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春

文人和文章，经世致用才可喜。“百无一用是书生”，此言虽有偏颇，但细想来，读书人舞文弄墨或者摇唇鼓舌者多，常以“手无缚鸡之力”自怜，甚至“油瓶倒了也不扶一下”，也真是面目可憎。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移世易，读书人也应该“洗洗脑子”，有点“生意经”，这样能写出美文，也才能有符合世情的美意。

“唐宋八大家”，苏东坡自有一席之地。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人画，苏东坡成为开拓者之一。宦海沉浮，悲欢离合，从京都到杭州、徐州、扬州、儋州等地，官越做越小，家越离越远，最终客死他乡，苏东坡人生令人扼腕叹息，但其诗文美名却经久不衰。

上中小学及至大学中文系，自不可避免也要熟读乃至背诵他的名篇佳作。可惜的是，彼时读苏东坡并非出于自己的爱好，当时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对其生平事迹、文学思想、政治主张知之甚少，只知其是文学家。近来，读了沙志芳先生关于苏东坡的文章《寂寞的苏堤，寂寞的苏东坡》，从游览苏堤开始，知人论世，说文析事，把一个立体、丰满、全面的苏东坡呈现给我们。掩卷长思，苏东坡的多面人生，竟如此传奇。特别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类呈现，让人拍案叫绝。

求学时，读苏东坡文章为了“应知应会”，到读沙志芳先生的论文，让我探究苏东坡的好奇心陡增。因为其中关于苏东坡经世致用的那一方面，是我闻所未闻的。说“乌台诗案”，也略知一二;说《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也能晓得几句;说欧阳修与他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我是看过的，扬州蜀冈上的谷林堂便是明证。在一个地方为官，无论时间长短，他都能以民为本，为民除害，替民着想，予民以利。看他的作品越多，越发感觉他更像“生意人”，有他独到的“生意经”。说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像生意人，有生意经，绝不是亵渎，在我看来是高看一眼，在当下也许是很时尚的褒奖。

这个“生意经”并不是官员怎样肆意盘剥百姓，而是有经济头脑和手段，让百姓富裕、地方富庶。这或许是苏东坡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最为崇敬他的地方。天地之大，大不过百姓。百姓的安危贫富应当是为官者念兹在兹的，让百姓安居乐业也应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

地方官是父母官，儿女幸福，父母必得操心，但又有多少人能“为伊消得人憔悴”？隋唐以来，科举盛行，文人做官，比比皆是。科举考试，策论最见功力，但大多数是空泛之论，并不触及现实的民生。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自圆其说，就会脱颖而出，走马上任，顶戴花翎。其实，民生疾苦、除弊兴利此等现实问题，远非书本里所说的那么简单。在四书五经里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在现实中更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到地方长期历练才能有所感悟。有理想抱负者，自然会去躬身实践，但因解决难题太复杂太困难，起初的满腔热忱容易烟消云散，最后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等三年五载考绩，换个地方继续做官，成了必然归宿。大多数人满足于收收皇粮国税，断断诉讼案子，搞搞社会治安，只要不出事，便心安理得。至于百姓生计，考虑得自然不会太多。

苏东坡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反文人从政常态，不安于现状，不拘泥于成法，见不得百姓受苦，总想另辟蹊径，改变现状。他在每一处的施政都与众不同，仁政善策自然百姓拥戴。其经济理念、经济思维、经济政策，无不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聪明智慧、卓尔不凡的治理才能。是熟读四书五经，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是心系民生疾苦，靠经世致用富百姓，社会有一杆秤，历史是一面筛，让昏庸与贤明不言自明。为减轻百姓负担，不惜与上司争得面红耳赤，为的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地方兴利除弊，不惜与同僚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地方长治久安;为带动地方发展，不惜甘为后人栽荫凉，为的是社会繁荣。苏东坡的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呕心沥血，就是放在当代也是楷模。造福一方，为官者都有自己的招数，但苏东坡的“生意经”值得回味。

