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光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南开 300191）

马克思作为“异化批判”的理论先驱，扬弃现实异化的倡导者，在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类存在”为视角，以异化理论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深刻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中文明与罪恶的悖谬，悖谬这个语词所标示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危机与异化的普遍化，而首先是一场“人的本质的灾难”。人类增长着的本质力量在广阔的范围内促进效率与合理性，但是它自身也酝酿出不合理且增长着的破坏性。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力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是以“现实人”的角度论述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为了明确“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目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扬弃”的思想，从而奠定以后的思想路线和方向。

一、主体溯源：人本质力量的追问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发挥德国古典哲学确立的“主体性”观念，把“绝对观念”作为主体。他说：“一切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把实体理解和表现为真实事物或真理，同时还要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P23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实体的绝对观念也是主体，它在自身内部“纯粹的、连续的旋转”。这是“把自己变成他物，变成他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有经验过的东西，即抽象事物，无论它们属于感性存在还是简单的思想事务，都是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种异化中回归自身，这样，之前没有经验过的东西就显现出他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1]P10在这个运动中，黑格尔通过把异化和主客体关系结合在一起，设定“人=自我”，以精神劳动为本质的人的劳动，给予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为表象，认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表现为把这种本质与自我意识相结合”，即“对象向自我的复归”。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清算黑格尔关于自我异化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它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2]P203。黑格尔认为，人只是精神的载体，情感、宗教、国家权力等也只是精神的本质。黑格尔将感性意识视为抽象的感性意识而非人的感性意识，并强调“各种不同形式的异化只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各种形式而已，也就是说，对象只是表现为抽象意识，而人只表现为自我意识”[2]P204，异化的扬弃也不过是在抽象意识中，在思维中对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但是，自我意识通过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运动只能设定抽象的物。“当站在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来自自然力的人，把自己现实的或对象性的本质力量，通过外化的方式设定为异己对象时”[2]P209，设定的异己对象并不能成为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才是主体。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也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这样一种设定过程中从自己单纯活动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P209

从黑格尔异化观念与人的本质是精神本质观念的清算，马克思将视角转移到人的本质力量与对象性活动上面。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行对象性活动造成的。这一异化解释在开始之初就关注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拥有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表达这一观念的最经常用语是“力量”和“需要”，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包含两层涵义：

一是自然力量和需要可分两种：一种是人与其他生命实体共有的自然力量和需要；另一种是人本能的力量和需要。马克思把第一种自然力量和需要以“天赋、才能和欲望”及“激情和热情”的形式论述的。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人，以劳动实现生产和改造世界，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并以天赋、才能和欲望的形式存在。同时人也是被动的存在，像动物和植物一样，人需要依靠“对象”来生存，而这些对象是本质力量不可或缺的。比如，人一旦感到饥饿，为了满足饱腹就会依靠自然界来唤醒生命的力量，这就是自身之外的对象。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激情和热情，这两种状态就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P211。

二是指人作为“类存在”所独有的力量和需要。类需要作为人生命活动的表现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与“内在规定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众多需要的人，“同时也可以判定这样的人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因为在这样的人身上能够完全表现出内在必然性和需要。”[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体现人的这种“内在必然性”的类需要进行总括，将其分为自然生理需要（人对维持自存的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社会需要（社会的生产出来的需要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精神需要（奢侈需要、发展需要、教育需要、交往需要等）三部分[4]。他认为，“正是这些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欲望与需要，使人发动起自身的力量去获取满足需要的对象”。类力量就是人在具体实现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各种能力，人的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类力量中最基本的能力。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完整的论述人的类力量，他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零散的表达。如，他在提及人的感官能力时指出，人们通过调动自己的五官与对象发生合作或者建设关系，使人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使眼睛成为能感受形式美得眼睛，耳朵成为具有音乐感的耳朵。同时，在现实层面“这种相互合作或者建立的关系也可以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2]P190。在提及劳动时，他将劳动视为人本质力量的现实化，认为在劳动中，在物化的精神产品中，人可以自觉到看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等。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的本质力量除了普遍存在的自身本性或者本能所拥有的力量外，还具备更深层的规定性。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可以作为自觉活动的内在根据。如，人发现在客观世界里存在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意欲的形成是受自己内心的需要或动机等自身的因素的影响。同时，这种意欲又转化为现实行动的目的，与自身具备的能力相联系，根据主体能力状况出发完成行为活动。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可以作为现实活动的外在规范。通常情况下，人的满足不会停留于自身，人会通过现实活动的规范和改造客体，人的要求本质上是具有对象化的。这一体现主要表现在对内在要求转化为外在规范，使得对象发生变化，成为主体化。且这种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的本质力量一直处于动态和变动的状态。这就是它具有不断发展和超越现实的本性，也是对现实的反应和对未来的企求。正因如此，这种本性的存在，促使人的本质力量的运用不仅限于现存的事物，更是以超越现实标准评价现存事物，并展开理想事物的创造[5]。

