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燕 陈权科

一、空间再造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瓶颈

(一)空间再造与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空间再造与社区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注社区空间对社区治理的作用。严国萍等人认为社区空间“不仅可以促进居民的日常互动，塑造社区共同体，同时在推动基层民主协商、孵化社会组织、培育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作用”。(1)严国萍、吴结兵：《基于公共空间建设的社区治理——浙江省H县“睦邻客厅”项目的案例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袁方成、汪婷婷把空间正义作为社区治理的价值维度。(2)袁方成、汪婷婷：《空间正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探索》2017第1期。有学者关注到社区空间的重要性，提出把“包容性空间”作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内在需要和社区善治的标准之一。(3)白维军、王邹恒瑞：《寻求社区治理的包容性空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其次，关注怎样利用社区空间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张勇等提出从空间关切、配置、改造、利用和嵌入五个面向对社区空间进行重构，推进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有机协调。(4)张勇、何艳玲：《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新视野》2017年第4期。基于空间正义，张玉等人从经济治理结构、组织治理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上提出城乡社区治理路径。(5)张玉、朱博宇：《论空间正义形成中的城乡社区治理路径》，《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更进一步，卢义桦等认为要发挥社区空间的作用，就要把社区空间营造作为实现情感再生产和社区善治的路径之一。(6)卢义桦、陈绍军：《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基于“毁绿种菜”治理的实践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再次，聚焦空间再造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创新。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转向”愈发明显，以空间再造为路径的社区营造遂成为社区治理新模式。(7)钱坤：《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长白学刊》2021年第3期。基于空间再造，学界对我国各地、各类城市社区展开研究。陈亮以上海市构建基本管理单元模式为例，认为这一模式是治理尺度再造与治理空间再生产耦合关系的呈现。(8)陈亮：《超大城市大型社区的治理尺度再造与治理空间再生产——以上海市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为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第5期。赵秀玲基于成都市天府新区社区治理新探索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局，需要进行城乡社区治理的升级再造。(9)赵秀玲：《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李艳丽等通过对某拆迁安置社区运行过程的刻画，指出此类社区普遍存在由于空间转移引发的治理失序，要通过社区空间再造重塑治理秩序。(10)李艳丽、游楚楚：《空间转移与空间再造：拆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路径分析——以福建省龙岩市S安置小区为例的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还有学者关注易地搬迁社区，郑娜娜等人发现，由于搬迁初期生计空间断裂，此类社区难以真正融合，而通过社区空间形塑构建社区共同体，能促进社区实现融合。(11)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刘莹等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在居住空间、交往空间和心理空间的不同步现象，据此提出需从公共秩序、公共空间、公共精神等板块构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推动社区治理创新。(12)刘莹、杨桓：《从“嵌入”到“融入”：空间视域中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上述关于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积淀，特别是空间再造视角下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为通过空间再造实现社区功能的升级提供了重要启迪。但关于社区空间再造的研究还可继续深化：一是既有研究大多讨论社区空间的作用，对以何种路径或载体实现社区空间再造关注不够；二是既有研究多集中在空间再造作用于社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描述，对于空间再造后其功能何以发挥的机制研究不够。