宋朝党争，历来为人诟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举措，现在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后只好草草收场。不能说青苗法设计得不好，只怪基层贪官污吏层层剥削，使很好的制度走形变样，让本该造福于民的善举，扭曲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恶政。苏东坡直言，青苗法就是一个官府变相的“高利贷”，大小官吏借机敛财的“护身符”。如此不顾民意，强行推广，不是让农民渡过难关，而是变相地巧取豪夺，让凋敝的民生雪上加霜。在王安石變法之初，苏东坡就看出端倪，大声疾呼，坚决抵制。实践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其市场理念难能可贵。在那个年代，官员懂得经济规律，相信市场力量，善用经济手段，是多么弥足珍贵。苏东坡用他的理念和实践，诠释了这些富有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创见。

农耕文明，搞农田水利吃力不讨好，但农民丰衣足食需要。他每到一处，都大兴水利，徐州长堤、杭州苏堤就是极好的范例。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西湖淤塞过半，调蓄江湖、灌溉农田的功能基本丧失。他拟定方案，组织施工，退田还湖，浚深湖底，并将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成堤，修了六座桥供湖水流通，形成一条沟通西湖南山、北山的通道。此举不仅让杭州人从此告别饮水困难，而且还保障了农业发展。农民灌溉无虞，收成有望，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至于苏堤融入西湖美景，那是后话了。一座供人游览美景、体育健身的堤坝，为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从扬州向京都运送粮食的漕运，因往返时间长、成本高，船工生活难以为继，偷盗官粮充饥时有发生，法办惩处也无济于事。他上任后发现，如果允许船主适当带点南方土特产到北方贩卖，以贴补船工生活，偷盗官粮之事便能彻底消除。于是，他斗胆上书朝廷，建议改革现行漕运体制，允许船工不超过限额捎带私货，再辅之以严格管理。方案得到朝廷批准后，官粮如数运至，船工生活有靠，公私两利，皆大欢喜。困扰多年的难题，苏东坡的一个好点子便使其迎刃而解，独具匠心的创意由此可见一斑。

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为营造官民同乐氛围，宋代的扬州每年都举行“万花会”。他深知百姓生活不易，昔日积欠的皇粮国税尚未还清，还要搞这样华而不实的盛会，是典型的劳民伤财，政府费力不讨好，百姓出钱不落好，与其这样，倒不如顺应民意，就此了断。他到任后，上奏朝廷，免除陈年积欠，断然停办“万花会”，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定前任沿袭多年的做法，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断了多少人从中渔利的好营生，不招人嫉恨才怪呢！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愿交恶同僚，也不得罪百姓，把有限的财力用到兴修水利这样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上。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在旧官场需要何等的创新勇气。

当然，除了正史中记载的苏东坡的民本思想、行事之外，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更充满了十足的“生意经”，如他创制的“东坡式炖肉”，在猪肉不上台盘的那个时代，能够使黄州百姓不仅吃饱，还能吃出美味，甚至到了杭州，被追捧为“东坡肉”，惠及当下以及后来的诸多老饕;他违背誓言制作的“圣散子”，疗救瘟疫中的百姓;他在惠州发明“针挑羊脊骨”，简直就是今日羊蝎子的老祖宗;他在儋尔（今海南）发明烤生蚝;还有他充满浪漫兴致的酿酒，诸如在黄州酿制不太成功的蜜酒，在颍州酿制天门冬酒，在定州酿制松子酒，在惠州酿制桂酒等。在被贬谪的处所仍能心系民众，这样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万民崇敬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中国文学史、政治史、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他的“生意经”自然也足够我们细细品味。

