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爱德华·P·琼斯

爱德华·P·琼斯，美国著名作家，一九九一年以首部短篇小说集《迷失在都市》获海明威笔会奖并入围国家图书奖，二○○三年凭史诗巨作《已知的世界》获次年的普利策奖、美国图书批评家协会奖以及二○○五年的国际都柏林文学奖，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二○一○年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已知的世界》，但中文世界尚未正式译介他的短篇作品。

十月下旬的一天，伍德罗·L·坎宁安心情糟糕。提前回家的他撞见女儿跟两个男生一起。伍德罗五十二岁，是启明星非裔圣公理会的执事，全球有色人种权益促进协会以及反种族隔离与歧视协会的付費会员，在仁爱保护兄弟会也有着二十五年的会员资历。在最近的十年，他都是喜来登花园酒店的首席技工，那儿的所有职工都叫得出他的名字。很长时间以来，他记不清有多少朋友和兄弟会的同僚跟他这么说过：他做头牌维修工绝对是大材小用。但他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什么都不缺，这话不假。要是这之后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很可能十三年后他还在同样的岗位上，直到某天俯身准备修理酒店浴室的盥洗池时突然暴毙，这是因为某个年轻的技工宣称自己修不来。

那个下午他到家的时间早于平时，发现女儿和两个男生在家里，门外的邮箱里有一封他父亲从乔治亚州寄来的信。他没进家门前就看完了信，猜到内容无外乎那些，信上写道：“就在上个礼拜，爱丽丝送我去参加了巴迪·威尔逊的丧礼，他落葬时穿的衣服是我借给他的，连他戴的领带也是我送给他的。我以为我会想他，但我没怎么想他。巴迪·威尔逊下不来跳棋。”他一边念，一边揉着左边胸口心脏所在的位置，这是他的老习惯，就算心脏没什么事他也喜欢这么揉。“我希望冬天来临前，你能带着家人过来看看。冬天一来，一切都会变样。”

他把信塞回信封，当他无心瞥见信封一角贴倒了的邮票时，心脏忽然不疼了。他可以想见父亲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写下这封信的样子：时不时拿铅笔尖蘸蘸他的舌头，一只新的杂交犬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那几条细瘦的狗腿不妨碍它跟随这位老人来回走上十英里的路。既然感觉好一些了，伍德罗在想要不要回去上班，但他知道心脏的病情可以很反复。他对折信封，把它插进了裤子后袋，要等那天深夜他从警察局回来准备睡觉的时候，这封信才会掉出来。

就在离家门不到几英尺远的地方，他听见了男孩的笑声以及他们断断续续的“小大人”式的“征服世界”的豪言壮语。起初他没听见女儿的声音，他站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了近五分钟，那些男孩说的话很有意思，他听得不亦乐乎，完全不在乎万一走廊里有人经过撞见自己这副模样。直到他听到女儿熟悉的笑声，赶紧把钥匙插进锁眼。他进屋的时候，她就站在门边，尽管眼神里满是责备的意思，但她却把嘴巴张成惊喜的“O”字。他看到那两个男生把脚跷在沙发的扶手上，坐姿无法无天，他们嘴里呼出的烟雾正源源不断地涌往开着的窗户。

他问女儿，“这个点儿你怎么不在学校？”

“今天提前放学。”她说，“老师要开会。”

他不相信她说的话，他早就发现她天生撒谎一流。伍德罗看着两个男生慢慢坐正，他知道应该是女儿跟他们说了什么有关自己的话，两个人才这么笃悠悠的。他的眼睛还盯着两个男生，嘴却在重复刚才问女儿的问题：怎么不在学校？等他终于扭头看女儿时，才发现她手指间夹着一根细长烟卷的烟蒂。他闻到的是陌生的烟味，刚才他还以为他们抽的是气味很重的香烟，是那种沾了水后又被晾干的烟。他抽了她一巴掌。“我告诉过你，在我的房子里不许抽这东西！”

她十五岁，这要是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她应该会哭倒在椅子上。但是此刻，她捡起落在地上的烟蒂，把它掐灭在安乐椅旁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就这双颤抖的手还残留着昔日的踪迹。“我们只是在聊天。我们什么不该做的事情都没做。”她冷静地说道。

