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波

摘要：在“女性向”网络文学的革命之路上，网络一代的中国女性在网络空间进行着多样的性别实验。百合小说作为网络女频文中独具特色的小众类型文，它在纯美爱情的书写、柔美开放的性描写、攻受模式设置、新型女性形象塑造等方面同传统女性同性爱恋小说不同，展现出鲜明的网络性、乌托邦性。百合小说通过对女性同性爱恋的纯美化、女性性别身份的模糊化等处理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性别文化，发出“超性别意识”的呼声，展现了女性个体生命体验与自我价值。但百合小说建构的女性“乌托邦”其本质是一种女性至上主义，与现实中男性话语霸权一样都虚妄不足取，这是当下百合小说面临的悖论与困境。

关键词：女性纯美世界;百合小说;乌托邦

一、“百合小说”的缘起

“百合”一词来源于日本，意为“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日本，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本面向同性恋者的商业性杂志《蔷薇族》，这份刊物以男同性恋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红蔷薇”一词意指男同性恋;1976年在杂志主编及创办人尹腾文学的建议下，《蔷薇族》开创了针对女性读者的专栏《百合族的房间》[1]，以“百合”意向与“红蔷薇”进行区分和对比，特指女同性恋，由此，女同性恋者拥有了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所描绘的那间“自己的房间”。1980年，一份以女同性恋者作为核心目标读者的杂志《ALLAN》创刊，并在其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百合通信》栏目以帮助女同性恋者征求恋爱对象[2]，由此，以“百合”一词意指女同性恋者的称呼逐渐获得了大众的广泛接受。

百合与GL、拉拉、蕾丝边等词都用来指代女性间的亲密关系，但它们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GL是由BL衍生而来的，相对而言，更偏重于女性之间的情欲和肉体关系，带有更多的情色意味;“百合”更侧重于精神恋爱，或指涉一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状态;而“拉拉”“蕾丝边”是由女同性恋的英文单词“Lesbian”衍生而来的，联系着现实的性别议题[3];“百合”和“GL”则是源自二次元文化的用语，具有鲜明的想象性与虚拟性特征，与三次元的同性恋之间横亘着某种“次元壁”，因而在网络文学中有关女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一般以“百合”或“GL”称呼。但在具体使用上，“百合”一词在网络文学中的含义被广义化，除了原有的精神恋爱之外，也包含了GL所涵盖与强调的肉体性爱，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在网文世界中可以通用。

女同性恋题材的网络文学最初散落在各大论坛、博客或网站上，如曾在天涯“一路同行”同性恋版块热载的长篇小说《我的天使我的爱》，大受“拉拉”追捧的《友谊，或者前戏》，竹影青瞳发布在个人博客上的《三个人，一张床》，安妮宝贝发表在榕树下的《下坠》等，这些作品展现了女同性恋故事，丰富了当下社会的性别文化与文学意蕴;2004年左右晋江女频开创“百合小说”栏目，女同性恋题材得以以一种群体性、类型化形式立足于网络文学大军阵营，除晋江文学城之外，青兰文学城作为国内首个百合原创网也聚集了一大批百合文学爱好者，百合毁魅吧是百合小说及其书友聚集的重镇之地，寒武纪年、长佩也都有专门的百合分类，星火女频、起点女频、欢乐书客等也都是百合小说的发表阵地，由此，女性在网络世界中建构了女同性恋的独立话语空间，其庞大的创作群体与作品数量使女同性恋叙事不再只是沉浮于文学主流的边缘，而成为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雖然百合小说同传统女性同性爱恋文学有所差别，但其也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内在意蕴为女同性恋文学、女性文学带来新的补养，让读者在关注性别政治的同时，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中国关于女性同性爱恋题材的文学创作历史已久。早在古代的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中就出现有大量同性相恋现象的记载，但大多数是关于男性同性爱恋的，女性同性爱恋方面的描写较少。自“五四”时期，我国女性同性爱恋题材的文学作品才逐渐得以发展。从“五四”时期起至今，女性同性爱恋题材的书写经历了从内容到思想内涵的变化。“五四”时期庐隐、凌叔华、石评梅等女性作家已开始大胆突破性别秩序和传统文化禁忌进行女性同性爱恋题材创作，尽管当时女性写作还没有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她们的作品反映了封建异性恋婚姻和父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抑与迫害，从而试图建构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女性个体解放。这一时期作品更侧重于对女性之间精神状态的描写，表达她们内心深处的信念、依赖、理解与慰藉。至20世纪80年代，王安忆等女性作家在人文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氛围下将关注焦点落在了女性更加隐秘的心理与身体层面，对女性同性爱恋的书写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与思想启蒙的精神核心，同时也更加注重对女性之恋的深度思考，对男权社会、异性恋霸权提出质疑与反思。而至20世纪90年代，林白、陈染的女同性恋作品有了极大的突破与颠覆，她们在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以“超性别意识”的观念大胆书写女同性恋故事，在张扬女性主体意识和反叛男性强权思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探索。她们的叙事姿态更加开放、大胆，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化带来的文化空隙和话语自由。这一创作风格一直延续到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竹影青瞳等写作时期，但最终也是昙花一现，女同性恋题材始终并未引起更大的关注，其在另类书写中归于隐匿，呈现出悲剧性结局。

