中心问题的转换使人类社会历史过程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将在根本特征和中心问题上不同于文明社会以来至今的社会文明，因此可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贯穿人类历史全部过程，并始终起支配性作用的动力，是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求，这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是生产关系变革及上层建筑变革的最终动力。社会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满足，此问题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推动着其他一切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当然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满足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从而具有相对性，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心问题的地位和作用。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人类社会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否将永远只能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满足？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其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过程，其中心问题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人口繁衍问题，从而使原始人创设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等也一同发展起来。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组织体系的解体，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演变成了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求，或说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一问题不断在更高水平上的解决，构成文明社会以来最核心的动力因素，是我们理解文明社会至今历史的中心线索。但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极状态，因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几乎是趋向于无限的累积性发展，不断使人类获得更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最终会使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求的强度趋于递减状态。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无限追求，但它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本性，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和资本使然。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无限追求，之所以能继续存在，恰恰在于其心理和思想意义——即贫富对立构成了掌握较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的心理优势，是形成其主观性上优越感的源泉。可见，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不仅物质生活资料本身，而且包括其社会心理意义，二者的统一才是人类追求的更具本质性的目标。因为当人类已经完全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尤其是过上比较富足的物质生活时，其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的意义就会下降，而其中蕴含的精神意义，即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就相应上升，甚至成为更具本质性和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新生长起来的因素，具有普遍意义，它将成为全部人类的基本追求，是规律性、必然性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人类由追求物质财富，转向对精神财富的追求，这是普遍的、必然的。随着此消彼长的不断量变，终有一天，人类对精神富足的追求完全超过了对物质生活富足的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就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可能就是精神生活的发展问题，相应于过去历史时代的问题，在特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精神发展不足问题。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完全自觉”是克服了以往历史局限性的，是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的，从而可以理解为是以精神发展为主导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和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在本质上一致关系的论述，与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其高级阶段的本质特征的理解，都包含着关于人的完全的自由自觉这个特性，而完全的自由自觉，尤其是完全自觉，其实质就是精神性，是意识和精神上的自觉。所谓完全的自由，主要是摆脱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束缚，而完全能够自觉运用这些规律，人的活动与客观规律完全统一，这是以精神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此精神的高度发展，人对支配自身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完全自觉，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条件不重要，而是说物质条件这个基础已经充分获得之后人类对新生活目标的追求，它赋予人类以新的生存意义。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人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极大提高，为何还会以精神追求为主导性问题？为何还说精神发展不足呢？在何种意义上说精神发展不足呢？笔者认为，首先，人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极大提高，是相对于过去而言，已经极大提高的精神境界只是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而已，这是需要进一步获得新的发展，是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的新开端。因此相对于更高阶段、更高基础上的发展而言，精神发展仍然是不足的，精神发展不足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每个人在出生后一直到长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获得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才能与整个社会在精神境界上的极大提高相匹配。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天生就会提高精神境界，或每个人不经过努力就会在精神上获得成长，获得自我实现，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再次，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只是一个定性分析，其在量上可以是无限的，例如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就是无限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是总体上的定性描述，它仍然存在无限发展的空间和内容，正是这种新基础上的新发展，赋予人类生活以新的更高的生存意义。反之，若是因为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了，从而不可能再有巨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内容，人类的生存就会陷入停滞状态，就会成为封闭僵化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状态，从而人类的生存就会失去其意义。总之，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仅仅是人类历史的新开端，而不是终结，正是这一新开端，将使人类获得更高更丰富的人生意义。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精神追求为主导性问题，其必然性是什么？如何在理论上加以证明？人类对其生存意义的追求是永恒的，这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性质。在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及其不断满足，构成了人生存在的主要意义。但随着这一追求的不断满足和趋于完成，人生意义也将会渐趋消失，在此背景下，必须形成并树立新的追求目标，才能使人生始终充满意义，使人生意义的获得始终具有无限源泉。这就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从现实看，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有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如原始社会的巫术与宗教，文明社会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它们都具有精神属性，赋予人类的生存以精神意义。但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从总体和根本上看，从来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根本和主要任务，反而从总体上成为由物质生活追求派生而来，甚至成为附属性的追求。但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长期累积性发展，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终有一天会从根本上获得满足，如果在此条件下能够同时变革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对精神文化思想的追求，有可能会成为根本和主要的追求。当然其必要前提条件是：第一，物质财富已经充分涌流；第二，人类已经对主要从物质财富的追求中获得人生意义不再感到满足；第三，精神文化已经有高度发展；第四，人类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赋予人类以更高程度上并且是根本性的生存意义。这几个条件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决定着人类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成为人类的根本追求和主要追求。

