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平 赵作明

【关键词】青少年 暴力极端犯罪 预防性措施 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是暴力极端团伙犯罪。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社会文化催生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宣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新左派运动。在国家机构镇压、学生的暴力反抗过程中，这一群体逐渐变得更为极端，校园暴力等青少年团伙犯罪随之成为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的主要类型。

二是暴力枪支犯罪。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导致青少年接触到枪支的概率较高，手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首选武器。据不完全统计，至少80%的青少年凶杀案中使用的枪支是手枪，多涉及到致命暴力案件。

三是吸毒黑帮暴力犯罪。美国毒品的肆虐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团伙犯罪。1983至1988年，曼哈顿北部的毒品黑帮制造了500多起凶杀案，其中多数仍悬而未决。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在此期间愈发严重，在1980-1992年间增长了345%，而且几乎都与毒品买卖相关。

四是模仿性暴力极端犯罪。暴力电子游戏等“血腥传媒”的普遍化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美国医学会等组织集体向国会呈递的报告表明，根据近千项实验研究可知孩童的暴力袭击行为和暴力媒介存在着显著关联。青少年的意志还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有模仿他人行为和事物的倾向。电影、小说、电子游戏中的暴力情节与场面使其易在现实生活中模拟虚拟的血腥暴力情节或扮演极端角色。

美国青少年严重暴力犯罪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达至一个高峰，在2011年后又有直驱上升的趋势，且逐渐多元化而难以预防，呈现出一些重要特征。

边缘地带的地域分布特征。美国南部是青少年极端暴力犯罪最为突出的地区。贫富差距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的分布，各城市的空间分布与功能分区也对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的发生具有影响。青少年犯罪大多集中在贫民带，即处于城市中心商务区与工业、生产区域相连接的部分地区。

深受暴力亚文化渲染。暴力亚文化美化、宣扬暴力行为及暴力犯罪的价值观念。暴力文化的输出，导致青少年长期处在充斥着暴力亚文化渲染的环境中，逐步形成对亚文化的价值许可和认同，产生更严重的暴力极端犯罪或涉恐犯罪。

反社會性帮派现象严重。青少年帮派现象在美国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调查显示，这些暴力犯罪在美国的大城市和城郊县最有可能发生，其参与数量最多的犯罪为杀人罪，其次是重伤、毒品买卖与抢劫。这些青少年帮派犯罪包含一般黑社会犯罪所不具有的腐化青少年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的特点，严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因青少年具有“向群性”，这类反社会性帮派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组织性与行动性，为青少年实施暴力极端犯罪提供了恶性铺垫。

第一，暴力文化因素的影响。一是本土社区的青少年群体成为被蛊惑的重点对象。文化价值准则的差异会引起个体在社会行为上的摩擦及矛盾，犯罪则是各类行为规范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二是媒体对青少年暴力极端文化的渲染与输入。其传播目的在于通过渲染血腥与杀戮引发民众的恐慌心理。随着大数据时代信息流动不断加速，暴力极端组织对青少年群体的宣传模式逐渐从传统媒体转变为社交媒体、互联网、公众平台、媒介终端、电子游戏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模式，不断适应青少年的思想生成过程，创作具有诱惑力与亲和感的话语，诱使青少年步入其“天罗地网”。三是青少年对暴力极端行为的模仿。模仿作出反应是青少年的典型行为表现之一，青少年对于被模仿人的暴力极端行为或某些暴力场景缺乏清晰的认知和选择能力；即使是无对错的中性信息，在攻击性暗示反复出现的情形下，青少年也极易认知为带有攻击性信息。在带有攻击性视听资料的学习记忆被启动时，会促使个体产生攻击性行为与暴躁情绪，频繁启动“攻击性图式”，使其具有持续的袭击欲望，并逐渐在人格形态中根深蒂固。

第二，学校、家庭、个人因素的影响。一是学校的低凝聚力与监管漏洞。美国学校教育否认教师思维在教学过程中的绝对权威，强调学生成长的自发、主动，这容易导致校园管理不力、凝聚力差的后果。校园内暴力帮派文化泛滥、种族歧视严重、枪支管控松散，这些危险因素都是青少年实施极端暴力行为的潜在导火索。二是家庭管理不善与引导失衡。美国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衰落，高离婚率造成青少年失去关怀和监管，是其长大后参与反社会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家庭的教养方式不当、极端、粗暴、过分宠溺或过分干涉的教养都会增强青少年的逆反情绪、自杀倾向及反社会人格的形成。三是周围环境中的暴力极端倾向。在与同龄人接触的过程中，存在人格缺陷、情感障碍的青少年会对消极信息、思想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进而使得自身行为得到强化。青少年与周围同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自我认知与社会适应，若其伙伴关系中存在暴力极端思想，就会转化为难以被社会控制的青少年恶性实践、甚至诞生青少年犯罪亚文化。