而网络百合小说，不同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因对异性的恐惧与厌恶而拒斥异性侵入、固守女性乌托邦的对抗模式，也不同于80年代王安忆等女作家表达的女性在异性恋婚姻规约与压制中犹疑又困惑的自我徘徊心理，也突破了陈染、林白架构的女性奇异的隐秘世界，而是以一种狂欢化、幻想性、自由化、肆无忌惮的书写方式，展现了女性在情爱欲求方面的能动性与自信力，革新了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叙事形态，迎合了当下女性的审美趣味。网络百合小说通过一种架空的、远离现实的、对历史进行“装扮”的书写方式模糊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凸显了历史长河中长期被抹灭的女性同性相爱现象。百合小说以“爱”为主题，通过各种事件的包装与推动，展现女性在同性之恋中勇敢、纯粹、真挚的追求与相守，展现了女性新的生命体验与性别特征，在对女主人公情感经历与人生阅历的书写中实现对传统性别模式与性别文化的挑战。女性在同性之爱中能找到激发生活活力的纯美爱情。

王小英在《当代小说中三种基本的女同性恋模式》中将女同性恋叙事模式分为三类，即无可奈何式、女性主义式和酷儿式。这三种叙事模式代表了三种不同立场，分别为异性恋式的宽容政治态度、激进的女性联盟态度及无所谓的个体态度。所谓无可奈何式指女性的同性恋倾向为先天的，人物在后天努力下也无法对异性产生感觉。女性主义式是指作者将女同性恋描写成女性之间的联盟，共同对抗男权社会。女性情感的发生来源于对男性的失望，从而形成亲密关系，这是“厌男症”的直接后果，这种形式的女同性恋可以看作是同男性的一场斗争。女性作者试图通过对女同性恋的描写建立文化认同与性别认同。[4]第三种酷儿式女同性恋则与规范无关，它是一种随心所欲、没有限制的、与一切主流文化或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规范不符的女性个体行为，女主人公可以在同性或异性中任意选择。由此可以看出，网络百合小说中展现的女同性恋模式更倾向于是后两者的混合状态，一定程度上它们表现了女性创作群体对现存社会文化结构与性别秩序的自我沉浸式反抗;另一方面，它们在展现女性人物情感状态时，更倾向于酷儿式的自由态度。百合小说中女性个体的主体性极强，她们在对同性爱对象选择时，既非无可奈何，也不是寻找女性联盟，她们追求的出发点是爱，是快乐。她们无视传统性别身份，既可能与同性相爱，也可能同男性产生爱恋关系，只是最终在“爱”的驱动下与同性走到一起。她们的行为不与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合拍，但作者试图以一种正当的、自然的叙事状态展现出女同性恋的常态化特征，试图从人权高度表现性别身份选择的自由。

二、自嗨沉浸式的纯美爱恋

网络百合小说作为一种比较小众的文学类型，在虚拟、自由、局限的网络世界中展现女性生命经验。它以一种极端理想化的状态直接将异性恋忽视或排除在外，消解了两者间的对抗和冲击，重点表现女性间的精神之恋与性爱缠绵，在爱恋升华的过程中展现个体生命经验与性格魅力。在具体创作中，女性创作群体试图建构一个“女儿国”的理想世界，在纯美之爱的营造、同性恋禁忌色彩的消解、美好结局的处理等方面呈现出“乌托邦”色彩，意图通过具体的个体经验寻求更普遍的群体认同。

