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金海，王 彬，郑文博

（1.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并定居，农村宅基地闲置和“空心村”问题日益凸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4.21个百分点，从乡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从1.43亿人增加到2.49亿人①资料来源：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5470/index.htm。。在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背景下，“进城不退宅”带来的农村宅基地闲置成为普遍现象，自然资源部2018年16省调研数据显示，闲置宅基地占比6.32%，最高的为13.17%[1]。为破解宅基地闲置低效利用困境，在2015年以来实施的国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中央部署开展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探索。2019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然而，有关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大量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定居的农民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比例达到50%～70%[2-4]。自愿性原则是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实施基础，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深入理解进城农民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机理对科学设计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早期重点关注因素包括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等客观因素[5-6]，近年来权属认识[3,7]、感知价值[8-10]、禀赋效应[11-12]等主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资本[13]、阶层分化[14]、代际差异[15-16]等社会因素逐渐受到学者们重视。与上述研究多以目前留在农村的村民为调查对象不同，部分研究将分析对象聚焦于已进城农民工这一最有可能退出宅基地的群体。基于个体决策的工具理性，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到家庭收入水平、务工年限与稳定性、宅基地效用认知、城市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17-20]，这些推拉因素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21-22]。同时，作为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进城农民决策行为还具有价值理性，“安土重迁”“祖宅意识”等传统观念会降低宅基地退出意愿[4]。总的来看，已有文献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但在以下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研究对象上，聚焦于新型城镇化中乡城移民①乡城移民是指从农村流迁到城市并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这一概念突破了早期研究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所用“农民工”概念的局限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人口进城工作和生活具有的长期化、家庭化、定居化的趋势特征相吻合，已为学界广泛使用。这一宅基地退出主体中最重要最可行群体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二是在行为假设上，已有研究主要以经济理性为假设前提，情感因素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有待深入探讨；三是鲜有从城乡联动的角度，系统分析乡城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城市融入和乡土依恋两种情感心理的交互作用及其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已进城就业居住的乡城移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地方依恋理论，对城市融入、乡土依恋与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厦门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城乡空间依恋这一情感因素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期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忽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等前沿经济理论指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既有理性经济人的一面，同时又具有情感、认同等社会性的一面[23]。作为一种人与特定场域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地方依恋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到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领域长期关注，近年来为土地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所重视，被运用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迁居意愿[24]、拆迁安置政策评价[25]、流动人口社区参与[26]等问题研究中，成为研究城镇化背景下乡城移民行为规律的重要视角[27]。地方依恋概念首次由TUAN引入人文地理学中用于表示人对地方的爱恋之情，其后学者们从内涵、影响因素、行为影响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28]，目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是SCANNELL等提出的3P分析框架，认为地方依恋由人、地方和心理过程三个维度构成，其中，地方有家、社区和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包括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心理过程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方面，即人地间的积极情感联系，基于记忆、信仰、价值等的地方意义建构与地方认同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与该地方维持亲密联系的行为倾向[29]。当个体从一个空间迁移到另一全新空间时，既存在对原有空间的依恋，也会随着融合进程的推进而对新场域形成新的空间依恋[24]。在乡城迁移过程中，进城农民面临农村和城市两个空间场域转换，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撞中，既在情感上有着以宅基地为根基的乡土依恋，也会在渐进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城市认同和归属感。因此，从个体所处的社会性属性角度，这两种空间情感将对乡城移民农村宅基地退出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2.1 乡土依恋与宅基地退出

乡土依恋是城镇化进程中乡城移民对故乡生养土地、风土人情、道德信仰、民俗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的眷恋之情，是对故乡的心理情感维度的一种人地关系体现[24,27]。受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农民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祖宅意识”等传统文化观念塑造着人们对故乡的依恋和认同感[4]。对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作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宅基地和农村住房不仅具有居住和财产功能，而且具有文化传承和心理寄托功能，承载着个人儿时记忆、成长经历、生活体验等美好回忆，是维系农民与故土社会关系的重要连结纽带，也在很多地方被视为世代相继的祖业和人丁兴旺、宗族繁荣的根基，是他们的心理归属和精神家园、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的圣地[30-32]。这种乡土依恋之情影响着进城定居的农民对宅基地的退出决策行为。对于乡土依恋强烈的乡城移民而言，在故乡留有老宅，意味着乡愁得到寄托，归属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受宅基地的文化道德和精神寄托功能影响，乡土依恋越强的进城农民为了获得宅基地的财产价值而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就越低。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 城镇化过程中乡城移民的乡土依恋越强烈，其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就越弱。