(二)平台治理与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平台治理”源自国外对现代企业打造和管理平台双边市场行为的研究。“平台治理是指平台拥有者通过制定市场规则与公共政策，管理平台用户行为和各种问题，在提高平台市场间接网络效应的同时解决间接网络效应导致的负面效应，促进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13)郑称德、于笑丰、杨雪、吴宜真：《平台治理的国外研究综述》，《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在对社区治理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引入这一概念，拟解读社区治理模式，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闵学勤认为中国已经开启社区平台型治理新征程，正在探索“社区有限收敛的可能路径”(14)闵学勤：《从无限到有限：社区平台型治理的可能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王劲颖提出以社区基金会为载体构建社区治理平台，使之发挥更重要作用(15)王劲颖：《以社区基金会为载体构建社区治理平台》，《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目前，还未有基于社区治理实践构建社区“平台治理”模式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社区治理做出新的顶层设计，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城市流动性、集约性和异质性的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难题日益凸显。比如，建制调整导致社区规模扩大，社区机构和人员、自上而下入驻社区的政务服务项目不断增加，但在居民需求内容和层次日益多元的新时代，社区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并未随之提升。又如，大部分城市社区治理高度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如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专项保障资金)，社区内生动力不足以满足社区治理的功能升级。这表明，我国城市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难以实现自我发展的治理困境。这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共性问题，亟须通过创新实践找寻突破路径。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盘活社区资源、优化社区空间、丰富社区服务，进而赋能社区发展、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社区治理迈向新格局，是社区治理的新课题。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做了有益的探索。清源社区通过空间再造构建“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16)“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现在的核心组织为“思源堂党群服务中心”，充分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逐渐形成了治理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依托这个核心平台把对内提供服务、满足需求、化解矛盾、建构秩序转向“以外促内”，借助引入社会企业推动对内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使社区服务和社会企业向社区外拓展，提升治理水平和质量，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能量。通过参与式观察、与社区干部和居民访谈等方式，本文考察该社区的治理过程，提出把空间再造构建社区“平台式”治理模式作为突破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选择路径，并尝试在理论层面阐释空间再造作用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学理逻辑。

二、空间再造构建“平台式”治理的实践考察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成立于2017年3月，是一个由涉农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复合型社区，由清波社区安置小区(当地农村原址拆迁安置房小区)、商品房小区和福利房小区经行政规划调整而成。随着社区建制调整，清源社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辖区面积0.75平方公里，含6个商业楼盘，2个安置小区，20个居民小组，常住人口近2万人。(17)数据整理自成都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对清源社区的基本情况介绍。详见清源社区：《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简介》，2021年6月22日，http://jcpt.chengdu.gov.cn/qingyangqu/qingyuanshequ/detail.html?url=/qingyangqu/qingyuanshequ/30010101/14489430_detail.html，2022年1月20日。调整之后，社区原有产业基础、集体经济、组织架构全部拆解，留下的空间资源主要为原清波小区的社区活动场所，即保留了原有老茶馆的社区空间。而社区居民需求的复杂多元和扩大的社区规模，要求对清源社区空间进行迭代升级。

成立之初，清源社区治理面临四大难题。一是社区党建工作落地难，党建工作缺阵地、缺载体、缺人手。面对上万居民，作为引领社区治理的党建不知从何抓起，落在何处。二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居民的差异化需求。社区公共服务尚停留在社保、医保、劳动就业登记等下移的几项基本公共服务。居民需求增长且期待的便捷公共服务，比如签证申办、户口转接、驾证审办、交通违章处理等服务尚未在社区落地，未能搭建起一站式办理平台。三是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低，社区共同体建设难。一则，作为涉农重组社区和“村改居”社区，社区内小区之间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社区治理合力；二则，社区自治组织衰微，居民参与缺少平台和载体；三则，社区文化建设初起步，不同类型的小区居民尚未实现融合；四则，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平台，各方需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导致居民对社区工作不关心、不支持、不信任。四是治理与发展不平衡。社区发展动能不足，社区治理缺乏造血机制，仅仅依靠社区工作经费和专项资金难以支撑社区有效治理。

以上问题成为清源社区治理亟待破解的四大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社区的治理和发展，以致居民获得感不足、幸福感难彰，需要探寻一条符合清源实际的可持续治理和发展之路。

(一)打造“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

作为转型社区和行政规划调整后的社区，大量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在社区聚集，社区治理缺乏一个枢纽性的组织和综合平台发挥作用。经过反复调查，社区党委决定重新科学规划社区空间，通过空间再造建立一个枢纽性的社区综合平台。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全体居民投票，决定建设“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从2017年12月开始，先后经过党群服务中心一期提质升级改造工程和二期“美学生活馆”扩建工程之后，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具有川西院落特色的“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正式建设完成。(18)数据来自2021年4月与社区干部的访谈。建成之后，清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清源社区发展治理中心、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企业等社区主体纷纷入驻该平台。

