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露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由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户籍制度的二元性导致许多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孩童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出现孤独、抑郁、自闭和害怕社交等亚健康行为,农村留守儿童常常借助互联网、手机等工具来寻求精神寄托[1]。根据《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青少年上网率达到93.1%,乡镇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已达32.9%。”[2]中国青少年上网的人数越来越多,城乡青少年的网瘾问题越来越低龄化,网络依赖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发布《青少年蓝皮书(2019)》报告,采用儿童参与式调查问卷方式，主要针对安徽、河南和湖南等劳务输出省份发放调查问卷1 543份，其中有效问卷1 428份。调查显示,有91.8%的农村留守儿童首次接触网络均未满10周岁,使用互联网、手机等产品大多是从父母、朋友、同学那里习得。此外,留守儿童每周上网者占比达68.5%,每天上网者占比达45.7%，互联网和手机几乎占据了他们全部的非睡眠时间[3]。可知,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情感寄托的主要手段,且习得途径大多来自于亲属层面,上网的周期与频率在逐渐变短与增大。近三十年来,导致未成年人上瘾的主要是网络游戏,国内外学者对其定义、测量方法、成瘾的内外部成因、功能作用等都进行了大量研究[4]。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七十二届大会上颁布《国际疾病分类》,正式将“游戏障碍”定义为一种疾病,认为其不仅影响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而且增大儿童的社交距离甚至是导致儿童走向自杀和犯罪。[5]大量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等监护人的监管,长时间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与陪伴,很容易形成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作用。[6]由此可知,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瘾问题是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抗逆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内在逻辑,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进而构建网络游戏成瘾问题风险防范机制,以期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良好发展。

国内外学术界对网络游戏成瘾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是以网络游戏成瘾的外部作用机制、内部作用机制和路径干预机制的研究为主。在外部作用机制的研究上，学者邓林园认为，挖掘父母的心理约束机制与自主支持功能，有利于改变青少年的冲动性心理和网瘾行为。[7]学者林悦认为父母的忽视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催化作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目的是发泄情绪,寻找精神寄托。[4]曲敏丽等人认为父母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孩子上网概率的大幅上升。[8]李蒙蒙等人认为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有催化作用。[9]在内部作用机制的研究上，马克·迪格里菲(Mehroof Mehwash)等学者阐释五种特质(神经质、感觉寻求、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和攻击)与网络游戏成瘾显著相关,认为某些个性特征可能会促使个体更易患上网络游戏成瘾问题。[10]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等人认为低自尊的个体属于最容易网络成瘾的人群之一,低自尊的人更容易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11]宫剑、梁晓燕等人认为神经质与网络游戏成瘾则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神经质人群存在较高的网络游戏成瘾风险。[12]在路径干预机制的研究上，陆士桢教授指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是一种社会性综合问题,需运用社会学视角从青少年成长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外部环境出发,根据青少年群体的特征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与教育。[13]社会学家穆罕默德·冈图尔(Muhammad Guntur)认为强化家庭之外的各种活动或游戏对青少年产生积极影响,建立良好健康的社交关系,增加同伴群体的陪伴,减少网络游戏的时间可改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14]李洁主张认识青少年的多元性,运用教育学视角和个别化的原则关注网瘾青少年的心理、生理和环境,以青少年为本位,为青少年群体研究提供科学研究范式。[15]薛丽琼提到了团体心理辅导,运用心理学视角上的团体动力摆脱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不良习惯与行为。[16]综合来看，关于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机制、内部神经机制、外部作用机制和多视角学科分析网瘾问题，对解决网络游戏成瘾问题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但上述研究大多是以问题视角而不是优势视角来看待网络游戏成瘾问题，极易导致个体产生负面情绪与行为，在解决网瘾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问题的出现。

