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安

在过去的2021年，“双减”俨然成为中国一个备受瞩目的高频词了，因为它不仅仅在教育场域之内持续发酵，而且溢出效应十分明显，从教育弥散到社会其他领域，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随着时光流逝，“双减”应会成为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前行道路上一个永不消失、值得记忆的节点，它所撬动的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一块绊脚石和一个障碍物，不管最终成效如何，它对人们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冲击和启蒙，都是可以预见的。

教育改革作为宏大的社会变革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子系统，多少年来屡遭诟病。教育改革向来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其改革力度和改革成效与其他领域相比相形见绌，与大众的期待、时代的要求、国家的厚望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之后，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便愈益凸显了出来。教育改革裹足不前，集中表现为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家庭的培训支出与日俱增，不堪重负，简直到了极限。在不断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时代潮流冲击之下，教育如何做出回应和调适已然成为考量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这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和切入点。于是，锚定了学生和家庭“负担”这一核心的“双减”政策便应运而生了。课内作业和课外培训这两个积重难返的教育“重灾区”，成了政策发力的“主阵地”。然而，“双减”绝不仅仅止步于此，它唤醒的是对整个教育改革的深层思考，它激发的是对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教育教学改革还有多少像作业这样的“盲区”

“双减”的锋芒直指“作业”和“培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据此以为“双减”仅仅是指向这两个浮出水面、显而易见、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那未免有些偏狭与肤浅。以“作业”和“培训”为“引爆点”，引发一场全方位、系统化的教育改革，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不入流，一直没有被纳入教育教学改革的“法眼”之中，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堂之上，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场景就是，每当课堂接近尾声之时，执教教师才会漫不经心、十分随意、例行公事地布置一下课后作业，而且毫无针对性、层次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可言，泛泛地、轻描淡写地、流于形式地这么布置，一下子就将作业这个原本极具价值的育人环节置于一个“鸡肋”的尴尬位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走走过场，装潢门面，仅此而已。在作业这个环节之上，太多的教师表现出了草率应付的态度，缺乏起码的“温情与敬意”，缺乏应有的专业精神与专业立场，从而让这个对于学生发展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教育环节在功能和成效上大打折扣，扭曲变异，久而久之，熟视无睹，恶性循环，甚至会步入让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反教育”的误区。

唤醒教育专业人士与包括家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沉睡已久的作业意识，重塑作业在整个教育教学架构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内涵、策略与技术，此其时也！将重复性、惩罚性、机械性作业逐出课堂，将作业纳入教学研究的视野当中来，切实研究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让口头作业、实践作业、开放作业、创新作业与传统的书面作业一样得到应有的重视，构建多元、立体、开放、科学的作业体系，全面挖掘和释放作业应有的教育潜力，充分发挥其在推进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和学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亦成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需求、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增强优质教育供给能力的必然要求。

当作业浮出了水面、成为攻坚克难的“靶子”之时，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哪些类似的教育教学“盲区”，还有哪些经历了漫漫20年之久的课程改革依然没有销声匿迹的“梗塞”在制约和束缚着教育生态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譬如，课堂之上批判性思维和真实性学习的缺失，直接导致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这一教育现代化转型流程的“卡壳”。这是制约着课堂教学的一个“卡脖子”的“瓶颈”，正像是当下我们因为芯片而驚醒正在急起直追的“核心技术”一样，批判性思维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窘况，恰恰映射出了课堂教学“核心技术”的落后。在众多的中小学课堂之上，我们很容易见到热热闹闹、花里胡哨的场景，但欣赏之余，总会让人或多或少产生些许怅然若失、意犹未尽的感觉。原因何在？就在于课堂之上不管是教师的提问还是学生的回答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震、耳目一新，缺乏高阶思维所带来的震撼力、从0到1的问题设计与问题解决所带来的创新力、批判性思维和真实性学习所随附的冲击力。基于此，让批判性思维浮现出来，将创新性潜能诱发出来，让真实性学习生发出来，把真实性学力培植出来，便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头戏”和“支撑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任重道远，仍须常抓不懈。

譬如，课堂之上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接阉割和消解了课堂教学的温情、美感与能量。自从多媒体课件介入课堂之后，经历了翻转课堂、智慧教室、平板教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花样翻新的信息技术手段的轮番炒作，现代化信息技术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了我们的课堂。问题是，现代信息技术介入课堂教学究竟有没有限度？我们不反对现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但我们不赞成毫无节制地让课堂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跑马场”，不赞成现代信息技术肆无忌惮地对课堂的“侵袭”与“欺凌”，不赞成教师离开现代信息技术这根“拐棍”就“不会走路”、不会上课、不会育人的“荒诞”现象。现代信息技术对本质上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当然也不是信息工业）的教育教学的深度“殖民”、无节制“扩张”，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能够未卜先知吗？我们做好预案准备了吗？我们具备了纠偏和匡正的能力了吗？与这种外在的技术崇拜相辅相成的，还有在课堂教学运行过程之中教师对轻车熟路的教学技法的过度迷恋和将学生随时随地置于工具地位的下意识、习惯性行为，相比较而言，这才是最为可怕的工具理性。难以计数的课堂中，教师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对教学技法的顶礼膜拜与沾沾自喜，还有随时随地在“彰显学生主体地位”的伪善幌子之下视学生为“工具”乃至“道具”的教学环节，令人忧心忡忡。一个个学生娴熟老练的角色扮演，其身后都影影绰绰闪现着教师的影子;一个个学生声情并茂的演说发言，其背后往往都是教师越俎代庖在捉刀、在导演、在排练。这些最能让课堂熠熠闪光的亮点，其实并不能经得起仔细推敲。在这些所谓的教育场域之中，学生充其量不过是教师手中的“牵线木偶”而已，不过是为了满足教师“荣誉感”和“成就感”的“工具”与“道具”而已。这，才是当前教育教学繁荣景象掩盖之下最大的危机和隐患，而且是有违教育伦理和教学道德的不堪之举。每每看到一节又一节华丽登场、花拳绣腿、过度包装、严丝合缝的所谓“公开课”与“研究课”上，学生被隐身在幕后的教师牵着鼻子走，心头总会升腾起无尽的悲哀，不禁要问，谁来关注和过问一下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些司空见惯却危害不小的隐形“盲区”呢？