2.2 城市融入与宅基地退出

城市融入是乡城移民进入城市工作和居住、不断自我适应城市生活并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的行动过程及状态[33]。它不仅是在劳动就业、经济收入、居住条件等经济层面的融入，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更高阶次的融入[34]，这体现为乡城移民在理念上对所在城市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城市文化的接纳和认可，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市民身份认同感[35]。这种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状况反映出进城农民对城市的依恋程度与心理距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对于那些完全融入城市文化、认同自己是城市人、拥有心理舒适的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而言，宅基地的文化和情感寄托功能将显著弱化，他们将选择在城市落地生根，从而也就更愿意放弃对农村老宅的控制，并通过宅基地退出财产性收益更好实现在城市安居。相反，那些尽管已在城市工作和居住很长时间，但是仍不能融入城市文化、对城市缺乏归属感的进城农民，将倾向于选择保有农村老宅作为未来某一天最终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归宿与依靠。与此同时，在长期渐进的城市融入过程中，乡城移民处于乡土依恋和城市依恋相并存的状态。由于人们的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心理[11-12]，相比新生成的城市空间依恋，对故土的情感依恋对个体主观效用的影响要更大，所以，城市融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程度要低于乡土依恋。据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2：城镇化过程中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其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就越强。

假说3：城市融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强度低于乡土依恋的阻滞作用。

2.3 产权认知与宅基地退出：乡土依恋的中介作用

自1962年中央通过政策调整将宅基地由农民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后，我国形成以“集体所有、成员使用，免收地价、长期占用”为主要特征的宅基地制度。尽管现行法律规定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但实践中一直由不同农户分别占有和使用，农民对宅基地的所有权观念没有根本改变[36-37]。乡城移民的产权认知状况从两方面影响其退出行为选择。一方面，在进城农民看来，作为私产的宅基地，其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直接支配权，在宅基地财产价值日益显化的背景下，宅基地私有权属意识和财产价值感知越强，进城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低[3]。另一方面，产权认知状况也通过资源依赖、归属承继等途径影响乡城移民的乡土依恋水平，进而间接影响其退出意愿。对宅基地作为安生立命之所和生产资料的产权价值感知越强烈，对宅基地由祖上传下来、具有绵延性和继替性的观念越认同，农民基于生存发展和传统文化信仰对宅基地的功能和情感性依恋就越强，由此，乡城移民的乡土依恋水平就越强，进而降低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乡城移民的产权认知不仅直接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而且通过乡土依恋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 模型设定

由于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产权认知等变量都无法用单一指标来直接测量，其数量特征需用多个综合指标来反映，而传统多元回归及Logistic回归都无法很好地处理多变量多测项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分析。SEM能对难以直接观测到的潜变量提供一种可以观测和处理的方式，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且允许自变量与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正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38]。本文构建的SEM形式如下：

式（1）和式（2）是测量方程，用于衡量各潜变量与对应观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其中，φ、ω分别为外生和内生潜变量向量；X、Y分别是外生、内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向量；δ和ε为测量误差向量；Ax、Ay分别表示外生和内生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载矩阵。式（3）是结构方程，用于界定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其中，B是反映内生潜变量之间关联的系数矩阵；Г为反映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关联的系数矩阵；μ为残差项。

3.2 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3.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厦门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作为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厦门市一直以来都是全国迁移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2020年城镇化率89.41%，人均GDP 123 226元，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52.58%，是国家首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试点城市。根据厦门市流动人口居住分布特征，并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厦门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点抽选方法，按照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选取8个街道，23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选取20位来厦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进行调查①为确保调查对象是老家有宅基地的乡城迁移人口，调查过程中调查员首先询问对方是否来自农村、拥有农村宅基地及来厦工作生活半年以上，对于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才开展正式问卷调查。。主要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居住情况、农村宅基地利用与退出意愿、乡土依恋与城市融入感知等进行信息收集。调查由访问员一对一向流动人口提问并准确填写问卷。共计发放问卷460份，剔除关键信息失真及缺失的无效问卷，筛选得到有效问卷39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3%。样本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与“七普”流动人口总体情况基本一致。

表1 样本基本特征Tab.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3.2.2 变量测量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对流动人口的访谈和预调查结果，最终确定了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产权认知三个潜变量的测量题项。具体来看，借鉴XU等[24]、龚宏龄[32]、陈锋[39]的研究，设置了7个题项来测度乡土依恋感知；借鉴杨菊华[33]、悦中山等[34]、肖宝玉等[40]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来测度城市融入感知；借鉴邹伟等[14]、张怡然等[17]、傅熠华[19]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来测量产权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采取“如果您全家进城定居了，是否愿意有偿退出或转让老家的宅基地”来测度。上述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进行测量。具体变量、指标及赋值规则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测度说明与描述性统计Tab.2 Explan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产权认知以及整体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853、0.763、0.703和0.849，均大于0.7，说明问卷整体的可信度较高。其次，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总体KMO值为0.830（＞0.70），通过Bartlett 球形检验，因此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本模型提取的三个因子是合适的（表3），每一类因子在自己所属成分中的因素负荷量接近于1，在其他成分中的因素负荷量接近于0，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良好。

表3 主成分旋转矩阵Tab.3 Principal component rotation matrix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模型适配度检验

采用软件Amos22.0，选择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建立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验证分析，并对模型进行优化，最终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表4）表明，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度指数等均达到了标准，因此，模型总体上符合匹配度指标的要求，拟合效果良好，可用于理论假说的检验。

表4 模型整体的适配度检验结果Tab.4 Fitness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l

4.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图1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见表5。在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中，所有可测变量和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无论从整体上，还是每个单个路径，模型结果都验证了理论分析所提出的4个研究假说。

