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飞鹏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45

引言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从整体战略高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总体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选择。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看，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习近平，2021）。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发展趋势，着力提高消费。我国居民消费占比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着力提高消费需要把提高居民消费作为重点。从我国和全球经济发展情况看，因为高房价导致的高杠杆率制约居民扩大消费。也正因如此，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成为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基于这种逻辑考虑，本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扩大内需需要着力提高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需要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三方面进行推理分析，最后提出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发展机遇和挑战都有所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借助国际大循环推动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较大提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新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加速逆全球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经济发展处于新的阶段也需要发展方式与时俱进。面对内外部形势变化，我国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而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习近平，2021）。

（一）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获得较大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社会获得较大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较完整重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我国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足并且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获得较大发展（洪银兴、杨玉珍，202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得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8～2020年，我国GDP从3679亿元增长至101.6万亿元，增长276.18倍；第一、二、三产业占比从27.69%、47.71%、24.60%调整至7.65%、37.82%、54.53%。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我国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2019年，按照汇率法我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28.31%，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我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0.95%。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利用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积累大量外汇，并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生产制造能力大幅提升。从对外贸易和投资看，我国进出口总额快速提高，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外贸依存度较高，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8～2020年，我国进出口金额从355.04亿元增加至32.22万亿元，累计实现贸易顺差36.35万亿元，外贸依存度从9.65%升至31.71%；1983～202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32万亿美元（如图1所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大循环的优势，推动经济获得较大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超过28%，在500多种全球主要工业产品中，220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李金华，2019）。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甚至高达64.24%，占全球贸易额的比例居全球第一位（董志勇、李成明，2020）。

（二）国内外经济发展共同决定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全球经济发展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与GDP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制造业回流，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贸易与GDP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作用弱化，从国际范围看调整发展格局势在必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8～202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从61.47%下降至52.41%，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图2所示）。我国也不例外，2002～2008年我国出口平均每年增速达到27.3%，2009年以后快速降至个位数（姚洋，202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发达国家以疫情防控为由进一步实施逆全球化，加上疫情本身导致全球货物运输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国际贸易大幅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和WTO的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GDP下降2.9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下降2.86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与GDP的比例下降1.88个百分点。

从我国经济发展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黄群慧，2021），经济总量较大，同时外贸依存度下降，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韧性，需要更多发挥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依靠国内大循环发展经济，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快速扩大。就GDP总量而言，我国GDP从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从2015年开始超过日本（第三）、德国（第四）、英国（第五）GDP之和。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刘鹤，2021）。事实上，受全球外贸下降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下降态势明显（见图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24%的顶点后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20年已降至31.7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曾多年出现为负的情况，经济对外开放进入“瓶颈期”（董志勇、李成明，202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内循环的潜力，通过打通内循环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习近平，202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成效明显，外需占比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杨伟民，2021）。国内从供求两方面都有足够的实力来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通过扩大内需来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规模庞大、配套齐全完备的产业体系，供给弹性相对较大，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的灵活性较高。按照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洪银兴、杨玉珍，2021），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苗圩，2021）。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2021年10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数超过1.5亿户（林丽鹂，2021）。在工业门类齐全、市场主体数量庞大、生产能力强大的同时，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完善，通过核心企业带动和大量小微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积极发挥作用，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也意味着，我国的供给体系拥有较大的弹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根据防疫需要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企业迅速转型生产口罩等防疫物资，并且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有效供应全球市场，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需求方面看，我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的独有优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10月底，我国总人口为14.12亿人，人口总数全球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需求规模庞大，我国的国内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国内需求规模是全球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我国经济总量较大的同时，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同时，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其中一个细分群体也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样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10月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为1.91亿人，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这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有关测算，我国老年人医疗服务、药品、食品、家政服务和保健品市场总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曾红颖、范宪伟，2019）。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首次达到4亿人，如果能在2021～2035年实现4亿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将每年拉动GDP增长0.7～0.75个百分点（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2020）。我国人口总数大、国土广袤，城乡、区域经济分化特点较为突出，意味着具有多层次的需求市场，市场消费能力强。总之，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基础，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扩大内需需要着力提高居民消费