苏东坡的诗文固然流传千古，但他的“生意经”同样也会流芳百世。读他的诗文歌赋，念他的民本情怀，想他的经世致用，我以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即使苏东坡自己想默默无闻，其为人为文的豪放激越，其经世致用的民本情怀，特别是为民理财的“生意经”，也会让后人不断从中汲取智慧，这就注定了苏东坡永远不会寂寞。

借古而鉴今，眼下我们的许多事情其实并非唱足了经济戏，而是往往缺乏一点“生意经”的。尤其是文化界的事情，常有这种难以致用之痛，比如我们这些年谈运河文化，这条文化和经济上的黄金水道，到底有多少“生意经”可念呢？

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专题协调会上，有识之士指出，要发挥论坛影响力，有机嵌入产业发展、城市推介元素，真正把论坛打造成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推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重要引擎。这种提议其实正是切中时弊、务求实效。回溯既往，不难发现，一些活动“套路化”，邀客老面孔，程序老规矩，搭台唱戏，蓝底白字背景板，立式话筒两三根，领导主持，嘉宾致辞，宾朋餐叙，大多是“见了面换了片、吃过饭断了线”，热闹闹的开场，乱哄哄的收场。也有些活动随意“拉郎配”，为应付任务，广发邀请函，貌似高朋满座，实则互不关联，与会者东拉西扯，自说自话，不知所云，直到会议结束，很多来宾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更有离奇的，纯属瞎折腾，工作不用心，没事搞活动，请人来捧场，内容老生常谈，目的就是造势，受邀单位不派人去怕得罪人，想派人去又抽不出人，勉强派个人，也只是穿梭在各个活动现场，弄得身心疲惫。

把搞文化与抓经济对立起来，是一些人的潜意识，也是若干文化活动行之无效的症结。细想想，所有的活动不都带有经济性吗？往小处说，搞活动至少要花点钱吧？即或不花钱，那么多人的时间难道没有机会成本吗？往大处说，搞活动就是互利双赢，聚力聚智聚财解决问题，效应、效率、效益都应在活动不同层面得到体现。有些人对花钱搞活动得心应手、乐此不疲，对搞活动赚钱却畏苦怕难、心生抵触。这是活动层次不高、效果不好的思维屏障。花钱不用想，人人都会做;赚钱要多想，做到不容易。于是乎，“硬的拖锹过，软的挖一锹”，对花钱搞热闹的活动不厌其烦，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形象、网络上有视频，轻轻松松就会刷到存在感，何乐而不为？而通過活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慢工出细活，需要甘坐冷板凳，需要甘做铺路石，这是何等的难事！增强活动的产业思维，就是要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持以活动推动发展。这就需要搞清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这样，活动的经济性自然会体现，活动的目的性一定会实现。

其实，过去扬州城里，这样的“生意经”就无意间念过，不过到今天才发出光亮。“中国四大名园”的扬州个园闻名遐迩，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巧夺天工的艺术价值、以假乱真的叠石技术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个园主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自鸣得意“以竹胜”的个园，真正让人脑洞大开、兴趣盎然的竟是“四季假山”。个园不大，但很精巧。主人用笋石、太湖石、黄石、宣石，借助天然地势，营造出春夏秋冬人间四季景色。大凡外地来过个园的，都对其赞不绝口，本地人也都以此为荣。据《扬州文史资料》介绍，个园的“四季假山”一说在历史典籍中并无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也并未有人提及过，直至1956年扬州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说到此事，我们应该感谢先贤，他们独具慧眼的发现、恰如其分的概括、富有诗意的表达，让个园“四季假山”从此蜚声海内外，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

凡事需要机缘，更需要眼光。“四季假山”的发出光亮，源于文化工作者张青萍。他在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了个园假山的四季景色，并对其做了富有美学意味的诠释，使它以此声名远播，后来的园林美学大家陈从周，对张青萍先生的独特发现赞赏不已，其权威首肯让它从此成为经典案例。