百合小说分为主言情和主言欲两种类型，其中以主言情为主，主言欲基本都是ABO设定文。主言情的百合文侧重于营造女性之间纯洁美好的感情世界。作者采用清丽自然的语言描写女性间的情感互动，她们或笑或闹，充满了女性特有的活泼、温柔与雅致，使女同关系脱去了世俗眼光笼罩下的猥琐性与异化色彩，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自然代入，将她们的故事当作一般爱情故事去感受，体悟人物间的真情蜜意。

百合小说中两个女性之间真挚的爱情见诸女作者丰富细腻的语言描述与情节设置中，如《探虚陵》中作者通过古代篇与现代篇将跨度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作为人物活动背景，展现了师洛间跨越时空的超脱世俗的感情，给读者呈现出了爱情最好的模样;在现代篇中作者描写两人间既甜蜜又苦涩的爱恋，甜是因为双方双向暗恋，于细微处相互关注与照顾，苦是她们在爱对方时展现的近乎卑微的姿态;每个人心中都留有一方柔软，守护心心念念之人，师清漪的世界里有一个倾国倾城、温柔动人的女子洛神，她冷若冰霜、不言不语却将炽热般的爱全给了师;洛神的世界里有一个灵动长情的女子师清漪，她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寻找了洛神五十年，独自面对人生的孤寂与苦闷。作者文笔细腻生动、文字优美，语言简明却颇有韵味，刻画了一幅女性间旖旎唯美的爱情风光，展现了两人之间强烈的情感与爱欲。两人虽历经磨难，但在“爱”的信念下寻找与等待彼此，最终相守一生。除此之外，作品对人物间情感的描写还展现在对艺术美感及朦胧美好情绪的表达方面。例如《食》将美食评论家陈千语对美食的认知与鉴赏处理得精细且颇具美感，《日出东方》对东方咎与楚天曦尚未表明心迹之前若有若無的暧昧情绪处理得也颇具韵味。同时，在一部分架空、玄幻类百合小说中，审美风格与主题书写脱离了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如《探虚陵》中洛神与师清漪能够忍受千年时空变迁守护一段爱情，《斑马线》中靳语歌在乔晓桥失聪情况下毫不犹豫回到她身边，《我为鱼肉》中卫庭煦愿为甄文君保持两分天下格局的初衷与底线。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对“美”的破坏与毁灭来引起读者的悲悯。如《纵横》描写林纵与嫣然的天作之合，但最终嫣然为爱情付出生命，这一情节设计成功地将读者对美好生命的感叹引导到对同性之爱的悲悯上来，在升华人物情感的同时，拉近了读者与作品及人物的心理距离。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鉴赏判断的第一契机”是“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5]。百合小说的书写风格印证了康德的这一说法，以美感的超功利性来达到对同性情感纯美、洁净的展现，而这种颇具美感的叙事也带给读者无限的审美快感。由此可见，百合小说对现实向的女同性恋故事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浪漫化处理，营造了纯粹真挚的女性恋爱场，进而衬托出女性间情感交流与发展的美好。百合小说女同关系的书写整体呈“乐观”倾向，看不出对抗、邪恶、被歧视、污名化等现象，没有愤世嫉俗、急功近利的性别求证、自我认同与辨别，以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情爱经历展现女性间真挚、深切的爱恋。这种纯粹、温柔、自然的“爱情”成为对抗一切传统僵化体制与思想的最有力武器。

