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青

〔摘要〕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从“一五”至“十四五”，中国规划治理经历了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积累了顺应各个五年时代发展大势与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认识和理念为指导、保持各个五年规划之间连续性和承接性、不断完善和创新五年规划编制与实施机制等宝贵经验，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准确判断和应对风险挑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互促进等显著优势。总结中国规划治理的历程、经验与优势，对不断完善五年规划制度、实施好“十四五”规划以及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

〔关键词〕 五年规划;规划治理;历程;优势;经验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2）01-0052-07

以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为主要内容的规划治理，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是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重要锁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显著特征和特色标识〔1〕。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各个五年规划的内容〔2〕、指导思想〔3〕、历史贡献〔4〕等的论述，也有关于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5〕、计划转型〔6〕、规划取代计划原因〔7〕、五年规划总体变迁制度因素等〔8〕的专门探讨，还有围绕五年规划的历史〔9〕、制度特色和优势的考察〔10〕，等等。总的来讲，以上探讨与考察主要是将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来研究，而对规划治理主要内容所承载的治国理政理念、经验与优势的把握尚显不足。笔者试图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从14个五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角度，总结和概括中国规划治理的历程、优势与经验，以期对更好地完善和推进中国规划治理及其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规划治理的基本历程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规划治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和创新的实践历程。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党在各个阶段分析世情、党情、国情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为统领，以突出要解决的问题为着力点，所制定和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任务方案和行动纲领。由于各个五年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处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而各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内容、战略等均有所不同。总体上，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为基础。以名称之变为标志，中国规划治理的历程经历了分别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一五”至“五五”：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统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从“一五”至“五五”，中国的规划治理处于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由于国内外形势的严峻和复杂，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威胁的长时期存在，加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样本，因此前五个五年规划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为目标。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一化三改”便成为了“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二五”计划继续坚持和推进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建设，但由于党的八大后冒进思想的影响，加之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发动，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人民生活困难。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并一直持续到1965年。“三五”计划从1966年开始，起初虽以解决人们的“吃穿用”为主，后来由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美国等在军事方面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使得国防建设被提到“三五”计划的中心地位。按照《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的十五年远景设想：“三五”计划把国防工业初步建设起来，“四五”计划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五五”计划更加广泛地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1〕实际上，“四五”计划仍然以备战为指导思想，以大三线战略后方建设为重点。处于转折时期的“五五”计划虽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但由于前期目标、任务规定得过高，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等倾向仍然存在，因此在1978年之后进入了整顿期。总之，除“一五”计划编制得较规范、实施效果也较好外，其余4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均未正式公布，它们的編制与实施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干扰或被打断。在这一阶段，规划治理的性质主要是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在内容上更多强调经济实物指标的增长，尽管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名，但也包含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基础的多项民生及社会建设的内容。

（二）“六五”至“十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指引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从“六五”至“十五”，中国的规划治理进入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为起点，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这一阶段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也在恢复中逐步完善。“六五”计划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遵循原则，从而适应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转变〔12〕。自此“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也成为了“七五”“八五”“九五”以及“十五”计划中经济工作的中心。同时，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的潮流，以及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将“社会发展”作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基本内容纳入规划，强调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从此规划治理由前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偏重于经济发展开始转向“经济与社会并举”。“六五”计划开始专列“社会发展计划”章节，并对人口、劳动、收入消费、城乡建设、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作出规划。“七五”计划的制定要求“更加富有成效地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地健康地向前发展”〔13〕。“八五”计划在主要任务和重要指标中规定：“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14〕74“九五”计划在制定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部分，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5〕。进入新世纪，“十五”计划继续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16〕。与此相适应，这一阶段的五年规划开始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实物量指标不断减少，预测性、指导性指标逐步增加。中共中央对计划制定提出明确建议：“计划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全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测、规划、指导和调控，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及主要比例关系和结构的协调。”〔17〕在制定和颁布规划的程序上，由中共中央提出规划建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继而由国务院制定规划草案，最后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模式也固定下来。从“七五”计划开始，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范围不断扩大。“七五”计划的制定组织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预测，同时还征求了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八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则“对重大的政策措施和建设项目，都要广泛争求社会各界，包括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和企业的意见，然后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咨询论证”〔14〕119。“九五”计划的制定，不仅听取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还“通过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邀请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意见”〔18〕。“十五”计划更是在制定过程中将参与主体扩展到了普通社会民众，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计划制定的民主和开放程度，成为了有公众参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综上，这一阶段规划治理的指导思想、原则、内容和方法等得到了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

