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

【关键词】中德关系 中欧关系 后默克尔时代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8日，连续执政16年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与新任总理朔尔茨在总理府前正式完成交接仪式。默克尔在执政的16年中，以务实、稳健的风格，领导德国和欧盟渡过了多个危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威望，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欧洲领袖，因此，新任总理朔尔茨是否能够继承默克尔的稳健风格，继续延续默克尔执政期间确立的各种内政外交方针？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德国是一个大国，还是欧盟的核心国家，德国未来政策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欧洲未来的发展，并会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一个缺乏稳定性的时代，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会继续成为一个积极的稳定因素吗？聚焦到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默克尔任职期间，面对巨大的内外压力，尤其是在美国不断升级对华的遏制政策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对抗和限制措施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推动中德、中欧关系的发展，鼎力支持签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中欧关系和中德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习近平主席的高度评价。在德国新任总理上台后，中德关系和中德关系是否能够继续维持稳定并向前发展？这些都是各方关注的问题。

执政16年的默克尔被视为德国的“稳定器”。尽管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在此次选举中失利，但是，从此次德国大选的结果来看，传统的两大主流政党——社民党和联盟党的得票仍然远超其他党派。选举结果也体现出，德国民众希望能够保持德国政策的连续性，不要因为政府的更替而影响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德国“共识政治”的基础仍然牢固。新一任总理朔尔茨，被认为是最像默克尔的一位候选人。在德国大选选战正酣时，朔尔茨摆出默克尔经典的“菱形手势”为《南德意志报》拍摄封面照，含蓄地表达了将继承默克尔政治遗产的姿态。大选之前的民调显示，德国民众认为朔尔茨与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和绿党候选人贝尔鲍克（Baerbock）相比，更有领导能力、有更开放的姿态进行对话且更加博闻多识，显然，民众认为朔尔茨在接替默克尔之后，更有能力继续塑造和维护德国的政治共识。与以往德国政府不同，本届政府不仅首次由红绿黄三党组成，且其成员也凸显年轻化、个性化、性别平等化、弱宗教信仰化特征，部委设置既重视延续性，也直面德国最新发展挑战而进行微调。

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默克尔在卸任之际，也把保持德国政治的稳定和内政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头等大事，并为此从大局出发，超越了党派之争。尤其是在目睹了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权力交接的乱局之后，默克尔与继任者之间权力平稳交接，不仅是德国各界的普遍期望，对德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伙伴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21年10月举行的罗马G20峰会上，朔尔茨身为德国财政部长，与默克尔一道赴罗马参会。默克尔借机为朔尔茨创造了和与会各国首脑对话和交流的机会。这被认为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举措，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示“德国将持续坚持多边主义外交的政策立场。不仅在与北约有关的议题上，在贸易、气候变化和发展领域德国都将继续是坚持多边主义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从整体来看，德国民众高度关心内政问题。选举前的民调数据显示，最受选民关注的议题中，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环境和气候政策”“经济和就业”“内部安全”“经济数字化和现代化”“医疗卫生”“教育和研究”“移民”和其他，其中56.3%的受访者最关心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议题，46.2%的受访者最关心环境和气候变化议题，39.1%的受访者最关注经济和就业议题。外交政策不是德国民众的关注焦点，无论跨大西洋关系还是对华关系，甚至连欧洲政策立场，都不是影响选民取向的重要因素。因为民众的注意力聚焦于内政，为德国的政治精英提供了选择和塑造对外政策的空间。

通过各主要政党在竞选期间发布的竞选纲领来看，德国的政治精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相当一致的，普遍认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德国将要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联盟党指出，“我们正处于世界性的、划时代的变化之中”，21世纪的走向将取决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社民党讲到“全球性的竞争”；绿党和自民党宣示要“抵制专制国家获得更多权力的企图”；选择党则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多极世界秩序的方向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外部挑战，主流政党普遍认为德国和欧盟应该在外交政策领域更有作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联盟党将德国视为“一个全球化世界的稳定之锚……德国是欧洲最具实力的经济体，必须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扮演领袖的角色。与过去相比，我们必须准备好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在尊重国际法和符合宪法的条件下，使用所有的外交、防务和发展援助等政策工具，在必要时包括使用武力”。联盟党强调，德国和欧盟应该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应该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社民党的主张要温和一些，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了应该加强欧盟的行动能力，特别指出建设“欧洲军队”的重要意义，它应该成为“欧洲和平力量”的一部分。自民党希望欧盟能够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角色”，支持建立欧洲防务联盟，并以此为基石建立欧洲军队，以加强欧洲独立行动的能力。显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经成为德国主要党派的共识。

增强德国和欧洲外交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终止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相反，各主要政党对德美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评价是一致的，德美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仍然是德國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但是，当前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应该有所改观。组阁前社民党和绿党都公开表达了改革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愿望。绿党的表述更加清晰和直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但是它需要重新启动，需要用欧洲的方式规范它，它应该是多边的，并明确地指向我们共同的价值和民主的目标。”

为了巩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更多地向美国施加影响，在默克尔任期末期，德国利用双边、欧盟、北约和G7等多个合作平台，在德美、欧盟和美国之间开启了一些新的合作机制。2021年7月，默克尔访美期间，与拜登共同发布了《华盛顿宣言》，该宣言除了重申德美继续致力于维持北约同盟关系，维护民主价值观念和法治，还宣布建立“气候和能源伙伴关系”，并创设“美-德未来论坛”，论坛由德、美非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共同讨论美、欧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欧盟层面，欧盟和美国开启了“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致力于共同推进环保技术研发，并设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目的是为新兴技术领域设定技术标准，并在保证全球供应链的前提下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北约层面，要加强美欧之间的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在G7层面，美欧就全球税制改革达成协议，解决了美欧之间的数字税之争，并将共同努力打击“避税天堂”。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一些德美和欧美之间有争议的议题，而且为双方未来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持续地产生外部影响，成为了全球性的话题。曾经，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保持了与美国的距离，务实而理性地处理中德关系，推动中德和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今后，寻求对美独立和与美国之间平等伙伴关系的德国，是否能够持续地与美国对华政策保持距离？