二、异化缘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

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内化和外化、发挥和展示是因为作为主体的人拥有实践这种特殊能力。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改造活动“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的存在着”的[2]P211。人需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把人类自身的目的对象化于外部世界提供的质料上，为外部的质料赋予特定的形式，使自己所需的“对象”以“合目的”之物的身份呈现[6]。在赋形活动中，生产方式以中介的身份在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对象之间发挥作用。而这其中人的本质力量与人的异化的实质性关联便在于，人的异化的本质要义是某一生产方式下事实与价值在人类活动基础上的矛盾运动。“人通过外化将其客观现实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对象”，反而造成奴役人而不是依赖人的反主体状态。

以中介身份在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对象之间发挥作用的生产方式是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基本方式。从主体尺度的视角探视，生产方式除却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中介之外，在生产方式和人的本质力量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关系。一方面，生产方式是人发挥本质力量进行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藉由人类活动的生产方式得以确证和扩大。反观人类发展的初期，这时的人类还未完全具备与自然界一体的能力，尽管有部分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实体，但还是继续依赖于自然界及社会的密切联系，视为是周围世界的其中之一[7]。人本质力量的两个方面并未完全脱离动物的层次，需要与能力更多的是作为“生理驱力”集中于获取食物与自我保存上。这一时期，由于还未能够发展较为成熟的劳动资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也非常单一，它的分工也只根据性别、年龄等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丰富和扩大，人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在这些需要的牵引下，人将劳动工具作为自我肢体的延伸发展起来，以工具这一“人的活动已完成的产品”为中介，按照“我”的目的去作用于活动对象，给对象赋予形式。特别是进入阶级对抗社会后，逐渐产生简单协作的社会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生产方式起初表现为“一个以人为机器的生产结构”（在劳动资料比较简陋的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作用相对比较突出），随后伴随着分工的出现与精细化、劳动工具取得迅速发展，逐渐形成机器生产替代人为生产的生产体系”[8]。

可以看出，随着生产方式按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人与机器之间分工协作——人服侍机器分工协作的演进脉络，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和社会中争取到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并获得以往所不可比拟的发展。但是生产方式和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这种共生互动关系并没有按照人们理想中的模式良性有序发展，在人类活动中，作为集正面与负面双重效应的逻辑悖论异化逐渐出场。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集正面与负面双重效应的异化出场并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的结果，而是生产方式异化的“历史效果”。即“应当责备的是，这种处在生产力金字塔顶端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9]。这种生产方式一边在经济领域打破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与传统行会的规章条例，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解体自然经济，分化小商品生产者，创造出大批具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将这些无产者作为活劳动能力纳入，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一边扩大机器的使用，以协作、分工、殖民、形成世界市场的形式推动资本的个性运动，以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资本以一种现实的力量隐匿在现实社会背后操控人们的生活。

“资本操控”的逻辑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完全区别开来，生产方式的背后操控者不再是自由发挥自我本质力量的人，而是以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形成的被普遍遵守的交换原则和价值标准。这一原则和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有意识、有系统地渗入到生产方式中并固定下来。如，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时指出：“工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会与资本发生关系，但互相之间不会发生关系……作为协作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工作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罢了。”[10]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将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通过资本改善劳动生产，更有利地剥削劳动。在这种隐蔽的操控与剥削背后，作为主体的人，他的本质力量以不依赖于人反而奴役人的形式异化发展。