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成为主要和根本的追求，不是孤立实现的，而是诸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结果，上述几个必要条件在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整体作用的体现。没有这些条件，特别是没有文明在整体上的进步和高度发展，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作为根本问题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社会必然在整体上是进步的，精神文化的创新和充分展开，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整体发展方向，精神发展的匮乏及其满足，将成为主导性问题。人类必须具有意义才能生存下去，人类必须有所追求才会具有人生意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必须最终转变为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否则人类必陷于缺乏生存意义之中，无聊和空虚就会袭击我们，在此条件下若不能最终开辟出精神成长之路并以精神成长发展为主导性问题，人类必然最终走向堕落并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人类走向积极的自我成长之路，显然需要不断克服堕落和毁灭的倾向，不断与自身的惰性作斗争。这不仅是个体的需要，也更是人类社会整体上所需要的。通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基本性质，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向上发展的力绝对大于向下的惰性之力，人类在根本上和整体上的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绝对大于消极、向下的堕落之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才得以诞生、发展，并不断走向自我完善，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机制。

结 语

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一下人类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首先是人的生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贯穿唯物史观的全部理论，是其基石。其次是满足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是可以直接从第一个前提得出的结论。第三是满足人的精神发展的精神生活资料。与这一逻辑相对应的生产活动的逻辑是：人口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这一逻辑既是线性的，也是非线性的，即结构性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以上三种生产和再生产，及对其产品的需要和满足。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个逻辑仅仅是对人类历史演变过程的粗线条描画，人类社会结构上的复杂性和历史演变中的偶然性，是被抽象掉的。大体上说，以上分析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形式的变化是一种结构转变。唯物史观由诸多因素和部分构成，是一个结构整体。从历史角度看，在原始社会阶段，这一结构的核心是人口生产及其方式，在文明社会至今的历史阶段，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精神生产方式。这是一个虽然宏观粗略但却具有纲领性的线索，期间有诸多过渡阶段。显然，人类社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不管是哪个因素或部分处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人类社会文明是一个整体和内在统一的系统，其中的每个因素和部分都是重要的，都是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有机部分。在此意义上，文明形态的演替只不过是结构的转变和量的丰富。与此相对应，唯物史观理论形式的变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理论反映，也是结构性转变与量的丰富。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是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性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的人口生产问题，到文明社会以来至今的物质生产，再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精神生产，中心问题或说基本问题的这种转变是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论形式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也是人类历史自身规律性的基本体现。

唯物史观的结构转变是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唯物史观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成。这一过程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人类历史在本质上不是线性发展过程，而是结构性整体性发展过程，是累积性发展和重复性发展的统一，是线性和非线性的统一。在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意义上，它是线性的，是累积性的一个发展过程。但在精神文化上，尤其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意义上，在与宇宙、世界、万物等一体的天人合一意义上，它是重复性的，是不断回归的，是非线性的，是整体性的。在整体性和非线性发展的意义上，人类在任何一个社会文明阶段，都可以获得充分的人生意义，并不会因为文明发展阶段相对较低而意义减少。

以精神生产为基本问题，是否与唯物史观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以精神生产为基本问题，或以精神生产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问题，并没有否定物质生产的本原性地位，以精神生产为基本问题，是在物质生产(作为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的，是以已经解决了物质生产这个问题为条件的。第二，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全面、动态性的解释理论，不应把唯物史观理解为机械的、单纯的某一种因素的决定论。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也就是把唯物史观变成了机械决定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理解是根本不相容的。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这里所说“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显然是一个整体，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这样理解的“现实生活”才能彻底与机械决定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误解区分开来，同时这样理解的唯物史观才能进一步更全面更辩证地解释原始社会的历史过程(人口生产成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体现)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体现)。唯物史观所理解的人类历史是有机统一的、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统一而具有整体性的人类历史。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基本问题看作是精神生产问题时，并没有否定人类历史在整体上的物质性，以及发展的规律性，毋宁说，物质性发展过程的最高表现就是精神生产和发展过程，因为这是物质性的最高升华，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充分展开。总之，以精神发展为中心可能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主导性问题，从而精神生产及其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新基础，这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最高表现形式。所谓“最高”表现形式，即最充分最完全的表现形式，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认识到的物质的最高表现形式——即意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