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刚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有铭青铜兵器图录》著录一件战国时期赵国“四年上成氏府铍”(图1)，平脊上刻有铭文2行27字(其中“工帀”为合文)，(1)徐占勇、付云抒： 《有铭青铜兵器图录》，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7页。为便于讨论，先将铭文释写如下：

图1 赵国四年铍

这件铍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与以往所见大多数三晋有铭兵器有一些不同，因而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讨论。

一、铭文通释及相关铸造制度梳理

战国时期三晋兵器铭文往往反映了当时所施行的铸造制度，其最繁复的形式包括监造者、主造者、造器者三级，(3)黄盛璋： 《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43页。且铸造参与者一般为3—4人。以赵国兵器为例，一套较为完整的三级体系大致如下：

(《铭图》18067)(4)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铭图》”。

(《铭图》17354)

从本件“四年上成氏府铍”铭文所反映的工官制度来看，虽然仍旧符合三级体系，但参与铸造的人员甚多，包括“上成氏府假令张坤”“左库鹃”(5)按，释文原稿上凡人名皆以“下划线”标出，“鹃”三字即如此，可知是将其视为人名，可从。参见徐占勇、付云抒： 《有铭青铜兵器图录》，第27页。“工师张缋”“史夜树”“冶昌”共5人，这在三晋有铭兵器中非常罕见。无疑，这件铍为赵国乃至三晋兵器铸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与以往大多数地方铸造的三晋兵器不同的是，该铍的最高监造者不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令”，而是“府假令”。读为“府”之字铭文中作“”，也即“”。吴振武先生曾指出，从“贝”的“”和从“土”的“”虽然都是“府”字异体，但两者在用法上可能是有区别的。大凡府库之“府”作“”，官府之“府”则作“”。(6)吴振武： 《古玺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270页。由此，该铍的监造者当是府库之假令。假令之“假”即代理之意，“府假令”即府库的代理长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7)《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第2448页。《有铭青铜兵器图录》著录一件“王立事邯丘假令铍”，“假”均为代理，可参看。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鬭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10)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复姓“鬭廉”应是以祖先之名为氏。楚玺中有复姓“”，徐在国先生据清华简《系年》中“飞廉”的“廉”字的写法，将其读为“鬭廉”，(11)徐在国： 《利用清华简考释楚玺一则》，《历史语言学研究》第7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8—181页。“”与“”应该是复姓“鬭廉”在三晋文字和楚文字中的不同写法。“鹃”是人名常用字，又见于十一年少曲令慎录戈(《铭图》17201)“冶鹃”、九年丘令戈(《集成》11313)“工师鹃”。(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本文简称“《集成》”。所以人名“鹃”当读为“鬭廉鹃”。

三晋兵器的主造者最常见的是“某库工师”，赵国则有“某伐器工师”，某库/某伐器与工师连言，但偶尔也有分开的情况，如：

(《集成》11635)

(《铭图》18028)

(《集成》11695)

(《集成》11675)

(《集成》11710)

铍铭中的“左库”和以上铭文中的“邦右库”“右库”“左伐器”，位次均在“工师”之上，大概如“六年冢子韩政戈”(戈铭释文详见下文)中的“邦库啬夫”“太官下库啬夫”一样，是库啬夫一类的主管官吏的省称。由此，左库鬭廉鹃应即左库之长吏，工师张缋应即左库工师，史夜树应即左库之史。

二、地名“上成氏”考辨

根据以往所见三晋兵器铭文的通例，“府”前的“上成氏”即铸造地名，该地名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在此铍公布之前，三晋古玺中有一枚“成氏(府)”官玺，(15)施谢捷： 《古玺汇考》，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6年，第120页。“成氏”亦应为地名，“上成氏”或许与其有关。

