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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革命文物及其价值

2022-03-12乌云格日勒杨园章

关键词:文物新疆革命

乌云格日勒,杨园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和利用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就革命文物工作做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强调了革命文物的重要意义。要做好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首先要摸清家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藏革命文物主要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调查工作,集中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的革命历史。介绍民族所藏革命文物,发掘其价值,既可丰富学界关于革命文物的研究,亦能对若干学术议题有所裨益,还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民族调查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我国“革命文物”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孕育、形成到基本成熟的发展阶段。目前,关于“革命文物”的定义还有不少讨论。[1]根据国家文物局2018年印发的《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和2022年《通知》,革命文物的征集范围就包括了“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实物遗存”;基于前人研究,本文的“革命文物”指的是“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具有革命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革命价值的文物”。[1]145

一、民族所藏革命文物概述

革命文物是民族所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征集、收藏到保护和利用,数代科研人员为之默默付出,方成今貌。民族所藏文物背后不仅有文物研究史,还有民族研究史。

民族所藏文物的收藏、保管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完善的过程。1962年,民族所专门成立了“民族文物电影资料室”。王昭武同志从1964年开始接手管理文物,组建起隶属于民族学研究室的文物室,并进行了文物登记。“文革”期间,这批文化藏品被送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封存,由民族所委托专人看管,直到1974年重新运回本所。1983年,黑龙江省民委筹建民族博物馆时,有关东北少数民族器物被转拨借展。1993年,王昭武同志退休之际,彭雪芳同志从国家民委民族博物馆筹备组调到民族所,并与王昭武、陆莲蒂同志一起整理了所藏文物,登记造册,负责管理文物。2001年,文物管理移交给了谢继胜、廖旸两位同志保管。2005年,由民族所行政办公室保管文物室钥匙。2007年,文物室钥匙改放在民族所机要室。2009年,民族所办公楼装修,所藏文物移至社科院院部。自2013年起,由文献中心(图书馆)负责人陈杰、乌云格日勒同志保管文物室钥匙。在这一甲子岁月中,民族所文物收藏、保护工作日渐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规范。

民族所藏文物的来历,可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大大小小有1700多种。民族所藏文物大致有四个来源: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时,调查组从新疆、西藏、东北等地收集;二是西康平叛罪证展览会结束后赠予;三是民族文化宫赠予;四是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时,向少数民族群众现场征集。另外,还有一部分文物是所内前辈们从市场上购买所得。从民族所藏文物搜集的时间和地域跨度上看,自1957至1989年,覆盖了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10个省区,包括了藏族、维吾尔族、黎族、瑶族、布依族、珞巴族、苗族、彝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物和民俗器物。民族所藏文物从文物类型上说,主要有铜器、钱币、陶器、铁器、书法绘画、竹木漆器、织绣服装等;从功能上分,有民族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武器、刑具、印章、古籍、地方货币等。其中,藏族文物和民俗器物种类繁多,年代跨度大,制作精美,更是引人注目。

具体到民族所藏革命文物,目前清理登记的革命文物主要包含实物和文献两大类,实物计69 种、121件,文献计22种;其来源又主要分为4个:一是1956—1964年第一次民族大调查时征集;二是四川博物馆赠送;三是西康平叛罪证展览会结束后赠予;四是购买。

民族所藏革命文物从文物类别看,计有:日常用具1件,为革命时期红军圆形木烟盒;枪械武器13件,如藏族铁手铐、脚镣、铁锥等;文图资料11件,如藏族地区土司木官印或印盒;商贸用品91件,如近代民族地区流通过的货币。从民族类别看,其中与藏族有关的革命文物20件,与黎族有关的革命文物4件,与维吾尔族有关的革命文物6件。从搜集地域上看,以新疆地区的革命文物居多。在民族所藏革命文物中,近代以来在新疆地区流通的各类货币最为大宗,涉及沙俄卢布、华俄道胜银行金券、清代红钱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新疆商业银行、新疆省银行发行货币、新疆财政厅红钱、和阗行政公署印流通钞票,甚至有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货币等等,种类相当丰富。