传统女性同性爱恋文学中女性走向同性爱恋之路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女性情谊的发生更多源于彼此相同的性别立场及在对抗男权社会与霸权统治中相互取暖的精神需求，她们走在一起是社会环境、男权制度、自我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她们相亲相爱、互相理解与照顾的行为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是性别权力斗争的工具与手段，是一种女性结盟形式，因而女性同性间的情谊与依赖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相对于传统女性同性爱恋小说中女性对同性之间亲密关系的犹疑、困惑、拒斥与抵触，网络百合文中女同性恋者之间则呈现一种明朗关系，女性为了爱会勇敢告白与追求，对性别没有过多顾忌，更在意情感的真挚与否，她们以一种肆无忌惮、平常化的状态避免了对社会偏见的正面对抗。相对而言，百合小说女性间的情感要纯粹的多，“爱”是她们的永恒追求，这里的“爱”没有权力与功利目的，同性爱是站在更广阔的人类爱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超性别爱恋，将人类关系推进新的境地。在呈现女人们微妙细腻的情感经验与心路历程时，它没有直接的、赤裸裸地讽刺男权文化，没有将男性社会的威胁、攻击、暴力与女性同盟间的温暖、理解与欣赏进行对比，也没有深入探究个体内在的孤独与绝望，不是以一种对抗男性的激烈姿态存在，也不是对异性失望之后的“方舟”。相对而言，百合小说在展现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宿命悲剧，在迷茫与孤独中寻找自我认同，在人性深度与文化意义的探讨等方面都要浅显一些。它是女性追寻爱情与心灵栖息的一种形式。它以一种轻松的、爽文式的叙事方式给读者带来畅快的阅读体验，虽然乌托邦式的女同世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女性群体对当下社会性别秩序与女同性恋现实境遇的判断，但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它破除了人们对同性恋文化、性别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僵化认识，也促进人们以平常心对待女同性恋，使女性更自由地追求多样生命形式。

百合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两个女性的情爱故事，但相对于同性恋文学的写实主义色彩，百合小说有着浓厚的浪漫言情倾向，在弱化禁忌恋紧张感、淡化“同性”色彩方面有鲜明体现。虽然同性恋群体的现实境遇有所改善，但其恋情仍处于禁忌状态，同性恋者承受的社会压力依旧很大。百合小说并没有刻画两个女性在一起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故事背景常常设置为“同性可婚”“不禁女风”，在虚构时空中女性之爱由不被认可的“非常态”变为“常态”，回避“同性恋”的标签，人物不会遭遇被贬损的眼光、家庭的压力、人物内在的挣扎等。即便背景设置在禁忌女同性恋的现代都市社会，阻碍因素也常常以各种方式被弱化，如身边朋友都理解、女同性恋配角CP设置等，这也促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逐渐忽略掉“同性恋”外衣，将之作为一般言情故事来读。因而，它没有禁忌恋的紧张感与压迫感，两位女性的情感能“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整体而言，百合小说在叙事内容上远离了纯正的同性恋亚文化。

除了纯美真挚的“爱”的表达、同性之爱禁忌色彩的减弱之外，乌托邦世界的建构还体现在故事结局的处理方面。相对于传统女性同性爱恋题材在结局处理上偏于悲剧，女性在面对父权制压迫后最终走向异性恋婚姻或逃离同性世界的结局而言，网络百合小说往往呈现大团圆结局，磨难成为人物情感升华的助力，也是故事的主要看点。如《魔女霓裳》中的练霓裳与竹纤、《日出东方》中的东方咎与楚天曦、《探虚陵》中的洛神与师清漪、《斑马线》里的靳语歌与乔晓桥等最后都相守在一起。对故事结局的美满处理一方面体现作者对读者阅读心理与审美期待的迎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性对女性同性之恋的乐观态度，表现了女性对新的爱恋关系与性别模式的期待，同时也反向表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情爱伤害，借以美好结局的书写来逃避现实苦难。

三、百合小说中的性与性别模式

莉丽莲·菲德曼曾如此定义女性同性之爱：“‘女同性爱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两个女子互相表达最强烈的情感与爱慕。性，或多或少是她们关系中的一部分，或者她们之间也可能完全没有性接触。由于彼此相爱，她们长时间在一起并分享生活的种种。”[6]相对于过多沉溺性爱描写的耽美文，百合文更加“清流”，即便是拥有同样设定的ABO文，后者在身体和性行为方面的刻画也明显弱于前者，且多以唯美、温和的叙事手段与语言方式进行展现。女性在性爱中释放浓烈的爱与温柔，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