他冲那两个男生大吼：“给我滚出去！”他们迅速起身，伍德罗看得出，不管女儿先前跟这两人说了有关自己的什么，绝对没有提自己会发怒。他们瞥了他女儿一眼。

“爸爸，他们是我的客人。”她说着，坐在安乐椅上，跷起二郎腿，“是我请他们来的。”

伍德罗走到离他更近的那个男生面前——一年多后他会隔着公交车的窗口再看到这个高个子、浅肤色的男生——单手揪起他的外套领口，前后摇晃了他两下，直到他举起双手挡住自己的脸，似乎怕伍德罗一拳打过来。男生瞪大眼睛，伍德罗又摇了他几下。伍德罗一直在华盛顿市过着一种文明的黑人生活，他上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是很多年前跟那些野蛮人挤在佛罗里达帐篷里的时候。“我啥都没干。”这个男生说。这些话听起来很熟悉，很像当年那个夹着尾巴准备逃出他的帐篷的野蛮人所说的。伍德罗终于冷静下来。“我发誓，我不想惹事，坎宁安先生。”男孩的身上除了那种特殊的烟味，没有别的味道。想到有那种烟味的陌生人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叫得出，伍德罗感到震惊。另一个个头小一些的男生已经偷偷走远，但是却几次都打不开门。等到小个子男生溜出去，伍德罗把浅肤色的男生扔出门外。伍德罗锁上门，两个男生靠着门，在外面站了几分钟，之后嘟嘟囔囔地走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的客人？”伊兰尼·坎宁安仍旧坐在椅子上。

“把屋子收拾干净。”他对她说，“我可不想看到一丝你留下的烟灰。”

她不再说话，而是忙着整理沙发靠垫。伍德罗拿出手帕，掸了好几次靠垫才终于坐到沙发的中间位置，沙发立即凹陷到往常的深度。

等伊兰尼把客厅恢复到本来的样子，她父亲说，“我想知道你跟那两个男生在这儿都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我们什么都没做。单纯聊天而已，爸爸。”她往他的方向靠近，手肘支在膝上托着下巴。

“你们可以在外面的台阶上聊天。”他说。

“你干吗不直接给我安个罪名算了？你想骂我就直接骂好了。”

“如果你没做错事，我不会骂你。”这些话径自从他嘴里蹦出来，都不需要经过思考，因为他已经对她讲过无数次类似的话。“要是你做一个姑娘家该做的事情，好好读书，让自己变成有用的人……”伍德罗·L·坎宁安到底是伍德罗·L·坎宁安，他心里想。

她快速起身，隆起的胸部随之一颠，这景象让他恶心。“就算我把半天时间用来读那些愚蠢的书，还有半天时间待在教堂里，你还是会对我说一样的话，说我哪里哪里做得不对。”

“好了，说够了。”他感到心脏一阵熟悉的悸动，“我也听够了。”

“我要出去。”她双手交叉在胸口，“我要出去。”

“回你自己的房里去。这是你唯一能去的地方。在你妈妈回来之前，一句话我也不想听你多说。”他闭上眼睛，等她离开，他知道现在的她可以一直站在原地生闷气。等他听到她走到走廊尽头，他等着那一记甩门声，不过没有传来任何声响。他缓缓睁开双眼，把一个靠垫摆在沙发的一端，脱掉鞋子，仰躺在沙发上，手搁在有着大团肥肉的肚子上。所有的朋友都跟他说，只要他减掉三十到四十磅，他就能获得新生，但他不这么觉得。他想叫伊兰尼帮他把卧房里的药瓶拿来，因为他随身的那瓶忘在单位里了。但是比起她到处倒腾所带来的痛苦，他宁愿忍受胸口的疼痛。他看着妻子做的窗帘随风微微飘动，这带给他少许安慰。

很多年前，在伍德罗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想娶丽塔·哈德雷为妻之后，父亲在写给他的信里这么说，“对于婚姻，我一句怨言也没有。选择和离开你不喜欢的妻子和家人要比扔掉你煮坏的东西更方便。”伍德罗之前没想过要和谁结婚；就像他跟兄弟会的同僚所说的，没有哪个女人让他有冲动想去买戒指，而后牵着她的手走过教堂的长廊。“跟一个女人过几个月的快活日子没问题，”他以前常说，口气跟他爸一个样，“因为那只会让她们起结婚的念头。但是日子一长，这念头就生根了。”