民族所藏革命文献不少是1957年至1961年之间所里前辈从北京古书市场购买,如《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为1957年11月从西单购买,《鸦片事略》是1958年10月从中国机关服务部购买,《俄蒙协约审勘录》《俄蒙协约专款》于1957年12月从古书市场购买,《宣统条约》来自1961年5月东四古旧书店,等等。

二、民族所藏特色革命文物举隅

总体来说,民族所藏革命文物中较具特色的有两类:其一,红军长征途经民族地区时遗留的行军物品;其二,集中反映近代新疆西南部地区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货币,它们也是该地区各族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史的见证。

民族所藏有红军长征途经四川雅江县时遗留的行军铁锅两件。根据当时的文物登记表看,“大铁锅”系1959年调查组在雅江县搜集所得,“用途”一栏内填写有“红军长征时,路经雅江时留下遗物”(图1);“破铁行军锅”则是四川省博物馆于1961年从四川民委处获取后再赠予民族所,其“用途”栏填有“红军长征,路经四川雅江藏族地区留下的,系红军煮饭用的”字样。大铁锅为手工打造,大锅套小锅,体形硕大厚重,盘口圆底,直壁深腹,口上附有一只环形提手,应该对侧还有一只,已失。合范铸成。破铁行军锅为圆柱形,生铁铸造,带无钮盖。

图1 红军长征时用锅

民族所藏部分文物见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光辉的革命历程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例一,1959年3月,工作组在四川阿坝自治州搜集到的“藏族封建主迫害人民的囚具”,计有脚镣、手铐、铜锥、铁锥等。其中,手工铁脚镣由链节、锁环组成,链节为圆柱状铁条制作,共三节,相互套连,外端圆环与锁环相接;锁环为扁方形铁条制作,由两个半环组成。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还存在着比较完整的封建庄园制度,是研究维吾尔族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案例。1957年5月,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织大批人员到当地调查,民族所冯家昇、定正清、王良志等前辈参与其中,他们搜集了一批实物,有维吾尔族农奴主使用的刻花镶珊瑚圆形银印、刻花圆形银印数个。

同时,调查组在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征集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各类货币,不但构成了一部近代新疆西南部地区的货币简史,而且是一部各族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史。民族所藏清至民国夏合勒克乡的货币按时间排序包括了以下几种:(1)清代古钱币;(2)1898—1919年间多款俄国卢布;(3)1913年华俄道胜银行金券;(4)1921年红钱;(5)1930年中央银行关金券;(6)1931—1933年新疆财政厅红钱、官票;(7)1933年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货币;(8)1935年伪“伊斯兰共和国和阗政府”布币红钱;(9)1935年新疆和阗行政公署印票;(10)1939年、1943年、1945—1949年新疆商业银行多款货币;(11)1941年建设公债;(12)1942年、1945年中央银行货币和美钞版货币;(13)1949—1950年新疆省银行多款银圆票。其中,华俄道胜银行系俄法合资,为沙俄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于1913年在新疆发行纸币,因所发行纸币以黄金为单位,故一般习惯称之为“金币券”(图2)。该纸币票面印有汉、维、满、俄、英等5种文字,是目前已知的新疆历史钱币中文字种类较多的一种。又,1941年4月,毛泽民同志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财政委员会主任期间发行了“新疆建设公债”,券面上有汉、维、满三种文字(图3)。另外,民国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在喀什、和阗两区属还发行过官票,俗称“雪山票”。

图2 华俄道胜银行金券二分(1913年)

图3 新疆建设公债五元(1941年)

三、民族所藏革命文物的价值

众所周知,作为革命文化的实物载体和历史见证,革命文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此,本文重点讨论民族所藏革命文物的三点价值。

