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著于1930年，是作家威廉·福克纳十分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品之一。故事主要讲的是女主人公艾米丽悲剧的一生，一位古怪的老妇人拒绝接受时间的流逝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和损失。这样一位没落贵女是如何在男权专制的社会中由被动接受父权掌控，到丧父后主动争取女性幸福，再到为了守护尊严与爱情不惜以极端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凄凉的一生的呢？关于艾米丽悲剧原因的分析，多数学者着眼于外因，即宏观社会环境，忽视了女主人公艾米丽其内在软弱的性格因素对其悲剧式结局的影响。从根源上说，艾米丽悲剧式的结局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通过分析其内在的性格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性所处的艰难境况。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泛指所有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除了女作家的作品外，还包括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有关妇女题材的优秀作品。”（钱虹2008）“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试图解释，在特定文化中，由于性别不同而导致的权力失衡是如何在文学文本中被反映或受到挑战的。”（古尔灵1999）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主张为理论依据，结合文本细读，解释导致女主人公艾米丽终其一生悲惨、孤独、空虚的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父权主义的压迫

故事的主人公艾米丽性格冷淡，不善交谈，过着离群索居的孤僻生活，艾米丽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年轻时，专制独裁的父亲赶走了所有追求她的青年人，全然不管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想法。父亲死后，她爱上了一个名叫霍默·巴伦的北方人。当人们认为他们要结婚时，霍默·巴伦却失踪了。从那以后，艾米丽更加孤僻了，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只有一个仆人为伴，一直到去世。当人们在她死后打开她的房间时，他们发现霍默的骨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显然已经死去多年。联想到艾米丽曾去药店买过老鼠药及霍默失踪后艾米丽房间里传出的怪味，凶手不言而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艾米丽的悲剧呢？答案呼之欲出：一个是当时南方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的法则是，女性该像“雨中的猫咪”一样弱小，该受到禁锢与压迫，是不该拥有话语权的;二是贵族传统，包括贵族在内的人们，认为贵族是南方的一个象征。贵族不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们不能爱上或嫁给一个普通人，尤其是一个北方人。女性和贵族的双重身份，紧紧地限制了艾米丽的生活与思想，使她遭受了沉重的痛苦与压力，最终她不得不杀死自己的情人，满足自己对幸福的幻想，堵住外界的悠悠之口，以确保其女性主体的地位。

女性主义批评家“研究社会如何塑造女性对自己、社会和世界的理解”（古尔灵1999），作为女性，艾米丽先后听从她的父亲和爱人的摆弄。她生活的南方社会是父权制社会，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就是待在家里，赡养老人、服侍丈夫、照顾孩子、操持家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被动的、软弱的、无力的，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男人在生理、心理和情感上都控制着女人，女人是完全依赖男人和属于男人的。遵守传统习俗和道德标准是女人的准则，否则，她们就是邪恶的、有罪的、肮脏的。艾米丽就在这样的宏观语境下长大，艾米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南方男人，严厉、自私、骄傲、说一不二、感情匮乏。他把艾米丽限制在大房子里陪他。他赶走了所有追求艾米丽的青年人，使她成為一个没有爱情和婚姻的孤孤单单的女人。艾米丽的生活在他的绝对掌控之下，甚至他死后还将艾米丽的生活控制在他的阴影之下。就像故事中所描述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他们看成静态画面中的人物：身材苗条，身穿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站在后面，她的父亲叉开双腿伫立在前方，手持马鞭背对着她，他俩的身影恰好被一扇向后开的前门嵌住”（Brooks & Warren 2006），女主人公艾米丽“瘦弱的身材”代表了她的无助，“白色”代表着她的纯洁和纯真。然而，她的父亲，“叉着腿站着”显示了他的专横;“轮廓剪影”则暗示着艾米丽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阴暗的一生;“背对着她”象征着艾米丽在他面前话语权的缺失;“抓马鞭”则象征着绝对的无可撼动的父权。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人类要首先破除男性中心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女性看成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才能帮助女性从男权社会的桎梏和失语中摆脱出来，建立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不平等关系”（何森梅2014）。

父亲的专制一方面限制了艾米丽，另一方面则让艾米丽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父亲的骤然离去，使艾米丽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她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浮萍，在周围人议论的汪洋里浮沉。拥有了话语权，慢慢习惯了独居，艾米丽终于开始主宰自己的生活，正如故事中提到的“再见她时，她已剪短了头发，小姑娘打扮，那样子有点像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有些悲伤，有点肃穆”（Brooks & Warren 2006）。而正当她满心欢喜地想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时，她爱上了霍默。类似的悲剧又上演了，她开始依赖这个男人，就像从前依赖她的父亲一样，但最终又被抛弃了。霍默是一个开朗、善于交际的人，与艾米丽不同。艾米丽对这样一个“临时工”的爱，体现了她走出家门，开始新生活，摆脱贵族身份带来的压力的决心。然而，他“不宜结婚”（同上），和艾米丽在一起也只是为了找乐子。他认为，和大家口中高高在上的那样一个南方女人出去是一种骄傲，似乎艾米丽只是一件他带出去同伙伴炫耀的物件。“霍默巴伦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那只手握着马缰和马鞭”（同上），霍默的“歪帽叼雪茄”表现了他对艾米丽的爱是轻视与漠然的，“缰绳与鞭子”代表着无可撼动的男权，再次把艾米丽禁锢起来。自此，艾米丽又重新回到了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父亲的死对艾米丽是个严重的打击，生活的压力及周围的议论让艾米丽变得敏感脆弱，她无法再次承受霍默这一生命重心的离去。因此，当霍默真的提出分手时，艾米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她开始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来反抗命运：把霍默毒死，这样他就永远无法离开自己，只属于自己一个人了。

