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上大抵存在两种主要传统：前者以卞之琳为代表，认为诗歌应该挣脱杂芜、暴力的历史，通过“朝向语言的危险风景”，将具体事件高度玄学化、抽象化，使得写作技术转化为一种认识装置，在我们同历史与现实的“疏离”中捕获重新认识、从容处理令人忧惧的历史的可能性;后者则是诗人主动将写作转化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让诗歌通过自身对社会功能的承担以及功能承担位置的变化，使得写作成为社会价值重构的实践。两种传统都曾因特定的历史情境获得假定的伦理优越性甚至是唯一性。

之所以要在短文内重提这一问题，倒还是因柏桦《回首往昔》的末一句：“但愿你能认出我、看清我而不是想象我。”此处的“想象”显然并非当代诗学中常与“感受力”所并置的“想象力”，也并非哈罗德·布鲁姆所谓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的“误读”，而更近似于“未来读者”由于文本表达方式与读者的认识结构所引发的“错位的对话”。当柏桦在内心勾勒纳博科夫的形象并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与纳博科夫对话的错位时，他的思绪进一步引申到后来者与自己的遭遇是否也会发生错位。在具体的书写程序中，柏桦之所以要展开追忆，并非企图回到过往，而更多出于他对当下的不满：当数字时代所有具体的可感物与尚未得到塑型的感受都被媒介转化为一种风景，一种或许已经生成自身传统的“超真实”之时，柏桦至少希望自己能够固守对话的基本底限，以忠诚于现实的语言去完成一种诗;也寄希望自己能被“认出、看清”，而不是任由自己臣服于“未来读者”颠倒的认识观，被以颠倒、错置、拼接等方式去任意阐释。在写作伦理上，柏桦的这一句诗多少因当下具体的社会情境，呈现出对新诗两种传统中前者的拒斥，尤其是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已经沦为无法摆脱的风景，一场持久的梦魇时，诗歌所应该坚持的绝非是继续营造语言幽暗封闭的内景，而正是要以书写去“突围”语言的幻景。

只是在具体操作上，这首诗仍然与前一种传统持续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尽管柏桦并不吝啬于列举日常生活的场景，按照时间的顺序铺展数个记忆的碎片，并将它们精巧地嫁接在纳博科夫之上，通过在叙事的语息之间“云游”，塑型出一个独属于内心与个人的记忆时间，但文本内所有叙述却都从重要的历史场景上轻飘飘地滑过了，如“我已感到‘儿童向集體生活的过渡’”这一句诗，在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对象，甚至是共时性跨地域性的内心共鸣后，并未以诗人的警觉做出足够完备的姿态去思考如何在文本中呈现这一对象。不可否认，柏桦漫不经心的口吻固然有助于将我们从历史的重压下释放出来，但难以胜任他自己所向往的“认出我、看清我而不是想象我”的写作伦理。这首诗在朝向真实的同时又以暧昧轻佻的态度消解了真实，因而仅仅获取了真实的碎片，阿兰·巴迪欧认为，真实的碎片正是对真实的隐藏，是真实已经消失之处向我们提供的一场骗局，告知我们真实仍然存在;此外，倘若沉迷于现实被肢解后的碎片，写作从生活内部所汲取的活力也难免流散。因而，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这首诗到底是在打破“风景”，还是“风景”的自我陈述？

上述论点，并非要让柏桦重新回到宏大叙事的阴影之下，任凭某种农业时代陈旧水肿的道德情操去操纵他的写作，而是强调柏桦不应该让写作伦理成为一种宣言，要让写作本身成为一种伦理，从文本细腻清晰的褶皱中呈现自我的精神立场。毕竟我们实在难以从这首诗中辨认出柏桦作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身影，纳博科夫在1919年4月17日被迫离开俄国时的心境恐怕也很难是“逸乐”的。

彭杰，1999年生，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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