一座本来“以竹胜”的古代园林，经高手提炼、名师指点，华丽转身为以“四季假山”著称的名园，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也不得不让人心生愧意。只以扬州为例，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古代园林自不待多说，雕版印刷、玉漆器、戏剧、曲艺、剪纸等，数不胜数。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大都显得步履蹒跚，让人心疼不已，又爱莫能助，束手无策。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不能将文化原料加工为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所谓“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让人扼腕叹息。

张青萍从一堆乱石中发现了“四季假山”，赋予个园文化新的时代价值，让个园身价陡增，而且经久不衰。这其中固然有他个人学识才华过人的因素，但更有他那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抱负，那就是古为今用，物为人用，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活在当下，造福于民。对不可移动的古代园林，他用慧眼发掘了文化富矿，用妙手提炼了文化新意，用金口讲述了文化故事。

跟“四季假山”学讲故事，一座假山因新的诠释而使个园从众多的园林中脱颖而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宾朋纷至沓来。我国历史遗迹丰富多彩，这是一座天然的文化富矿，尽管它们大多对外开放，但流于表面的就事论事多，像个园那样深度挖掘的少。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今天，我们如何借鉴“四季假山”的经验，用创意赋予古老文化新的内涵，使其呈现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精当表达，从而实现“二次创业”，让文物开口说话，讲出让人赏心悦目、益智赋能的新故事，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让沉淀已久的历史文化活起来，将面广量大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让古为今用不仅是漂亮的口号，更是实在的行动和收获，是一本好的“生意经”。

再从大局说到个体，世间好多事情最终还落在个人身上。有人戏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放到别人的脑子里;二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这是件有意味的事情，第二句讲的是生意经，第一句讲的是如何念好生意经。扬州疫情短暂肆虐期间，居家足不出户，翻看昔日闲书，算是以读攻毒，以阅抗疫。手头正好有广陵书社出版的《郑板桥集》《郑板桥四书真迹》等书，随手拾起，一气读下，爱不释手，获益匪浅。只恨平时读书少，对郑板桥的了解只停留于狂狷、耿介、不拘小节等肤浅认识上。通读全书，一个立体丰满的郑板桥，让我耳目为之一新。

郑板桥确实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天生的读书种子，一生不安于现状。学而优则仕，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过关斩将，做了县太爷，在黎民百姓眼里是青天大老爷。唉，放着好好的官不做，挂冠而去。在潍县尽管时间不长，但官声颇佳，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佳话至今仍在传颂，特别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让后来从政者用以自警自省的座右铭。

《兰亭序》是书法丰碑，八分书则源远流长，风格高古。别人都循规蹈矩，不安分的郑板桥却别出心裁，搞出一种真隶相参、杂以行草的“六分半书”，笔画变幻无穷，波谲奇古，锋芒劲峭;字型或大或小，或长或扁，看似随意，实则用心;章法如乱石铺街，奇趣顿生，节奏感强。由于不按套路出牌，打破常规，惊世骇俗，一顶“扬州八怪”的帽子妥妥地戴在他头上，让人另眼相看。