2018年12月，社区党委成立“思源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清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至此，以“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这一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清源社区开启了“平台式”治理模式的实践。“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的建立意味着清源社区空间再造的基本完成，社区从此建立起专门承载社区发展的组织载体。“思源堂”作为社区治理的平台，成为社区党建的主阵地，承担了连接社区内外资源、提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社区文化、培育社区组织、打造社区共同体等一系列治理职能。

(二)立足平台实现党建引领

清源社区党建工作立足“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以平台作为社区党建的主阵地，建立“思源堂”党群服务中心，成为社区治理的组织者和社区发展的引擎，打造社区党建“看得见”的场域，实现党对社区治理的核心领导。

首先，确定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方向，彰显党组织的领导力。作为一个实际人口超过万人的城市社区，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如，社区治理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如何体现社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何框定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规划社区公共空间的布局？需要提供哪些基本公共服务？培育何种社会组织？引进哪些社会企业？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社区党委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在充分调查和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勾画了社区发展的蓝图。

其次，以制度强党建，实现党员干部的引领力。一是建立“三合一网格”融合制度，紧密连接社区党务、居务和物业工作。通过党委成员包支部、支部书记包小组、党小组包楼栋、党员骨干包单元的方式，建立四级党务网格，并对应融入四级居务网格和四级物业网格，组成“三合一网格”。(19)来自2021年4月与社区干部的访谈。进而实现党务、居务、物业“三合一网格”融合共抓，将治理延伸至小区单元，社区党建融入治理全过程，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找到发力点。二是开展“星级党支部”评选活动，赋能党建创新。清源社区党委下设4个党支部，分别设立在不同类型的小区。社区党委构建了包括领导班子、党员队伍、工作机制、支部工作和附件指标五大项目共17小项的星级党支部评选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星级党支部”评选活动。(20)来自2021年4月与社区干部的访谈。根据评选结果予以表彰和奖励，在社区党组织内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社区党建机制。三是建立党员积分制度，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建立党委生活学习、先锋模范作用和违规违纪扣分三大项目共25小项指标的考评体系，党委每年通过双向打分对党员进行评分，确立相应的等级并进行奖惩。党员积分制的建立和使用，通过表彰先进、处理后进的方式，强化了对社区党员的管理和教育，让党员的先锋作用落实落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21)据2021年4月对清源社区党员活动中心的观察整理。

目前，清源社区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在社区内10个网格分别建立10个“源缘空间”特色党群活动阵地，统合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的多种力量，初步建立“1+10+N”的党建模式(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0个社区党群服务站+N个社区组织)，以此作为清源社区党建引领社区发展和治理的组织载体。正是立足“思源堂”这一平台，社区党建有了稳定阵地，党建工作不断创新，各类活动的党员参与率大大提高，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发展的核心力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效能得以充分体现。

(三)依靠平台丰富社区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初在上海市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46页。社区治理直接连接人民群众，是为群众提供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最后一公里”。清源社区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服务导向，紧紧依靠“思源堂”这个社区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

首先，多渠道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作为超大型城市社区，如何广泛搜集居民诉求和意见、了解居民需求，是体现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为此，依靠平台，清源社区建立了一套多维立体的民情搜集系统。一是在“思源堂”内保留了村庄原有的川西坝坝茶馆，改建为社区民情茶馆。居民通过扫描茶桌上的二维码填写建议、表达诉求。二是在每个楼盘内建立“民情收集岗”，由社区志愿者、党员、“两委”成员值班，倾听居民意见。三是创办“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微信公众号，开设“民情收集”栏目，居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渠道反映需求。