目前来看，拜登执政之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同中国的对抗政策，而且将对抗的范围扩大到人权、劳工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目前，美国精英和民众一致地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拜登上台之后，改变了特朗普时期“ 美国优先” 的立场，打出“美国回来了！”的口号，积极修复与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重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对华关系无疑会成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中心议题之一。

美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而中国则是德国不可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增长的份额，德国无法选择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中美之间的对抗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德国智库“德国对外政策协会”的评估报告显示，德国深刻认识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在国际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欧盟的国际地位将趋于下降，而中国的力量将不断上升。因此，在中美对抗之中，德国和欧洲就像夹在两只缠斗的大象之间。如果中美关系保持目前的现状，那么到2030年，不仅目前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将难以为继，而且决定未来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也要受到中美对抗的影响，欧盟将被排除在新的科技创新之外。夹在中美之间的欧盟处境会越来越艰难，在继续保持与日渐衰落的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还要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带来的新的压力。随着美中对抗的延续，在贸易和技术领域会分别形成以美、中为中心的贸易堡垒和技术堡垒，欧盟不得不在美、中之间抉择。这种困难的对外关系的局面也会对欧洲内部的团结与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可能会导致欧盟的北欧成员选边美国，南欧成员选边中国的局面，而这将意味着欧盟内部的分裂。

不容忽视，目前一些德国民众和精英对中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的眼里，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比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更加不可接受。2021年的一项泛欧民调显示，与其他主要欧盟成员国相比，德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更深，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与德国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的盟友，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德国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有1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与德国冲突的敌手，3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德国的竞争者。而在法国，持有这四种立场的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3%、28%、12%和30%。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德国民众更加支持欧盟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52%的德国受访者认为欧盟应该强烈地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民主和法治的行为，23%的德国受访者认为欧盟应该避免就内政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而应该加强与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欧盟范围内持有上述两种姿态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45%和30%。

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也在重新审视德国的对华政策。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经济界的认知发生了重要变化，目前，几乎不再有人相信“贸易促变革”的观点。民众和经济界对中国的态度反映到各个主流政党的政策主张之中。在大选中，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主流政党普遍认为，中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联盟党认为，中国是目前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大的挑战，“它（中国）是竞争者，是合作伙伴，但同时也是制度对手 ”；社会民主党认为，德中之间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正在增多。“ 欧洲需要以一种协同的、具有建设性同时也富有批判精神的方式与中国就合作与竞争开展对话”；自民党强调，尽管中欧之间存在着制度竞争关系，仍然应该更有针对性地发展中欧关系，并加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交流。但是，“与中国更紧密的交流只能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在组阁谈判中处于关键地位的绿党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对华的强硬姿态，强烈要求将经贸议题与可持续发展和人权议题挂钩。随着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成功组阁，可以预见，“红绿黄政府”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比默克尔政府更加强硬的姿态，目前在中德双方共同关注的投资审查机制问题、华为问题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议题上，可能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倾向。

显然，在如何处理中美对抗的问题上，德国政界存在着共识，选边站不符合德国和欧洲的长远利益。德国和欧洲不希望成为美国反华的盟友，但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联合欧洲以抗衡美国的压力。对于德国和欧洲来说，中德之间和中欧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竞争甚至敌对并存的关系，至于是合作还是竞争主导未来的双边关系，将取决于双方未来互动的情况。

如何推动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发展，积极主动地创造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双方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交流。德国选举反映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的主要根由在于双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同的制度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综观几十年来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些差异并不必然成为构筑良好双边关系的障碍。近些年来，由于中德双方实力对比变化以及美国的影响等原因，价值观差异日渐突出。这些差异需要得到管控，否则，其负面影响将溢出到其他领域，不利于双方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因此，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积极有为的外交，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对于增进理解、管控分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国和欧盟的政治家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德国和欧盟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持其在全球层面发挥全方位的领导作用，因此，欧洲人希望就“特定的议题”发挥领导作用，在欧盟具有优势的关键领域塑造全球规则，进而维护欧盟的整体利益。德国和欧盟尤其担心被排除在关键的技术领域之外，并无法获得支持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必要资源。因此，欧美之间已经加强了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试图合力塑造新技术领域的技术标准以保障欧洲产品在新兴经济领域的市场份额。由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中德之间和中欧之间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合作，以及探索分享关键资源和能源的方式，这将有助于巩固和深化中德之间和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来说，德国和欧洲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对抗美国的霸权行径，还是维持世界和区域的安全与和平，或者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和欧洲整体上看，仍然是一支积极的力量。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推动中德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有助于维持有利中国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尽管德国和欧洲内部存在着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但是，通过持续努力尽量改善和消除这些负面因素，仍然值得尝试并充满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Ulrike Franke，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in the German Election”， ECFR report， Sep. 16， 2021

②Roderick Parkes， Anna-Lena Kirch & Serafine Dinkel， “GeoEconomics in 2030”， DGAP Report， July 01， 2021

③Janka Oertel，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German Election”， ECFR report， Sep. 09， 2021

責编/谷漩 美编/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