女性在性爱行为中通过对性对象的欣赏与爱慕来实现自我确认。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论述道：“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的，抚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而是通过她逐渐再创自我。”[7]“如果她抚摸自己的胸部，她仍然不会知道陌生的手对她的乳房会有如何感觉，或这乳房在这陌生的手下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只有在她的手指摸索一个女人的身体，而这个女人的手指也在摸索她的身体时，镜子的那种奇迹才会实现。”[8]女人的同性恋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与陈染、林白笔下的自恋型女性相似，百合小说中的女性也多表现出对同性爱慕者的醉心与欣赏，就像波伏娃所说：“几乎所有的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自恋爱好几乎无法区别：每一个人都渴望在他人身上，体验一下自己皮肤的柔润、自己体型的曲线美;反之，在她的自恋中也蕴含着对一般女性气质的崇拜。”[9]而百合小说将自恋情结转移到爱慕的女性对象身上，其本质是女性自恋的一种变相反映，是对女性自我的推崇和赞美。同陈染、林白相似的是，她们都在努力建构“自给自足”的女性王国，展现各自心中欣赏的女性自我，从而实现对传统男权社会两性关系的反叛与冲击。在百合小说中，作者常常按照个人喜好与读者阅读心理来塑造理想女性形象，常不惜笔墨抒写女性非凡的气质与魅力，多有对女性容貌、身材等方面细腻、优美的描写，如《探虚陵》对洛神的描写：“人群里，一个身着古代衣装的白衣女人，正俏生生立在阳光中，宛如优雅白鹤，乌黑长发流水一样垂下来，后面系着银白发带，冰肌玉骨，盈盈柳腰，犹如仙子临尘。”“师清漪在心中赞叹，这人就像天上明月一样皎洁，冷静，并且明理。不管是她的外在容貌，还是她内心的认知。”还有对身体部位的观察与描写，“师清漪抬起头来，不由自主地又盯住了洛神胸部的玲珑曲线。她这白色的亵衣里面，还真的拿布条裹了胸不成？”“身体上萦绕出淡淡一丝梨花冷香。”“隔着淋雨处那半面透明的玻璃，师清漪站直了，看见花洒里竟然已经洒出水来，一个身量高挑的女子正静默地站在花洒下面淋浴……水花散下，清澈水痕顺着女人浑圆娇挺的双峰，紧致的小腹，旖旎地往下滑……清丽面容，玲珑腰肢，白皙长腿，勾人的身体曲线，大概一米七二过头的高个子，加上流水的勾魂效果，将这美人的身材诠释到了极致，又透出了一股典雅高贵的别样韵味来。”[10]《探虚陵》中作者通过路人或者爱人师清漪的视角描写出洛神的美丽与气质，并展现师清漪对洛神身体与容貌的欣赏与喜爱。作品流露出强烈的对女性身体与气质的赞美之情，展现出女性对自我的欣赏与认同。

刘思谦曾论到：“对女伴身体美与精神美的发现与欣赏，实际上是自我发现自我欣赏的一面反光镜，女人们在这种相互发现与相互欣赏中共享美的愉悦，分享自恋与互恋的乐趣。她们以这种同性结盟的方式筑起一道防范与回避异性侵入、伤害的围墙，一个精神的和审美的‘女儿国。”[11]女性之间身体的相互交融与抚摸是证明爱存在的一种方式，女性更加注重通过身体实现心灵交融，并在其中获得激情与喜悦，这同对象的性别无关，也并非纯粹对身体的肉欲渴望，一切性行为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也是对相对功利的、不平等的传统两性关系的讽刺与抗议。

其次，性始终与权力有着奇妙的关系。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勾勒了身体、知识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性在任何社会都是重要的。在性别身份与性别秩序中，性地位决定了两者的权力地位。百合文中我们看到性文化的权力因素。一般百合文中的攻，没有过于鲜明的男性“压迫式”特征，对另一女性的霸道多出于濃烈的爱意与醋意。百合小说中相对女性化、性格柔美的一方是“受”，与现实生活中所称的“P”[12]有相似之处。但近几年百合文中鲜明的“P”形象已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御姐型新型女性形象。两者在攻受模式上以“强攻强受”或“互攻型”为主。如《日出东方》中的东方咎作为一国之主，一面追求爱情、一面致力于国家富强，在朝堂运筹帷幄，在战场勇敢征战，最终灭楚、南溟等国，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楚天曦作为楚国公主，作者不惜笔墨表现了她在朝堂与战场方面的杰出才能，其凭借谋略努力保卫国家与宗族，并在多次战争中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两人均展现出独立自强人格，相处模式相对平等。