东周时期以“氏”为后缀的地名有很多，如韩氏(韩氏私官方壶，《铭图》12250)、王氏(王氏官鼎盖，《铭图》01686)、盛氏(盛氏官鼎，《铭图》01094)、兹氏(八年兹氏令戈，《集成》11323)、卢氏(七年卢氏令戈，《铭图》17205)、格氏(六年格氏令戈，《集成》11327)、纶氏(七年纶氏令戈，《集成》11322)、雍氏(雍氏戈，《铭图》16484)、皮氏(十三年皮氏戟，《铭图》16817)、郲氏(郲氏令戈，《武城令弩机与郲氏令戈考》(16)吴良宝： 《武城令弩机与郲氏令戈考》，《中国文字学报》第4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9页。)等。这些地名又常可以省略“氏”字，例如“纶氏”可省称为“仑(纶)”(《玺汇》0341)，“郲氏”可省称为“郲”等。(17)吴良宝： 《战国文字资料中的“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现象考察》，《出土文献》第5辑，上海： 中西书局，2014年，第63页。因而，三晋玺中的“成氏”和四年铍中的“上成氏”很可能就是“成”“上成”。

东周时期有成国，本为周畿之内的小国。《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又《战国策》：“韩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辨说秦求救。”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急就篇》注： 成者，周之采地，卿士所食，成肃公、简公、桓公是也，故称成氏焉。”(18)蔡运章、余扶危： 《空首布初探》，《中国钱币论文集》，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第91页。古文字材料中，“成”作为地名，见于平肩空首布“成”及方足小布“郕”，二者可能为一地，在今河南偃师西南。(19)吴良宝： 《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东周铜器有成君夫人鼎(《铭图》01343)，应即此成国国君夫人之用鼎。

古文字材料中还有地名“盛”“盛氏”，可能与“成”“成氏”有关。晋系铜器中有盛孝子壶(《铭图》12191)、盛氏官鼎(《铭图》01094)，杨坤认为地名“盛氏”很有可能与“盛”同指一地，“孝子”为职官或机构名，常见于两周铜器，从“孝子”器的地名分布特征及音理考虑，“盛”当读作“成”，即成国之“成”。(20)参见杨坤： 《战国晋系铜器铭文校释及相关问题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第62页。

该“成”之地望，大体在今河南洛阳、偃师一带，战国时从未归属赵国，因而不会是赵国“上成”所在之地。由于从“负”之府在三晋乃至中山文字材料中均有出现，(21)参见徐俊刚： 《非简帛类战国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第53页。无法作为区分国别的依据，因而三晋官玺“成氏”之“成”不排除是成国之“成”的可能。

《汉书·地理志》有成乐，西汉时为定襄郡治所，(2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0页。东汉改属云中郡。(23)《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5页。王先谦曰：“《河水注》： 白渠水自武进来，西北径成乐城北。《魏土地记》云： 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一统志》： 故城今杀虎口北、归化城南。”(24)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 《汉书补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90页。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又有成宜，西汉属五原郡(即秦之九原郡)。(2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9页。王先谦曰：“《河水注》： 河水自西安阳来，东径田辟城南，又东径成宜县故城南，又东径原亭城南，下入宜梁。……《一统志》： 故城在故九原城西。”(26)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 《汉书补注》，第2686页。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战国时，这两地都处于赵国的北部边境之内，但目前找不到与“成”“上成”相关的证据，恐无关联。

在出土材料中，赵国的直刀币有币文作“城”者，(27)汪庆正主编：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77页，第3871号。裘锡圭先生认为这个“城”可能与《史记·高祖功臣诸侯年表》所载属涿郡的成侯国或《汉书·地理志》里广平国下属的“城乡”有关，涿郡、广平国，在战国时期多属赵地。(28)裘锡圭： 《谈“成白”刀币》，《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辑，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就目前已知材料来讲，我们认为，直刀币之“城”有称作“上成”的可能性。