抗逆力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的现象学发现。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处在外在逆境下的个体与环境相互抗衡的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处在外在逆境下,二是个体与环境抗衡,且个体适应良好。[17]目前有关抗逆力的内涵理解主要有特质说、能力说、过程说和结果说四大类，且这些类别均是逆境中个体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相互抗衡。[18]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则更注重保护因素的内核作用,学者理查森(Richardson)提出“身心动态平衡模型”表示维持个人身心良好发展离不开保护因素发挥作用。[19]在抗逆力理论实践应用的研究中,国内外尝试从公共卫生、大学生、困境儿童等研究对象进行个体与环境的适应性研究。董幼鸿等人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现运用抗逆力理论视角去探索城市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的路径,通过静态的内在适应力和动态的外在调适能力应对疫情危机。[20]张建等人认为,在“校历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可通过抗逆力理论视角分析研究生的就业风险因素,运用保护因素建构研究生的就业风险的防范机制。[21]田国秀等学者认为挖掘学习困境中学生的潜能与优势,能够激活个体内在能量和自尊自信,进而展开实际辅导。[22]同雪莉等学者通过抗逆力重组,使困境青少年调整认知策略,挖掘逆境中的潜在资源,有效提升类似困境中的应对能力,从而形成自身优势。[23]总结上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抗逆力理论视角的研究大多呈肯定态度，成效显著。不仅关注抗逆力理论中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也关注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相互抗衡的结果，分析保护因素的作用机制，构建风险防范机制，这是以一种优势视角挖掘个体潜能，发挥个体的内在优势，促使个体抗逆力的重构。

综上所述,关于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研究颇多,纵观两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大致呈现如下两种特点：一是弱势群体仍是抗逆力理论研究的社会主流，二是分析弱势群体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机制仍是抗逆力理论的两大核心。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国内关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研究都是借鉴国外理论嵌入实际问题中,对我国不同群体的研究没有做到“实然”,仅仅只是在抗逆力理论上进行分析,没有切实融入到社会实际。因此,笔者将抗逆力理论应用于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研究,以优势视角替代问题视角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根本原因,以L村的留守儿童为例,以访谈法的质性研究法,将抗逆力理论应用于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中,分析儿童自身存在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从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有效应对网络游戏成瘾困境,有利于激发儿童内在优势和潜能，促使个体实现自我成长和持续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笔者选用个案研究法,深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现状。研究资料的收集以半结构式访谈法为主,参与式观察法为辅,对外联系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抚养人、学校和社区,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本文借鉴孔普弗(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抗逆力模型与鲁特(Rutter)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存在的潜在风险和保护因素,从而为其构建风险防范机制,摆脱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困扰。

(二)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L村为研究地点。L村是S市农村主要劳动力的输出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L村聚集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根据走访调研发现,L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回家次数多为一年一次甚至两年一次,该村的留守儿童多托给祖父母或近亲属抚养。笔者委托L村村支书和中小学老师挑选留守半年以上的10到14岁留守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成为农村留守儿童临时代课老师,访谈这些留守儿童及其父母、抚养人、学校老师等,运用参与式观察法收集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在充分考虑留守儿童的年龄、性别、家庭基本情况、留守时长、上网工具、网络游戏上线时长的基础上,挑选了几名比较有代表性的留守儿童作为案例。(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三、抗逆力理论下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分析框架的建构

学界对抗逆力理论概念的解释不一,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点:抗逆力是指一个人遇到困境时,向外界作出正向、积极的评价和应对的能力。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总结出抗逆力理论的三个核心内容：一是压力源或挑战型事件。压力源也可称之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挑战性事件,挑战性事件以个体的基本判断为准,他们是激发抗逆力的起点[24]。二是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相互抗衡。在加梅齐(Garmezy)的抗逆力行为目标模型中,风险因素也称之为挑战性因素,风险因素既可能阻碍个体发展,也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激发个体潜能与优势。保护因素也称免疫型因素,当风险在个体承受能力的范围内时可起到免疫的效果,二者是相互博弈的互动关系。[25]三是个体-环境互动方式与策略。该理论认为个体和环境的互动有助于降低风险,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减少风险的作用、降低压力消极连锁、提升自尊感与自我效能、创造机会[26]。通过抗逆力理论的三个核心内容可知，抗逆力理论适用于个体挑战性的事件，如何有效应对这种风险因素，则需要综合分析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相互博弈关系，从而构建个体的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降低风险，使个体实现抗逆力重构。