表5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Tab.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1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模型图Fig.1 Standardized parameter estimates of the model

其一，乡土依恋水平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3，表明乡城移民的乡土依恋越强烈，其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这意味着，在乡城移民看来，宅基地具有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归属承继功能，落叶归根、祖业观等传统土地认知观念依然是影响他们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调查问卷中，关于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原因，分别有38.2%和39.4%的受访者选择了“对老宅有很深的感情” “宅基地是祖业不能丢”。由此，假说1得到检验。

其二，城市融入程度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57，表明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水平越高，其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对城市的适应、认同和归属感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在城市落地生根，进而是否乐意最终脱离“故土”、放弃农村宅基地的重要因素，这与钱龙等[35]关于城市人“身份认同”影响宅基地流转的研究发现相一致。由此，假说2得到支持。

其三，从标准化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来看，乡土依恋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贡献（0.233）大于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贡献（0.157）。一方面，这表明在离开原先熟悉的乡村环境而逐渐适应新的城市环境的过程中，与难以割舍的故土眷恋之情相比，对新环境的情感联系与认同感对乡城移民效用满足和行为决策的影响要较小，这反映出人们行为决策中普遍性的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心理，假说3得到应证。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从情感因素的影响来看，只有培育出乡城移民对所工作和生活城市的新的地方依恋，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获得较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化解乡土依恋对乡城移民退出宅基地的阻滞影响。

其四，乡城移民对宅基地的产权认知与宅基地退出意愿负相关，存在“产权认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直接效应和“产权认知→乡土依恋→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间接效应。两个路径中，直接效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7，间接效应为-0.166。这表明，乡城移民对宅基地作为私人财产和居住保障的产权认知越清晰，其退出意愿越弱，同时还能够加强进城农民的乡土依恋水平，进一步对其退出意愿产生阻滞影响。由此，假说4验证成立。

总的来看，在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中，情感因素与经济因素都具有显著影响，两者同等重要。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产权认知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乡土依恋，最后是城市融入水平。其中，唯一能促进乡城移民积极退出宅基地的因素是其城市融入水平。因此，为了提升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必须加强城乡统筹，系统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与城市社会融合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城移民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产权认知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及模型估计结果是否稳定可靠，基于现有调查数据，增加乡城移民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劳动人口数以及宅基地到乡镇政府的距离5个控制变量，以控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特征。将5个变量分别纳入模型作为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产权认知等认知变量的控制变量，重新测算分析后得知：各项标准化系数变化都很小，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不变（表6）。因此，可以排除模型认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模型估计结果稳定可靠。

表6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Tab.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cluding control variables

4.4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上述研究发现揭示出在乡城空间转换中，城乡空间依恋这一心理情感因素在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中的影响机理，深化和拓展了已有研究基于经济理性假设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行为规律的分析，为从个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属性角度来理解城镇化过程中乡城移民“进城不退宅”的行为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除了既有研究普遍关注的经济层面人地关系的作用，心理情感层面的人地关系（乡土眷恋之情和城市社会融入）也是影响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参考已有文献[21-22]，以出生年份1980年为界将样本区分为老一代移民和新生代移民，均值比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7），与老一代乡城移民相比，新生代乡城移民总体上乡土依恋水平较低而城市融入程度较高，这也导致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高。这既支持了已有研究有关宅基地退出存在代际差异的观点，也进一步证实了城乡空间依恋是影响不同代际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的重要因素。

表7 不同代际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乡土依恋与城市融入Tab.7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homeland attachment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着眼于个体理性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运用地方依恋理论，使用厦门市实地调查数据，研究了乡土依恋和城市融入这一心理情感因素对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决策受到城乡空间依恋的共同影响。乡土依恋越强烈，退出意愿越弱；城市融入程度越高，退出意愿越强。（2）在乡城空间转换中，乡土依恋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负向影响强于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乡城移民只有扎根融入城市后才会乐意退出宅基地。（3）乡城移民对宅基地作为私人财产和居住保障的产权认知对其退出意愿有负向影响，乡土依恋水平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4）相比老一代乡城移民，相对较低的乡土依恋和较高的城市融入感知使得新生代乡城移民退出意愿相对较高。

本文研究发现对全面认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城移民“进城不退宅”带来的农村宅基地闲置困境，合理设计宅基地退出机制和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政策启示。首先，要充分重视城镇化中经济层面之外心理情感层面人地关系的作用，对于乡城移民，即使已在经济上适应城市实现体面就业和居住，由于心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城市适应是一个漫长过程，宅基地依然承载着心理归属和精神家园的功能。因此，要认识到允许进城定居农民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农村宅基地具有社会合理性，政策设计对此要有历史耐心。其次，要加强城乡联动，以加快推动进城人口的城市融入作为提升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重要着力点，针对乡城迁移人口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流动特征，从就业支持、居住保障、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大中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让其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最后，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探索与城镇化过渡阶段乡城移民多元需求相契合的宅基地退出及盘活利用的机制与路径，实现资源有效利用、进城农民增收、退路有保障等多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