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明 正国

在圈内，论起上海滩京胡制作名家，许金元师傅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京剧兴旺的北方地区，如果谈及上海地区做京胡的名家，许金元师傅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1923年，许金元出生于江苏宜兴方桥。因家境贫寒，从小来到上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1936年，他入上海“文明斋”乐器店铺师承陈正明师傅，从此涉足民族乐器制作行业。1956年加入上海市第二乐器合作社合兴斋小组，1958年7月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作。

许金元13岁初涉乐器制作行业，当时有个本家阿叔许兴宝在上海的戏剧刀枪行业干活，与近邻乐器制作行业有点关系，他见许金元聪明伶俐，有意将他带到上海入行。听说可以到上海学做乐器，许金元心动了。不久，13岁的许金元进入上海广东路644号“文明斋” 乐器店，拜在店主陈正明门下学做各种民族乐器，开始踏入乐器制作行业。一般进入乐器店铺学艺的学徒，都是拜店主为师，但很多店主出于各种原因并不亲自授徒，而是安排店内的师兄们传授。当然，在学艺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学徒自己的悟性和“偷艺”的本领 ，正如行话所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

1936年2月，许金元在踏入上海乐器行业的第二年，即遇上“八一三淞滬抗战”。日军占领上海后形势动荡，百业不安，乐器行业同样是风雨飘摇。许金元不得已又回到乡下当了几年放牛娃，以图太平。待时局稍稳，许金元又回到了“文明斋”乐器店，这时他已经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岁月的磨难，使许金元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也懂得了技高艺精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这期间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移到京胡制作上。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化作了智慧的“催化剂”，大约两年后，许金元的京胡就开始崭露头角。

京剧作为国粹，其影响力在戏曲中自然无可比拟，所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当时玩京胡较为风行。据许金元回忆，过去最便宜的京胡称为“行京胡”，只要一两元，甚至几毛钱，许金元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制作专业京胡，所以他会对材料、气候、制艺等相关情况多加留意。渐渐地他开始了解为什么长在竹园边上的“向阳竹”是制作京胡杆的上品？又该如何判别？当时流行的浙江富阳竹，与后来北京同行发掘的福建竹有何不同之处？许金元在文明斋学艺期间，很佩服一位能干的驻店师傅——来自苏州的周云庆。他给了许金元很多点拨，许金元认为这对自己的技术进步至关重要，而在有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一“行训”的环境里，这样的点拨更是难能可贵。许金元“出科”后，特备酒菜请周云庆师傅吃饭，许金元对周师傅说：你不教我技术，就没有今天的许金元……

当年的“乐器人”在“出科”后，或是自立门户，或是“人才流动”，都属于常态。许金元满师的时候，已经有了足够的“流动资本”。

当时有位从“俞振兴”乐器店“出科”的朋友叫房铁根，正在浦东的“马茂昌”乐器铺干活，他非常认可许金元的能力，也知道他想“活动活动”，就动员他到浦东“入伙”。于是，许金元渡过黄浦江，又坐小火车来到了浦东周浦“油车弄”里的笛箫店铺“马茂昌”，见到了老板马茂根。未几日，在附近的“竹行街”，有一位出身于“姚永兴”乐器店的笛箫店铺老板姚管根，听说许金元来到，也执意要请他过去“加盟”。盛情难却之下，许金元几经考虑，最后只能白天按约服务于“马茂昌”，晚上给姚管根帮忙，为这两家店铺拓展了胡琴制作的业务。这一时期的许金元大约一个月有五斗米（一斗米重约12.5斤）的“进账”。

对于许金元来说，从第一个学艺的店铺走出来，似乎就意味着“‘进一步海阔天空”。不久之后，姚管根在上海南桥又开设了一家乐器店，邀请了许金元当驻店师傅，制作各类胡琴等乐器，当时许金元20岁。虽然乐器行业风行的是师徒相授，但要想学有所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潜伏偷艺”也是必需的。一个有智慧头脑的人，一定是个善于发现和利用“他山之石”的人。乐器制作作为传统的手工艺与音乐文化相结合的行当，想要在此有所建树，那么见多识广、经验积累、善于发现等“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许金元一直在不停地观察：“袁义昌”的“三胖”与“吕顺昌”的吕德潮，在京胡蒙皮方面有何差别？擅长京胡、三弦制作的李传芳干活怎么会这么挺括、快捷、干净？“唐泳昌”的蟒皮京胡大多销给“客帮外码头（外地）”，还有用于做道场的，这种声音为什么会被接受？这对于蛇皮京胡的制作有什么可借鉴的？的确，智慧来源于天分，天分也源于勤奋。而就做京胡来说，不同用户需求和各种档次京胡制作的实践积累，同样对提高技艺有着重要的作用。

小有名气的许金元开始为一些京胡名票以及京胡名家制琴、修琴。当时的天蟾舞台是各地京剧名家“斗艺”的专业场所，老板顾竹轩虽不是“下海”之人却也是身在其中，他喜好拉琴，许金元曾为其专制京胡。

在面对各类专业琴师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许多个人的偏好。比如京胡名家赵喇嘛（赵济羹）喜欢一种容易发音的“薄皮高调”京胡。可以想见，作为京胡振动膜的蛇皮，其本身厚度与制作二胡的蟒皮不可相提并论，所以蒙皮绷紧的时候若不留意蛇皮就易裂开，何况还要把“薄皮”蒙到“高调”。喜欢挑战的许金元经过细心的实验，很快就掌握了前期处理和蒙制松紧的尺度，让很多圈内人看到了他智慧的闪光。