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以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为主线,分析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风险与问题,将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结合,重视挖掘保护因素的潜在优势,有利于促使个人实现抗逆力重构,有效应对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借鉴孔普弗的“环境-个体互动”抗逆力模型与鲁特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见图2),以L村的留守儿童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瘾问题可能是由于压力源、个体与环境中风险因素的增加和保护因素的不足而导致的。为解决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需从环境和个体两个维度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抗逆力重构。

四、抗逆力理论下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分析

基于抗逆力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分析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着五种风险因素和六种保护因素,风险因素具体包括父母忽视风险、身体健康风险、心理健康风险、学业成绩风险和社会交往风险,保护因素具体包括外向性性格与理性的社会认知、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的潜能、与朋辈群体的良好互动、家庭的互动模式与适量监督、学校老师的关注与支持和社区支持资源的搭建。

(一)风险因素分析

1.父母忽视风险

父母忽视风险主要指未成年人的照顾者长时间忽视未成年人的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认知需求和监督需求等,从而使被照顾者沉迷于网络游戏的风险因素。F、H和I儿童讲述:“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每年只能回来一次,我很想他们。但是他们工作很忙,我每次孤单的时候,手机里的游戏可以缓解我的寂寞,爸爸妈妈也说我,他们越说我就越想玩游戏,就想跟他们反着来。”

2.身体健康风险

身体健康风险是指由于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处于网络游戏成瘾的状态下导致的视力、听力下降等一系列生理机能免疫力下降的可能。农村留守儿童在缺乏父母长期监护的情况下,常常借助手机或电脑,用网络游戏占据课余生活,长此以往,视力与听力下降,再加上户外活动大量减少,容易导致自身免疫力下降。因此,网络游戏成瘾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风险。C儿童的爷爷奶奶讲述:“我的孙子读小学六年级,每次放学回家,吃完饭就抱着手机玩游戏,玩起来至少五个多小时,有时在床上躺着玩。现在他的双眼度数已经上升到300度了,帮他配了副眼镜,学校老师还安排他坐在前三排的座位上。”I儿童奶奶讲述：“我孙女自从上了初中之后，非常不听话，常常抱着手机玩到半夜，说了好几次也不听，每天早晨上学都迟到，老师还跟我说她上课犯困打哈欠。”

3.心理健康风险

心理健康风险是指由于受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一切不适应的心理状态,即对自己、他人或环境中事物保持负面的评价,个体会出现一系列孤僻、抑郁、焦虑和自卑等负面情绪和非理性认知。这种风险影响儿童正常生活与学习,不利于个体的健康成长。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过分沉迷于网络游戏,会对网络游戏产生依赖感,不愿意尝试与他人交往,会产生孤僻、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也因此易沦为受歧视的对象。当农村留守儿童遇到学业困境和社会交往风险时,个体也易产生一些非理性认知,对自己和他人的期待度较低,自我评价感和自我效能感逐渐减弱。D儿童讲述:“在学校里,我的成绩排名倒数,我脑子本来就比其他小孩笨很多,老师讲的课我也听不懂,一上课就犯困,我就会很烦躁,班里有好多同学都不愿意和我玩,我只适合打游戏。”

4.学业成绩风险

学业成绩风险是指受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因神经一直沉迷于网络游戏而难以专注于自身学业，导致成绩下降、滋生厌学情绪。这一风险会使他们产生非理性认知，降低自我效能感。A儿童讲述:“爸爸妈妈给我和姐姐买手机之后,爸爸妈妈说,每次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还可以用手机学习。但是每次做完作业后,我就会玩会儿小程序里的游戏。我每天下课之后都会想着网络游戏。虽然我这次考试没有考好,只是粗心的问题,但是下次我肯定能考好。”此外,学业成绩的下降也会促使农村留守儿童再次回到网络游戏成瘾的状态中,依赖网络游戏宣泄不满与烦躁的情绪,进而导致个体一直处于这种不良循环中。