波伏娃（1998）认为，“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许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这就是周围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大家一致同意，找丈夫，或有时候是找一个‘保护人’，对她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她看来，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对他也是这种化身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处在主要者层次上的”。换句话说，在一段两性关系当中，男性与女性对对方的需求是不平等的，女性的需求似乎总是次要的。具体来说，艾米丽对霍默浓烈的爱与霍默对艾米丽轻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男女需求的不平等。“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钱虹，2008）因此不难看出，在当时主流男性社会下女性惨遭抛弃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霍默的始乱终弃不过是当时社会下众多女性悲剧的缩影。

二、身为小姐的贵族地位

艾米丽的悲剧不仅是由她所生活的父权社会所主导的，也是由她的贵族身份所主导的。她的父亲赶走所有青年人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没有人能配得上这位贵族小姐。小镇上的人们认为“艾米丽小姐代表着一个传统、一种职责，她既是人们关注的目标，也是全镇传承下来对她应尽的义务”（Brooks & Warren 2006）。周围人崇拜、尊敬艾米丽，因为她对人们来说是一座承载着他们对旧南方生活向往的纪念碑，是他们曾经辉煌过而现在再也无法重现的过去。在他们看来，艾米丽就应该像一位真正的贵族小姐一样待在家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贵族生活。但她竟然爱上了一个北方人，“这是镇上的一大耻辱，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同上），这严重伤害了市民的感情，是市民所不容的。当市民们听闻她买了毒药时，他们认为她可能是要自杀，甚至认为这会是“最好的事”（同上）。他们认为，如果这样一位贵族小姐嫁给了一个“临时工”，他们小镇，甚至整个南方社会将会为此而蒙羞，艾米丽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辱没了南方社会的美名。

在霍默“走”后，艾米丽变得更加孤僻，传出的任何动静都能够成为周围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当她房中传出怪味时，人们想当然地把它与艾米丽三十岁未婚联系到了一起，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多了一件饭后消遣，没有人将其放在心上。直到艾米丽去世，“人们才真正为她感到难过……因为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同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价值只有婚姻。若艾米丽是个孤僻的绅士，即使终身不娶，世俗的着眼点也不会仅限于她的年龄与婚姻。在當时的主流社会中，女性似乎成了婚姻的代名词，周围人给她贴上三十岁未婚的标签，用异样的眼光看她，时不时念叨着“可怜的艾米丽”，这让她越来越渴望婚姻，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此时的她更是断断不能接受爱人背叛、婚姻成空的现实的。在艾米丽去世时，“妇女们呢，则大多数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同上）。自始至终，从没有人关心过艾米丽的幸福与快乐。

这种全民心态对于艾米丽的“道德绑架”和周围人冷漠窥视的看客心理，导致她对周围人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艾米丽离群索居与自我封闭的孤僻做派，间接促成了艾米丽悲剧的一生。

三、艾米丽的反抗

当艾米丽注意到霍默要离开她时，她想到了即将面临的无边无际的孤独和铺天盖地的议论。为了保持她的骄傲，尤其是贵族的骄傲，她选择了极端的保留幸福的方式—永远地把他留在床上。艾米丽最终留住了霍默，但艾米丽胜利了吗？这似乎是艾米丽的胜利，毕竟她终于鼓起勇气挑战了男性主导的社会，勇敢追爱。实际上，她是失败的。通过谋杀这种留住霍默的极端方法，艾米丽得到的并不是她想要的幸福。因此可以说，艾米丽并没有打破男权统治，她只是男权社会的又一个受害者。玫瑰代表着艾米丽生活中所缺少的爱和幸福。出于对艾米丽的同情和尊敬，作者献上一朵玫瑰，祝愿艾米丽在天堂里有爱，生活幸福安宁。

综上所述，艾米丽的悲剧是在其性格、男权重压及周围人冷漠窥视的看客心理的多重作用下造就的，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当时男权社会下众多女性悲剧的一个缩影。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艾米丽悲剧式的人物虽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在生活中某些人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艾米丽极端心理与行为的一丝影子。了解这一人物原型，剖析其悲剧式结局的心路变化历程，帮助读者更好地矫正人生态度，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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