乖张之人的不可理喻常人难以想象。看破不说破，是为人处世的老到。偏偏这个怪人一反常态，把文人爱钱不可言说的心里话，直接搬到台面上。嘴上说说也罢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写成布告，张贴在门口，让不少想利用文人羞于谈钱心理的人望而却步，打消了“揩油”的念头。看看他是怎么明码标价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钱到位作品就好，没钱免谈，以物抵钱是不得已的下下策，作品大小与金钱数额直接挂钩。说得这么赤裸裸，一般文人还真不好意思开口呢！更不用说挂在门口了。在他之前，似乎有写墓志铭换取钱财的，但大都是君子协定，并没有像他这样招摇过市的。在他之后，好像也有名家明码标价的，但也没有像他这样惊天动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在他身上似乎并不为过。郑板桥的字画史有定评，其开风气之先的精神、锐意创新的技艺、对后世文化传承的影响，仍在影响着一代代书法艺术家，他润笔费的明码标价与他的书画一样成为美谈。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对当官的要求，因为这是基本操守。那些做着官写字捞钱的，为什么总被人看不起？也许他们的字写得不丑，但由于身居官位，其字画价格不可避免地烙上官印。官大价格涨，倒台忙铲墙，前些年这样的闹剧不断上演，这几年倒不怎么听到此类的笑话了。文人志趣高雅，不追名逐利，追求纯粹艺术，为艺术创新探索，哪怕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也不改初衷，这样的境界令人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书画家也是一个职业，凭本事吃饭，靠作品打市场，写字卖钱，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有些似乎清高的文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书法家不能钻进钱眼里。在他们心目中，文化人就不能谈钱，否则就不纯不洁。我从不怀疑与金钱切割、超凡脱俗之人的存在，对他们心存敬畏也是发自肺腑。但对以书画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之人，我感到更真实可敬。一手交书画，一手换钞票，你情我愿，两全其美，各自称心，何错之有？

当然，靠写字卖钱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书法爱好者就是自娱自乐。他们用不着为参加大赛是否获奖担忧，也用不着为作品能否多卖几文而发愁，更犯不着为作品好坏被人指指点点而着急，就是写了玩，没有功利心。不过，如果想写字卖钱，还真得用心呢。不是所有的书画作品都能卖得出去，也不是所有写字的都像郑板桥那样挥洒自如，究其因，乃自身问题。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写字卖钱，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市场是不买账的。

文化底蕴不够，是时下写字人的通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些人以为临了帖，傍了名家，就以为得其真传，可以写字卖钱了。殊不知，书法艺术是门综合艺术，学养很重要。字如其人，一手字可看清你根基深浅，写字更多时候不是比技艺，比的更多的是文化积累。写字有时就是写思想、写见解、写情感。如果整天只会写“淡泊名利”“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之类的东西，只能说明你才疏学浅。看看郑板桥写了哪些，人家写“难得糊涂”，对聪明糊涂的辩证关系说得那么通透;“吃亏是福”，道尽人间做人的学问，这些都是饱读诗书后创造性转化的原创。如果不在读书上打根基，只想凭雕虫小技糊弄人，作品自然乏人问津。

艺术底数不清，这不能不说是当下很多写字人的悲哀。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其自身规律可循。一些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还没学会走便想跑，没有合格便想出格，總想一招制胜，出人头地，于是一反常态的怪招乱招让人捧腹。不在传统上找根源，不在学习上用心思，不在悟道上花力气，整天搞一些自以为是的创新之举，看似有模有样，实则装模作样，骗骗外行人可以，业内人士自然心知肚明。

创新底气不足，是不少写字的瓶颈。写多了写熟了，墨守成规者大有人在。泥师法古，是初学者必经之路，但拘泥于成法，一味追求形似，只能失去艺术创新的自我。看了不少人的字画，基本功无可挑剔，但鲜明的个性风格却无迹可寻，说到底还是创新底气不足。这其中既有学养不够的问题，也有见识不多的窘迫，更有自我革新勇气不足的困惑。在艺术丰碑面前，只有敬畏，不敢超越;在艺术模式里面，只有自满，不想超越;在艺术追求方面，只有仰望，不会超越，致使本可以再上一层楼的书法艺术多年原地踏步，令人扼腕叹息。

写字卖钱不丢人，在艺术清朗的世界里，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清晰的艺术底数、不懈的创新底气，写字写出群众欢迎，写出社会满意，写出境界，写出格局，这样的书法对人民是奉献，对社会是贡献，对自己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也许又有人说，名人或者高人的脑子毕竟有他们的高明。其实很多时候，一切还在于个体的心态，一个人“怎么干”，其实往往取决于“怎么看”。看法通了，做法自然也就不难，苏东坡的生意经也好，郑板桥的生意经也罢，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而普通人如扬州“赵大姐”赵卫红成为网红，可能给我们更多更普遍的启示。这位大姐在扬州小城石塔菜场一家净菜摊位打工，生意空闲时，她支起画架，用色彩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无论是静物描摹，抑或是生活写照，还真有模有样，有时还免费辅导周边的孩子学画画，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使烟火气十足的菜场平添了许多文化味。