5.社会交往风险

社会交往风险是指在网络游戏成瘾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易出现自我隔绝、冷漠,不善与他人交际的可能性。根据埃里克森(Erickson)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儿童这一时期需学会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即要学会社交技巧的能力[27]。增强儿童在实际生活中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从社会交往中正确识别自我,可培养自立自强的性格品质。显然,网络游戏成瘾会促使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多的社会交往风险,如果不能及时矫正,那么留守儿童自信独立的心理品质难以形成。D儿童讲述:“在学校里,我没有好朋友,他们不愿意跟我玩。因为他们说我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学生。”E儿童讲述:“我不喜欢跟他们说话,因为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我喜欢说的事情他们不感兴趣也听不懂,我喜欢跟那些跟我有一样兴趣爱好的人交往。”

(二)保护因素分析

1.个体理性认识的养成

外向型性格中的积极成分表现为活泼开朗、反应迅速、想象力丰富、主动性强、思维发散等。这些外向型性格优势在解决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上可以发挥一定的正向作用，有利于个体形成理性认识并做出正确行动。当询问这些留守儿童“你认为自己是否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儿童”时,A、C、D和F给出了“是”的回应。或者问及“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你是否会责怪你父母、老师和其他同学?”时,所有留守儿童给出的回答均是：当时的情况会认为是别人的错误造成的,但后来由于父母或老师的开导,他们渐渐认为这不是别人的错误,而是需要学会宽容自己身边的事物,形成理性的社会认知,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2.个体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

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是个体在不良情绪调节的基础上作出的自我调节，这是基于心理上调节的抗逆力生成过程中的环节。在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上,自我反思和自我提升的潜能需要获得高自尊感、调节自我复杂性和自我差距来降低网络游戏成瘾带来的风险。如:“我觉得我有好多优点,我会打游戏。”“我语文成绩好,语文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棒!”(A、C和E儿童讲述)自我复杂性来自外界对自身的评价,能够使个体不再沉迷于一种角色中,而是可以体验不同角色带来的新鲜感。如:“好学生”“潜力股”“未来进步空间很大”“好干部”“考上名牌大学”等。缩小自我差距感是让农村留守儿童正确认知到理想自我和应然自我,从而能够促使农村留守儿童戒掉游戏成瘾习惯,正确使用手机与电脑,降低网络游戏成瘾带来的身体健康风险和学业成绩风险。

3.朋辈群体间的互动

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需要个体投入到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与朋辈群体形成良好的互动。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多具情感支持功能,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摆脱对父母亲的“依恋”情结,养成正确的社会交往行为,满足自身的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归属需要,实现情感共鸣,降低网络游戏成瘾的社会交往风险。如:“我的同桌经常与我分享她的有趣的事情,在周末也会经常邀请我去附近公园赏花、钓鱼、遛狗,让我时常忘掉平时爱打游戏的习惯。”(E儿童讲述)“我经常和我班上的好几个男同学去村上的娱乐健身地方玩耍,夏天去河边钓鱼,冬天在村头上放鞭炮,忘掉了手机带来的快乐了。”(C和D儿童讲述)“我和我班班长关系好,每到了期中期末考试,我们都会一起划重点,一起复习备考,打游戏会占据我学习的时间。”(F和I儿童讲述)可见朋辈群体与留守儿童的良好互动有利于降低网瘾影响,促进其健康成长。