从用字习惯上讲，战国文字中“城”与“成”常常通用，例证很多，不必赘述。从地名的命名规律上讲，战国地名常以“上、下”和“东、西、南、北”作为地名前缀，来标示该地名的地理方位。这一点，赵国地名尤为突出，例如，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和东新城(约在今河南南乐县附近)(29)徐俊刚： 《二年东新城令铍考》，《中国文字学报》第8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2—65页。、武城(今内蒙古清水河附近)和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30)《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台北： 古越阁，1993年，裘锡圭“序”，第23页。、上曲阳(今河北曲阳县西)和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31)裘锡圭： 《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古文字论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编校追记”，第451页。、上博(不详)和下博(今河北深州市东)(32)裘锡圭： 《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第74页。等。此外，赵国还有两个安阳，即所谓“东安阳”(今河北阳原县东南)(33)何琳仪： 《桥形布币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53—57页。和“西安阳”(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34)曾庸： 《安阳布的铸造地》，《考古》1962年第9期，第502页。。汉代涿郡之成侯国与广平国之城乡，其地理位置皆不可考，从涿郡在广平国以北的方位来看，涿郡之成侯国亦当在广平国之城乡以北，如果这两处“成”在战国时都曾设县，且战国时赵国再无其他称为“成”的地名，那么依照地名以“上、下”来区别地理位置的惯例看，涿郡成侯国之“成”更有可能是“上成”。

三、铭文纪年的年代世系推测

铭文所记时间“四年”，由于年数较小，很难据之确定对应的年代世系，所以需要从铭文所反映的制度等内容出发进行推断。

战国时期赵国的三级监造制度约始于赵惠文王。(37)吴良宝： 《兵器铭文札记两则》，《中国文字学报》第8辑，第55—58页。大约到赵孝成王十年(前256)以后，增加了大工尹作为监造者之一参与督造。(38)参见苏辉： 《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页。前文所举某库/某伐器与工师分为二人情况的兵器均晚至赵孝成王后期甚至赵王迁初期。(39)参见张建宇： 《三晋纪年兵器的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附录，第106—109页。而目前所见的赵国兵器中，署有“五人制”职司姓名的，还有一件“六年相邦司空马铍”：

六年，相邦司空马，邦左库工师申沱，冶尹鬼月所为，给事苾鬲斋。【正】大工尹阡鶤。【背】

(《铭图》18074)

“冶尹”之下另设“给事”，可知其年代已经晚至战国末的赵王迁六年(前230)。而纵观三晋兵器，也只有韩国末代国君韩王安六年(前233)“冢子韩政”监造的戈、矛中曾出现过5名参与人员，其铭文作：

六年，冢子韩政，邦库啬夫韩狐，大官下库啬夫张兴，库史加，冶异狄造戈刃。

(《铭图》17350)

(《铭图续编》1289)(40)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简称“《铭图续编》”。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三晋(41)按，魏国除外，目前还没有发现署四人及以上职司姓名的魏国兵器。兵器铸造参与人员的数量，大体上是随年代而由少渐多的，所以这件“四年上成氏府铍”的年代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后期，则其“四年”可能是赵悼襄王四年(前241)或赵王迁四年(前232)。从我们推测的“成”所在地的地理范围来看，这些地方均较晚为秦吞并，也符合赵悼襄王或赵王迁的年代限定。不过，要注意的是，铍铭中并没有悼襄王时出现的“冶尹”及赵王迁时代出现的“给事”，我们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在“冶尹”“给事”这类新职官刚刚出现之时，还没有完全取代旧有的职官，比如悼襄王早年的兵器铭文中“冶”“冶尹”共存，(42)参见张建宇： 《三晋纪年兵器的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附录，第107页。大概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基于此，铍铭纪年“四年”是赵悼襄王四年(前241)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

综上，我们讨论了赵国四年上成氏府铍铭文的内容以及其所反映的工官制度。我们认为，“上成氏”即“上成”，可能就是赵国直刀币文中的“成”，其地可能与西汉涿郡的成侯国或广平国下属的“城乡”有关；而其年代“四年”可能是赵悼襄王四年(前241)或赵王迁四年(前232)，尤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附记：本文承蒙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