第三，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一是暴力化社会环境为极端化提供了组织便利。青少年普遍缺乏面对犯罪诱惑的坚强意志，如果其精神世界及意识常被暴力、极端、色情等低俗信息包围，会导致品质发育还未健全的青少年在反社会、反人格活动中异常顽强，这种环境为极端化组织的发展壮大带来了便利。而美国成人世界权力的残酷争斗、无底线的各类媒体、不断出现的极端个案等，都在诱发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二是严重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统筹下的分配方式证实了社会发展的规则是总有无法实现公平分配的贫富差距存在，而至今美国的贫富差异仍在不断攀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贫富失衡，不同阶层青少年易在同一环境中冲突不断，导致暴力伤害事件发生。虽然贫困不会直接导致犯罪，但对富人阶层的羡慕、鄙夷及极端追求物质上的优越感，会使一些青少年以实施能够“受人瞩目”的暴力犯罪行为来找寻其所谓的个人价值及存在感。三是枪支泛滥成为犯罪推手。枪支对于自我控制力不健全的青少年，无疑是定时炸弹或犯罪推手。美国青少年可以从销售枪支的灰色、黑色市场及枪支展览会上轻而易举地匿名购入枪支。相较于手无寸铁的个体，持有武器的个体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情境下会更偏向于采取侵略性、暴力性的行为。

美国构建了一个由联邦政府主导、以各级执法主体和各领域非执法主体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暴力极端犯罪预防体系，这一体系在“9·11”事件后有所强化。

宏观战略层面。一方面，强化“执法主体”与“非执法主体”共同参与。“9·11”事件后，积极主动反击暴力极端犯罪的策略逐渐发展为反恐怖政策的核心。美国本土反恐及预防本土暴力极端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建设政府执法能力以防治暴力极端主义发展；加强社区预防、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并增强民众的参与度；增强各主体对暴力极端主义媒介宣传的反击回避能力。预防暴力极端政策意在促进联邦、州、地方、平民等行为体的多方信息联动，通过多个建设主体预防单元共同反击暴力极端主义威胁。

另一方面，明晰各主导机构职责范围。预防暴力极端犯罪需要明晰各参与主体的分工及辅助配合的其他执行机构的具体职责。首要是强化基本社区能力建设与国家机构互动支持；其次是着力发挥联邦政府的公效力，提高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的联动性，明确政府职能划分，加强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关于预防暴力极端犯罪的学术支持与合作能力，并进行预防宣传。加强国家卫生、疾控部门对罪后救助及卫生安全的研究，配合各机构更有效地进行暴力极端犯罪预防工作，整合反暴力极端主义力量。

中观微观层面。一是刑事司法事前介入。对于防范青少年参与、实施暴力极端犯罪的法律工作，需各组织间的配合附以司法强制才能有效控制犯罪。遵循预防至上的原则，将多种预防手段与司法强制进行有效、强硬结合，以刑事司法的不可阻抗性作政策的支撑及后盾，为“软性”措施的实施保驾护航，也作为预防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家庭对于青少年的正确引导与司法教育是抚育子女的义务与责任。社区也是与刑事司法事前介入融合程度高的基层主体之一。将刑事司法介入时间点提前，更有利于对暴力极端犯罪的预防。

二是司法制度“转向处分”预防。除了刑事司法，对青少年犯罪进行有一定限制的“转向处分”预防策略，即对犯罪轻微的青少年不予审判或处罚，而是采取退回社会进行教育的辅助性措施，或转交其他社会机构进行改造处理。避免将犯罪的青少年都采取诉讼形式进行治理及矫治，使犯罪青少年与司法硬性处置相隔离，以减弱刑事处罚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犯罪青少年的“转向处置”计划包含了多个实施主体：将犯罪青少年交由社区教化处理、交由学校处理；由法院将犯罪青少年交由非诉讼机构处理；警方机构同时也要履行协调青少年家庭纠纷、追究违法青少年责任的职责。此外，还组建森林营场、基层社区之家、青少年寄养组织、青年服务局等非政府组织为青少年提供矫治策略与预防方案，同时提供作业辅导、家庭纠纷解决等服务，以降低其进行二次犯罪的可能性。

三是加强社区吸引力，培养归属感，增强向心力。美国把加强基层主体能力建设作为预防青少年实施暴力极端犯罪的第一道防线。“9·11”事件后，政府逐渐意识到广大社会力量对预防犯罪的积极作用，国土安全部成立了社区合作伙伴办公室，目的在于与社区建立同伴关系，通过沟通对社区提供思想、政策支持。构建消息灵通、监控体系完整的社区模式，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事前防御能力的核心。社区的具体预防措施集中在加强社区领导者对暴力极端犯罪的谴责和负面宣传。同时，社区内采取严密的自我监控以抑制极端风险、提升风险意识也是一种有效手段。社区与政府联动，对暴力極端人员及时举报，阻止暴力极端思想在宗教场所传播。通过强化社区建设水平，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社会网络项目、教育项目、文化节日活动及健康体育活动，帮助他们识别具有威胁的不良个体，提高其自身思想保护能力。

总之，当今世界青少年极端暴力犯罪仍是各国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及青少年群体形成合力，共同应对。

（作者分别为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授、博导；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打击三股势力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编号：19BGJ08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Bonnie Szumski， Jill Karson，How does violent media affect youth？ San Diego：Reference Point Press， 2014， p.11.

②王迪：《从暴力亚文化角度浅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与对策》，《哲理：论坛版》，2010年第5期。

③李相南、李志勇、张丽：《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攻击的关系：自尊、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年第2期。

责编/邓楚韵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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