4.家庭的互动与适量监督

家庭的互动模式离不开家庭的关心与呵护,也离不开家庭经常性团聚的积极影响。父母的关心和呵护可以拉近孩子与父母亲的距离,减少父母忽视的风险。家庭经常性的团聚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心理愉悦感与幸福感,降低父母不在身边的无助感,从而减少对网络游戏的依赖。父母和照顾者适当的监督可以为留守儿童搭起一层保护网,使儿童意识到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从而规范自身的行为。A爸爸讲述:“我会经常给我女儿打电话嘱咐，在家要听妈妈的话,爸爸在外打工都是为了让你好好读书,将来不用像我这么累,给你买手机是让你不懂的问题就上网查查资料,不要老玩游戏啊。”B、C和父母讲述:“我们不忙的时候会从外地回家看望孩子,每次回来就会带他去商场和公园玩一次,给他创造美好的回忆。”D儿童说:“我父母每周三中午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在校有没有认真学习,我爷爷奶奶也会规定学习时间和娱乐时间,减少我玩游戏的次数。”

5.学校老师的关注与支持

学校是留守儿童学习健康成长的教育场所,也是正确宣传网络文化的主战场。学校老师是儿童的精神导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心理健康、理想愿望给予关注,有助于提升儿童自我效能感，规范其良好的社会交往行为,帮助其摆脱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L村中小学校长讲述，每个班级的班主任都是师范学院毕业后支教的老师,他们面对那些网络游戏成瘾的留守儿童，在课堂上加强辅导,关注学习成绩,课外还积极开展丰富有趣的娱乐活动,提供心理疏导。七年级班主任讲述，每周会给儿童讲解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性,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学生进行每周两到三次的家访,与其父母及时沟通,对其进行鼓励支持,激发儿童信心。

6.社区支持资源的保障

社区支持资源包括健康社区网络环境的建构、对社区网络安全进行正面的宣传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权益等。社区支持资源是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生存环境和必要条件,网络游戏成瘾的泛滥离不开这些社区支持资源的搭建,开展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能力建设,对留守儿童提供制度保障,降低网络游戏对儿童负面影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在宣传墙上张贴关于正确使用网络的宣传标语与横幅,定时为村民举办正确抵制网络游戏成瘾危害的讲座”。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危害性,我们加强完善了相关网络立法工作,建立健全青少年专项法律法规,……远离网瘾和网络犯罪,同时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上网行为进行整改,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摆脱网瘾依赖。”

五、抗逆力重构: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根据上述抗逆力风险因素分析,建构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风险防范机制需将“风险”与“保护”相连结,借鉴鲁特环境-个体策略模型,需要从个体和环境两个视角构建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风险防范机制。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模式,理性应对网瘾;提升自我效能,培养学习兴趣;创造社交机会,激发自身潜能。在环境层面减少父母忽视,培养积极的亲子互动关系;加强学校教育,建设良好网络文化校园;加强社会宣传,构建健康社会网络环境和完善政府立法,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权益。(见图3)

