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鑫

现存最早的以五言组诗形态呈现的诗歌，是东汉郦炎《见志诗》二首及秦嘉《赠妇诗》三首。此后，随着五言诗的发展繁荣，魏晋南北朝五言组诗的题材范围也逐渐扩大，产生了许多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佳作，为唐代组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分析较为成熟成功的五言组诗作品，尤其多集中在研究某几位一流作家的组诗创作或咏怀类组诗，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组诗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早期五言组诗产生的原因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现存于我们视野中的五言组诗，并非每一组在创作之初就具有创作组诗的自觉意识。五言组诗的生成机制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文献中由后人制造生成的组诗面貌，二是受到文学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自然产生的五言组诗的形式。研究者需要区分后人制造而成，与创作之初本为组诗的不同情况，才能更好地探讨创作意图、艺术手法，勾勒文学史发展的脉络。本文试图从文献、文学两个角度，对五言组诗的生成机制提出一些初步的解释，并分析早期五言组诗呈现的题材倾向及其发展变化。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组诗创作从自觉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并更好地理解唐代组诗题材、体制等方面的来源。

本文首先需要明确组诗的定义。古人几乎没有对组诗作出明确的界定，而学界也尚未有定论，对于创作时间、作者人数、联章与同题诗歌关系等问题多存在争论。最理想的组诗定义，是作者在有明确的自觉建构组诗的创作意图的前提下，所写的一组同题诗作。但因先唐时期文本传抄变异和资料大量散佚的情况，想要每一首、每一组诗都考证出确切的作者创作意图、本事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本文对于组诗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时间段跨度可大可小)创作，以有共同主题的整体面貌呈现的同一作者的同题多首诗歌。至于联章体长诗，应视为一首诗歌，而非组诗。联章体长诗中的“章”更偏重于指一篇或一首之中的不可拆分出的部分，属于一首诗歌之下的单位。而组诗之中的各“篇”“首”则指独立完整的诗篇，由若干篇或者说若干首构成组诗。在明确定义后，应从文献著录流传情况、诗歌创作时间、诗歌内容等方面进行逐一辨析，排除大量仅仅是同题作品的基础上，方能对五言组诗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 文献著录对五言组诗形态的影响

若要探寻组诗原貌，勾勒五言组诗的发展脉络，最佳证据需从别集中获取，但汉魏晋南北朝别集大量散佚，可能留存原貌的先唐旧集仅有六家。先唐六家旧籍之说最早见于清人严可均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其凡例中提出：“唐已前旧集见存今世者。仅阮籍、嵇康、陆云、陶潜、鲍照、江淹六家。”(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此后，逯钦立《〈古诗纪〉补正叙例》中，据《古诗纪》引用书目，提出：“冯氏所据各集，亦仅嵇康、陆云、陶潜、鲍照、谢朓、庾信六家为旧集。”(2)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据此可以看出，冯惟讷、严可均的论断虽都为六家之数，但具体是哪六家存在不同。逯钦立又于之后编成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延续了“先唐六家旧集”的说法，但书中《凡例》与《后记》在此说法上有抵牾之处。《凡例》云：“先唐旧集传世者，仅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旧集残存者，仅蔡邕、谢朓、萧统、何逊、阴铿、庾信等六家。”(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后记》则云：“能确定流传到今天的旧集，至多只有嵇、陆、陶、鲍、谢、江六家而已。”(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788页。