但相对而言ABO设置的百合文在攻受模式及性关系方面展现出鲜明的权力色彩。所谓ABO是中文地区对“Alpha Beta Omega Dynamic”这一短语的缩写，它是欧美圈三大同人设定之一。在假设的世界体系中，除了男女两大性别之外，人类还拥有副性别，分别为Alpha、Beta和Omega三种，它们与男女性别相结合组成六种不同的个体性向特征。其中Alpha处于权力顶端，无论在体格力量还是领导能力上都具有天生优势，他们可以标记多个Omega，属于珍稀人类;Omega处于权力低端，性格温顺、体格柔弱，属于被保护的一类人，孕育率极高，主要贡献在繁殖下一代。因为忙于怀孕和分娩而不适于参加工作，且会周期性地陷入“发情期”，通过散发“信息素”让人分心，直到跟他人（通常是某位Alpha）结合为止，是三种副性别中最稀少的一类，只能被一个Alpha标记。Beta介于两者之间，属于普通人类，占人类的绝大多数;他们很少发情，可以毫无负担地进行“交配”;他们可以组建家庭但生育率不高，是不错的工作者，社会一般把她们视为蜂群中的工蜂，可暂时标记。但B既没有A高贵也没有O重要，因而是常被忽视、不受重视的一类人。其中A和O会由于荷尔蒙的原因互相吸引，尤其在O的发情期，强烈的信息素会对A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如果A与O在一起，A会标记O，O便成为这个A的所有物;而B一般与B在一起。因而大多数的ABO文以描写Alpha和Omega之间的爱情和性为主。ABO文中显示出的A标记O的行为，将性别身份代表权力地位这一现象彰显的淋漓尽致。ABO文深层次地揭露了ABO世界设定中个体权力、话语与性行为三者之间的隐秘关系。如《一步之遥》中A对O在性行为与标记方面有着主动和优势地位，因而这种优势决定了A和O之间的权力关系，但书中具有O性特征的赫伯却终极一生能力与努力来摆脱被A控制的命运，通过书写O对A情爱的拒绝展示O试图以此来保持个体自我的自由与独立，摆脱A所带来的权力束缚的努力，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百合小说中女性间性行为的描写也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一种呼唤，表现了女性在性选择上的自由与权力。对于传统女性同性爱恋文学中出现的关于“两个女性可不可以做爱，应不应该做爱”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百合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在禁忌氛围弱化、同性之爱常态化的百合世界中，女性间性关系的发生水到渠成。同时相对理想化、乌托邦时空背景的设定，消解了女性之间性爱行为的罪恶感，呈现出一种美学效果。女性在同性爱禁忌的消解中获得更自由的性爱体验。

但百合文尤其是ABO百合文中详细又频繁的性描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窥淫心理。相对于耽美文的读者一般为腐女的情况而言，百合文中男性读者占了很大比例。因此，百合小说中的性描写一方面迎合了女性读者的猎奇心理，缓解了女性因对男性阳具崇拜与渴望而产生的焦虑感与自卑感;另一方面又使女性再次落入被男性消费的境遇中，满足了男性对女性肉欲的想象与窥视。女性写作试图“以性作为武器对抗这个社会投向女人的那层暗藏暴力的无处不在的目光对自身戕害的同时，却往往凝聚了更多的男性凝视/窥视，重新成为男性中心的性文化消费品”[13]。由此，百合小说中的性爱描写陷入一种悖论，即越是努力依仗表达女性性欲与性行为来成就女性主体，便越深地陷落于男性世界的窥淫视界与色情消费之中。在2014年“净网运动”之后，晋江等其他阅读网站对大尺度性描写进行了严格管制，对此之前上传的小说中的性描写片段都以*代替，或者直接以“此章已锁”的形式将内容部分“封禁”或“下架”;而“净网运动”之后的百合文很少再出现直白的性描写，这一行为杜绝了网文走向色情文学的趋向与可能。但在大型阅读网站之外，仍有一些小型网站或网址连载有“言欲”倾向的小说，它们以相对隐蔽的书写方式继续发展，以此足以见出这部分小说的市场需求度。“性”话题是消费社会的热点问题，女性及女性间的性爱描写更是容易引起男性的猎奇与窥视欲望。这种对男性性窥视欲满足的书写行为反过来消解了它们本身所具备的反叛意义。这使女性的自我解放与性别斗争陷入一种悖论与恶性循环中，女性的自救之路漫长又艰难。