他从没想过要跟启明星非裔圣公理会里的任何姑娘发生关系，因为他早就发现乔治亚州教堂里的女人要比其他女人（甚至包括老妓女）火气更大。他跟丽塔约会只是因为某个礼拜日，牧师把他拉到一旁，告诉他不结婚是不对的，还说他应该考虑跟丽塔严肃地交往。说的也是，他那时已经三十六了，他也想到不会一直有女人愿意躺到自己身边然后张开双腿。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他搭住丽塔的肩膀，企图在布克电影院里把她搂入自己的怀里。她打掉他的手，他感到下面一下硬了起来。“我不是那种女人，坎宁安先生。”这些话他之前也听过，但是当他再次搂她入怀时，她掰他的手指直到他忍不住喊停。这是他之前从未遭遇过的。

婚礼之前的一周，他的父亲轻微中风。“不要以为我病了，就觉得我没法给你和丽塔·哈德雷小姐的婚礼送上祝福。”父亲口述道，写信的是长女爱丽丝，“上帝把她送给你的时候对你有着深重的怜悯。”即便爱丽丝的字迹显得陌生，但每一个句子都漫溢着父亲熟悉的口吻，连拼错的词都不例外。在孩子们没念书之前，父亲是家里唯一能够读写的人。“这项技能，”谈到读写能力时他说道，“让我不比白人差。”这些孩子是等识字之后才知道里边并没有什么魔法，可在此之前，父親很喜欢在饭桌上大声朗读给全家人听，那些词一个接一个单调地被念出来，他念得飞快，其实他和他的家人都听不清里面的意思。

他的父亲手边有什么就读什么——饲料袋和药瓶上的说明，他们用作墙纸的过时杂志，任何除了《圣经》之外的东西。他尤其喜欢在进城的街道上发现那些过期一周的报纸。他不允许任何人（包括那些屁股坐不住的小孩子）在他朗读完之前离开餐桌。他嘴里的每个词都相互勾连，直到他听起来咿咿呀呀，完全不知所云。说真的，他念得这么不清不楚，他有几个儿子甚至在背地里开玩笑，说他根本不识字。“没几个白人做得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他会说，“你们去找十个白人来，我保证其中九个不识字。就算上帝要他们念，他们也念不了。”有时候，为了折磨他的妻子，他会把一小张报纸放到她的面前，要她读标题。“我不识字。”她说，“你知道我不识字。”不管他多少次重复这个恶作剧，他还是每次都笑得和头一回一样开心。接着他会让这张报纸在孩子们之间传递，让他们来念标题，每个人都会不舒服地捏着报纸，而后重复母亲说过的话。

等伍德罗从瞌睡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五点了，他的妻子坐在沙发的另一端，问他伊兰尼哪儿去了。“她不在房里。”他的妻子说着，亲吻他的额头。丽塔在学校的食堂干活，人很瘦，在认识伍德罗之前，她的生活在工作和教堂之间两点一线。她比他大五岁，早就承认这个事实：自己不是男人们想娶回家的那种女人。“我一切都听上帝的安排。”在认识伍德罗之前她有次这么跟一位朋友说，“悉听尊便。”

丽塔一直等到晚上七点才开始打电话给女儿的朋友们。“别担心，”在挂断第十通电话后，伍德罗对妻子说，“你知道女儿是什么样的脾气。”到了八点三十分，他们披上薄外套，出门找寻，去刚才丽塔打过电话的那几户人家一家一家敲门。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他们等到十一点，而后又披上外套，去位于十六街和西北大道的警察局。他们没有先给警局打电话，因为伍德罗之前听人说，要是你不站在他们面前报案，他们就不会正式受理。

在警局里，等他俩站在那儿足有两分钟，负责前台的警长才抬起头。伍德罗想告诉他，现在的警察局长和市长都是黑人，自己应当被重视，但是当这个警长抬起头时，伍德罗从对方的眼里看到就算说那些话也是白搭。

“我们的女儿不见了。”丽塔说。

“失踪多久？”警长问，他的名牌上印着一个难念的名字。他从左手边的一堆纸里抽出一张表格，而后拿起一支笔，很响地按出笔头来。

“自今天下午就没见她。”伍德罗说。

警长又揿了一下收回笔头，而后把笔搁在桌上，把表格放回到那堆纸的最上方。“时间没到。”他说，“必须要失踪满四十八小时。要到那个时候才算失踪人口，她现在不算。”

