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是一盏灯

记得小时候，有天晚上在家门口玩耍时，忽然看见一只会行走的灯笼向我晃悠晃悠走来。

灯笼不大，桶状，好像一个西葫芦。灯笼离地面一尺多高，忽忽悠悠，不紧不慢。我知道灯笼自己是不会行走的，定是有人提着灯笼在行走。待灯笼到近前时，才发现原来是二舅一手点着盲杖，一手提着灯笼朝我家走来。我停止了玩耍，接过二舅手中的灯笼，牵着二舅手中的盲杖把二舅领到家里。

二舅可忙了，整天走东串西，靠一把三弦说书，靠一根笛子算命，据说收入颇丰，比心明眼亮的父亲还能挣钱。

二舅每次来我家都会住几天，不是他要住，是别人留他住。白天，常有人来找二舅偷偷算命，算一命五毛钱，谁都算得起。二舅算命有个特点，最后总会让人看到一线希望。有时也有人找二舅查订婚结婚的日子，查日子虽然不收钱，却要讨喜钱，喜钱多少没定数，所以来我家找二舅的人就多。到了晚上，二舅则更忙了，会被这个生产队请走，会被那个生产队请走，让二舅给说书。二舅消瘦，肚子不大，肚里却装着很多很多书。像岳飞的书、老杨家的书、老包的书，估计有一车书吧，好像一生都说不完。二舅说书当然不是白说，是包场，一晚上两块钱，由生产队支付。那时没有文化娱乐活动，除了那几部翻来覆去的电影，再无其他热闹。生产队长说说书是寓教于乐，名正言顺就能下账。还轮流管饭，把二舅最主要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了。

虽然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孩童，却也是生产队半个劳动力了。我给生产队放牛，大人挣十分工，我挣七分工。因为有我挣工分了，我家从此也成余钱户了。可母亲却还是忧愁，忧愁我该是上学读书的年纪，却劳动了。

一天中午吃完饭，趁着没人来找二舅算命，母亲说二舅，给你外甥也算算吧，看看他将来命运如何。

因为二舅常上我家来，我辍学的事情和放牛挣工分的事情，还有平时喜欢看书的习惯二舅都有所耳闻。二舅向母亲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双手十个指头一阵乱动，滴哩得嘞说了一大串子丑卯酉我听不懂的算命术语后，二舅说，从卦象上看，外甥的命运不赖呢，有官命呢。母亲就笑笑，你外甥是有官命，现在放牛呢，是牛倌儿。二舅就让母亲别打岔，说从卦象上看，外甥真的有官运呢。母亲说，将来那是当生产队长了？二舅说，生产队长不是官。母亲说，那是大队民兵连长啥的了？二舅龇牙笑了下说，比大队民兵连长官还大。母亲就惊讶，那就是公社干部啦，那就是吃“皇粮”啦？二舅说，从卦象上看，外甥将来就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母亲就苦笑，若是将来能当公社干部，那敢情好，可是，公社一级干部都是有文化的，你外甥才小学四年级呀！二舅说，所以得继续念书呀！母亲叹息一声说，念不起呀！二舅说，念不起就自学，过去也有很多自学成才后来奔大前途的人呢，像凿壁偷光看书的，像囊萤映雪学文化的，最后都成了有才之人。二舅又把脸转向我说，外甥，你一定要争气呀！

二舅的话我记在了心里，我虽然退学了，虽然当牛倌儿放牛了，每天放牛时，却仍然背着书包，书包里装着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语文课本，牛啃草时，我就啃书。我拼音基础好，课文课本里的生字都标有拼音。我记忆力也好，拼过两遍，就记在了心里。四年的放牛生涯中，我不但自学了初小、高小的语文课，还阅读了当时热门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几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再后来，一些禁书也逐渐开放了，我通读了《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战争题材的长篇巨著。其间，还借着“批《水浒》运动”，通读了《水浒传》。再后来，把《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都通读了个遍。当然是磕磕绊绊地读，老书都是竖排版、繁体字，我是借助字典读完的。

有了读书的基础，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小说来，写起散文和通讯报道来，还花八分钱的邮票寄了出去。有的短小说和通讯报道在地市报纸上登了出来，新闻稿在电台上播了出来，我竟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

1983年，全国各公社都成立文化站，我很荣幸被招入了，真的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公社干部了。

一天晚上，二舅又提着灯笼来到我家，母亲把我参加工作的消息当作喜讯说给了二舅，说二舅算卦算得真准！二舅高兴地说，不是他算得准，是外甥努力自学的结果。

我是很感激二舅的，是二舅给我心里点了一盞灯，我才暗下决心自学文化，自学成才参加了工作，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

二舅在我家待了几天，走时我送二舅到村口。我把灯笼递到二舅手上时，向二舅问了一个问题，二舅，您走夜路打灯笼，您也看不到光亮呀。二舅笑笑说，我是看不见光亮，可是别人能看见光亮呀！我还是不解，别人看见光亮，对您有作用吗？二舅并不直接回答我，说，你已是个文化干部了，其中的奥妙，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二舅走远了。夜幕里，二舅提着一盏灯笼在夜路上闪烁。

看灯火

1975年的腊月二十八这天下午，我们滦河湾公社半山腰生产队迎来了两件大喜事，一件是生产队开支了，一件是生产队分肉了。上午，我们半山腰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在愁眉苦脸，心想着这个年咋个过法，下午人们的脸上就彩旗一样挂上了喜色。