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意味着在发挥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需要充分利用投资和消费也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遵循高积累低消费有利于投资扩大的逻辑，快速增长的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因素影响，大规模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为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重点围绕优化投资结构开展，且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考虑到在我国消费中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政府消费，国际对标看居民消费占比较低，未来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居民消费面临升级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消费的潜力，以及消费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经济增长需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而净出口之所以能够驱动经济增长，其背后还是大规模投资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8～2020年，投资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8.65%。首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增长基础薄弱，虽然有人口数量优势，但是技术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工业生产能力较低，为扩大投资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人口城市化、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并驱动我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次，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经济赶超压力较大，国内经济发展考核更看重GDP增速，为了在GDP考核中有较好的表现，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争夺信贷资金，驱动投资规模扩大。再次，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为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有效适应了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不断显现，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投资的边际产出在下降，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也在降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5～2020年，我国1元GDP产出需要的贷款金额从1.10元提高至1.76元，需要的资本形成总额从0.40元提高至0.44元。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我国的单位投资产出都有明显下降。也正是投资的边际产出下降，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任保平、苗新宇，2021）。另一方面，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负面影响逐步显现。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对较为粗放，我国单位GDP产出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其中虽然有经济结构的影响，但是依靠较多的资源投入驱动经济增长，不仅会带来更多的生态环境问题（李瀚林、李兴山，2019），而且快速增长后可能导致产能过剩。2016年我国重化工业几乎全部进入产能过剩状态（董志勇、李成明，2020），造成较多的资源浪费。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继续高度依赖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

（二）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优化结构

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投资不仅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供求匹配、畅通经济循环具有关键作用。在既往的投资中，我国对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较多，房地产领域吸收了大量的投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由此导致诸多问题。从供给领域看，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较低（黄群慧，2021），存在“赌点”“断点”，核心关键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供求匹配看，投资结构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供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制约了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升级。换言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刘鹤，2021）。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首先，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投资。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发展主题，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双碳”目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强经济发展的安全性等领域加大投资。其次，加大对创新的投资。科技发展实力对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理论、科技研发、科技创新人才、“三新”经济的投入，提高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再次，稳定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需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增加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围绕制造业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短板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最后，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投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也要围绕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领域加大投资。

（三）居民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的作用较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软肋”。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大幅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与2000年相比，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下降8.62个百分点，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消费与GDP的比例并非最低，总体来看高于美国的水平，在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政府消费与GDP的比例略有升高的同时，我国政府消费与GDP的比例基本稳定，从而逐步拉开了差距。受这些因素影响，我国消费与GDP的比例总体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上述国家政府和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超过70%，有的甚至超过80%，而我国相应的比例不到60%，相差20多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2000～2020年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GDP的比例（单位：%）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消费要持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作用（李克强，2021），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2021）。从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从投资、出口导向为主转向消费为主增长方式的要求，也是形成消费和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吴明琴、袁嘉，2016）。在具体方向上，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杨伟民，2021）。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大幅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并且2000年以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政府消费与GDP的比例并非最低，虽然低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但差距相对较小，从国际经验看提升空间有限。因而，在依靠消费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需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重点。

三、提高居民消费需要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

我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较大提高，总体而言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导致分母较小和居民部门杠杆率较高。在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为购房而加杠杆，高杠杆率限制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虽然加杠杆购房增加了居民的财富积累，但对消费产生了较大的挤出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一方面，居民加杠杆购房未来面临较大财富增长空间，导致居民为了扩大财富占有自愿降低当期消费，也就是存在未来消费和当期消费之间的替代；另一方面，居民加杠杆导致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差别较大进而拉大贫富差距，由此导致通过加杠杆实现财富占有增加的群体现金流紧张，消费潜力无法释放，而没有加杠杆的群体财富占有较少，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却没有消费能力（娄飞鹏，2018）。

（一）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整体快速提高

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衡量有不同的标准，一种方式是用居民部门的负债除以GDP，另一种方式是居民部门负债除以居民部门收入（鲁存珍，2019；周广肃、王雅琦，2019；娄飞鹏，2019），此处用第二种方式分析。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用住户贷款除以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4年的29.8%上升至2019年的93.2%（如图3所示）。结合数据分析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增长既有分母增长较慢的原因，又有分子增长较快的原因。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是最高的（阮健弘、刘西、叶欢，202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2021年3月底，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3%，比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水平52.8%高出8.5个百分点。同期，与我国人均GDP相近的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居民部门杠杆率依次为36.6%、22.1%、17.6%，均远低于我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用居民债务与GDP之比的居民部门杠杆率计算标准，居民部门杠杆率超过30%就会影响经济增长，超过65%就会影响金融稳定。据此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阮健弘、刘西、叶欢，2020）。

（二）居民收入增长较低从分母上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

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增长较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杨伟民，2021），从分母上导致杠杆率提高。从宏观数据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2～2019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总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总体呈现波动的趋势，先从1992年的68.09%下降至2008年的55.48%，之后从2008年的55.48%上升至2019年的60.31%（见图4）。虽然2008年以来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但总体上仍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从微观方面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9～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率比人均GDP实际同比增长率平均低1.11个百分点；1979～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率比人均GDP实际同比增长率平均低0.97个百分点（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的问题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按照收入水平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化明显，城乡均存在，且农村地区更突出（见表3）。