其次，多层次提供服务产品，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在搜集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清源社区依靠平台整合资源，引入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采取不同的供给策略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实现服务领域扩面、服务水平提升。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提供，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在精准搜集居民需求的基础上，为满足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清源社区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和去行政化布局。居民在“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内即可办理包括驾照扣分、护照申请、户口迁移等22项行政事务。同时，社区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社区服务。清源社区整合社区联动指挥室、派出所、交警大队、辖区单位等多种力量，建立社区“互联网+社区综合治理”联动平台，实现24小时监控精准嵌入社区每一处公共区域。运行三年来实现社区治安案件零发生，有效保证了社区居民的公共安全。此外，社区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由“村改居”而来，为满足其熟人生活公共空间的需要，社区在物理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保留原社区川西坝坝茶馆，并扩建为社区民情茶馆。这个富于川西风情的露天茶馆现在成为社区最具特色的公共生活空间，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喝茶、聊天、会友的需要，还吸引了其他社区居民和游客来此休闲游玩、打卡体验，成为“思源堂”最大的服务项目之一，并能为社区创造收入。

二是关爱类服务嵌入化提供，满足居民长期需求。依靠“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让不同类型的关爱类服务嵌入社区空间。如，按照“关爱弱者，服务居民”的宗旨，引入第三方企业承办清源食堂，优先为社区居民提供餐食，重点解决社区老人吃饭难问题，并对社区70岁以上的老人实行优惠价格。为帮助社区轻残障人士进行康复训练，与区残联合作开展“融乐·阳光家园”项目，接收社区内符合条件的残障青少年到此接受基本的教育和训练，帮助他们习得一定的生活技能。为解决社区养老问题，引进社会企业，专门针对社区老年人提供“医康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服务。

三是商业类服务准市场化提供，满足居民多元需求。为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在多方评估的基础上依靠“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引入多家社会企业，为居民提供商业服务。这些商业类服务需要提供部分公益性的服务项目，面向本社区居民在价格上有优惠，服务质量上有保障。如，针对社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居民满意度普遍不高的问题，探索出“物业+社工”的模式，在物业服务中心引入专业社工，开展个性化服务。引入龙门茶艺工作室、蜀绣传习所，除不定期开展公益性的茶艺、蜀绣培训外，茶艺培训、表演和蜀绣作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成立社区文化宫和青雅乐幼儿园，优先为社区居民服务。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平台为依托，清源社区的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一过程中，清源社区始终坚守一条基本原则，即所有社区服务本社区居民优先和优惠享受，尤其是关爱类和商业类服务。由此，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明显提升，社区共同体意识逐步铸牢，社区认同感逐步形成。

(四)依托平台培育社区组织

社区善治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包括社区各类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参与。清源社区培育社区组织的基本路径是：依托“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通过开展各类社区活动，培养社区自治组织和引进社会组织，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层次服务的同时，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载体。

首先，依托平台打造社区议事厅。在“思源堂”社区公共空间内设置议事厅，作为社区居民议事会和居民小组议事会固定议事场所。在此，经过居民讨论和协商，演化出一套极具清源特色、以基层民主自治为核心的清源议事规则。社区议事厅紧紧依托“思源堂”综合平台建成和运行，是培养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民主意识、自治意识的重要平台，是社区自治的场域和组织载体。

其次，依托平台开展各类活动。活动是培育社区组织的根本途径。清源社区通过开展或承办各项兴趣班和文体活动，如社区汉服文化节、美食节、邻里节等，逐渐培育出清源社区义工协会、清源志愿者协会、清源老年人协会、清源残疾人联合会、清源妈妈互助会、清源文体队和清源夜跑队等社区组织，在社区换届、综治、安全、环保、助残、敬老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依托平台引进和孵化社会组织。依托“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社区为社会组织提供稳定的活动场地、一定的社区市场空间和优越的引进条件，不少社会组织面临的资金来源不稳定、运营项目不规范、运作过程不独立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2017年清源社区吸纳的社会组织总共只有6个，到2020年，融入清源社区的社会组织达36个。(23)数据来自2021年4月与社区干部的访谈。社会组织通过准市场化运作丰富了社区业态，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准公益性服务。