《凡例》与《后记》的区别在于阮籍集与谢朓集。根据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可知，二书共同承认的宋本旧集有陆、陶、鲍、谢、江五家。(5)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二书都明确将严可均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凡例》判定的《阮嗣宗集》定为明人重辑。近年颜庆余《阮籍诗流传考》、刘明《阮籍集及诗集版本考论》等论文详细地论证了传世阮集经过明人重编，已多有缺佚讹误。(6)颜庆余：《阮籍诗流传考》,《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7期。刘明：《阮籍集及诗集版本考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而对于《嵇中散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将其判为宋本，《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则在明确“现今则已无宋本传世”的同时，又云：“黄省曾校刊的《嵇中散集》十卷，此书为嘉靖乙酉年刻本，《四库全书》即用此本，清代藏书家都认为此书是据宋本翻雕。”(7)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第26页。据戴明扬点校《嵇康集校注》附录“著录考”部分，可知孙星衍、洪颐煊、莫友芝等藏书家均持这种看法。(8)嵇康：《嵇康集校注》(附录)，戴明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74—575页。刘明《嵇康集成书及明本系统考论》梳理嵇康集版本，确认黄刻本是据宋本嵇康集传刻，并非明人重编本。(9)刘明：《嵇康集成书及明本系统考论》，《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

流传至今的先唐六家旧集应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中所书，乃是嵇康、陆云、陶渊明、鲍照、谢朓、江淹六家。存于此六家本集中的组诗作品虽然可能更接近最初的形态，但宋本面貌仍不能直接等于作品产生之初的样貌，在考辨过程中仍需结合文献存录情况、创作时间、诗歌内容综合判断。

至于南北朝时期的总集，与后世总集求“全”的收录思想不同，更多带有“选”的意识，《文选》《玉台新咏》虽然编选时秉持的文学观念不同，但都可以说是“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目的性强于“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1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出于此种编选宗旨，总集对于五言组诗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仅选录组诗中的部分作品，二是更改诗题、拆分、拼合、“制造”出近似组诗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总集往往选录组诗中的代表作，并没有收录整组诗歌的明确意识。以《文选》为例，可以明确《文选》仅选录了组诗中的部分作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体量较大的五言组诗作品，文献存录情况较复杂，难以确考原本形态，但据相关史料记载，仍可以确认《文选》收录未全的情况。如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文选》卷二十三仅收录十七首。《艺文类聚》选录共十九首，其中多有《文选》未收者。学界对《咏怀诗》的创作时间、背景、组诗形态等多有讨论。钱志熙《论阮籍〈咏怀诗〉——组诗创作性质及其主题的逻辑展开》从文献记录、创作时间、创作状态等方面考察，认为“其原本写作形式，就带有系列的组诗的性质。”(11)钱志熙：《论阮籍〈咏怀诗〉——组诗创作性质及其主题的逻辑展开》，《东方丛刊》2008年第1期。本文赞同这一结论，虽然具体诗歌数量、次序在现存的历代文献中存在分合变异的情况，但从距离阮籍时代较近的史料记录可知，阮籍《咏怀诗》“八十余首”的确是有意为组诗的创作，并非后人合并而成的互无关联的同题诗歌。其次，与前文所论有宋本流传至今的别集相对照来看，也可以看出总集选录组诗部分诗篇的情况。如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文选》卷二十五选录《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四首模拟赠妇、妇答往返，本是组诗。李善注曰：“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篇，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12)萧统：《文选》(卷24)，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页。可见李善已经注意到《文选》选录组诗部分作品收录未全且变更诗题的情况。

除了存在总集仅选录组诗中代表作的情况之外，还存在总集、别集、类书中著录诗题不同的情况。《玉台新咏》中收录的五言组诗，与别集对照来看，明确更改过诗题的只有选录的江淹《杂体诗》改为《古体四首》。其他组诗也存在与《艺文类聚》诗题不同的情况，但并无确凿的文献证据可以证明哪一版本的诗题是更接近原貌的。

