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芹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这所乡村中学度过的。五年后，师范毕业的我被分配到这所学校，成了一名老师，工作了4 年。

学校西墙除和医院相邻外，前面一览无余的操场还和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西山”的低矮丘陵毗邻。我们经常趁着自习课偷偷翻墙过去，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一人自在地游荡在山林间，感觉这里的一切全是我的。世界很大，也很小。偶尔我会在林间看见一座小小的坟墓，他们劳作一生最终只占了这样一片小地方。他们生前都是和我的父母一样的人，我对他们只有敬重。我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我的公公婆婆也相继安歇于此。

我很少去关注一墙之隔的那所乡卫生院，我瘦小、灵活、健康，和医院没有牵扯机会。那个安静的、充满沉重气息的地方，被我远远地抛在脑后。我关注较多的是学校北面的粮管所，除了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粮食，它还在一间屋子开了一个面向大路的门脸，天天卖蒸得暄软的白面馒头，那种香味直往我的鼻子里钻，我清楚地听见肚子“咕咕”的叫声。白面馒头是当时我们对于美食的终极想象。

校长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热心地给我介绍了一个同校的男老师。男朋友（后来成了丈夫）的父母都是隔壁乡卫生院的医生，一个内科，一个妇产科，丈夫的童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后来医院在西边盖了职工宿舍，一堵石墙将医院和宿舍分成东西两部分，他们家便从医院搬到了宿舍。两间正屋，两间配房，一个狭长的小院，这是标配，一共十套。十户人家搬进去，大人笑，小孩叫，立马热闹起来。夏日的傍晚，下了班的职工们三三两两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聊着家长里短。

结婚后，我经常出入医院和医院宿舍，渐渐习惯了来苏水的味道，习惯了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打招呼聊天，习惯了丈夫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卫生的高标准、严要求。

我喜欢站在医院的楼顶，看着医生和病人在楼下出出进进。平时，普通人是很少进入医院的，它们隐藏在日常生活之外，只有有病的日子才会进入生活。病人來自周围村庄，打药中毒的，喝农药自杀的，劳作时扭伤的……他们戴着草帽，穿着溅满泥浆的衣服，挽着裤腿，被人搀扶着或被平板车拉着，送进了医院，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医生也大多来自周边乡镇，且近亲“繁殖”。那时允许接班，父母退休可以让儿女接替。丈夫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在乡医院工作，该接的班都接完了，到了排行老三的丈夫这，只能自谋出路，自谋出路的结果是丈夫后来考上师范当了一名老师，如此，皆大欢喜。

都是端铁饭碗的，医院职工和学校老师成了婚配的最佳组合，便有热心人撮合，我们那一批分配的两个男教师先后找了医院的护士，才子佳人，花前月下，花是西山的野蔷薇，月是简陋的乡电影院，走上几个来回，便开始筹谋婚事，两对新人商量好了似的前后脚结婚，卫生院宿舍和学校宿舍连着几天红彤彤一片，也算是当时小小乡镇的一段佳话。

1994 年10 月，女儿就在这家乡卫生院出生。婆婆一辈子接生了无数的孩子，但我生孩子那天，婆婆却安排了同科室的张姐为我接生。医者不自医，接生也是这样吗？但我从没就此事问过婆婆。

女儿小时身体弱，不是今天咳嗽，就是明天发烧，我抱着她三天两头往卫生院跑。很长一段时间，女儿一看见穿着白大褂的人，即使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姑姑大爷这些至亲，也是避之不及，好像他们对于女儿不是善良的天使，而是舞着大刀的“坏人”。

2008 年，因乡政府的搬迁，乡卫生院随之也搬到了十里外的新址。如今，那所老乡卫生院已面目全非，改作他用，隔壁的乡中学却大兴土木，建了新楼，修了新操场，开了新南门，物非人非，我远远地看过几回，却没有进去过。我的青春随着它们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