(五)围绕平台孵化社区产业

2019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为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创新，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设立孵化培育基金，建设孵化基地”“积极发展社会企业，探索社会企业工商登记和行业认证制度。”(24)《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四川农业日报》2019年12月12日，第3版。在此政策背景下，清源社区大胆尝试，多举措并行，围绕平台大力孵化社区产业，为实现社区发展植入造血机制。

首先，成立成都市锦城院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筹社区产业发展。由社区党委统筹社区资源，社区党委书记担任法人，注册成立成都市锦城院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而谋划社区产业布局，统筹社区产业发展。自公司成立以来，先后引进了清源龙门茶艺工作室、清源蜀绣传习所、同音琴院、清源儿童馆、源生活家政服务中心等社会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具有鲜明清源特色的文创型产品——清源小酒以及“晒三花”“浅花素饮”“蒙顶甘露”等茶品；统筹创办了社区农场，为居民建立了家门口的菜市场；创办社区文化宫，既为居民提供高质量、公益性的教育项目，成为社区居民一站式终生教育平台，也提供市场化服务。目前，清源社区正在建设邻里中心，准备提供更多元的社会服务。

其次，成立清源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社区统筹全社区工作力量而成立的，主要负责社区物业工作。该中心通过搜集居民对物业的诉求和意见，反馈给社区引进的第三方物业服务企业，进而为社区提供有保障的物业服务。2019年，该中心通过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下一步将进行服务输出，对外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依托“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尤其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会企业的引进，使社区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对内化解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认同感。随着社会企业经营效益的稳定提升，特别是社会企业的服务逐步由面向社区内转向面向社区内外，社区获得更多来自社会企业上交的收益。这一方面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益性服务；另一方面，社区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推动社区由专注内部治理事务转向治理与发展双线并进，由封闭治理迈向内部治理与向外发展良性互促，实现自我造血，获得可持续运转的动力支持，逐步形成一种内外良性互动的社区发展新模式。

三、空间再造构建“平台式”治理的思考

(一)“平台式”治理：清源社区治理实践的解读

平台治理的基本内涵在于：一是平台的设计作为平台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一个与平台治理摆在同等地位的重要问题；二是平台治理的核心主体是平台拥有者，它制定平台规则并提供平台运行的基础保障，多元主体是平台参与者，它参与其中并发挥着一定的主动性；三是平台为核心主体和多元主体提供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社会空间。

平台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清源社区的治理实践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契合性。一是“思源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并非自由生长的空间，而是社区在综合考察社区历史背景、征求居民意见并结合社区文化和川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设计、打造形成的社区综合平台。二是社区党组织在平台中发挥核心领导和党建引领作用，牵头制定平台规则并提供政治保障，而社区自治组织、引进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作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参与其中，遵守平台规则且发挥主体作用。三是“思源堂”社区综合平台为社区党建工作、社区服务供给、社区组织培育、社区自治和社区企业引入等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社会空间。

首先，在此模式下，社区综合平台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空间、组织载体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平台是社区党建的主阵地和中心，依托平台，党建形式不断创新、党建内容得到丰富。平台也是社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其他个性化、市场化服务的载体。社区依托平台打造“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依托平台，针对社区多类居民的不同需求，整合资源提供多层次服务。平台还作为社区组织的“培养皿”和“实验室”，社区组织逐渐成长为社区治理不可缺少的主体。平台也是社区产业的“筛选器”和“根据地”。在设计和打造“思源堂”之初，清源社区就明确把平台设定为融川西传统院落和成都地域特色为一体的历史和文化集合体。平台不仅是社区治理的空间场域，更是社区历史和文化的集中载体。因此，社区引进产业和社会企业，尤其注重产业与社区历史和文化的契合。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筛选器”的作用。同时，平台也是社区产业发展的“根据地”，一旦引入产业，平台就为产业提供稳定的运行场地、优越的运作条件和潜在的市场需求。平台便成为产业发展壮大的基地，并为社会企业向外拓展创造条件。进而社区产业得以不断发展，为社区治理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和发展的源泉。