此种更改诗题的行为，会制造出似乎是组诗的面貌。如《文选》卷三十所收录的陶渊明《杂诗》二首，可以证明《文选》收录组诗时有意选择和更易诗题的情况。“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此二首诗在陶集中明确归属于《饮酒》二十首，且陶集中尚有题为《杂诗》十二首的五言组诗。《文选》《陶渊明集》无论是由萧统挂名，还是由其亲自编纂，都基本可以断定他阅读过陶渊明别集，因此更可能是有意为之。而曹植《杂诗》七首的文献著录情况，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各总集对组诗拆分、拼合的痕迹。《文选》卷二十九录六首，李善注曰：“此六篇……别京以后，在鄄城思乡而作。”(13)萧统：《文选》(卷29)，李善注，第416页。《玉台新咏》卷二录曹植《杂诗五首》，其中“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二首与《文选》所录《杂诗》重合，而“明月照高楼”一首，《文选》卷二十三作《七哀诗》，“微阴翳阳景”一首，《文选》卷二十九作《情诗》，而《玉台》收录的“揽衣出中闺”一首则不见于《文选》。此七首自《古诗纪》卷二十四始合并为《杂诗》七首。四部丛刊本《曹子建集》录《杂诗》六首，“揽衣出中闺”与四言诗“有一美人”合题作《闺情》二首。黄节《曹子建诗注》将“揽衣出中闺”一首与其他六首分开编集，仍题作《杂诗》，而对于其他《杂诗六首》注曰：

此诗第一首似作于徙封雍丘之前。二三四五首似作于徙封雍丘之后……至若第六首，乃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植留守邺都时作，本集误次于后，自来无人辨别。(14)曹植：《曹子建诗注》，黄节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页。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也提出曹植《杂诗》“或无题目”，是后人标目(15)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147页。。另外，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还有《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录《杂诗》“悠悠远行客”五言六句，《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录《杂诗》“美玉生磐石”五言六句。类书对诗文题目时有更改，但也应纳入考察范围并谨慎考虑。可能是失题的诗歌被标题为“杂诗”，也可能是曹植在不同时期创作了若干首《杂诗》，但并没有统一为组诗的意图，总集与类书各自选录同题诗歌。曹植本集原貌已不可知，《文选》与《玉台》之间的矛盾使得我们无法确证何书更接近诗歌原貌，但可以证明至少有一书在编纂时更改诗歌标题，合并形成了近似组诗的形态。

以上是较明确的总集“制造”组诗的部分例证。《文选》与《玉台新咏》作为现存距离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近的总集尚且如此，后世总集存在更严重的拆分和拼合组诗的情况，在此不一一举例。因此，对于一些已经散佚的诗人别集，史料中也缺乏相关记载，在总集中呈现出组诗面貌的诗歌，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综合来看，并不能说某个总集就更有保存完整组诗的意识，我们只能针对具体某一组诗的诗歌题目、诗歌内容、创作时间分析考证，力求更靠近组诗创作之初的原始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五言组诗存于总集，虽然诗歌内容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但诗题较为笼统，创作背景也难以确考。如存于《文选》卷二十一的左思《咏史诗》八首，《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所录不全且次序混乱，逯钦立还辑录了存于《北堂书钞》卷百十九中的《咏史诗》四句，并未与此八首合并。对于左思《咏史》八首的创作状态、时间、组诗性质，历来学界较多争论。本文认为现在所见《咏史》八首，的确具有统一的面貌。但现今可见的唐前文献中仅有《文选》录此八首，那么这种统一的面貌、各首诗歌顺序以及诗歌中若隐若现的串联线索，是左思创作时自觉的安排，还是《文选》编选时合并统筹形成的，尚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再如张协《杂诗》十首，郭璞《游仙诗》的情况也较为类似。因此本文认为，探讨这一类作品所呈现出的整体性的审美、思想倾向都是可行的，或许暂时不适合以现今所见的可能是由《文选》生成的面貌，来研究诗人串联、结构各首诗歌的艺术构思。

新形式的文学作品往往先于文学批评观念产生，对于组诗作品，魏晋南北朝的编集者尚没有明确的保存组诗原貌的意识，所以不同的总集生成了不同的组诗面貌。对于组诗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回归其本来面目，方能梳理勾勒更为准确的五言组诗发展流变过程。而在作者的创作原意难以确考时，也可退一步考察编集者的意图和背后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借此也可以看出《文选》的影响与地位，以及一些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例如汉代五言古诗，《玉台新咏》虽然也有其制造生成的古诗组诗，但只有《文选》制造的“《古诗》十九首”的提法，经过历代文人的学习、批评，逐渐确立了经典的地位，几乎成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名词。又如颜庆余《阮籍诗流传》指出，《文选》收录的阮籍《咏怀诗》十七首，直接被《诗纪》继承，重编为《咏怀诗》八十二首的前十七首，而《诗纪》重编的面貌又影响了后世阮诗的流传，如梅鼎祚、张燮、张溥等均遵从此顺序。(16)颜庆余:《阮籍诗流传考》,第95页。