“她还是个孩子。”

“多大？”

“十五岁。”伍德罗说。

“她只是离家出走。”警长说。

“她从没离家出走过。”伍德罗说，“这不像她会做的事情，警长先生。”伍德罗觉得这个人应该和所有的白人一样，都喜欢别人留意自己的官衔。

“这些不重要。她很可能现在就在家里等你们呢，还在想你俩跑到哪里去了。回家吧。要是她不在家，等到她能算作失踪人口的时候再回来报案。”

回家的路上，伍德罗挽着丽塔的胳膊，他感觉她随时会崩溃。“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拐过U道和第十大街转角的时候，她问道：“你是不是骂了她什么？”

他把他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甚至包括最后看到伊兰尼的时候，她穿什么衣服。回答并不困难，因为此时还没有领受罪疚。虽然时间已经逼近午夜，但他俩每走一步，都愈加坚信伊兰尼肯定在某个他们不认识的朋友的家里，这个朋友的母亲肯定会像所有称职的母亲一样把他们的女儿送回家。到了离家一条街以外的路口，丽塔靠在丈夫身上，他的体温帮助她镇静下来。

他们一直等到凌晨四点，接着一言不发地在黑夜中脱下外衣。丽塔的脑袋一枕到枕头上就开始放声大哭。她怕看到日出，怕发现新的一天在伊兰尼还未回家前就已经来临。她又问了一次发生了什么，他又一次告诉她，甚至包括他先前忘掉的事情——那个浅肤色男生穿的夹克上印着哪支橄榄球队的队徽，另一个男生除了后脑勺有个半硬币大小的地方长了头发之外，几乎全秃。她在他怀里睡着的时候，他还在说话。

在喝完早晨的咖啡（大概七点三十分）之前，他俩分别给单位打去电话请假。工作始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核心位置，要是在非节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他们会感到奇怪。整个上午，他们都在搜寻附近的街道，到了下午，他们分开行动，这样可以覆盖更多的区域。晚饭后他们也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分别从位于R街的家门口出发一直去到很远的地方。那天傍晚，他们打电话给邻居和朋友们，教会和兄弟会的成员，告诉他们女儿不见了，说需要他们的帮助和祷告。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那晚也开始搜寻，有几个人第二天陪着伍德罗和丽塔上警局报告失踪人口。另一名警长接待了他们，虽然他也是白人，但伍德罗感到这人能理解他们的痛楚。

在之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伍德罗和丽塔一下班就继续寻找女儿，每天傍晚当他们和朋友们出门搜寻时，启明星非裔圣公理会的牧师就在坎宁安家的客厅里对聚着的一小群人布道。“这个世界冷酷无情，”他每次都这么作结，双手抓着礼帽的帽檐，“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仁慈的上帝，他给我们的小妹妹提供了一个充满慰藉和温暖的居所，直到她回到父母和所有爱她珍惜她的人的身边。”

在厨房里，丽塔在冰箱旁贴了一张大尺寸的华盛顿市地图，她用大头针标记了她和同伴搜寻过的地方。“我不知道这座城有这么大。”她把地图贴到墙上的那天这么说，手指触摸着那些她从未听说过或者只是偶尔途经的区块——她曾以为那些是她永远也不会多看一眼的异域之地：佩特沃斯，安那考斯迪亚，林肯公园。刚开始搜寻的时候，发现这座城市这么大让她感到宽慰：既然城市这么大，像她女儿这么小的孩子要找到一个藏身之所再容易不过，只要他们坚持寻找，总有一天能找到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丽塔会在他们铺床的时候问丈夫。他的回答以及她的聆听取代了他们曾在那张床上所做的一切——讨论他们对伊兰尼未来的打算，做爱，分享白天工作时的经历。“发生了什么？”等天气逐渐转冷，这成为她问伍德罗唯一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你跟她说了什么？”到了二月底，幫忙搜寻的人越来越少，而他也已经告诉了她事情的全部。于是，他开始告诉她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有三个男生，有一次他这么说。或者，他说自己看到浅肤色男生的夹克口袋里似乎藏有一把枪，他看到第三个男生的裤子后袋露出刀的轮廓。再或者，他说唱机的声音这么响，他还没进大楼就听见了。这些话起先只是微不足道的点缀，就算他的妻子留意到那天发生的事情在起变化，她一句也没提。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他给故事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内容，于是，再也不是某些局部与事实不合，而是整个故事都是虚构出来的。她每天都听着他说的话入睡，就好像这成了某种睡前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里的某些部分在现实里上演过。

