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刚 水金辰 吴慧珺

北方某地曾发生为赶进度完成造林指标，当地政府在2万多亩将熟庄稼地上开沟毁粮，造成轰动一时的“毁粮造林”风波。除了上演“让抓造林就毁田”的事件，基层也出现“让抓发展就拔树”的怪事。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期曝光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管理区内自2016年以来毁林种参面积1.6万余亩，违规在防火隔离带种参1.1万余亩，导致小兴安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为解决甲问题而产生乙问题的情况，在常态式基层治理中并不鲜见。大别山区某乡长反映，国家推动农村改厕工作，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可到了地方，却被要求全部建水厕。水厕对环境保护和预防疾病传播固然有好处，但冬天水厕上冻，没法使用，当地一度出现新的如厕难。

顾此失彼，“按下葫蘆浮起瓢”，还反映在基层治理中的种种极端化措施上。东部某市辖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平时不作为，等到要考核问责时搞“一刀切”，数百家板材企业集中停产，企业主啧有烦言。在疫情防控中，有地方从挖坑断路到把个别不配合工作的住户家门焊死，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为人诟病。

政策落实“旁生枝节”，暴露了当前基层治理的短板。

一是单兵突进，缺乏统筹性。一些部门只从自己分管领域出发，提出的工作要求单看或许没有问题，但合在一起就让基层很难办。

二是机械执行，缺乏灵活性。专家表示，当前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直接套用文件，甚至不管上级政策的初衷和本意，层层加码，指标开路，出现一些极端行为。

三是思维惯性，缺乏创造性。（摘自《半月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