但无论是挑选、引录大型组诗中的部分诗篇，还是“制造”新的组诗，客观来说，都有利于逐渐形成较为明晰的组诗概念。唐代五言组诗的创作局面更加繁荣，诗人们对组诗的理解更加明确，构思更加深入，技艺更为纯熟，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唐前总集的影响。《文选》完整收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至六臣注中增入江淹说明创作意图的诗序，就体现了对组诗整体性认识逐渐明晰的过程。(17)萧统:《六臣注文选》(卷31),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8页。

二、 影响五言组诗生成的因素

虽然从严格的文体划分观念来看，四言诗、骚体、五言诗、七言诗各自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创作规则,但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创作时，尤其是早期，往往秉持着“杂文学”的观念。即使在南朝部分文人有意识地区别文笔之后，“文”的观念中，诗歌、辞赋、骈文也是统于一个大概念之下的，批评和创作都常常互相影响。与现代的文学观念不同，各类文体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不同文体既有着各自特殊的产生发展过程与范式，同时其中的典故、意象、审美倾向、创作方法、文人的观念等等，又始终存在一定的共同传统。因此，本文在考察五言组诗的生成机制时，也考虑了五言诗之外其他文体是否存在近似“组诗”的形式，是否可能对五言组诗产生影响。

首先，从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诗经》中联章成篇的结构方式，有助于诗歌的节奏感、叙事抒情的流畅以及诗歌容量的扩充。而章节段落作为整体诗篇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尚不具备独立完整的意义，且许多诗篇中不同章节的文辞多有重复，诗意的变化较为细微，差异性不强。这种结构方式与本文所讨论的组诗形态尚有较远的距离。

楚辞中，《九歌》包含十一篇作品，与此种形态关系更为密切的应是以组曲形态呈现的历代郊庙歌辞；而《九章》以及后世“九体”的形态，更可能会对文人组诗有所启发。古人对于《九章》之名是否由屈原自定存在争议。但无论《九章》早期是以怎样的形态流传的，至刘向整理楚辞之后，便形成了确定的面貌，并影响了汉人对此的认知。即使《九章》并非天然具有整体性的一组作品，但汉人的拟作，则具有较为明确地将若干部分统于一体的创作意识。东方朔《七谏》是现存最早的以此种形态模拟楚辞的作品，为“追悯屈原”(18)洪兴祖：《楚辞补注》(卷13)，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页。而作，在统一主题之下具有一定的串联意识。虽以楚辞中似乎不存在特定内涵的“七”之数模拟楚辞，能否被归入“九体”至今仍有争议，但此种写法应对汉代文人有所启发。自此之后，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形态特征，以“九”之数拟骚，各部分有明确的标题和立意，在追思屈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感叹愁思，聚合后呈现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和情感。

同时汉代文人还创立了“七”这一文体。虽然“七体”与“九体”不同，各部分没有标题，但《七发》以及后世“七体”也具有以若干部分构成统一整体的形态特征。且《文选》“七”之下收录的枚乘、曹植、张协作品均标“八首”，分标主客问答各部分，说明在《文选》编者眼中，每一“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意味，与组诗的结构方式有些微相似之处。自汉以后，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对“七体”“九体”多有拟作，此种结构方式，或许对文人们探索五言诗的写作，以若干首角度不同的诗歌构成组诗提供过经验和启发。