（三）“十一五”至“十四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从“十一五”至“十四五”，中国的规划治理开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称“五年规划”，这标志着规划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和转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五年计划”向“五年规划”的转变，凸显了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而且在职能方面转向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 “十一五”规划开始在指标上区分期望达到的预期性指标和必须实现的约束性指标，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和国家的作用，还开始以系统、完整的发展理念为原则，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1〕 。“十二五”规划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突出长短结合，把当前和长远有机结合起来，“更加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目标”〔22〕。“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原则，内容更全面，更注重规划目标与指标的科学合理性与指导性。“十三五”规划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以及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更加具有科学性〔23〕775。“十四五”规划则首次不设GDP具体量化目标，并新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两个约束性指标。总之，这一阶段的规划治理越来越强调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指令性计划转向更多立足于实际和客观情况的指导性计划，更加注重顺应和把握经济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以一定的发展理念为指导，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在编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开放度，广泛吸取意见，编制程序更趋于科学、民主和开放，规划体系更加完善，实施机制更加健全，强调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形成规划实施的合力。

综上，以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治理，在改革开放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中国规划治理开始不断地调整、完善和创新。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的颁布为标志，五年规划及规划治理的制度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规划治理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与成就充分证明，五年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能否编制和实施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能否不断推进和取得新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加快发展规划立法”写入规划，要求“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建设和国家发展规划的规定、要求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4〕。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编制和实施14个五年规划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制度、更好推进规划治理，推动实施好“十四五”规划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头、起好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顺应各个五年时代发展大势与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在既立足中国实际，又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各个五年的时代发展大势与正确认识、尊重经济社会發展规律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基本前提。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也是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品格。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5〕100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对不同时期中国具体实际和世界发展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就五年规划而言，从“一五”至“十四五”，各项具体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同样离不开对具体领域情况的具体研究和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6〕弄清楚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就是要在分析判断各方面形势的基础上，明确历史方位。只有在准确认识各个五年所处历史方位和世界格局的前提下，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明确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实现的目标，才能制定正确的五年规划目标、方针、政策，并为规划的顺利实施和胜利完成奠定基础。

（二）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认识和理念为指导

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认识和理念为指导，是科学合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遵循。五年规划作为落实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目标的行动纲领，以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是确保其从属和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五年规划从本质上说，是关于经济社会在未来五年发展什么、为什么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计划和方案，是中国共产党的长远的、根本的目标任务在各个时段内的细化和具体化。系统、完善且不断创新的发展理念是五年规划的直接指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23〕774发展理念的科学和创新与否，直接影响着规划治理的内容、方向与成效。14个五年规划的发展转变既是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现实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转变和更新的结果。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确保规划治理遵循正确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有效展开的思想基础。

（三）保持各个五年规划之间的连续性和承接性

五年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蓝图，坚持一张蓝图接着一张蓝图干，保持各个五年规划之间的连续性和承接性，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不论是长时段还是短时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决定了各个五年规划之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都是以前一个五年规划为直接基础的。回顾和总结前一个五年规划实施的成就和不足，是制定和实施新的五年规划的重要环节和内容。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内容与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由于国家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加之中国共产党规划治理经验的缺乏，改革开放前编制和实施的前五个五年规划未能在时间和内容上保持紧密的联系和承接。但总的来说，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主题主线之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4个五年规划，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确保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连续而不中断的重要原因所在。实现宏伟蓝图，既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也需要一张接着一张干，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得到连续稳定和一以贯之的坚持与落实。在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既需要承接上一个五年规划，又需要为下一个五年规划做铺垫，发挥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

（四）不断完善和创新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机制

坚持不断完善和创新五年规划编制和实施机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根本保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28〕制度建设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更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意义的问题。不断推进五年规划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不断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五年规划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内在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和系统完备的制度法规，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很容易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特别是“二五”至“四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就没能取得其应有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的制度建设以及法治建设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十五”计划提出的创新规划实施机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立分类指导的规划实施机制和健全规划管理体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的完善规划编制程序和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加快发展规划立法，都是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最可宝贵的经验。通过完善的规划制度机制和健全的规划法律法规，确保五年规划在编制、实施、监测和评估等各个环节的科学性、民主性、组织性和协调性，是确保规划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三、中国規划治理的显著优势

从“一五”至“十四五”，中国规划治理在不断地总结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完善规划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29〕。这意味着，五年规划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立足其优势坚持并不断完善五年规划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一五”至“十四五”，中国规划治理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准确判断和应对风险挑战，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同行同向、相互促进的优势。