图1 成都市清源社区“平台式”治理模式

其次，在此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板块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平台把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组织和社区产业一并统合于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党建、服务、组织和产业的联动平台。由此，党建、服务、组织和产业之间逐渐形成新的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共同助力社区治理。具体而言，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服务，确保社区服务始终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满足社区群众的基本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社区党建引领社区组织，确保社区组织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社区共同议题、建构社区公共规则和秩序的载体，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社区党建引领社区产业，确保社区产业发展在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实现社区产业发展的同时提升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质量。

再次，在此模式下，社区产业发展推动了社区从治理向治理与发展双线并进。清源社区通过社会企业的引进，在社区服务的提供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之间形成了良性互促关系。社区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社区组织的成长壮大和社区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的需求内容趋向多元化，需求水平趋向高质量，而满足居民需求的过程自然会推动社区产业的更好发展。即，社区产业发展间接推动了社区居民多元需求的形成和对高水平需求的追求，使社区对内服务转向精细化和高质量；而社区居民多元需求的形成和对高水平需求的追求，一方面型构了平台社会企业“筛选器”机制，另一方面，作为需求端直接推动了社区产业发展。反过来，社区产业依托平台从引进到生存、由生存到壮大、从空降社区到嵌入社区，营造了社区公共空间，丰富了社区服务内容，增加了社区收入，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25)清源社区2017年的资金来源主要有社区保障资金36万、申请的专项发展资金10万、党建专项资金1.5万。因为建设党群服务中心，街道支付了32万建造成本(直接付给第三方承建单位)。“思源堂”一期工程政府拨付196万，但实际上“思源堂”一期工程花费近300万。思源堂二期工程(近2500平方米)的费用全部由社区自己承担。其间的资金缺口来自社区民情茶馆、社区食堂、社区农场、社区便民停车场的收入，以及引进的龙门茶艺工作室、蜀绣传习所、同音琴院、文化宫、社区书院、清源儿童馆等社会企业上交的管理费。(以上数据来自对社区干部的访谈。)，激发了居民的参与潜力，促成社区由内向外拓展服务内容和发展空间，实现从治理到治理与发展双线并进的转型。

这一“平台式”治理模式生长于清源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清源社区近年来治理和发展的成效印证了其可行性。清源社区的治理经历了问题化解与稳定、对内精细化服务、对外扩展获得持续发展能力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党委立足居民需求，不断挖掘隐性需求，从而为社区稳定和发展奠定基础。随后创新利用社区公共空间，盘活社区资源，打造社区治理综合平台；同时引入社会组织，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找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径。继而引入社会企业，丰富社区服务内容，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并让社区服务跨越社区地理和居民身份边界，走出一条社区组织与能力建设和资产建设融合之路，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最终实现社区治理与发展并行。

(二)平台式治理框架的价值彰显与限度

“平台式”治理实践是善治理论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彰显。俞可平认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是善治的基本要素。(26)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平台式”治理实践表明，党组织在社区综合平台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自治组织、下沉的政务服务组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在社区空间各显神通，承担各自的责任。民情搜集的多渠道、居民的参与和议事规则的健全，增强了社区事务的透明性。大量基本公共服务和政务嵌入社区，引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能在社区生根发展，彰显了社区治理对居民多样性、发展性需求的回应。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区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入、与社区公共空间的频繁互动、对社区安全的认可和对社区秩序的遵循，成为社区治理有效的见证。

“平台式”治理实践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理理论的生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立场，社区工作直接面对基层民众，满足社区居民要求、及时回应居民诉求、挖掘居民隐性需求，便是践行“以民为本”的社区治理理念。考察清源社区的平台治理实践发现，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该社区打造面积3500平方米的社区公共空间(综合平台)，但引入企业只占用社区边缘地理空间，核心位置保留川西百姓具有历史记忆的茶馆空间。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完全社区化和满足15分钟生活圈需要的前提下，引入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解决居民的社交、养老、幼托、文化生活以及技能学习之需，力争在达成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的目标基础上，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平台式”治理框架成效初显，但其治理实践起步不久，其治理价值需要突破以下几点限度方能持续彰显。