其次，音乐形式也可能对五言组诗的生成有一定启发。许慎《说文解字》云：“乐竟为一章”(19)许慎：《说文解字》(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章”这一字后世延伸用于形容诗文的一部分，最初的语意本与音乐紧密相关。历代的郊庙歌辞，由于礼仪传统、乐曲形式、应用场合等原因，也常常形成套曲形式。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谈相和歌曲时论及“魏晋时代可能有转调的应用，也可能把若干个歌曲连接起来唱奏而构成一种组曲的形式。”(20)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五言诗源出于乐府，早期诗人们在创作五言乐府诗和五言徒诗时并不严格地区分语言风格和审美倾向，实际创作中仍相互影响。魏晋时期，既参与了制定郊庙歌辞又有五言组诗作品的有王粲、张华等人。曹植《鼙舞歌》五首较为特殊，并非朝廷郊庙歌辞，但在藩国内配乐演唱。各首诗分别有小题，且侧重内容各不相同，但诗歌中都明显带有向帝王表白忠心、颂美帝王的内容。五篇不仅在乐曲上形成组曲，歌辞内容也精心设置，围绕着统一的主题互相呼应，只看文本其实与徒诗组诗十分接近。虽然从表面看来，五言组诗本身与音乐的关联并不十分密切，但魏晋时期的许多诗人既通文辞又晓乐理，在探索、新创诗歌形式时有可能受到组曲音乐形式的启发。

再次，五言组诗的产生，还与诗题的变化发展有关。早期的诗歌大多无题，汉魏时期的诗歌诗题仍比较简短，并没有发展出后世将时间、地点、主题等要素都明确写入的长题。诗歌制题尚未细化，可能也是组诗出现的契机之一。如王粲《从军诗》五首，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可能较长，诗题仅以简短的“从军”统率，此种组诗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早期五言组诗的此种生成机制，在后世也难以复制。至西晋时期，诗题形式基本成熟，“诗人完全有意识地利用诗题来阐释其创作宗旨、创作缘起、歌咏对象、标明作诗的场合、对象。”(2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页。因诗题而形成组诗的偶然性因素减少，那么现存的晋宋以及后世五言组诗作品则更能看出，经过汉魏诗人的探索发展，一部分作者创作组诗的自觉意识逐渐明晰。

以上所论几点皆可能是早期五言组诗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但此时五言组诗的产生的确存在着必然的原因。乱世现实会影响诗人对社会和个人的关注，引起更深广的感慨和思索。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此期的文学，“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形成“志深而笔常，梗概而多气”(22)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9)，黄叔琳注，李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47页。的特点。随着五言诗体逐渐发展并被文人们普遍接受，写入五言诗歌的内容范围逐渐扩大，汉末无主名文人五言诗中多抒发的是具有普世性特征的思想情感，建安诗人们在继承这一特点的同时，也逐渐加入个人性更强的内容，此时的诗歌发展，必然面临如何扩充诗歌表现内容的广度、深度的问题。

比较汉魏时期的五言组诗与五言长篇，我们可以发现五言组诗在拓展诗歌丰富度方面的优势。如前所引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极为复杂。其一赞美曹操，从其军功、威望、军队情况、行军速度、内政清明等几方面极尽赞扬。其二渲染行军过程中的徘徊思乡氛围，极尽感慨之后笔锋转换，情绪慷慨激昂，把曹操比作周公旦，又抱有行军必胜的信念。其三，转从征夫、诗人个体的角度抒发情感，更贴近战争中普通兵士的情绪。征夫的悲愁、“我”的悲愁、“我”对征夫的同情，几种情绪交织，愁绪深重地表达乱世中的身不由己感。其四描写军队状态，赞美曹操并表白自己效力的决心。其五，描绘战争造成的荒芜景象，先写远望所见的荒凉，再引入独自行舟的孤独凄苦，逐渐将情绪推向高潮，接着转笔写随行船所到之处的谯郡“乐土”景象并进行赞美，与前半部分有意形成对比。粗看这五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情感倾向似乎并不统一，既要赞颂曹操“以美其事”(23)王粲：《从军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362页。，又有诗人对于战事本能的疲乏厌倦，对所见景象的忧虑叹惋等等。种种不同的思绪情感都是由随军这一相同事件出发，却难以统摄于一首诗歌之中，但组诗的形式则容许多角度地展现诗人复杂真实的心境，同时反映出当时士人们普遍面对的身不由己的复杂现实处境，使得诗歌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