到了三月，伍德罗已经写了数不清的信告诉父亲没必要专程来华盛顿市帮忙找女儿。“上帝对我显灵。”父亲不停地写信来说，“说我可以帮忙找到她。”等春意渐浓，父亲开始写信说自己得到天启，将不久于人世，找到孙女是上帝想要他此生完成的最后一件事。在父亲写给所有孩子的最长的一封信里，他不知疲倦地罗列他看到的预示自己死亡的征兆：家里的杂种犬不再吃自己亲手喂的食物，晚上会有死者来访，他们会坐在他的床边，告诉他有关他们自己的事情，早晨的太阳现在最后才照亮他的房子，尽管他有左邻右舍。

“你总告诉我，我会受伤或者走失。”老人在来信中对伍德罗说，“但我清楚华盛顿特区是怎么规划的。我来过一两次。我怎么会走失？让我试试看，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能找回那姑娘。我可以把斯巴克带来，它体内流着寻血猎犬的血。”

四月下旬，丽塔取下厨房里的地图。大头针掉了一地，她也无心再捡。她把地图折起，放到女儿梳妆台最底下的抽屉里，和女儿的衬衫、蓝色牛仔裤以及一本日记放在一起，她要再等上三个月才有勇气去打开那本日记。她每周搜寻的天数减少到两天，而后是一天。她把教会成员借给她的车子还掉了。每天傍晚当她回家时，伍德罗还在外面，她把他的晚饭留在烤箱里保温。有几回天色已晚，她也会出门找他。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当晚没有可看的电视节目。她越来越胖，连站着都吃力，也没办法在午餐时间把食物分发给学生了。她的上司和同事都很同情她，于是，经过了一周潦草的培训，她被换到了收银机前。

伍德罗继续在城市里搜寻，有时候就靠脚走，他对自己和每个人说他在追踪女儿，但这只是部分的真相。“我在找我的女儿，她离家出走了。”他对着那些被他敲开的大门说。“她走失了这么久，她妈妈和我都快发疯了。”有时候他会拿出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是在她失踪前几个月照的，笑得很灿烂。但是有同样多的时候，他会抽出一张女儿五岁时的照片，是那年的复活节前和父母站在启明星教堂前照的。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包括那些喝得昏天黑地的酒鬼，都会被触动：这个穿着复活节新衣的小女孩和父母走散了，父母现在着急得要命。很多人把伍德罗请进家中。

那张复活节的照片成了通行证，他去的地方越多，就想去更多的地方。在U街上，有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为了仔细看伍德罗手中的这张照片，她把原本抱在怀里的小孩放下。站在门口的伍德罗注意到，她身后的墙上挂有一张印着积雪的山脉的月历，挂得这么醒目，别人通常会把这个位置留给一幅风景油画。哈佛街上的一位老妇人看照片的时候一直在啧啧，而后请他回家喝咖啡吃蛋糕。“我会为你祈祷。”她家的所有东西几乎都用塑料膜覆盖，包括墙上的画。老人让他坐在塑料膜包裹着的沙发上，把吃的放在覆有塑料桌布的咖啡桌上。“这孩子长得这么甜。”她说。当他请求使用洗手间（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需要），她指着通往走廊尽头的铺着塑料膜的小道，“记得用坐垫。”

在二十一街过班宁路口的公寓，有个跛脚的男人听了伍德罗讲述的故事后开始哭泣。“朵拉，朵拉。”他叫唤一个女人，“来看看这个小天使。”女人也跛脚，一手把伍德罗拉进家门，另一只手把照片按在自己的胸口。男人和伍德罗坐在沙发上，女人站在他俩面前，像中了邪一样左摇右晃，双目紧闭，照片仍然被她紧按在胸口。男人一手搭住伍德罗的肩膀，把带着酒味的鼻息呼到他脸上。“让我和你一起为这处境祈祷。”他说道。