表2 1979～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单位：%）

表3 2014～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单位：%）

（三）加杠杆购置房地产从分子上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较高

居民贷款规模快速增加，其中又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从分子上导致杠杆率提高（阮健弘、刘西、叶欢，202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4～2020年，我国居民贷款从2.82万亿元提升至63.19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从1.6万亿元提升至34.5万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在居民贷款中的年平均占比达到53.14%。我国居民住房贷款占比较高，并且住房贷款规模较大，一方面是居民从居住或者改善居住的角度，对住房有较强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在房价曾经一度长期单边上涨的情况下居民具有较强的配置房地产开展投资的需求。由于购房需要的资金规模较大，居民在购房过程中往往需要贷款加杠杆。即便贷款购房后面临较大的还贷压力，在房价单边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居民从中可以获利，仍然有较强的加杠杆购置房地产的动力，导致杠杆率提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每上涨1倍，居民贷款额将增长288.1%，居民部门杠杆率将上升39.2%（周广肃、王雅琦，2019）。

事实上，高房价与居民高杠杆率之间关系密切并非我国独有。根据达拉斯联储的房屋价格指数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发现20个国家中除德国以外，二者均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14个国家的相关系数不低于0.9，德国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38，也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见表4）。就具体国家的情况看，住房贷款约占美国、英国家庭负债总额的75%，占澳大利亚家庭负债总额的85%，占法国、德国家庭负债总额的60%（Guy Debelle，2004）。这说明，研判居民部门杠杆率走势的重点是研判房价走势（张晓晶、刘磊，2020）。

表4 房屋价格指数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相关系数

（四）高杠杆率带来财富效应却未推动消费水平提高

居民高杠杆率不仅没有带来消费水平提高，反而可能对消费具有挤出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8～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比GDP指数低1.76个百分点（见图5）。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分母端看，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低导致其消费水平较低。正常情况下，消费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较高或者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长较高，都有助于其扩大消费。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也就是居民没有足够的收入导致居民消费下降。从杠杆率的分子看，居民加杠杆购房并未带来消费水平提高，反而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作用（王一鸣，2020）。这是由于，鉴于购房的未来收益较高，居民会为了加杠杆主动降低现期消费；同时，杠杆率具有收入分配效应，总体上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而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刘晓光、刘元春、申广军，2019）。我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率主要是贷款购置房地产，且加杠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在房价单边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加杠杆配置房地产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而没有加杠杆购置房地产的居民则无法有效获得财产性收入，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富裕群体的消费性支出进一步提高的潜力不大，贫困群体提高消费水平缺少收入支持，都不利于扩大消费总量。更进一步看，因为居民部门加杠杆主要是配置房地产，高杠杆率家庭虽然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情况下财富水平快速提高，但流动性较低限制了其消费能力提升。低杠杆家庭则因为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无法有效扩大消费，更谈不上消费升级（娄飞鹏，2018）。如房价上涨带动房租上涨，租房群体虽然没有加杠杆买房但要承担较高的租金，从而限制其消费（周广肃、王雅琦，2019）。总之，居民部门加杠杆购置房地产不利于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从需求方面对经济转型升级造成负面影响。

这一点在统计数据上也得以验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78～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值低于农村居民，不论是根据上年的同比计算数据，还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累计计算数据都是如此。分阶段来看，在1998年城镇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前，1978～1998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值虽然高于城镇居民但二者相差不大，而改革之后的1999～2020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值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房价开始快速上涨，2009～2020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值与农村居民的差距进一步明显拉大（见表5）。这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是针对城镇而言，农村地区的房屋并没有所谓的分配货币化改革。城镇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后，城镇居民加杠杆购置房屋，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农村居民并没有加杠杆买房因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或者没有，最终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年平均值高于城镇居民。

表5 我国GDP指数、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单位：%）

四、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

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仍然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要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李克强，2021）。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也应该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在路径选择上，由于杠杆率总体上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刘晓光、刘元春、王健，2018），不仅对消费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消费升级（潘敏、刘知琪，2018），因此需要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让居民有能力、有意愿消费，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进而稳定经济增长。围绕这个思路，一方面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居民收入结构，增加杠杆率分母；另一方面是按照“房住不炒”的思路开展房地产调控，减少居民加杠杆投资购房，缩减由此带来的财产占有不均，压降杠杆率的分子；再者是不断推动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满意度。在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扩大消费的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其中的逻辑在于，居民扩大消费有助于非金融企业产品及时销售和货款回流，稳定其资金流以减少负债。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居民收入结构