再看此时的五言长篇，曹植的联章体长诗《赠白马王彪》七章共八十句，是曹魏诗坛上篇幅最长且唯一的长篇抒情徒诗，艺术成就极高。但我们可以发现此首诗所写的情事、所见的景色，以及诗中的感慨思索都基本集中于“当下”。诗人情绪激荡虽时而愤慨悲恸，时而踌躇徘徊，但与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时间节点写作的组诗依然是不同的。与单篇长诗相比，组诗的确有更为广阔自由的抒写空间。同时也可以说，曹植作为“粲溢今古，卓尔不群”(24)鍾嵘：《诗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的杰出诗人，他的许多创作都是超越时代的，同代作家甚至后世的作家也很难企及；而在五言诗发展的早期，大部分的作家在需要表达复杂幽微的情感思想时，将五言短篇集结为组诗进行构思创作，比起创作单首长篇的五言徒诗是更宜于探索和驾驭的方向。

三、 五言组诗的题材倾向性

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组诗考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生成的五言组诗的题材选择存在一定的倾向，集中在述志咏怀、赠答、拟古、咏史等范围。不同题材的五言组诗产生缘由、发展过程各不相同，逐渐形成多种文学传统，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趋势。同时，也可以看到前文所论五言组诗生成的必然性因素在不同题材中均有所体现。

(一) 咏怀

最早的郦炎《见志诗》二首，组诗创作自觉的结构意识或许还不十分明确，但仍可以看出具有相近的表现手法。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所展现的丰富内涵和宏大的艺术境界前人已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自阮籍后，两晋南朝的咏怀类组诗也多以较大的体量呈现，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等等，至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则明确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应，从形式上看可以归入拟古类，而内容上在继承阮诗内涵的同时融入个人的体悟感慨，也可视作咏怀类的组诗。

南朝对于诗歌题材的划分标准并不完全统一，与前述江淹、庾信二组诗歌可归入拟古类相似，许多其他题材类型的组诗中也存在述志咏怀的内涵，如左思《咏史》八首、郭璞《游仙诗》、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拟古》九首、《咏贫士》八首等等，从古至今，已有较多学者论及这些诗作在咏史、拟古、游仙、田园的表层题材类型之下也有针对社会现实的感慨与个人情志的表达。

对于咏怀类诗歌，不论是面向自我内在的思索，还是面向外界的表白与呼喊，组诗的形式都有利于诗人进行更深入的自我剖析，有利于表达复杂幽微情志乃至个人矛盾的思想。诗人们以五言组诗写咏怀内容的明显偏好，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随着自觉的组诗创作意识不断发展，诗人们不断探索如何利用组诗呈现深广的思想内涵，如何结构组织形成更复杂的整体艺术，这些艺术探索形成了鲜明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传统，并对后世咏怀组诗的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赠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赠答诗产生和兴盛的时期。赠答诗的兴盛与文人集团的形成密切相关，曹操对天下文人“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25)陈寿：《三国志》(卷19)，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59页。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面貌，而集团中众人身份各有不同，曹丕、曹植与众文士既存在君臣的关系，同时又真诚地互相欣赏才华，存在深厚的友情。身份定位导致了交往中的心态存在不同，心境的复杂则导致赠答诗中表达思想情感的复杂性，组诗的形式为这类情感提供了空间。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四首之中既存在回忆邺下众人交往宴会时饮酒赏乐的欢愉；又存在追述乱离中自己的不幸遭际，进而表达对曹丕关怀自己的感激之情；还有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对友人离去的不舍；同时刘桢身为臣下，又有对曹丕的颂美。四首诗的内容、情感、时空跨度很难统于一首诗之下，但以组诗呈现，便有助于体现诗人与曹丕交往的种种复杂心境。