首先，社区干部换届与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社区综合治理平台的打造、社区空间的规划设计、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引入，都离不开社区党委书记这个核心人物。以清源社区为例，该社区党委书记作为社区本土居民，对社区充满深厚情感，社区治理和发展的理念、行动都体现了其个人风格，深深地打下了其个人烙印。一旦换届，能否继续坚持“平台式”治理框架的理念和方向，尚未可知。

1.6 统计方法 统计不同年龄段女性的高危HPV感染率(各个年龄组中高危HPV阳性病例数／这一年龄组总人数×100%)。高危HPV各亚型感染率指该亚型单独或和其他亚型共同出现的感染率，多重感染重复计算。例如某患者检测结果为HPVl6、

其次，“平台式”治理如何实现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平衡。市场逻辑以谋利为核心，社会逻辑以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引入企业，产业发展的市场逻辑必然与社会逻辑形成矛盾和张力。即引进和孵化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商业性服务，进而社会企业成为社区空间的主体之一，从物理上必然挤占社区公共空间，甚至可能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如何确保其不与民争利，不损害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利益是一个现实问题。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期望能在社区内享受到高质量的商业类服务，这可能与企业逐利的市场逻辑产生张力，如何确保社会企业的服务提升与自身生存发展实现共生共赢，也是进一步发展要面对的问题。

再次，社会企业收益使用的制度化与透明化。在平台治理实践中，社区可利用公共空间引入与社区历史、文化高度契合的社会企业，形成独具风格的产业发展模式。入驻社区的企业不用缴纳租金，但需要向社区上缴管理费。这笔管理费的获得是社区出让社区公共空间所得，理应用于社区公共事务，因此，社区承诺将这些收益用于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福利。但随着社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经营的扩展，尤其是社区商业性服务向社区外的拓展，这些收益规模有多大、如何使用、怎么监管等不得不引起社区居民的高度关注。实现这些收益的制度化和透明化管理将成为社区治理的重大问题，对这一治理框架的持续运转至关重要。

四、空间再造视角下社区治理创新的阐释

(一)社区空间治理作用的发挥

社区空间是一个多维概念，不仅意指社区地理空间，更指向社区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历史文化空间、社会活动空间与心理空间等维度。社区空间在社区治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政治空间上使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有实现场域和载体，能够在物理空间落地；在经济空间上使某些社区产业有生产场域，得以培育和发展；在历史文化空间上使社区居民得以交往交流交融；在心理空间上使社区共同体得以构建。

在新时代创新社区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以何种路径、借助何种载体发挥社区空间的治理作用，是需要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的现实问题。清源社区的实践表明社区空间再造有助于实现空间功能的重组和升级，通过空间再造构建的社区综合治理平台，是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

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空间不正义问题，如空间生产资本化、空间配置不均衡、空间建构同质化和空间管理行政化等(27)袁方成、汪婷婷：《空间正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探索》2017第1期。，是影响社区空间治理作用发挥的直接因素，进而严重制约着社区治理走向善治。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有必要在横向和纵向上重新审视社区空间，进而从纵横(28)所谓横向，即社区地理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等面向；所谓纵向，即社区空间生产、空间配置、空间建构和空间管理等面向。两个维度上对社区空间进行科学规划设计，缓解和克服空间不正义问题，这是社区空间再造的基本遵循。

当然，空间再造不是对原有社区空间的“翻新”，而是对原有物理空间及其功能的重新规划和升级转型。因此，空间再造必然生成新的社区样态，社区综合治理平台是一种选择。以平台为载体，社区空间的功能得以重生。