赵大姐被媒体冠名为“菜场画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画家要么在十八般兵器齐备的画室里潜心创作，要么在宁静的大自然中尽情挥毫，嘈杂的菜场怎么能支起画架，进行高雅的艺术创作？这种画家与菜场迥异的组合与众不同，由本地媒体报道，再经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下子让“菜场画家”闻名遐迩。好奇的市民纷纷前去石塔菜场，不是为了买菜，而是为了一睹这位传奇画家的真容，领略赵大姐艺术创作的魅力。有外地游客在参观之余，感慨不已：“到底是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卖菜的大姐竟然也能画出像模像样的油画，了不起啊！”对赵大姐业余绘画，大家发自肺腑敬佩。对其绘画水平，专业人士看法不尽相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从小训练的童子功，半路出家，仅凭陪儿子学画的这点功底，想画出专业水平的作品，难度可想而知。搞艺术，天分、勤奋缺一不可，能成为大家，留下不朽之作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艰难地行走在艺术的道路上。到目前为止，赵大姐就是为了个人兴趣爱好而画画，还没有变现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

一个卖菜的把日子过好就不错了，何必再去折腾很难变现的绘画艺术？这也正是“菜场画家”的过人之处。人生在世为了什么？追名逐利者大有人在，他们往往失去了人生的快乐。在我看来，赵大姐卖菜是为了生活，而画画却是享受生活，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她的画画，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艺术追求，为了内心的充实，为了生命的丰盈。不带功利色彩的艺术追求，往往使过程更加享受，艺术更加纯净，行为更加可爱。

“菜场画家”不是专业画家，其“卖菜为了生活，画画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值得文化人学习。不讲条件有格调，这是赵大姐难能可贵的品质。菜场摊位就是她的画室，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顺势而为，忙时卖菜，闲时画画，张弛有度。只要心中有艺术，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生活的艰难反而会砥砺艺术品格。不计名利有追求，无疑是苦口良药。人生追求成功卓越并不为错，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往往名利皆丢。相反，抛却名利只为追求，即便不会成功，也不会被莫名的烦恼纠缠。你看赵大姐笑脸卖菜，从容作画，怡然自得，一不小心就被媒体关注，其事迹不胫而走。相形之下，有些人的刻意为之却事与愿违。不怨天尤人有担当，卖菜打工是她的生计来源，她从来也不会抱怨，作画没有工作室，卖菜影响创作，社会也没有对她提供任何创作的保障。她靠卖菜让自己过得很有尊严，闲暇挥毫让自己活得很有品位，教四周孩子绘画忙得很有节奏，一切都在不经意间，让平凡生活与艺术追求搭配得那么雅致。

“菜场画家”走红，折射了社会对文化人的期盼，表达了人们对文化的见解。生活即文化，文化向来不是少数人所谓的“高大上”，相反是烟火气中的诗意，而这又何尝不是一本难得的“生意经”呢？

从名人到凡人，再回到历史社会的面上，“生意经”其实不远，但似乎也并不近。对于我眼下所在“竹西佳处”的扬州城来讲，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近年来，扬州被称为“好地方”。“好地方”之所以好，与扬州历史上数度繁华为中华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密不可分，与历代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咏颂扬州更是紧密相连。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千古传唱，不绝如缕;“淮左名都，竹西佳处”，魂牵梦绕，令人向往。诸如此类的千古绝唱，让“好地方”声名远播，声誉日隆，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形象展示的活广告、百姓自豪的口头禅。扬州的文化触目皆是、俯拾即是。一批有志之士在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砥砺前行。扬州的一座座文化高峰都是建立在经济高原上的。没有经济大繁荣，就不可能有文化大发展，文化与经济向来都是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时至今日，一味强调先发展经济后建设文化，显然放弃了主动作为，明显落后于形势要求，经济文化双向互动发力，才是现实可靠的明智选择。