其一,民族所藏革命文献集中反映了近代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民族所藏革命文献含旧报汇编类3种,揭露法、英帝国主义图占广西的野心,包括鞭挞地方官府罪恶行径的《粤西》第四号,积极倡导国学救国的《四存月刊》第九、十一期,反映抗战时期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学术研究成果的《志林》第二期。图籍类7种,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及近代外交史研究之重要史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研究清末对外关系之重要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五种、研究清代鸦片问题的重要资料《鸦片事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重要资料《中俄协商档》、研究中俄边界的沿革翔实资料《中俄界记》等。条约类13种,例如北洋政府同沙俄签订的有关外蒙古的不平等条约《俄蒙协约专款十七条》、晚清丧权辱国条约文献《汉洋合璧宣统条约》《宣统条约》《宣统条约》、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三年间我国与外国所签条约《同治条约》《中日条约吉林善后条议》、英国通过第一次侵藏战争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英藏议约文件》《中英藏议约稿并驳约、磋商、结果表》等等。

其二,调查组在夏合勒克乡征集的各类货币,这些货币一方面集中反映了近代沙俄、军阀势力对近代新疆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们关于封建庄园制度、维吾尔族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从民族所藏的实物看,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数十年间,仅在夏合勒克乡一地就有过十多种货币,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沙俄纸币卢布又被称为“俄帖子”,它们充斥市面后,造成了新疆纸币的极端混乱。又如,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纸币实际上是伪政权解决经费来源、攫取人民财富的手段。又如,在军阀统治新疆期间,滥发票币,有的币值甚至达到了亿级,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

在《墨玉县夏合勒克乡的封建庄园》一文中,前贤对夏合勒克乡社会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述,涉及庄院的组织及其特点,庄园内的农奴,庄园内的奴隶,庄园的管理者,租佃关系、雇佣劳动与自由农,庄园经济外的强制,庄园的生产状况,庄园主与农奴的生活,解放了的夏合勒克乡等等。[2]41—75或许由于“农业是夏合勒克乡全体居民最主要的生计来源,手工业、养畜业、商贩等都只是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的”,[2]66调查组虽然在当地搜集了不少钱币材料,但未对其金融状况有所展开,这方面内容仍有开拓的空间。当前,关于新疆近代钱币的情况,以《新疆钱币》为代表的研究已颇为充分。[3—6]不过,前贤基本是以整个新疆作为讨论的区域,较少以县、乡级别的地区作为讨论对象。民族所藏夏合勒克乡的钱币至少可以上溯至清代咸丰年间,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构成比较完整的序列,正是分析近代新疆县以下区域货币流通史的理想案例。就笔者目力所及,除乌云格日勒就曾专文讨论“咸丰重宝”当五十铜币外,[7]民族所藏夏合勒克乡的钱币还少有人注意。系统梳理民族所藏近代新疆钱币,不仅能推动钱币研究往乡一级区域深入,而且将对完善前辈夏合勒克乡的封建庄园调查和研究有所裨益。

其三,民族所藏革命文物是民族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调查为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护做出了贡献。如前所述,民族所藏革命文物大部分源自民族调查组在各地征集所得。以征集文物数量最多的墨玉县夏合勒克乡为例,冯家昇、谷苞、王良志、定正清等前辈参与了调查,他们“收集了许多实物资料和民族文字资料”,[8]这些基本上都进入了民族所收藏。又如,根据陈高华先生回忆,史树青先生在伊宁时曾向其展示一本自制的“三区印谱”,“史公在某处见到多枚三区政府的各种印章,大为高兴,赶紧借来制成一本印谱。此物如在,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了”。[9]不论是民族所藏的各个实物,还是陈先生的回忆,共同说明了民族调查为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护做出了特定的贡献,丰富了民族调查的意义和价值。

四、结语

社会各界关于革命文物的讨论经久不衰,对其认识也日益丰富。其中,在日常实践中摸清家底,梳理每一份文物的历史及其价值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极富挑战性。总体而言,虽然民族所藏革命文物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物的代表性上都不够突出,但它们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我国各族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革命历史,仍具有一定的独特价值。与此同时,这批文物系第一次民族大调查的一种成果,不仅对革命文物研究有所裨益,还可丰富我们关于民族调查的认识,亦即前辈们在民族调查过程中为革命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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