总结

百合小说中作者以感官性细腻笔调营造出专属女性的生存时空，充溢着女性的情感、气息、活力与体态。作者让女性人物沉溺在同性间的情欲狂欢中，并在建构的女性世界中高扬其主人公姿态。而男性形象或者被放置在女性背后，变得可有可无，或者直接被驱逐出女性情感的后花园，由此百合小说中男性处于被放逐状态。这种放逐不仅指的是情节设置中的放逐，同时也表征文化意义层面上的放逐，不仅是艺术手法方面的放逐，也是对作为社会与历史主体地位的男性身份的放逐，是对父权制中男性中心地位的移植与反叛;女性在没有男性的世界中建构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爱欲对象，夺回她们丢失的自我认同与确证，在意识形态上争取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在彰显女权主义理论的写作策略中，百合小说通过这种言说方式建构男性缺失的时空，女性拥有自足独立的生存空间，以此消除两性间的差距和敌对状态，从而展现女性在男性沦为“陪衬”甚至被清理出去状态下的生命价值与心灵蜕变。弗吉尼亚·沃尔夫曾把“女同性恋的天性描述为一间从未有人去过的巨大卧室。如今，这间卧室不仅住进了人，而且都是女人。女人，在这间卧室里演绎着决然不同于以往的爱情故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充满了缠绵的情谊和无尽的柔情。而男人，这个以往爱情故事中绝对的主导者、引领者和主角，不仅不再享受‘绿水常围着青山转的快感，而且还被排斥在女人的爱情之外，他们只能远远地窥视着这间卧室，心有不甘地遥听着如风中牧笛般传来的女人的嬉戏和笑闹声”[14]。

百合小说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在打破男性霸权制造的失真镜子的同时，又激进地展现了另一面同样失真的镜子，由此，百合小说展现出的从容客观的两性观照的现实视点也就在此消弭[15]。于是，在男性被激进反写或忽视、虚化时，女性其实也在另一向度沦入虚化。百合小说中男性缺席的描写也表现出了女性真实的社会经验与生命体验的缺席，在此背景下，曾在男权中心制度下遁形的女性主体依然面貌不清。女性的个体独立与意识觉醒似乎仅仅是一种表象，女性在“女儿国”中的沉溺与狂欢阻挡了女性主体话语的真正建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同性恋关系对传统男权文化的颠覆力量。百合小說以女性逃离现实的生存秩序来表达女性间的纯美爱恋，虽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拒斥了男性伤害，但同时也将两性和解、女性自我解放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就像耽美小说所彰显的女性无法在没有女性的时空中实现自我价值、争取话语主权一样，百合小说中女性也无法在完全隔绝男性的同性爱恋中表达女性的真正崛起，女性需要在两性相互协和的状态中开拓彰显个体价值的相处模式，过于理想化的状态不足以回应当下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这种将男性放逐的女性“乌托邦”与现实中男性话语霸权的境况一样都虚妄不足取，要想真正实现女性解放，必须将其放置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在两性和谐的良好关系上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共同解放。

百合小说中女性作家在想象力、创造力基础上表现出了独特且多样的女性同性情爱经历，这不同于传统女性同性爱恋小说的创作，它在彰显女性情爱体验，宣扬性别平等意识，展现另类性别模式，书写独特性别特征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独创性，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女性创作群体在思想意识上的努力与进步，但它在建构女性话语主权、寻求自我认同，推翻与颠覆传统两性文化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这应引起创作群体的警惕与关注。

[注释]

[1][2][3] 邵燕君主编：《破壁者》，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03页、第203页、第205页。

[4] 王小英：《当代小说三种基本的女同性恋模式》，《名作欣赏》，2009年第4期。

[5] [德]伊曼纽尔·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页。

[6] Zimmerman，Bonnie."What Has Never Been：An Overviewof Lesbia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Feminism：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roy and Criticism， Eds. Robyn R.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p.81.

[7][8][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全译本），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第475页、第395页。

[10] 君sola：《探虚陵现代篇》，晋江文学，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473506，2013年2月18日。

[11] 刘思谦：《女人的船和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2] 网络词汇T是Tom boy，P是pure/pretty girl（婆～T的老婆），还有个H指half。T男性化女性、P女性化女性、H中性TP不分。

[13] 王虹：《女性電影文本——从男性主体中剥离与重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

[14] 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15] 李琳：《试论话语女同性恋电影的书写悖论》，《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媒介视域下河南网络文学发展机制及问题研究》（2022-ZZJH-568）、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网络女频文与女性话语构建》（2020SBS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