文人集团的存在是贯穿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明显特征，上述邺下文人集团身份地位、心态的复杂性并非特例。集团中处于中心地位之人的身份、文学观念、对待其他文人的心态和方式存在变化，但这种复杂性一直存在，也必然影响诗歌创作。宴集虽是文人集团重要的日常交游活动，但早期的赠答组诗往往与宴会没有必然的关联。秦嘉《赠妇诗》三首是现存可见最早的五言赠答组诗。三首诗以时间推移为序，结合《玉台》小序云“不获面别，赠诗云尔”，(26)秦嘉：《赠妇诗》，徐陵：《玉台新咏笺注》(卷1)，吴兆宜注，程琰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3页。《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卷六十六录秦嘉《与妻徐淑书》及《重报妻书》，卷九十六录徐淑《答夫秦嘉书》及《又报嘉书》,可知三首应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书信往复形成的组诗。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因第一首和第四首存在对宴会场面的描写，所以常常被判定为公宴诗，但从其一首句“昔我从元后”(2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9页。以及四首所写内容跨度来看，应是回忆追思，而不是在宴会现场所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赠予某人的五言组诗都是远距离寄赠，有的还涉及时间的推移，如鲍照《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中所写“春冰虽暂解，冬水复还坚”“悲凉贯年节”“早寒逼晚岁，衰恨满秋容”(28)鲍照：《赠故人马子乔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5页。等等透露时光流逝，此种写法可能是有意回忆过往，也可能存在若干次书信往复的情况，一定的时间跨度之下的几首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本质或许近似，但具体内容、写作角度、情感强度均不同。与临席创作的公宴诗相比，远距离寄赠有充裕的时间，更有利于组诗的构思。且因书信往来不便，表达更多内容的欲望也更强烈。发展至萧梁吴均《赠王桂阳别诗》三首、《发湘州赠亲故别诗》三首、《酬闻人侍郎别诗》三首才出现了“赠答”与“送别”两类题材明确重合的五言组诗，从诗题和诗歌内容来看，应都是集中写于较短的时间内，三组作品中各篇的结构方式较为相近。

而与宴集存在较明显关系的组诗，是齐梁时期诗人们在宴会上同题共赋，互相唱和的几组诗歌。如《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谢朓、王融、刘绘均作诗二首。虽各有小题，内容关联不明显，却是统一在“乐府鼓吹曲”这一共识之下的，众人在同一时空赋写规定的题目，组诗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应用性，文人们出于娱乐或切磋诗艺的目的命题共赋，形成了特殊的组诗形态。

除上述以单方面赠诗、答诗、和诗的五言组诗形态之外，还存在以完整的赠答往复程序形成的五言组诗，同时又带有拟代的性质。这一类诗歌可能受到秦嘉、徐淑诗作的影响，也与魏晋时期代言体的兴盛有关，如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均以夫妻赠答往复为结构方式，诗歌内容也多对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时期似乎是五言赠答组诗发展最明显的低谷，除上述拟代赠答二首外，仅有陆机《赠尚书顾彦先诗》二首。西晋的赠答诗虽也有五言，但长篇多用四言联章的形式呈现，似乎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语辞典雅，层次繁复。陆机四言赠答长诗中仅《与弟清河云诗》十章可以看出兄弟之前真挚浓厚的情感，其余几首中感情均被繁缛的文辞所遮盖了。此期的四言赠答长诗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人以冗长拖沓之感，五言赠答组诗则较少带来这种感受。虽然五言赠答组诗中也时有涉及铺叙背景、追思以往等等，但五言句式比四言句式天然可以有更多变化，独立诗篇再聚合成更大的整体，即使构思相似，各首诗的空间间隔也比压缩至一首诗中更为宽松，连缀方式还可以有不同选择，这也可以看出五言组诗形式的优势所在。