在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不高的情况下，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作为重点，通过总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推动去杠杆和稳定经济增长。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构建以居民收入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发展指导思想以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杨伟民，2021）。首先，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居民收入总量。健全促进工资稳步增长的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其次，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提高其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做好稳就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鼓励创新创业，增加城乡人口流动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王一鸣，2020）。再次，完善要素市场化分配机制。拓宽居民理财投资渠道，健全要素报酬分配市场化机制，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最后，继续实施减税降费。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同时，适度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对居民的减税、退税力度（黄群慧，2021）。

在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方面，需要结合城乡、区域、行业、不同收入群体等方面，综合平衡优化居民收入结构。考虑到城乡区域生活成本的差异，需要把行业收入分配调节放在重点位置（杨伟民，2021）。从收入差距方面，要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方面，在稳定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同时，通过丰富理财投资金融产品，调整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收入调节方面，充分发挥社保、税收、转移支付等分配机制在收入调节中的作用。通过优化完善个人所得税，打击各类偷税漏税行为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任保平、苗新宇，2021）。把养老保险三支柱建设，尤其是促进和规范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统筹考虑，通过财产积累来调整居民收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围绕相对贫困开展工作，不断减少相对贫困人口。另外，充分利用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二）按照“房住不炒”的总体思路稳定房地产调控

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还需要按照“房住不炒”的思路做好房地产调控，减少或杜绝居民投资或者投机购房行为，增加消费并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是从供给侧开展房地产调控。我国房地产调控领域长期集中在需求侧，即从增加居民购房成本，提高居民购房门槛等方面开展调控。在居民住房需求是刚性需求的情况下，着眼需求侧开展房地产调控往往打击的是刚需群体。因此，为了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同步强化房地产的供给侧调控。在具体操作上，主要围绕丰富房地产供给，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来开展。在目前国内形成共有产权房、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住房供给体系下，不断增加这些类型房产的供给总量和占比，通过逐步推进的方式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同时，结合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转向存量房的情况，积极探索对二手房等存量房市场供给的调控管理。

另一方面是从需求侧稳定住房需求。从国外的经验看，贷款利率水平高低对居民购房需求有较大影响，利率水平较低往往导致居民贷款加杠杆购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的情况尤其典型。中长期来看，我国的利率水平面临下行压力，这意味着仅依靠利率手段调控房地产效果可能有限。对此，首先，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的试点推广。维护居民基本住房权益的同时，增加持有房地产环节的成本，挤压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其次，要清理房地产的附带功能。比如最典型的是将入学和房子挂钩，引发学区房热并带动房地产价格上涨，针对这些需要多部门合作出台政策予以疏导规范。再次，要丰富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房地产领域吸收了居民大量的资金，在引导居民降低对房地产需求的同时，需要丰富投资理财产品供给，拓宽居民投资理财渠道，让居民原本用于配置房地产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实现保值增值。

（三）推动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满意度

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作用，最终仍然需要落实到扩大消费规模上来。具体到居民消费领域，一方面是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发掘居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是优化居民消费环境，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在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方面，首先，通过消费结构调整提升消费。结合国内居民实物消费较多而精神文化消费较少，基本生活消费较多而高级消费较少的情况，鼓励居民结合自身收入水平增加对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积极推动数字化、定制化、个性化等新型消费模式发展，不断开发新型消费场景，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消费结构调整，引导投资和供给结构调整，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次，通过提高商品质量提升消费。在物质消费方面，充分考虑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商品质量有更高追求，主动提升消费层次的因素，应从商品供给方面着手提高商品的质量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再次，逐步培育引导新型消费习惯。面对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结合我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在利用新技术方便居民消费的同时，重点引导居民形成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安全消费的消费习惯。

在优化居民消费环境方面，首先，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针对居民消费领域出现的各类不诚信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司法、市场监督等部门通力合作严厉打击，规范市场价格形成，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降低居民消费的各类风险。其次，做好线上消费渠道管理。发展多层次消费市场，在电商快速发展、各类直播带货行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要积极规范引导，让线上消费的便利性更加凸显。同时，做好线上消费的配套工作，如推动物流体系发展，提高商品跨区域流通效率，加强现代信息科技在线上消费领域的应用等，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再次，加大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各类新型消费模式不断出现。对于如虚拟消费、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模式，结合其发展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不断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构建新型消费的信用体系以及监管机制，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