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业

夏衍创作《包身工》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为了反映当时基层工人的生活，夏衍亲自到当时的东洋纱场进行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夏衍所写的包身工所在的工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具有高度侵略性和剥夺性的工厂。相对于普通的工人而言，包身工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人身自由，而由于长期缺乏人身自由，包身工对自己的人格也逐渐忽视，个人尊严的缺失，又反过来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更多的缺乏自主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让学生真正走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解读《包身工》时必须发现其标本意义，并且在解读的过程当中保证一定的创新性，这样的文本解读才会彰显出更多的意义。

一、标本的意义

夏衍的《包身工》一经发表，即被奉为“标本”。[1]标本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用于生物科学研究的、经过科学基础处理而能够长期保存的动物或者植物的样本。样本是用来接受研究者的观察与审视的，很多文学作品具有这样的作用与价值，因此也就可以被视作是文学作品中的标本。在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当中，《包身工》这一作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者夏衍通过努力，将包身工的日常生活以及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从而在人们面前出现了一篇经典的报告文学。这样的报告文学毫无疑问具有标本的意义。

（一）基层工人所遭受的剥削程度，远远超乎想象

当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时候，从社会阶层分类的角度来看，发生着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工人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生活在今天的学生，很少意识到在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包身工这样的群体。如果说在旧社会，或者在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阶层都在被压迫的话，那么包身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所遭受的压迫，所遭受的剥削程度，是远远超乎想象。课文中提到的“猪猡”生活在“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生活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这些工人能够“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工人）将身体稍稍微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其中还有像芦柴棒一样的、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女……

这些身体上遭受严重摧残、精神上被打击得很迟钝的个体，形成了包身工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所工作的工厂处于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如此非人待遇下的包身工，是当时工人阶级的一个缩影。包身工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以包身工为极端代表的工人阶级，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黑暗生涯。

（二）认识包身工这个特殊群体，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感知

就高中语文教学来说，理解课文显然不只是读懂课文，更多的是将作为阅读者的自己嵌入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当中去，同时又是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大门之前，用理性与睿智的目光去审视文本中所描写的历史。

包身工的生活无疑是悲惨的，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之下看包身工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下的高中学生来说，必须形成一个基本认识：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命运往往都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包身工的悲惨命运可以看出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就只能是“廉价的‘机器’”，在使用者的眼里，毫无情感判断，有的只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支配下的使用。这种毫无感情的压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一个被侵略国家（本质上是因为自身太弱而被欺负）底层民众的宿命。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认识到包身工这一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同时也能够在社会演变的规律当中，让自己（指学生）对社会发展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也拓宽了学生自身的阅世的视野。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可以发现《包身工》这篇课文的标本意义是极其明显的，而对这篇课文的解读，也可以如同解析标本那样，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二、创新解读

报告文学的特点在于其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同时又可以运用一些基本的文学创作手段。夏衍在创作《包身工》时，充分运用了文学创作中各种极具张力的艺术手法，有效赋予了文本文学形象性、强烈感染性和艺术表现力。[2]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这些文学创作手段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夸大或者渲染事实，而是为了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能够让读者有更加直接的感受。

比如课文一开始所描写的“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从写作手法运用的角度来看，这儿的描写涉及到两次比喻：一是将铺（“格子铺”这个名称非常具有视觉冲击性，既可以让读者直接在眼前呈现出包身工所睡的地方是多么的拥挤的状态）比作蜂房；二是将包身工比作生物。这样的比喻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人是高等生物，人与一般动物所不同的是具有思想，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株可以思考的芦苇，所强调的正是思想之于人的价值。但是除了人之外，其他的生物是没有思想的，而把包身工比作生物，其实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包身工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有的只是在工头的吆喝之下做出直觉性反应的无脑生物。既然如此，那么让包身工生活在格子铺里，哪怕格子铺跟蜂房一样，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是课文开头最初的描写，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形也就应当是让作者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情形。作者用这样的比喻，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特别具有现场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作者而言，当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包身工时，一定是一种特别难受的体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味着读者可以和作者一样，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包身工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需要在克服内心对包身工表示同情的心理基础上，同时又要借助于一定的文学创作手段，来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压制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同时又要让自己所怜悯的对象通过自己的文字来获得更多读者的同情，这考验着作者的写作功力。而事实上，上面所列举的那一句，就是作者写作功力的体现。

又比如说，“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这样的一个描写，其实对包身工的形成原因做了一个精准的阐述：包身工来自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他们的命运原本是“饿死”，在饿死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与他们的父母之间，最直接的关系是用“饲养”来描述的，这意味着生存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父母又不能说没有情感，因为在带工的忽悠之下，他们是本着让孩子过好日子的初衷而走向他乡的。只不过由于信息极其闭塞，且不可能具有面对带工还能理性辨别的能力，于是这些儿女的命运几乎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包身工。

但是仅仅解读到这个层次依然是不够的，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知道，一旦某一个区域遭受了自然灾害，那么首先提供帮助的应当是政府。所以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之下，再来看包身工的形成，就会发现其中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政府在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用当下的标准去判断历史，而是看到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政府都应当是赈灾的主导者。那么为什么这些遭受水灾和旱灾的儿女们，却不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呢？原因正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正面临着内部腐败无法抑制、外部侵略不能抵抗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政府的管理触角，已经无法伸向基层。基层的普通人民，只能在最原始、最基本的法则之下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天灾，他们能做的努力是极其有限的，除了易子而食那种极端的选择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儿女们离开重灾区。可怜的是，外面的生活并不如带工们所说的那么精彩，通过谎言将这些儿女们带出去，只是为了侵略者的工厂提供劳动力，在历史当中他们被赋予了“包身工”的名称，使得他们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悲惨的标志之一。

这样的解读结果相对于传统而言，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这种创新实际上与作者创作的初衷又是不谋而合的。毕竟夏衍在写包身工的时候，除了对这个群体表现出怜悯之外，也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