就说耳熟能详的竹西路吧。竹西路史上有名，扬州人引以为豪，外地人心驰神往。路两边文化资源富集，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且不说古运河原点邗沟开挖的“第一锹”，不说扬州人供奉的夫差刘濞“二王庙”，也不说民间人士正着力恢复的“竹西八景”，单说由邗沟生发开去的古运河，经过这几年整治，夫差广场依邗沟而建，成为市民休憩的好去处;亲水步道杨柳依依，市民游客结伴而行，发思古之幽情，享生活之休闲;竹西公园燕子衔泥，点滴积累，探索民間力量打造园林文化的新路;御龙湾商圈日臻成熟，吾悦广场人气爆棚，“壹点文创园”尝试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流物流信息流相融相生，生机活力竞相迸发，“古运河重生”的探索之路徐徐展开。

文化是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让文化成为新的生产力，形成文化产业，是不少地方打文化牌发文化财的成功路径。文化传承发展具有自身规律要求，也有经济规律约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化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空谈社会效益，不顾经济效益的文化很难有旺盛的生命力。只有将文化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心甘情愿参与文化消费，文化才能活得长、活得好。文化建设在尽力满足人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要把效益效率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众多文化资源中，慧眼独具，披沙炼金，寻找有转化价值的，并通过创意设计，开发成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用品，进而形成引领时尚的名牌商品，这样才能使文化富矿发挥最大效应。

说到扬州的文化和生意经，不得不再说说富春的魁龙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到扬州求学，慕名走进富春茶社，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听说富春包子出名，自然要去尝鲜。大堂里一式的八仙桌、大条凳，随便找个角落坐下，点了两个三丁大包，就着一杯绿茶，细嚼慢咽，当了一回真正的扬州人。那时的包子，个头之大，能令今天精致的小包子无地自容，馅心之多，让我这个“土包子”直呼过瘾。那个茶更是清澈甘爽，喝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问人才知叫“魁龙珠”。两个包子下肚，回到学校晚饭也省了，坐在教室晚自习，咂摸三丁包子的鲜美，回想“魁龙珠”茶的甘爽，“不辞长作扬州人”。工作之后，偶尔带外地朋友到富春吃早茶，总是对“魁龙珠”情有独钟。不管客人喜不喜欢，上来就向客人介绍。看到客人轻抿一口热气腾腾的茶，连声说好，我这个东道主更是喜不自禁。

一家茶社要想崭露头角、出类拔萃，除了特色点心菜肴外，一款好茶，无疑是角逐胜负的重要砝码。富春的先辈们看到了茶对茶社经营发展的重要性。富春茶社百年传承，“魁龙珠”茶是它赢得社会认可的一大因素。南来北往的游人、寻味而来的文人、风尘仆仆的商人在这里会集，甘洌清澈醇厚的好茶，成了他们互通贸易的由头、敘旧续谊的佐料、说古道今的谈资、激发灵感的契机。一杯“魁龙珠”，谁解其中味？茶客各有体悟，美美与共，不亦乐乎！

“魁龙珠”茶有大名气，背后是大智慧。历史上，扬州本地产茶不多，产出的茶也不像龙井那样有名。没有好茶，创造条件也要炮制一款好茶，这是富春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历史已经无从考证，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研制，才有了富春“魁龙珠”。富春的先辈们，也许望着热气腾腾的包子会苦思冥想如何消食解腻，也许对着大快朵颐的食客虚心讨教如何茶食对路，也许趁着关门打烊的闲暇反复调兑配比，日积月累，终于以珠兰窨入龙井与魁针，让一茶有了三味，既有魁针之厚、龙井之清，又有珠兰之香。“一壶水煮三省茶”，“魁龙珠”就此横空出世，独领风骚。