开支、分肉同步进行，应了喜事成双那句吉祥话。开支是在生产队队部的炕上，放着那张生产队会计专用的小方桌。小方桌周边，盘腿坐着生产队会计、现金保管、信用社主任三位“财神”。会计眼睛盯着名册念花名，念到谁，谁就侧棱着肩膀挤到前面，在名册上签字、摁手印。信用社主任就按照签字按手印的金额手指蘸着唾沫数钱，然后再交给现金保管。现金保管再数一遍，转手交给名册上刚才应声签字摁手印领钱的那个人。

开支之所以要信用社主任到场，是因为开支的钱是从信用社贷的款，钱是由信用社主任胳肢窝夹着黑皮革兜子送来的。还有，信用社主任有动员社员存钱的任务，每年都是这样，现场办公开存折。

今年，信用社主任却是白费唾沫了。信用社主任还算有自知之明，也没有一而再动员，只是例行公事问上一句，存钱不？却招来社员一眼一眼的白眼。现金保管没心没肺爱逗吸溜，把钱递到社员手上时，会面带笑容宽慰一句，困难是暂时的，以后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开支，实际上是借支。今年大旱，粮食歉收，果园的苹果先是着了虫，后又遭了雹，等于有支出没收入。抗旱时用工多了，粮食又减产，劳动日值险些成了负数，秋后一结算，家家都成了缺钱户。大河无水小河干，过年了，社员们都大眼儿瞪着小眼儿瞅队长，盼望着队长想办法弄钱过年。

多亏上级体恤社员，给生产队长下了严指示，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得想办法给社员开钱过年，也得想办法让社员吃上肉。无可奈何，生产队长就从信用社贷了款，每户每人借支一元钱。一人一元钱好干啥呀？队长又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把磨道上拉磨的一头老驴杀了，给社员每人分了一斤驴肉。

我家四口人，生产队给借支四元钱，分了四斤驴肉。晚上吃完饭，父亲母亲开始安排过年一应事项。因为我是家中唯一有文化的人，已经十二岁了，上小学三年级，父亲母亲就也让我参与，他们说，我拿铅笔记。虽然父亲是一家之主，家里内务事情却是母亲做主，父亲只管点头和补充。

母亲一项一项说，我一项一项记：窗户纸六张，三毛钱;写对子大红纸一张，一毛钱;火柴半包，一毛钱;盐两斤，三毛钱;酱油醋各一斤，两毛五;灯油一斤，一毛五;粉条一斤，六毛;年瞎（年瞎就是鞭炮）五毛;给妹妹买发带儿二尺，一毛钱;给父亲打酒一壶，两毛钱;给妹妹和我压兜钱，四毛。还剩一块钱，母亲说就不动了，留着家里遇到事时应急。

四斤驴肉怎么安排，父亲母亲意见有了分歧。父亲的意思是年三十晚上、大年初一两顿都给炖了得了，也好解馋。母亲则坚持细水长流，二斤驴肉年三十晚上焖着吃;一斤驴肉大年初一包饺子;还有一斤驴肉大年初三初五晚上吃，大年初五之前都要有荤腥。母亲的话吐口唾沫就是钉，父亲只得依了。

父亲在炕沿帮上磕了烟灰，对母亲说，我和孩子都沾着钱边了，你买点啥呢？要不你买双袜子吧。母亲凄苦地笑一下，袜子补一补还能穿，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难过，那一块钱还是留着应急吧。

年三十晚上，我家的年飯是丰盛的，饭是大米饭，大米是母亲拿黏米去职工家换的。焖的驴肉搁了一斤粉条，又多搁了冻豆腐，盛了满满一大盔子。由于很长时间没吃到荤腥了，我们一家四张嘴吧唧吧唧吃得山响。虽然是寒冬腊月天气，我们却都吃出了汗津，嘴唇上都挂满了油花。

年夜文化大餐也是丰盛的，小喇叭广播着越剧、豫剧、京剧、评剧唱段，还有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还有郭兰英、王坤等人的歌曲，小喇叭广播一直播到子夜十二点才结束。

欢快的鞭炮声从一擦黑儿就断断续续响起，一会儿叭一声响，一会儿咚一声响，像电影战斗片里打的冷枪冷炮。接近子夜时分鞭炮声密集起来，鞭多是二百一挂的短鞭，嘎巴几声就没了声息。二踢脚的声响地上一声天上一声，声声崩着穷气。

大年夜掌灯都比较早，虽然穷，家家户户还是大方了一回，把灯捻挑长些，家家都点燃两盏油灯，里间屋一盏，外间屋一盏，让灯火彻夜长明。

我们生产队坐落在半山腰间，东一家西一家像散落的羊屎蛋儿。过了子时就是辞旧迎新了，人们不知何年何月养成的习俗，此刻都要走出屋门居高临下定定地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

冻得瑟瑟发抖时，我问母亲为何要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母亲告诉我，管新的一年心里亮堂的，管新的一年日子红火的。

我家比别的家日子更艰难，每年站在房前高岗上看山下灯火时，母亲都要我们一家多站一会儿，比别家多看几眼灯火。

【曹铁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百花园》《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芒种》《小小说大世界》《诗选刊》《承德日报》等报刊，合著出版小说集《威虎山与伊甸园》，出版诗集《农村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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