(一)基于个体层面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首先,改变认知模式，理性应对网瘾。非理性信念是指个体产生具有普遍性、绝对化和抽象化且与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的观点与想法。运用非理性信念识别与辩论技巧,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理性信念与思维方式,从而促进个体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农村留守儿童的非理性信念是绝对化和概括化的,可以运用叙事治疗理论中的外化技术帮助他们从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农村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对网络游戏错误的认知与价值观,认清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形成理性的认知模式,相信个体的力量,如“我能”和“我是”,理性应对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其次,提升自我效能,培养学习兴趣。班杜拉(Alert Bandura)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我成功的感受,是建立在自我认知能力基础上对成功事件的自我满足感。提升自我效能感主要包括直接经验、替代性选择、言语说服和情绪唤醒四种方式。[28]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一是需要寻找农村留守儿童以往的成功事例或创造现有的成功经验,为其提供直接经验的积累；二是进行横向比较,树立榜样,让农村留守儿童模仿他人,获得替代性经验；三是用言语说服鼓励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自我能力的发展；四是注重在实践体验中的情绪唤醒。通过上述四种方法,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儿童提供直接性经验、替代性选择、言语说服和情绪唤醒,不断提升自我效能感,培养儿童自我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最后,创造社交机会,激发自身潜能。社交机会是指创造有价值的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使个体与他人进行积极互动,实现双向发展。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认为,自我潜能的发展离不开为个体创造社会交往的机会,培养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有助于个体有效应对网络游戏成瘾困境。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鼓励他们与同学、家人与老师沟通交流自身的处境、想法与感受,与他人积极互动,寻求网络成瘾问题的解决办法,挖掘自身资源和激发自身潜能,学习正确使用网络,摆脱网络游戏依赖,有效应对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二)基于环境层面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抗逆力理论的重构是一个强调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除了基于个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外,还需要父母、学校、社会和政府为代表的外在支持性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首先,减少父母忽视,培养积极亲子互动关系。父母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不仅可以减少父母对孩子的忽视,还可降低网络游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家长而言,一是建立家庭沟通机制,家长要学会主动与孩子进行互动,多使用身体语言询问内心需求,多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二是适应权威型民主教养方式。父母严于律己并对孩子严格要求,教育才有权威性。父母应关注孩子自我认知需求,尊重孩子自我决定的权利与自由；三是父母需严格规定孩子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帮助孩子养成自律意识与习惯,有效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四是加强父母陪伴，父母陪伴对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与机会,有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人格,促进儿童自我成长与发展，也有利于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减少风险的连锁效应。

其次,增强学校教育,建设良好网络文化校园。学校是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知识的主战场,加强学校的教化作用,有利于促进儿童形成良性的社会交往关系,减轻网络游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危害。一是开展网络安全知识的相关教育。讲解相关网络游戏的危害性,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控制网络使用时长,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增强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二是开展多样化的体育娱乐活动。在课外丰富留守儿童的文化生活,开展有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的娱乐活动,让儿童塑造自我,转移网络游戏依赖。三是优化网络管理与监督,建立一套网络使用的长效管理机制,将网络道德教育和美好校园网络环境建设相结合。

再次,加强社会宣传,构建健康社会网络环境。除了构建家庭、学校的风险防范机制之外,还需要发挥社会宣传机制的作用,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力量,让社会民众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与需求,给予农村留守儿童物质和精神上的关爱,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戒除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社会组织链接资源、社会工作者可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小组活动、个案活动,帮助其戒除网瘾。社区对网吧进行严格的管理,通过运用法律的手段打击网吧的非法运营,防止“网瘾”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构建健康的社会网络环境。

最后,完善政府立法,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权益。政府要发挥制度功能,加强立法措施,提升宏观层面的支持性保护因素。一是政府要加强完善网络立法工作,加快网络法制化的进程。政府针对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制定相关的政策,不断加大对网络犯罪的惩处,建立健全青少年专项法律法规,使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网瘾和网络犯罪；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营业性网吧的管理,取缔非法经营,严格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严禁社会传播不良信息,防止青少年无节制上网；三是政府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广泛开展网络安全的教育,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安全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发挥互联网行业的组织作用,规范网络文化发展,强化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作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上网,摆脱网络依赖。

结 语

通过抗逆力理论视角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存在一系列风险因素,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有利于化解风险及解决网络游戏成瘾的相关问题。总的来说,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危害降到最小化,可利用孔普弗的“环境-个体互动”抗逆力模型分析网络游戏成瘾问题背后的风险因素,通过鲁特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去构建风险防范机制,使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因素发挥作用,从而重构自身的抗逆力应对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风险因素,也存在一系列保护因素、健康风险、心理健康风险、学业成绩风险和社会交往风险等。可以从个体和环境层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如基于个体层面的创造机会、提升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和基于环境层面的降低风险影响和减少连锁反应等途径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解决网络游戏成瘾的相关问题。

第三,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笔者从抗逆力理论的视角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以L村的留守儿童为例,分析这些群体存在的风险因素,主要采用的是访谈法,其次是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故研究方法存在单一性。此外,这些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涉及的领域重点来自个体、父母和社会层面,可能还存在其他风险因素,需要更深层次地进行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