一个“乐器人”如果在乐器行业显露出善于动脑的特质，往往会得到很多相关的探索实践机会。20世纪30年代，京剧在上海同样盛行。曾经有一段时间京剧名家童芷苓、刘炳昆在上海黄金大剧院（1930年黄金荣创办，位于金陵路1号，解放后更名为大众剧场，1993 年因市政建设被拆除）演出，由于特殊需要，刘炳昆通过介绍找到了许金元，要求做一把坠胡。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而对许金元来说，机会来自于“名声在外”的智慧。坠胡这种北方戏曲、曲艺常用的乐器，在南方自然不多见，许金元以自己的积累融会贯通，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细心揣摩，打造出了一把声色俱佳的坠胡，让刘炳昆感到很满意，并赠送自己的“名片”，让许金元可以免费看戏。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上海大约有百余家乐器店铺。到了1956年“合作化”时期，组建了七家合作社，许金元随着“王顺昌”乐器店一起加入了合作社，开始了在第二乐器合作社“合兴斋”小组的新生活。两年后的 1958 年，又在“并社为厂”的过程中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作。在此之前，许金元辗转于多个乐器店铺，制作过小三弦、琵琶、月琴、申胡、龙头二胡、广东高胡、京胡等多种乐器。进入合作社和乐器厂后，许金元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京胡上。对于京胡制作相关的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比如关于京胡琴筒浸泡与否，琴杆装配是否后仰，两弦轴的角度如何，蒙皮浸泡程度如何，铁芯竹的评价，琴筒虫蛀问题，爆皮问题……多样性的积淀，使许金元的技艺和制作理念日臻成熟，这为他京胡制作的进一步飞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此以后，许师傅制作的京胡走向了全国，直至远销台湾等地。

长久以来，“大上海”的各行各业一直受到各地的向往和信赖，乐器行业也不例外。

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歌舞團、伊犁文工团演奏家阿卜拉、吐尔其、刘文正等，携艾捷克等乐器来到上海民乐一厂，希望试制改良新品。少数民族乐器在上海没有制作参照，像那种拼合的梨形、球形共鸣体，既没有工艺编制、制作工序，也没有标准图纸。于是，任务落到了足智多谋的许金元身上。许金元经过仔细的观察、思考和实验，开始设计工序，制作造型样板，进行产品试制，最终完成了新品。同时，在材料使用上也作了调整，比如以红木和蟒皮，替换了原来艾捷克的桑树和羊皮等，大大提升了声学品质，新品受到新疆朋友的交口称赞。以后诸如冬不拉、艾捷克、火不思、考姆兹等少数民族乐器，都陆续诞生在了许金元的工作台上，他也成为了公认的少数民族乐器制作专家。

在“样板戏”的年代，作为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自然成为了“热门”。于是各等级的京胡，尤其是普及京胡就有了大量的需求，当时厂里的月产量竟达到 12000 把。为此，许多技术工人被调来做京胡，进行“大会战”，可依然很难“达标”。单说京胡琴杆、琴筒的装配，有人做得手都肿了还是跟不上产量需求。于是许金元又开动脑筋，制作了一个符合琴筒上下装杆孔锥度比的“锉钻”，安于钻床上。一个小小的机械代替手工的创新，极大地提高了装配效率，为完成指标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合作社时期到民乐一厂，许金元虽然是主制京胡，却还做了许多“跨界”产品。除了上述的少数民族乐器以及领导交代的试样乐器，领导还安排许金元去“突击”过琵琶、古筝、笛子等其他常规乐器。每到一处，许金元都喜欢观察和琢磨，看看哪些工序可以进行改良以提高效率和品质。他创制过标准化琵琶烫轸眼的装置，可使琴轸不用单配编号即可通用插装;他做了两个月的白木琵琶，把月指标从原来的22把提高到了55把;他曾经通过改良，把笛塞安装从一天300多支提高到1000多支。低音乐器革胡的创始人杨雨森，在上世纪50年代初已完成第一代试制品，之后的几十年他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多位技术人员合作，从外观形制到声学品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关”。许金元师傅根据自己积累的各种乐器的制作经验，参与策划和试制了79型的方形扁筒革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9型革胡改良成功后，许金元师傅还根据仅有的古代文献资料，试制失传的低音拉弦乐器“葫芦琴”，在全国民族乐器改良会议上获得了良好的评价。

熟悉许金元的人知道，他口才好，有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品行，同时也有与人为善、诲人不倦的品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许金元作为“白专”的典型，甚至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而受到冲击。他当时想不明白，自己干了那么多的活，解决了那么多的难题，都是为了公家，怎么就是“白专”了呢。合作社时期自己还作为组建工会的发起人之一，在相关单位专职工作过半年，还给后辈们做过“忆苦思甜”报告，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在反反复复的运动中，面对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以自己的秉性立下了自己的生活信条：技术为本，不去害人，知恩图报，善待他人。许金元的学艺经历，为他乐器制作的技艺积累了公认的实力，但他的脾气秉性，又让一些领导“头疼”，对他的前途产生了不小的“负面效应”。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推行职称评定，在讨论会上，有人曾直言许金元最有资格，但最终还是因为“白专”的阴影而未予上报。然而许金元凭借充足的实力名声在外，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他更是“敦煌牌”京胡获“部优产品”奖的主要贡献人员之一。在上级领导的过问和关怀下，1979年许金元被授予上海劳动局颁发的技师称号。许金元的智慧和技能，终于得到了社会在形式上的明证。整个评审的波折，使这一称号更显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1987年许金元退休，鉴于他的智慧以及从艺多年来所积淀的广博、丰富的乐器制作经验，他又被厂里留用多年以辅导技术提携后辈。2019年10月3日，许金元师傅病故。

虽然许师傅去世了，但他为民族乐器制作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