譬如，课堂教学检测与学习质量评估技术的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拖了教学改革的后腿。相当数量的教师，在终其一生的职场生涯中，都不具备独立自主地、原创性地命制一份高质量的学科试题的能力，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而且很严重的缺憾。很多教师不仅不会自主出题，而且也不具备对考试结果进行科学化解释和针对性使用的能力，这在无形之中就大幅度压缩了考试对教育教学正向引导的空间，让学生在有量却无质的茫茫题海中苦苦挣扎、备受煎熬，不仅大大加重了其学习负担，而且严重影响到其身心健康及对教育教学的切身感受，贻害无穷。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是解决教师命题能力与解释水平均不乐观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时候了！

如果在此番“双减”政策感召之下，我们全面梳理和直面课堂教学中更多、类似的沉疴痼疾，一揽子考量、通盘性处置、系统性解决的话，则善莫大焉、功德无量，一定有助于重塑教育教学的生态，亦有助于增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获得感和教育幸福感。

二、怎样才能消解教师对于改革的习惯性“阻抗”

培训没了，作业改了，考试少了，教育收敛起以往的过度浮躁、功利、脱轨、扭曲之气，开始回归本源、回归初心，一个开局良好、风清气正、遵循规律、以人为本的教育生态环境值得我们期待。

“双减”政策，顶层设计，基层落实，科学谋划，循序渐进，雷霆之势，全力推行，成效初现。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一项触及众多攸关方既得利益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逆水行舟、披荆斩棘，艰难险阻在所难免，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预案筹划。

社会、家庭、学校一脉相承，各司其职，相互交融，构成一体化的宏观教育架构。目前，在“双减”政策的威慑与规范之下，一度失控和失衡的局面开始得到扭转。社会培训机构该干什么，学生家长该干什么，学校该干什么，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像今天这样得到深刻省思。省思是行动的先决条件。社会培训机构是素质教育的有机补充，而非扮演让应试教育雪上加霜的“影子教育”的角色;家长扮演的是“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安全港”和“风向标”的角色，而非相互攀比、加剧“內卷”的“剧场效应”的角色;学校则扮演起托底尽责、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专业机构的角色。这其中，学校肩负的重任更为沉甸甸。如何才能让学校在“双减”政策实施中成为熠熠闪光的教育高地？置身其间的每一个教育人都责无旁贷，都需要审时度势、拷问自我、身体力行、做出表率。

学校作为教育专业机构，教师作为教育专业人士，通常来说，理应成为“双减”政策的“忠实拥趸”和“践行主力”。然而，事实恐怕未必如此，已然推行了20年的课程改革就很能说明问题。很多学校、不少教师，出人意料地反而成了以追求真教育和好教育为鹄的的教育变革的阻抗与障碍！缘何如此？在整个社会变革尚未系统跟进和有效呼应的情况之下，单枪匹马的教育改革，且不说在教育圈子之外很难掀起众口一词的支持浪潮，即便在教育圈子之内也很难得到真心实意、感同身受、自觉自愿、同声共气的响应与支持。这固然与不到位、不匹配的评价和保障体系有关，更与每一个教师个体难以走出“职业舒适区”不无关系。任何教育教学改革，都意味着对教师的“职业舒适区”的冲击和挑战，职业舒适区对于教师来说无异于最大的利益所在。教育改革所面对的不仅仅有出自教师个体对自己物质利益（包括名利）“下意识”捍卫所造成的阻抗，还有教师出自于对未知且不确定的改革充满恐惧、生怕“动了自己的奶酪”、生怕走出多少年习以为常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应对的职业舒适区的“潜意识”。这种“下意识”和“潜意识”，恰恰会成为消解改革力度和成效的症结所在。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可以让改革在实践中得到调适，起到“减震器”和“缓冲带”的作用;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则会让改革在实践中“变形”和“走样”。以课改中的教师阻抗为例，立此存照，殷鉴不远，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考量如何消解教师在“双减”中的阻抗作用。

赋权、赋情、赋能，无疑可以成为消解“双减”中教师阻抗作用的一剂良药。赋权，办好教育大势所趋，既然能大力张扬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何不能旗帜鲜明地大力弘扬教师作为专业人士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呢？什么是“大先生”？有主人翁地位，以上好课作为追求的教师，才配得上“大先生”的桂冠;赋情，带着感情办教育，带着感情尊重教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维护教师切身利益，不断提升教师从业待遇，为教师更好地教书育人排忧解难，这才是教育决策者的本分;赋能，让优秀的人才走上三尺讲台当教师，让教师在每一个难以做到外力监管、相对封闭自主的课堂空间中凭着良知和才华演绎精彩，这就需要不断提升教师应对教育改革挑战、为学生终身发展负责的专业能力，吸纳先进理念，学会教书育人，优化课堂环节，提升教学质量，“提质”理应成为“双减”的标配，“减负”必然要与“提质”同向而行。

总之，“双减”是一个需要持久发力的系统工程，其真正落实一定离不开身体力行的每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成员，尤其是负有专业重任的教师。教师在“双减”中应有作为，且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山东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