(二)实现社区善治的空间再造路径

空间再造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机制在于：空间再造并不是推倒重来，不是破坏社区原有的物理构造和功能设置，而是在保留原有基本物理结构的基础上，尤其是保留社区居民原有生活、社交活动空间的基础上，对社区空间结构的精细化规划、对社区功能的精致化打造、对社区公共服务内容的丰富和升级。在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能融进更多的服务、引进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企业以满足更多元化、更多层次的居民需求呢？

首先，对社区空间利用密度的提升，在原有空间范围内增加更多的服务内容和项目，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增加公共服务项目、加快政务办理速度、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其次，纵横方向拓展社区物理空间。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横向上挖掘闲置空间，纵向上向空中延伸，但这种延伸更多在社区边缘地带，不影响社区的地理构造和居民的视角美感与生活舒适感，以赢得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再次，打造社区虚拟新空间。比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居委会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而是通过社区书记、主任等社区干部的精心服务、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等实现党建引领，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服务无处不在。还有社区的治安管理，完全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手段得以保障和提升。

进入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人口结构更复杂、公共需求更多样化和多层次化、治理要求更高质量化。(29)彭庆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探索》2022年第1期。因此，要在现有行政和财政体制下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立足本社区实际，在充分挖掘社区现有资源、融合城市和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社区空间再造构建社区核心平台，进而构建具有鲜明社区特征的治理新模式。把公共服务完善、居民生活提升、社区文化涵育、社区产业发展融合起来，赋予社区造血功能，突破社区难以发展的治理困境，实现社区从治理到治理融合发展的转变。

(三)借助空间再造构建社区治理新模式

以空间再造为突破，通过“空间再造——构建社区综合治理平台——实现社区空间功能重组和升级——达致社区治理与发展相融合”，由此构建了一种“平台式”治理的新模式。这种“平台式”治理形成了社区治理与社区发展融合并行的两条线。

首先，对内精细化的治理线，社区依托平台推进社区善治。社区治理的主旨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激活社区能量，为居民提供便捷可及、多元多层次的服务。“平台式”治理模式通过搭建居民参与平台，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以此丰富居民生活、满足居民需求，形成安全有序、和谐并充满活力的社区共同体。在“平台式”治理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等主体汇聚于社区综合平台，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协同推进社区治理走向善治。

其次，由内向外的发展线，社区依托平台实现自我发展。社区发展的理论内涵有三个指向。一是依托入驻社区社会企业的稳定收益，使社区形成造血机制，获得可持续治理的动能，这是社区发展的主要指向。二是社区组织和社会企业以社区平台为阵地实现组织成长和发展，进而转向对内推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促使社区服务和社会企业进一步向外拓展，探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作为社区治理和发展主体的社区居民的发展，即生活于社区之中的人的发展，这是社区发展的价值归宿。无论是居民自治的实践、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社区产业的发展和社区组织的培育，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而，更好地促进社区居民个人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区发展的终极价值。

“平台式”治理下，治理融合发展的新格局表现为治理与发展二者高度融合、互为因果，即社区在治理中推进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治理。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社区发展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清晰的发展规划及持续的发展动力，推动社区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发展；社区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社区治理提供稳固的造血机制、强劲的治理动力及充满活力的治理格局，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在我国治理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其治理成效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不言而喻。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已经历20多年的探索，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也不断推出。与此同时，城市社区治理似乎也走入瓶颈期，受社区公共资金的制约，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秩序建设方面，愈来愈转入技术治理的发展路径。进入新时代，面对社区规模的扩大、愈益多元化的居民需求和不断提升的需求质量，城市社区如何从对内的服务转向向外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清源社区以空间再造构造的“平台式”治理就是一种有益探索。其依托社区强大的消费群体，借鉴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模式，引入社区支持型产业，在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需求的同时，推动社会企业和社区服务向外拓展。这种探索平衡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为社区发展注入新动能，让社区获得造血功能，从治理转向治理与发展并行。这对继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价值。

(到清源社区的调研得益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张永清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张老师开展的清源社区案例教学启发了本文的写作，在此对张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