（一）统筹安排，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统筹安排、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规划治理的首要特色和优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中国规划治理本身就包含着与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和混乱性相对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优势。事实上，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初衷正在于：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由国家和政府将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和使用，确保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195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30〕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能够有效地集中资源，确保资源被用于各个阶段党和国家事业最需要的领域和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年规划，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以农业合作化为支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更具紧迫性和长远意义的工业化建设，调动全国上下增产节约，积极投入工业建设大潮，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打下了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并不断强起来的坚实基础。尽管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深远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交互影响日益深刻的全球化浪潮中，以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发挥规划治理统筹安排、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既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好地发挥国家和市场作用、配置好资源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也为确保国家各项事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有力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是五年规划的显著标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逻辑。

（二）准确判断和应对风险挑战，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与规划治理密切相关。规划治理中对风险挑战的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确保了经济社会快速、平稳的发展。规划本身就内含着对所处环境中潜在风险的考量和规避，能否最大程度地收集信息和确保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有效对接，是最为关键的。在前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五年规划的制定更多地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在规划背景的把握和目标的设定上多着眼于国内外大的形势以及新政权的巩固。受到客观条件落后的限制，加之实行规划治理的经验不足，曾发生过由于计划指标过高、要求过快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建设脱离客观实际的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在编制的过程中，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不断扩大包括专家学者、群体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参与度和对外开放度，增强了规划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风险挑战、目标任务等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也实现了党和国家意志的有效传播。“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专业化的增强，有力保证了五年计划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5〕同时，注重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法律法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规划衔接协调、强化政策协同等，也确保了规划的有效落实。如“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编制程序，健全责任明确、分类实施、有效监督的实施机制”〔31〕。“十三五”规划在强调政府和市场主体职责的基础上，提出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要“最大程度地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合力”〔32〕。“十四五”规划更是要求“加快出台发展规划法，强化规划编制实施的法治保障”〔24〕。总之，不论是规划的制定还是实施，都力求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以及形成有效实施规划的合力，从而使得以五年规划为统揽的方针政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精准地判断和有效地应对风险挑战，进而确保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

（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同行同向、相互促进的优势

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规划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同行同向、相互促进的优势。从“一五”至“十四五”，在五年规划本身的历史变迁中，蕴含着促使其能够始终发挥重要作用的机理和动力。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五年规划的变迁除了有环境开放带来的压力之外，还有观念更新所形成的引力、党领导集体的选择所促成的推力〔8〕。一方面，五年规划需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扬弃。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指令性计划不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内容和结果的五年规划不得不有所转变。另一方面，五年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存在并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历史使命的政党，需要以足够强的协调和控制能力，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规划治理与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基础的国家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尽管五年规划的指导理念、目标、内容、政策等都在随着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而发生变化，但五年规划与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的制度要素的密切联结始终被保存了下来。因此，在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规划治理能够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行同向、相互促进，在党带领人民开创兴国、富国、强国大业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始终占居重要地位。

四、结语

以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为主要内容的规划治理，是“中国之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治理之所以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不仅在于五年规划制度本身的逐步完善，更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整体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样地，在梳理和总结中国规划治理的基本历程、宝贵经验和显著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五年规划制度，推动规划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4〕。从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提出、构建并不断创新中国特色规划治理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推动规划治理的现代化，正当其时。这既能为五年规划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又能为从规划治理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思路，还能为其他国家实行规划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2〕杨 杨，张继平.我国五年计划（规划）文本的演变特征分析：基于内容分析和对应分析方法〔J〕.行政论坛，2013（05）：87-91.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与“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J〕.经济学动态，2020（04）：3-14.

〔4〕李金华.新中国13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贡献与未来启示〔J〕.东南学术，2019（05）：18-31.

〔5〕王亚华，鄢一龙.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J〕.宏观经济管理，2007（05）：67-70.

〔6〕胡鞍钢.中国独特的五年计划转型〔J〕.开放时代，2013（06）： 32-37.

〔7〕王文寅.从国家计划到国家规划〔J〕.生产力研究，2006（02）： 5-7.

〔8〕许晓龙，李里峰.五年计划的变与常：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J〕.浙江学刊，2017（03）： 59-65.

〔9〕杨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历史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1（08）：93-96.

〔10〕李 文.以五年规划引领发展是我国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1）： 13-1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39-440.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

〔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34.

〔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10.

〔18〕姚开建.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350.

〔19〕赵 华.我国历次五年规（计）划的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83.

〔20〕陈二厚，刘 铮，王立彬.一字之变，三大信号〔N〕.人民日报，2005-10-11（06）.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047.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5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01）.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26〕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01）.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69.

〔2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8-29.

〔2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人民日报，2019-11-06（01）.

〔30〕陈 夕.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179.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9-150.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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