一款“魁龙珠”流芳百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是扬州的先人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每当我品尝它，便会想起先人们善于借力、敢于突破的比拼精神，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龙井、魁针再有名，但都不是扬州的，可一经珠兰窨入，创新创造、艺术转化，就成为扬州人自己的。正如现在，又有谁说“魁龙珠”不是扬州的呢？

富春人别出心裁地制出“魁龙珠”茶，让扬州早茶名闻遐迩，这种创新创造、敢想敢干的精神，造就了让扬州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名片。如今，面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发展格局，又该以什么样的气度、智慧和办法，用扬州的“珠兰”去创造一个个“魁龙珠”呢？

竹西佳处，历史上的辉煌印记给我们现实启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文化繁荣是苦干出来的，这才是今天需要的“生意经”，但破这个题目可依旧要回到现实，回到个体，回到细节，这才是生动有为的“生意经”。

杭州歌舞剧团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或许可以给出更具体生动的答案。斯剧以艺术家的大运河之旅为故事，在他与大运河中一滴水的她相遇、相恋、相爱的过程中，艺术化呈现中国大运河开凿、繁荣、遗忘、重生的历程。现代舞美与传统服饰交融，电视语言与盛唐气象交替，百姓生活与家国情怀交织，丝竹之音与管弦之乐交混，既舞之蹈之，又歌之言之，让传统舞蹈艺术更具张力和感染力。剧作一经公演，就经久不衰。观众喜不喜欢是衡量艺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正是文化和文化人真正体现实力和体面的时候。

《遇见大运河》通过爱情故事将运河是致富河、幸福河的主题进行艺术化表达，将开凿、繁荣阶段的开放包容、通江达海的运河文化精神内涵进行深度开掘，在遗忘、重生阶段，视听盛宴的享受，挡不住人们对当下文化遗产现实命运的思考，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行动。这样一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故事呈现、艺术表达，提炼出的主题又怎能不直抵人的心灵，引起强烈共鸣？看懂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觉悟;觉悟了，才能行动。当下许多志愿者为呵护运河，或做志愿讲解，或做环境保洁，或做理论研究，或做文艺演出，或许都与此有关。

艺术家的大运河之旅，与运河化身一滴水的她穿越千年的相遇、相知、相恋、相爱，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表现得或举洪荒之力，或现盛世之景，或有失落之感，或呈醒悟之状，时而荡气回肠，时而愁肠百结，时而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让一个千年运河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实，人物已不太重要，关键是人们记住了大运河。具有时代感的故事演绎，文化传播自然获益匪浅。

大运河是活态文化遗产，让它开口讲话，讲好中国故事，着实不易。《遇见大运河》运用舞蹈艺术呈现，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选择什么样的艺术样式呈现文化主题，艺术界一直很纠结，另起炉灶怕坏规矩，因循守旧怕没观众。其实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任何成熟的艺术都是经过创造，再经过大家的打磨，逐步定型的。一成不变的艺术经典是不存在的，能让观众愿意看的表达才是好的艺术。《遇见大运河》可以讲是一个先锋实验剧场，舞蹈艺术中融入了行为艺术、戏剧艺术，舞蹈中有说唱，旁白加深了观众对剧情的理解，歌唱升华了剧情主题，从而使剧作更加亲和，更加接地气，更富有艺术感染力。而其演出的经久不衰，更加证明了艺术创新表达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从苏东坡到普通人，从大运河到扬州城，从过去的时光到今天的眼下，“生意经”看来绝非是人们忌惮谈的所谓“铜臭”，可能更是文化和士子真正能够格物致知的立身之本，也是通衢大道和正道。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