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炎

(1.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关于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以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探索，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也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超过3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制度自信，对加快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既包括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持的观念因素，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处的环境因素，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个体的因素等。如何采取有效的举措，提升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制度自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新征程上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概念

何谓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长期以来，人们对两者的内涵持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对应于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人士而言的。[1]而又有学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就是民营经济人士，[2]等等。因此，在探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生成路径之前，有必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区分两种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标志就是企业出资人的不同，其中前者的出资人是私人，后者的出资人是集体或国家。以上是从出资人的角度划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当前，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内涵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也就是说，除开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他所有经济成分均为非公有制经济。而狭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则主要指私营企业和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个体经济。一般来讲，我们所说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包含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内的广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指出的是，在定义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时，要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区别，切勿把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混为一谈，或将非公有制经济简单的等同于民营经济。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民营经济主要是以经营主体来进行划分，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主要基于企业的出资形式来进行划分。比如，只要经营主体是私营企业或个人，即使由国家出资，其企业类别仍然属于民营企业。而对于外资经济来讲，由于出资方为外商，其经营主体若非国内劳动者，则属于非公有制经济而非民营经济。很明显，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两者虽然有一定的交叉，但因划分标准不同，又各有所属。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与广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外资企业人士、私营企业人士和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人士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和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党和国家出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但所占比重极少。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占比例也极少。从1978年开始，党开始重新思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人民的生活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直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78年我国个体工商户仅有14万人，到1979年底，我国个体户从业人员发展高达30万人之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截至2021年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超过3亿。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策方面，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7年取消私营经济企业中对雇工的限制，到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表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3]到2004年胡锦涛同志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寄予“以强国富民为己任，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的殷切希望，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5]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有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加入，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制约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相关因素

新时代，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制约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现象也依然存在。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因素

观念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持有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则相对下降。正是基于这种发展现状，相关专家学者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虽然在节节攀升，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它的发展只是弥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起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真正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还是由国家牢牢控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而在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不应该也不能受到限制，相反国家还要大力扶持和发展。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核心表现形式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优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公有资产的数量或比重都不能够落后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占的比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呈扩大的趋势。在党的十九大举行的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可以用‘56789’来概括，即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6]按照这样的增速，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否会影响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前途，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也导致了人们制度自信的模糊性，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讲亦是如此。

(二)环境因素

相比较而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公有制经济人士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在个体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与此同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中，虽然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加强，但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依然存在。所谓“玻璃门”主要指在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等方面给予非公有制经济诸多的限制。如行业垄断或地方保护主义。“弹簧门”主要是指在政策、资源、准入等方面有区别的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无法享受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待遇。很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普遍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会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除此之外，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规范政商关系的政策制度不够完善、政府与市场边界不够清晰等原因，使得当前“政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暧昧”的现象。据统计，在非公有制企业腐败类犯罪中，贿赂案件居多且基本为企业家入狱的主要罪名。[7]较为典型的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中国家电零售业连锁模式创始人黄光裕案等，这些案件都与企业经营背后的“官商暧昧”有关。这种现象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都会反复提到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8]“亲”“清”的政商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有利于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三)个体因素

一是与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的速度相比，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党建工作覆盖面仍然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党建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党建氛围，推动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但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内部的党组织覆盖率依然跟不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以贵州为例，截至2022年11月，全省共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28050家，仍有1889家非公有制企业未建立党组织。[9]此外，党建引领功能发挥依然不够充分，部分企业在思想认识上仍然注重“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如“996模式”“狼性文化”[10]的追逐等，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忽略了以企业党建为引领，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加之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党员的流动性较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内部党建工作的开展。二是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统战工作不足。统战工作是非公有制企业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对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部分企业对统战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忽视了统战工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11]导致统战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形同虚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制度认同和自信。三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6837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884元，两者相差高达1.7倍之多。[12]收入水平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三、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生成路径

新时代，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制度自信，可从主流价值引领、利益激励协调、个人内涵提升、企业党建推动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一)注重价值引领提升制度自信的稳定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是推动价值引领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内涵建设，注重主观能力的改造。同时，在引领过程中，注重方式方法，避免形式主义。可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强化其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其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也可通过职业教育、诚信教育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身于创业的大潮之中，合法合规地开展企业经营活动。此外，还要把握引领的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要特别注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清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危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切实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二)注重利益协调提升制度自信的积极性

马克思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归结为利益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3]因此，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讲，需要通过利益协调和激励的方式，提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一是注重满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理需求。古语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高度重视和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正当需求，如住房、医疗、教育等，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二是注重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利益激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值越高，就越能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越能激发对社会主义的创造力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这种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方面。通过利益激励的方式，能够有效激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企业、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信心，同时也能更好地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三是注重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基于公有制经济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要通过发展、分配的手段加以解决，注重两者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协调性和稳定性，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健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利益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维权机制等，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能够更畅通、快捷地表达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诉求；同时，在遭遇权利损害时，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切实保障自身的利益。通过对这些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执政党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三)注重内涵建设提升制度自信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要认识到这一点，加强自身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14]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注重内涵建设以提升制度自信的主体性。一是注重文化培育，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的能力。文化培育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讲，是培养心理、个性、精神的摇篮，是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已然步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加强文化培育，营造浓郁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内涵建设和能力建设，是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自信的前提保证。因此，应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的学习能力，自觉地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二是拓宽教育渠道，提升综合素质。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于各级政府来讲，要不断地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修培训的渠道，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切实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三是注重方法创新，营造良好环境。除了加强文化培育、拓宽教育渠道之外，还应注重教育方法的创新，如创设网络学习平台、合理利用手机终端、线上线下有效结合等，多措并举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内涵建设增强制度自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四)注重党建引领提升制度自信的导向性

党建引领对于明确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方向、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具体实践中，一是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尤其是企业领导人对党建工作的认识，多措并举开展企业党建活动，以党建引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树立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二是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如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革命旧址、观看警示教育片、重温入党誓词等，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充分感受到企业的深厚文化底蕴、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在增强制度自信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切实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三是以先进模范为引领，发挥党员“领头雁”的作用。在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中，党员模范引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员模范不仅能够引领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企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来讲，都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因此，要创新企业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模范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以此激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充分参与到企业发展中来，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四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正确的舆论引导对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企业的党建引领，就是要以这些正面事迹为素材，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让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深刻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切实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优势，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则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曾明确指出，“要把制度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15]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传播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力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度，并以制度自信为依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