(三) 拟古

西晋时期，以组诗形态呈现的拟古诗作，除了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以外，傅玄和张载均有七言《拟四愁诗》四首，拟古组诗似乎隐然形成风气。此后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应是针对陆机《挽歌诗》的拟作，陶诗中对死后的想象，三首诗不同的时间、角度选取都可以看出受到陆机的启发。由于无法确定陆机所见古诗的形态，陆机拟诗针对单首古诗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但《邺中集》形态因文献的散佚难以确证。因此，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针对五言组诗整体进行拟作的拟古诗。陶渊明还有《拟古诗》九首，脱去明显的拟某篇之古的写法，转为拟古诗之情、意，并且融入个人情怀，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托古言志的拟古五言组诗。从这两组诗作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歌艺术上的创造力。此后的拟古五言组诗，如鲍照、江淹、庾信等人的诗作，如前文所述，呈现出明显的“拟古”表层与“咏怀”内里的合流，具有更含蓄的韵味和更深广的思想情感。以五言组诗呈现的拟古诗作，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拟古诗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作品，无论是拟某篇、某体，还是托古言志，组诗形态都为诗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构思空间。

(四) 咏史

胡应麟评左思《咏史》八首曰：

《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毌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29)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2页。

杜挚诗作并非专为歌咏古人，而是借古人事迹赠诗勉慰友人。而魏晋时王粲、阮瑀均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追思歌咏古人的同时也融入少量个人对世事的感慨，可以说咏史诗在其产生之初便与咏怀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至左思《咏史》，其更为明显地将个人的思索慨叹与所咏历史人物融合在一起，各首选取一个角度，诗人形象与所咏人物形象都极为鲜明，以组诗的形态呈现，情感强度大为增强，便达成了“古今绝唱”(30)胡应麟：《诗薮》，第142页。的艺术成就。而分咏个人构成整体的构思，除了胡应麟所追溯的可能受到杜挚《赠毌丘俭》的启发以外，本文认为可能还受到史书列传、传赞和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

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部分卷九“杂歌谣辞”，可见大量的百姓、小吏为某某人“歌”“谣”“语”的例子，有的单咏一人，有的则述及多人，如《武陵人为黄氏兄弟谚》《时人为杨氏四子语》等等，早有将几人品德对比评议的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云：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恺”也。(31)范晔：《后汉书》(卷67)，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7页。

“八元”“八恺”的称法出自《左传》，分别指高辛氏和高阳氏传说中的才子。可见将某几位人物并提称颂的习惯古已有之，汉魏时清议风气更盛，几人并提称号的方式流传更广，民间百姓也已熟知。咏史诗与此类杂歌谣辞在评价、歌咏人物方面存在共通之处。此后如陶渊明《咏贫士诗》七首、《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也基本保持一首咏一两人或咏一事的基本结构。以五言组诗咏史形成了鲜明的传统，影响了后世咏史诗歌的形态。

综合看来，上述各个题材适宜以组诗呈现的原因以及形成传统的过程各不相同。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这几类题材的五言组诗也有互相融合的趋势。诗歌内容上的共同点是：在某一题材本身特点的基础上，都偏向更多地融入个人怀抱的抒写。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古往今来受到最多赞美和认同的五言组诗作品，也多是呈现出这一特点的诗作。这也可以看出五言组诗在剖析复杂深广的思想情感方面的天然优势。从文学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早期诗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创作出成功的五言组诗作品，流行于世，后人有意识地学习模拟名作，建立起新的文学传统；文人之间自起初因主客观因素以五言组诗往复赠答，到逐渐有意识交流、切磋诗艺；文学本身发展中的诸多环节之间交叉往复，共同促进了五言组诗的成熟。在梳理了五言组诗早期文献情况之后，虽有一定数量的同题诗歌不宜纳入组诗的发展脉络中考量，但我们能够因此更接近五言组诗生成的复杂真相，更为明晰准确地勾勒出其自然生成、发展的过程，排除这一部分作品也并不减弱魏晋南北朝五言组诗的整体成就。唐代组诗的繁荣绝非仅仅建立在由阮籍《咏怀》肇始的几组咏怀组诗之上，而是顺承了魏晋南北朝五言组诗整体的自然发展脉络，咏怀、赠答、拟古、咏史等经典题材均有深厚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