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一方面体现为人的需要的异化。人的需要不再出于人的本质与目的，而是屈服于资本的力量。需要实质是个体在自己生活环境中基于自然天性而产生的对关系到自我持存、自我实现的“必需品”的缺乏。对于“必需品”，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篇曾做过值得人们反思的阐释。他认为，“必需品”就是“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或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人都必须依靠”的物品[11]，这种缺一不可的“必需品”作为最直接的动力源，促使人们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开展活动，并在活动中完成需要的满足。这种满足不仅是生理层面上的实现，也是心理层面上价值、意义和充实感的获得。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需要作为“欲望”被制造出来。以转嫁过剩危机为目的的资本，以“异化消费”的形式使人们最终忘记自己的本真需要，进而把兴奋点主要集中于满足自己的永不餍足的非理性欲望和需求上。从生产者的视角来看，“其目的在于人们能不断形成新的需求，让他们产生依赖性或引诱他们享受在其中，后果就是迫使他们做出新的牺牲或陷入新的经济破产。这就是生产者希望的一种支配他人和异己的本质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利己需要”[2]P223；作为消费者的每个人把贯注于奢侈品与广告媒介强加的虚假需要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并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在这种虚假需要与虚假消费的共生关系中，人们普遍形成这样的观念“我可以借助货币，实现我作为人不能做到的，即作为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2]P246，存在于需要与满足需要这一过程中的人生意义被“物”带来的“麻醉”掩盖。

另一方面体现为人的能力的异化。能力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为劳动能力、思维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异化。从劳动能力的视角看异化表现为人的创造能力的二律背反。在逐利本性的推动下，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科学实验与创造实践将劳动资料以自动机器体系的形态加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体系的出现预示着人的劳动创造力增强的同时带来人的劳动能力的退化，因为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2]P184，工具是工人劳动的中介这一实质被工人是机器发挥作用的中介这一实质代替。同时机器体系的扩大使用进一步巩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支配中，资本家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而获取利润的能力异化为通过形式上的等价交换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资本的能力。从思维能力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思维的“单向度”，即丧失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在私有制的控制下，人对人的生命和本质、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占有仅被理解为占有，导致“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占有感所替代，换句话说，被纯粹异化所取代”[2]P190。从交往能力的视角看，人与人之间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的交往关系被异化为在交换价值上即在货币上的社会联系。“货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把任何特性和对象，即便是与它矛盾的特性和对象，都能实现交换”[2]P247，每个人拥有货币，可以理解为“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上都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2]P51。

三、异化扬弃：人本质力量复归的现实运动

在审视人本质力量异化生成与表征的同时，马克思也肯定这种异化的积极本质。在物的维度上，人本质力量的异化促进社会财富积累，为社会进步提供助推动力。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以资产积极为主导的支配主体必定积极探寻对象世界的可挖掘潜力，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突破现有的发展局限。可以说，人本质力量以异化形式产生的对象化是整个人类历史演进的物质基础与后发动力，只不过这种基础与动力是以人类社会内部累积的生产力形式起作用的。在人的维度上，人本质力量的异化不仅打破了对传统人身依附社会的依赖，使人类社会由第一大形态过渡到第二大形态，地域性、封闭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且藉由彰显人本质力量的货币力量，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形成互相和全面的依赖。在物的依赖性中，人发展出自身的独立性并开始普遍占有社会联系本身。

马克思通过“物”与“人”两个维度考察人本质力量异化的积极本质，发现扬弃异化的革命性因素，而超越的可能性最终归结于人的本身。因为，马克思看到，要想真正扬弃异化，只能通过人类活动的外在超越来实现，即共产主义运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对共产主义进行阐明。他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是某种社会形式的乌托邦概念，也不是确定的某一种发展目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真实存在[2]P197。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动态性、过程性的现实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发生与私有财产的扬弃和自我异化是同一条道路。

首先，根植于人本质力量异化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之中。这个物质基础可以是经济基础的形式，也可以是新的制度和要素所推动的个人自由发展的趋近。其次，根植于扬弃异化的觉醒中。人受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影响，尤其是在私有制的作用下人们片面地认为直接的享受和拥有才是人占有物的方式。马克思则认为，“人才是这个社会永久的现实，因为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具有丰富、全面和深刻感觉的人”。这种“单向度”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暂时过渡[2]P192，而且这样的现实运动是它被理解和被认识的必然结果。最后，实现于现实的实践中。随着资本逻辑逐利效率的提高，在这过程中人们也会通过生产运动拥有更过的剩余时间与劳动财富，最后人们必然会重新占有这些时间与财富。可以说，资本操控现实的人增殖自身的同时，人的本质力量也能实现复归于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带来的直接作用是，伴随着人们占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与财富，对自由支配自己行动的意识与能力也能得到提升，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再那么盲目服从与被动，也会对自己的生产消费、生存以及工作等方面形成新的意识，最终实现从资本操控到复归于人的、符合人自由自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