***

一个四月的傍晚，他们的女儿已经走失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丽塔站在家门前，等他回来。“我们今晚有鱼吃，已经烤好放在烤箱里了。”她说，用着和往常一样的语气，“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也知道你和谁在一起。”“我们有鱼吃。”她又说了一次，而后转身进屋，“我们有鱼，我们得搬离这个地方。”

伍德罗的父亲是在伊兰尼·坎宁安走失七年之后死的。他和伍德罗的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和其他女人生了五个，但在这么多孩子之中，只有伍德罗、爱丽丝和一个住在离父亲一条街之隔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出席了葬礼。那是一月份，天寒地冻，掘墓人磕断两根锄头才挖了一尺深，他们足足挖了七个小时才给这位老人掘出一个墓穴。“就连地也不想收他。”墓地旁老人的一位朋友说。

老人沒留下什么可分给子女的东西。在房子的后部有一口木箱，伍德罗在里面找到了几张母亲的照片。他之前一直跪在地上翻看箱子里的东西，当看到照片时，他大喊一声，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中了。他已经有四十年没见过母亲的面庞，他原也以为父亲已经毁掉了所有她的照片。“你一直长得像她。”循声而来的爱丽丝说，“就连你坐在父亲右手边的时候，你也像她。”

尽管他比另外三个兄弟要小，伍德罗是父亲所有孩子中最勤奋的。最初，他的父亲按照孩子的年龄大小分派晚餐座位，接着他就按照谁干了最多的活儿来安排。他最勤劳的员工可以坐在他的身边。长到七岁的时候，伍德罗已经坐到了父亲右手边的位置。伍德罗的母亲坐在餐桌最远的一端，身旁是两个女儿。伍德罗大多数的兄弟姐妹都没法像他那样采那么多棉花，看到他活着就为了能坐到父亲身旁，那些兄弟姐妹从未原谅过他。但他也学会不理睬他们，甚至享受他们的敌意。在离开家去那些帐篷里干活之前，他从未离开过父亲右手边的座位。

他在箱子里还找到了几封在来华盛顿之前给父亲写的信——那时他在帐篷里，在铁道边，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信都只有一页不到，说的全是工作，起早摸黑地工作。他既没提到朋友，也没提到自己住过的地方，没有追求或爱过的女人。“我有个两周的鞣革的活儿。”他从南卡罗莱纳某个不具名的地方写信说。“我接了个制作烟草的活儿，可能要过段日子才回来。”他从北卡罗来纳的一个靠近罗利的地方写信说。“我最近一直在夏洛特镇郊外的马厩里做事儿。报酬不错。我习惯了这种气味，活儿不累。”

伍德罗和丽塔乘火车回到华盛顿市，他们带回了部分的照片，但是一封信也没有带，那些信被他装在一只铁桶里，在父亲家门外一把火烧掉了。一路上冰天雪地，就像乔治亚州，仿佛严寒把世界分成了三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大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高高在上的天空。一切都是静止的，就连飞翔的鸟儿也像被冻在半空中，严寒会保证它们哪儿也到不了。

那天晚上十点，丽塔和伍德罗回到位于城市东南角独立大道上的家。丽塔一如既往地坐在窗旁的安乐椅上，椅子旁的几案上有着她所需要的一切：电视节目导览，零食，电话。这把椅子很宽，是特别订制的，因为商店里能买到的所有椅子都已经容不下她的吨位。

尽管已经这么晚了，尽管人们预测天还会更冷，伍德罗还是静静地套上最厚的外套，离开了家。他一句话也没对丽塔说，他带上门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在独立大道和第十五街的交叉路口，伍德罗透过橱窗看到了便利店老板，自从搬来城市东南角后，他已经和他成为朋友。便利店里没有客人，老板在柜台后打盹儿，头仰着，嘴巴大张。伍德罗盯着他看了很长的时间；而今他已经知晓了有关他，他的便利店和给他帮忙的几个儿子的所有事情，用不着进去跟他打招呼。伍德罗减掉了这么多的体重，他甚至觉得世界的更多地方正在向自己敞开。于是，他想自己应该沿着第十五街往下走，试着找到一户先前没有造访过的人家，拿出那张女儿穿着复活节裙子的照片。

责任编辑：易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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